【禁书】《血纪》下集(67)

【新唐人2011年12月27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五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二节:闹嚷嚷的达标(上)

1984年,重庆农用汽车厂正处在发财的时候。不过在那汽车特别缺的年代,只要有生产许可证,装上四个轮子,一个发动机,再装上一个车身,再蹩脚的汽车都能卖钱赚钱的。

刚从饥饿中活出来的农民,从三自一包的土地上收获了粮食,基本上解决吃的问题以后,便把眼光转向城市里挣钱的“付业”。跨出家门的农民盯上了在马路上来回奔跑的汽车,十分羡慕坐在驾驶室把鼻子翘上了天的司机。

挤在手扶拖拉机上冒着翻车危险的农民,梦想自己有一辆普通卡车跑运输,用不了一年就可以挤进中国第一代的万元户。

然而要走这条致富的路,可不比养鸡养鸭投入饲料的小本买卖容易,他们手头至少得有几万元买车的钱,这对刚刚吃饱饭的农民,好似海市蜃楼。

正好就在这一年的十月,国家银行向个体农户发放了低息贷款,凡持有地方政府的证明,所有的农户都可以贷到他们所需的钱,那些做着“运输”发财梦的农民,终于得到了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

排着长队在国家银行贷到款的农民,匆匆背着钱袋,挤到有卡车出售的工厂或商场,农用汽车厂平时十分冷清的销售部窗口下,很快排起了长长队列,过去很少人问津的农用车,一时变成了紧俏货,车库里停放的车早己售完,那停放在车间过道上,遍体锈蚀的将报废的车被争抢着。

有一天,我见一个背着钱包的农民,正将一个上了车正在发动的人从车上拉下来,并大声喊道:“这车我已交了预付款,是我要的。”那被拉下的人跳下车后,气势汹汹向对方吼道:“我刚才交了钱,是这位大哥叫我提这辆车,你凭什么拦我?”他用手指着不远处站着的发车员。两个人互不相让,抓扯着,像公鸡打斗似的直着脖子。

这时那发车员走了过来说道:“我可得给你们说清楚,谁要我不管,这车交给你们发得动,开得走,成色虽然旧了点,可是你们自己争着要的,今后出了问题别找岔子,说什么质量不好要退车的话,我一概不认”!

那已拿到车钥匙的农民,连忙从他那刚才装钱的帆布包里取出一包精装的“大前门”来,向发车员递过去:“大哥,你说那儿的话,这车我是要定了,现钱现付,整整六万元,你是开了票的,现在冒出这个人来,你给评评理。”

发车员接过香烟,对着那抢车的农民吼道:“谁收你的预付款,我可没听说,你还是乖乖的去排队吧。”发车员的裁判,看来是那包大前门的作用。

“不,大哥我上个星期就来了,就怕到款提不到车,专门找段科长预约好的,就是这台车,你不信段科长还在办公室可以当面对质。”抢车的农民摸出了打火机,打起了火,向那嘴上刁着大前门的人递过去,还想竭力的挽回败局。

我环视了一下周围过道上平时排列着的车已经腾空,地面上留下了几摊机油和从车身上剥落下来的铁锈,再看看这台两人争抢的车,兰色的漆已经发白,底盘上的黑漆已经锈蚀,少说也是在露天存放了一年的。这样的车开上路,没有人能保证它不抛锚,再碰上这些初学驾驶的黄司机,今后难保不会扯皮。

“算了吧,这车已是人家的了,你还是另外再卖一台吧,段科长既与你有约在前,他一定会安排的,说不定你买的比这台车好得多。”中间人最后作了裁定,抢车的农民只好提着胀鼓鼓的钱包,向着销售科办公室走去。

看来农民抢购卡车的热浪正在这家工厂盘旋,随着这股抢购风,原来只值五万元的农用车,一路价格节节攀升。仅销售科公开亮出的牌价,以增收购置费,手续费,付加费等名目,两个月就上涨到七万一台。

有的农民刚刚才从库房接过手的车,便会有人以高出买车人两千元的买价,从他的手中把车接过去。有人盯上了这汽车转手买卖的生意,一辆车转手之间便可以赚到两三千元。这年代,以“万元”作致富的标准,转手之间不费一点气力便能成万元户,可谓小暴发户!

李友可是交了好运气,汽车的紧缺,为汽车制造厂创造了比其它机械加工厂优越得多的条件,在他上任时碰到了这机会,如果指挥和组织生产不失误,这家工厂可以在一年甚至更短的时间改变亏损局面,由一个职工住烂窝棚的穷厂变成名符其实,人人羡慕的富厂,可李友在想什么呢?

他首先对本厂生产的汽车颁发“汽车供应券”,这本来就是从共和国的票证学来的,对供不应求的产品发供应券是大陆的常规。

然后在厂长常务会议上作出决定,以对外联系业务的需要为名,为他和负责销售工作的付厂长每人提供了几张汽车供应券。

这个决定立刻引起了其它付厂长的反对,“状”告到了新上任的党委书记那里,为了摆平这件事,李友决定给每个厂级干部也发几张汽车券。

厂长们暂时搁平了,却将刚刚卸任不久的厂长殷某的红眼病引发了,于是他一面暗示李友,要求从新‘分赃’,一面指示他的儿子殷老大,到每个厂长那里,私下以每张附加价格收买这些汽车券。

在殷老大软硬兼施之下,给厂长发的汽车券被他收买了一大半。胆大包天的殷大公子,将这些收来的汽车券加价,在离厂门不到五十米的地方,出卖给那些排在队列后面,又急于求购的农民。

一张汽车券,在殷老大转手之间,便凭空赚了几千元。一个倒卖汽车券的黑市交易市场,就这样在工厂大门的侧面公开的营业了。

这段时间,中国已形成了专门从事倒卖为业的特权阶层,并且还形成了一个以这种官方为背景的倒卖市场。掌握了物资的特权阶层使倒卖合法化。老百姓给这种一经转手,就得到巨额利润的“爷”,专门起名为“倒爷”。

经这些倒爷之手,控制着刚刚起步的市场经济,控制着国计民生。

开始,倒爷成立公司,经政府批准正式做起了生意,凡百姓紧缺的日用品,大米、食油,甚至肥皂火柴,后来发展到成吨的钢材,汽车、彩电,那生意越做越大,公司也越来越大。这一切只需要一个先决条:“批条”。

“批条”只能由各级官吏开,大倒爷靠大官得到大买卖批条,小倒爷靠芝麻官得到小买卖批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靠了这种不受大众监督的政体,成了贪污的温床,“倒爷”们的乐园!!

这一时期,对于汽车彩电等等国内紧俏物资的倒卖,已成了“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原始积累。像殷公子做点北泉汽车票的小买卖,确是小巫见大巫,消息证明,到了1985年己有军队替走私货护航保驾,保驾的走私货巳由百货发展到枪械、毒品且发展趋势惊人。

面对十分严重的投机,贪污,腐化堕落,中共各级政府不时抓几个替罪羊,在向全国的小倒爷们打招呼的“宣判”大会上,真正的大倒爷便是大会的主持人。他们依然架子实足的在电视节目上,振振有辞的作着振兴中华,维护社会稳定的报告,摘几顶奴才的花伶顶戴给百姓做做样子。

在这样的大好时机下,老同学召开了厂长会议,我们办公室的王主任开会回来传达说,企业要立即进入三级“达标”验收,现在全厂人员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全力投入这个中心工作。从那时起工厂的广播里天天宣传这个中心工作。

所谓“达标”是指工厂在管理水平,生产能力,职工素质,利润指标达到国家对企业三级的要求。

达了标的企业在国家货款,更新设备,职工宿舍申报和增加工资,奖金发放上有诸多好处。而本厂这种萎糜不振,工人们干活磨洋工;办公室里看报纸,喝茶和吹龙门阵,都必须在达标运动中统统克服。

在奖金的刺激下,在一再讲明三级“达标”关系大家切身利益的鼓动下,一场我从未见识的“运动”,便在工厂沸沸腾腾开展起来。

总工办在这次“达标”运动中是全厂核心组织之一,大家忙碌的搬出过去制定的工厂管理条例,在市机械局派出的临时工作小组指导下,按当时市机械局认可的江北机械厂的管理“本本”,进行“整改”:抄写他们的工厂方针,从管理部门的设置以及职能的确定,到各种原始记录的存单和报表,无不连夜连晚的进行腾写,印制。

最困难的是,必须赶紧补上从来没有做过的原始记录和报表,例如,设备利用率,原材料消耗率,工时利用率,以及成本核算的原始数据原来是根本没有的。我们的任务是要让验收工作组在验收时,可以根据这些“原始记录”,来核实工厂是盈利还是亏损。

根据原材料和配件的质量文件和制造过程的现场记录,检验报告来证实生产出来的都是名符其实的合格品。在几天内凭空仿造江北机械厂的兰本,伪造记录和单据,便成了我们的中心工作。

这本是中执政的法宝,毛泽东就是用欺骗和伪造愚弄百姓整整二十八年。

邓小平讲“实事求是”是讲他继任的是一个烂摊子,用一穷二白,以否定毛泽东的形势大好。但是为了愚弄民众,这欺骗作假的传家宝却一直没有丢掉。政府部门如此对付国际与论和老百姓,企事业单位如此来应付政府,相沿成习,不用怕“一经查出,国法不容”。

只是所有的记录,单据法票,文件要前后一致,有名有据,这编假伪造的工作量就不小了,为了保证在规定的“验收”时间内按时拿出来,厂长办公会议作了硬性规定,凡在规定时间内拿不出这些“假”证据的,一律扣除奖金。

于是,所有的职能部门从经营办公室,到车间负责统计的人员,动用了所有的人手,加班加点赶制这些“验收”依据。这段时间,办公室里平时喝茶吹牛的现象收敛了,连工会,党委办公室,这些平时闲得无聊的部门,也被组织起来成为“督战队”,不分白天黑夜参加了这场“战斗”。

整整忙碌二十多天,各办公室常常终夜灯火通明,一般的都要加班到晚上十二点,这可苦了我这个既当爹又当妈,又工作的三位一体的人,除了白天加快了接送孩子的脚步,晚上加班时,我只有临时的把孩子托咐给隔壁的刘大妈。好心的刘大妈也乐意帮这个忙,靠了他才解了我二十多天的加班之忧。

正当全厂准备迎接达标的验收准备工作正酣之际。有一天晚上,大约已是一点钟了,突然从总务科传来了一阵嘈杂的人声,听去像有人在打架,又像有人偷东西被人抓获。

不到半小时,一段头号新闻便在黄色大楼里传开了。下去的人在总务科的办公室门口看见,三个老工人正在抓打着小舅子,有人在厨房里找到了一根绳子,准备将他就地捆扎起来。而办公室的灯光下面,站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看热闹的年青人,一眼就认出了那分明是财务科的核算员。

一个小时后,值班的纪委书记,叫开了三合院李友的宅门,将这个丑闻告诉了他,并且讲黄色大楼已因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

尤其是总工办,要求当场将二人扭送到派出所。李友不得不立即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将舅子撤职,并将他开除工职留厂查看,至于那女人只能严办了。

第二天下午,全厂职工大会在农汽厂后院大坝召开,老同学在会上痛骂小舅子在全厂验收定级的关键时刻,做出这等破坏验收工作的蠢事,并将对二人处理决定,当众宣布。第二天以厂长办公室名义,向各职能部门和车间发出印刷好的处理决定,以示他秉公执法的决心。

正愁闷之际,机械局来了电话,通知他,工厂验收工作组,决定在国庆节后,进厂验收。

“国庆”节刚过,厂办工作人员身着清一色笔挺的西服,站在工厂的大门边,振耳的鞭炮声,迎接着几辆从云泉路上徐徐开来的轿车,大门左侧立着一块足有两米高的巨幅标语上写道:“热烈欢迎上级领导同志光临我厂指导工作”。
正对大门的黄色大楼房檐下挂着二十多米长的红幅,上面写着:“全厂职工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和饱满热情,迎接我厂达标验收的顺利完成。”

销售公司的门口仍排着长队,但已经增设了几间接待室,买车的用户可以在那里休息洽谈价格,并签订合同,办理提车手续。工厂门前的那个“黑市”被厂的保卫临时驱散,不知到那里去“暗箱”操作了。

黄色大楼已打扫干净,粉刷一新。会议室从新换上了新的办公用具,各车间的泥墙上都被“整容”,用石灰水从新粉刷,雪白的墙壁上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所有的办公室都把各自的职能条规,框在镜框中挂上了墙。

所有的车间大门、过道、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并在墙上和刚刚添置的玻璃灯箱里,贴上各种工种的操作规程,劳动纪律和安全条例。

三级企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验收的评分怎么打?怎样演完这场验收戏?这对于刚刚进厂的我全都一无所知,而且我敢说凭我的直觉,就是这家工厂的大半老职工也绝对弄不明白。

大家担心塞给验收组的那些赶制和伪造出来的“资料”,会不会被明眼人识破?使二十多天来的辛劳功亏一篑?
大家心里明白,工厂依然是一个月前的那个设备陈旧,管理焕散,编制超员,工人消沉,产品低劣的老样子。只是老叫化子临时的换上了一套新装而已,它的本体无论如何都无法达到“三级”所规定的那些标准。

工厂所以出现短期的兴旺,纯粹是国家向农民发放贷款促成的,与报表上、资料上显示的数据、记录风马牛不相及。

至于验收工作组嘛,都是些经过局里挑选的处理“假材料”的好手,他们对企业上演这种假戏非常熟悉。何况那些手册,报表、摆得清清楚楚,验收的标准又统统上了墙,那是气氛极好的舞台。

余下来就只要厂级领导工作“做到家”就行了,经过厂长工作会议研究,验收开始的那一天,厂级领导全体出动,隆重接待验收评定小组的全体人员,安排最好的宾馆和最好的伙食。对于娱乐,验收过程中,都分派了小姐相陪。加上对验收组成员,准备了一份不薄的“红包”,三级达标万无一失。

验收工作组进厂的第一天下午,老同学主持了一个场面热烈的欢迎会,当时还没有摄相机,厂部的五部照像机和广播室的录音机全部出动,第二天便从广播里传出了李厂长主持欢迎的致词,那声音高亢而乐观:“工厂近两年来,由于形成了一个团结务实的领导班子……”

他介绍着自己的工厂,但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他同所有副厂长的貌合神离的实况,这种关系成因于制度,他们不必为工厂的生死而过虑。所以从名义上讲,他们与工厂的头是“平起平座”的。动辄可以指责企业的“法人”,但又决对无权控制他们,貌合神离便是工厂中必然的厂群关系。

那李友继续在喇叭里喊道:在领导班子,实干苦干和务实精神的带动下,全厂一千三百职工拧成一股绳,扎扎实实推行了工厂方针和基础工作,推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有力促进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一连串八股式的废话,见于报纸,闻于广播,实在是浪费听众的时间。

接着是编了一大堆谎话:“我们的职工每天都满负荷工作……今年迄今为止已装车八百台,预计年内将突破一千台大关……在年产量达到五千辆的能力时我们会把上级验收组的领导们,再请来为我们厂验收二级达标。我们一定会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

李友的结束语激动而有力,坐在前排位置上的王主任说:她看见他那时对着麦克风的脸通红通亮,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他带着微微的颤抖,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说他在公开的撒谎,其实也不全是,例如职工们满负荷工作,加班到深夜就讲的这两个月来的实情。

不过,这加班所干的事是决不能公开的。工厂年产究竟多少,谁也没有核实过,估计也是事实,就是说今年这横财到来时也才出车一千台。按正常的利润,每生产一台车三千元,每个职工每人平均只有0.7台,年收入2000元,平均每月150元,有什么好炫耀的?

可惜即使这样容易的计算,也没有人去算过,靠正常收入来算,今年工厂的利润总共不到三十万,何来两百万的利税?这一点,银行也是容易计算的,然而两百万的收入肯定是胜券在握,否则老同学也不会在那里吹大牛。

至于老同学最后的豪情壮语,纯属自我欺骗。然而国家向农民的贷款能坚持多久?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有多少工厂都会挤到农用卡车的生产行列?农用汽车厂的内部管理竟如此空虚,空虚的管理能把这种高利润支持多久?老同学难道没有想过吗?

我一边听李友的演讲,一方面暗自为他捏一把汗,他果真在玩着自欺欺人的勾当,须知古人言“志”:“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尽青山卖,不用人间造孳钱。”然而今天“吹嘘”又是中共习以为常的作风。想想它的开国宗师当年如何在贫弱的中国土地上,向世界吹嘘实现了共产主义?

欢迎会开完,第二天验收组的成员在厂部指定人员的陪同下,忙着在各职能部门和车间翻阅那些“资料”,抽本厂人员询问,核对有关的记录、照片、报表,整整忙碌了三天,基本的分数都打出来了,李厂长又雇了豪华旅游车,安排验收组所有工作人员去大足、.统井等附近的旅游景点“放松”了三天。

一周以后,验收组圆满完成了这次验收工作,只等几天以后,由机械局正式根据评分结果发文,认定农用汽车制造厂经过“严格”的企业达标验收,正式成为市级合格的三级企业,工厂也升级为标准的国有企业。

李友为此,召开了全厂“达标暨欢送市验收工作团”的大会,厂门口响了半个小时的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机械局的局长将企业正式命名为市三级企业的证书交给了李友。随后。李友驱皇冠轿车跟在市达标验收组的轿车后面,开出了工厂的大门,结束了长达两个月“紧张”的验收闹剧。

然而,在这两个月里越演越烈的工厂内部矛盾,在工作组刚刚离开就迫不及待的爆发了。第二天,李友以总结达标为名,在厂部会议室召开了厂务会议,他一开始就用咄咄逼人的语气,公布了这次达标中各职能部门的扣分值。

总工程师下管的六个部门除总公办外还有设计科,工艺科,检验科,计量科,资料室,本来就是达标检查的重点,需要应付检查而伪造的图纸,工艺文件和质量记录数量最大,因图纸工艺文件的错误和不当最多,所以扣分多本是正常的。再说总工是厂长最得力的助手,李友对他应更多加帮助才对。

然而小舅子的丑事一直令他耿耿于怀,加上平时矛盾日积,使李友借验收小结机会,当着全厂所有职能部门训斥王重疏于职守,说总公办人浮于事,超编超员,无事可做。说王重千方百计把厂里的漂亮女孩子调进描图室,并且说他几次路过总公办时,都看到王重同描图员摸摸打打。

当着全厂中干的羞辱,使王重恼羞成怒,当即拍桌而走,退出会场以示抗议,整个办公大楼为之一振。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双方都向机械局告状。

王李二人的矛盾,已经表面化。老同学利用自己的权利派自己的侄女安排在描图室的用心,是人人共知的,李友为紧俏的农用车设制车券;并以“便于工作”为名为自己私分汽车券的事,被王重联合其它副厂长成功的将到嘴的肉拖了出来,使李友心中结下一个大疙瘩。

当然,厂级的头们何止王.李二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在日常工作摊派,安置“后门”,形成自己的小山头。在收买和刺探对手的隐私,各有自己的亲信,八名厂干八仙过海,对工厂巧取豪夺,早已不存在开诚布公了。

老同学在向验收组,吹嘘工厂“拥有一个团结务实的领导班子”,实在令知情者闻之嗤鼻。

第二天老同学将我叫到了他家中,询问王重在验收达标过程中有哪些言论?我说什么也没听见,老同学脸色很不好,我是绝对不愿意夹在两人中间当一方的枪使,古人有戒:“诤臣杜口为冗员,谏鼓高悬作虚器。”

想到在两人间,难以应对这种无聊内讧,第二天我便主动向王重请求调离总工办,到金工车间干点实事。得到王总同意后,便递呈了请调报告。于是,我便以一名普通技术员的身份调到了车间,脱离了总工办这个是非场所。

走进金工车间的第一天,我就注意到墙上张贴的那些应付验收的东西已经撤去,打扫干净的地面,重新是铁屑、垃圾满地,那刚刚粉刷的墙壁,又被霉气和废机油所污染,失去了光泽。

九点钟,我在车间主任陪同下,走到技术室门口,只见那左边的钳台上围着三四十个工人。一个中等个儿胖胖的中年人,正站在一米多高的钳台上,眉飞色舞的向围听的人“公布”刚从财务科透出来的“快讯”。

“昨天下午,财务科又给机械局开了五万元支票,财务科说,那是李友答应的验收咨询费,嘿!这些机械局当官的,工厂亏损的那一段时间,鬼都看不见一个,这几天,工厂的大门都要遭这些人挤爆了,你们数过没有,验收那天,工作组开来的轿车就是五辆,他们刚下车,李友就点头哈腰把他们接到泉外楼宾馆,中午在缙云餐厅开宴会,喝得醉熏熏的,晚上还要请跳舞,你们算算看,旅游、吃喝、加上红包,这些龟儿子,又从我们身上括了几万块走?”
经他这么一煽,人群议论纷纷,有人说:“机械局已经许下的,这次企业达标,李厂长年终就要分到一万元奖金”。有人说:“这次达标验收的最后一天,李厂长,在小车子里一次就塞给带队每人三千元……。”

当他发现张主任在听,胖胖的中年人解嘲的喊道“张主任,这次验收你分了几千?向大家坦白坦白。”那张主任笑了笑说道,“陈左派你在这里乱说,总有一天要遭李厂长炒你的鱿鱼。”

然而那胖子却越说越起劲,继续用大喉咙压倒大家的声音说:“昨天早晨,税务局的所长带了两个税官来,说工厂前几年亏损,免交了税钱,今年盈利得把这些老帐还清。李友怕他这一搅,会最后影响达标的结论,赶快把那所长请到泉外楼去,也不知悄悄塞了好多包袱才摆平。

殊不知那税官刚走,银行又来找李友,要他把去年欠交的利息一并交清,李友又赶快应付银行。这两件事还没有办完,那重庆日报和四川日报的记者,又在厂长公室等他,说要采访他。我看哪,采访这个宝器还不如来采访我陈左派,那李友上台几天,洋相出尽了,小舅子又不给他争气。”围听者哗哗大笑。

我忽然想到这几天销售科的紧张状态,他们因为缺货脱销。一再向生产科和车间催促生产进度,便下意识向装配后轿工段望去:

车间大门左边的落地车床前面,堆着一大堆制动鼓,工人还在那里悠然的抽烟。三台磨床和五台铣床的周围全被堆积满地的毛胚另件阻塞着。两名女工,好像在那里打毛线,前方排列的二十台C614和C612车床,只有几个床开亮了电灯,那里面堆积着杂乱的工件。

再往里看,三台摇臂钻床前面除了堆积的毛胚也没见一个人影。而车间最深处两台满身油污的坐标镗床前,则由堆成小山一样的差速器壳堆得难以插足。

在微弱灯光下,机床似乎因为年事已高又很累,静静的躺着不愿意启动。车间的左边一排钻床旁边堆满了制动器、后轿轴等等另件,点着灯却不见几个人影。一看上班的人几乎大半集中在胖左派所站的钳台周围。

看看手表已经九点半钟了,张主任催道:“喂,上班已经一个半小时了,该动得了,还围在这里吹什么牛?”人群才开始慢慢的离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一边走一边嘟哝着:“急什么?反正只有那么几个钱,这几天天天加班……”另一个附和道,“是呀!干活的是干活的,捞钱的是捞钱的,不管你干出多少来,赚的钱还不知道流到哪个的腰包里去了?”

一个女工,拉着他的伙伴催促道:“周燕,你还不快把你的床子赶快调好,昨天你整整一天停了机,一个制动鼓销子也没有车出来,钳工等着要装的,今天你再车不出来,这个月的奖金,全要被取消了。”

那被摧的女工却吼道:“你别装积极,前天晚上加班你跑到那里去了,是不是又去那皇冠舞厅找那姓何的,小心我告诉你老公剥你的皮。”于是两个嘻哈打笑地拉扯起来,向车间左边那排车床走去。

原先暗淡的车间,开始亮起来,几台洗床开始有气无力的运转着,工人们慢慢地回到自己的车床前,或钳台上去,一天的工作算是启动了。我回过头去看看技术室前面的钳桌上,那刚刚口若悬河发布“快讯”的胖子,还坐在钳桌上同几个老工人继续在讲这个月的奖金分配。

看到这样松散的工厂,又一次使我后悔,但这年头,到那个单位,那一个地方还不都一样?看今后怎么发展吧?于是提起装着绘图仪器和记录本的帆布包,随着张主任一起跨进了技术室。

那屋子里光线极暗,迎面一股霉气向我们扑来,仗着那办公桌台灯我看清了,屋里放着三张办公桌,里面的墙和门对着的地方,两张办公室桌前已坐着两个人。只有左面墙边的办公桌是空着的。

我们进去时门对面的那一位转过身来,张主任向我介绍说,他叫黄祥老师傅,看上去他的个子很矮,但非常结实,年纪与我相近,在总工办就听到关于他的介绍,知道他是工人出身,由技工提拔起来的技术员,颇有实干精神,是我今后长期合作的伙计。而另一位姓张,原是部队转业到地方来的技术员。

张主任出去以后,我在剩下的那张办公厅室上放下帆布包,打开抽屉,三个又肥又大的蟑螂在里面乱窜。抽屉也生霉了,我一边从屋外打了一盆水,洗擦着生了霉的办公桌,将帆布包里的绘图仪器,一边往里放,一边担心的说,这些仪器和书会不会今后霉坏,或被虫蛀咬?

黄师付向我介绍说:这屋子是靠山修的,与地下室差不多,已二十多年历史,修房子时我才进厂,每到下雨那墙上就渗出水来,当时正是灾荒年间,国家没有钱,在车间旁边傍山塔个砖柱棚临时用着。

我又抬起头来看,屋顶盖的石棉瓦,有几处已经破裂,看得见那里漏出来的光缝,于是我指着那光缝问道:“下雨天不漏雨么?”老黄回答道:

“这石棉瓦,早已老化,后勤科的维修工也不知来了多少次,他们说那石棉瓦是整块式的,要换就得整个屋顶都换,只好将就着,等到工厂挣了钱,把车间从新拆掉,可惜,从建新车间的话,已二十多年了,我的头发都等白了,工厂一直穷得连厂里的环厂道路都修不起。也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看到新的车间在这里从新站起来。”

他说时声音里很悲观,这可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人对工厂前途的估量。

“工厂今年赚了那么多钱,李厂长不是提了一个工厂技术改造的方案么,改造各个车间可是这个方案的第一内容。”我说道。

然而黄师傅却说:“你别相信他的话,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拆了车间又搬到那里去?何况这钱赚到那里去了?李友这个人,我已同他相处多年,他能干得出什么好事?除了安置他的亲亲戚戚他还能干出什么来?”

黄师傅介绍的李友为人和业务能力,大致与总工办所介绍的情况相吻合。

然而,福星高照,1984年农用汽车制造厂当年实现了100万利税,不仅顺利达到国家对三级企业这个指标,为李友涂上了一圈光环,在全国普遍的经营不振,亏损严重的国营企业中,鹤立鸡群的脱颖而出,荣登四川省1984年度四个盈利大户的光荣榜,李友碰上了最得意的时光……。

那些正为国营企业的困境,弄得市政府的官员一筹莫展的时候,记者便抓住了这个典型,频频来厂采访,大量报导农用汽车厂的“事迹”,以及不知道怎么拍出来的照片,把这家工厂吹得上了天,不但突破了重庆范围,还突破了四川省的范围,好名好利的李友岂可放过这人生一世,只此一回的风光时日?

他频频地和蔼可亲接待着所有来访的记者,李友的巨幅照片见诸重庆日报,四川日报以及经济日报报端。而他的长篇论述,在经济日报的显着版面登载,农用汽车造厂1984年底醉熏熏地蹒跚在农民抢购汽车的春风中,而李友却驾着这抢购的春风,名利双收。

然而,正当这位四川企业的明星每天出入各种招待会,酒醉半酣同来访者,上级和政府官员合影留念时,全厂几乎所有的职工,从“财务快讯”中知道,工厂每天都把发横财得来的钱,通过李厂长等“领导”的手,大把大把的塞给那些对工厂毫无贡献,甚至是些与工厂毫不相干人的口袋里。

那被奖金激起的兴奋,迅速地化成牢骚和唾骂,人们指着这段时间进出厂门的小轿车骂道,又是一个“吸血鬼”来吸我们的血了。

国营企业的所有权是不明确的,大家说工厂是厂长的,这太荒唐,因为工厂真是厂长的,他能将自己的钱随便乱撒么?他能对工厂混乱的管理置若网闻吗?他能自欺欺人做表面文章么?

国营企业的大锅饭分配是使职工怠堕的温床,是千真万确的!表现之一便是职工借各种渠道从生产工人向着科室和库房管理“挤”。

偷懒的工人被管理者督促时,反唇相讥的回敬道:“你再积极也只是个工头,你有本事去叫那些坐着小轿车,吃得嘴角流油的人干活吗?”更恶毒的人当即咒骂道,“你看你那熊样,只会欺侮我们这些穷工人,在当官的面前你自己照照自己,还不如一条狗。”

被骂的人只能张口结舌,久而久之,车间主任也讲,“得过且过,何必多得罪人自讨没趣,”无论生产任务有多急,每天早上必延至九点半才开动,平时断断续续地劳作,每天工作时间一般不会超过六个小时。那怕工厂再好的效益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这便是大陆中国的国有制企业。

正当农汽厂销售正旺,产品脱销,十二月底,总装车间却传来了停工待料的消息,因为缺车轮钢圈,看看已经装好的底盘却上不了轮子,底盘因此中断供货,总装车间停产。黄色大楼的生产调度会,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管生产的副厂长在生产会议上责问经营厂长,说道:“你怎么连汽车走俏,汽车零件也会跟着走俏这点常识都不懂?为什么不理生产科第三季度提前预报的采购计划,造成这种缺钢圈的事情发生?。”

经营厂长面对生产厂长的怒容,明白在目前状况下停工待料,就像行军打仗断了粮草一样严重,他会因此被扣奖金,甚至降职撤职。

所以连忙解释说:“因为对零件涨价因素估计不足。其中涨得最快的是轮辋,与今年年初相比价格涨了一倍,如果在五月份按生产科所报计划采购,那么,资金投入就会大大超出预算。李厂长预先就打过招呼,凡是超出的资金必须经过他批准,所以我们把采购轮辋压了下来,请示李厂长的结果。

他指示说:‘到今年年底还有好几个月,估计年底时价格会回落,等到十一月份再买不迟’。这么一决定,轮辋就没有按生产科的计划采购,殊不知等到十一月,轮辋非但没有降价反倒来了个缺货,再高的价也买不到了。”

一般说,责任追到法人身上就告终止,李友又是走红人物,日理万机情有可原。何况这“估计”谁又能算得那么准?

生产会议兜着圈子整整吵了一天,毫无结果,责任者一个也没有找到。所有参与生产、供货、技术各部门都可用恰当的理由,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虽然他们心中十分明白,如果工厂是为自己在生产,那么无论哪个部门都有办法克服这种事发生。

生产会议最后只能责成供应科,赶快派人到全国各地去抢购,过年也不许休息。商场如打仗,对于瞬息万变的供应市场,谁又能料到农汽厂会因一个另件,而眼看千载难逢的大好赚钱机会白白丢掉。

过细想来,这位连汽车紧俏时该多多备货这点能力都没有的老同学,怎么配带领这千余职工在商海里去拼杀?他是否知道在自由竞争之下,商机都抓不住的人只有淘汰出局?

眼看那些提着钱袋,焦急等在销售科窗口下的农民,听到几天内无车供应的消息,早已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带着失望匆匆散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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