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28日讯】本文仅为辨识“胜利‘不然就死’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及其前驱的血”而作
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现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斗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纲领）
二、中共武装背叛祖国和民族的“直辖文学支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我们姑且不论，倘若要从中国新文学甚至中国大陆人民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悲惨遭遇来看，国民党反动派所颁布的“恶例和恶法”，乃具有何等的英明远见。而这个“恶例和恶法”的要害，不过仅仅是要禁止宣传洪水猛兽的共产革命、即苏共与中共要在中国制造的“赤祸”罢了。然而，即便如此，它也是“先有自由，后有审查”，即规定民间出版的报刊杂志“应于发行时以二份寄送内政部，一份寄送发行所所在地所属省政府或市政府，一份寄送发行所所在地之警察署。新闻纸或杂志有关党义或党务事项之登载者，并应以一份寄送党部或等于省党部之党部，一份寄送中央党部之宣传部”。这相对于“没有自由，却要严查”，甚至“普天之下、莫非党报，率土之滨、莫非党刊”的中共专制极权统治相比，上述于外患内忧之下，由面对苏联侵略颠覆、中共武装造反的“国民党反动派”所制定的“恶法和恶例”，单从保卫国家和民族的起码要求来看，它是否也 “恶” 得太不够了呢？
我们姑且不论，即便是在这个“恶例和恶法”的限制下，中国正常的文学发展，应有的文学成就，非但丝毫未受影响，甚至成果辉煌。而且，即便是中共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本身，如果它真的仅仅是一种文学，文学史的事实，也已经证明了它们根本就没有受到任何的“围剿”和摧残。例如，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巨著——一部意在批判那个莫须有“托派”和证明中国民族工业不可能得到发展的长篇小说《子夜》，就非但能够出版，而且能够走红。还有，就是一直到死，都在一边领着“反动政府”三百块大洋的干薪，一边却在“死骂”着这个“反动政府”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旗手鲁迅，他非但“哀荣”卓著，而且“生荣”辉煌，除掉他那个“既以批判他为始，又以辱骂他为终”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阵营”以外，真不知还有谁整过他，批过他，斗过他，让他挂过牌子，还是“坐过飞机”，甚至是逼他上吊或投河？就更不用说是劳改、劳教了！至于江苏省警察局对他的“通而不辑”，无非是徒招来他更多公开的“辱骂和恐吓”罢了！
然而，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共已经推行改革开放以后，直到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害死了、逼死了无数的文艺家，包括他们自己的文艺奴才之后，它都仍然在坚决地拒绝颁布任何一种“恶例和恶法”。因为中共领袖陈云早已斩钉截铁地指示说：“过去我们是利用国民党的出版法与国民党斗，现在我们绝不容许任何人跟我们斗，所有民间出版物，一概取缔，不许存在……”29
因此，要想了解“国民党反动派”那两个“恶例”和“恶法”的来由，要理解已经给了“革命文学”之如此大自由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何又要制定这样的“恶例”和“恶法”，来得罪他们和他们的“革命文学”，就必须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由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来由，特别是这个“联盟”要充当中共武装背叛国家民族之“直辖文学支队”的特质，予以根本的辨识。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何对于已经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公然号召要杀光国民党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及其文学家们，国民党反动派都不禁、不杀，后来却又偏偏处决了那五个中共的“红卫兵作家”呢？而这五位中共的红卫兵作家，当真便是为着“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死的吗？
（一）
根本的辨识之一，就是必须认清北伐成功之后中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状况。特别是中共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和中共“左联”发动与建立的历史背景。
简约地说，蒋介石和中国国民党领导北伐的成功，不仅打败了辛亥之后各路持枪复辟的大军阀，而且重建了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将一个久陷战乱和分裂的中国推向了初步的统一与和平。也就是说，中华民国在走过了十七年艰难的反复辟历程之后，终于迎来了可以进行民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崭新历史阶段。犹如苏俄的托洛斯基所言：“中国已经进入了政治安定、经济复苏的时期，中共只能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家的重要问题”。30
但是，由于托洛斯基在一九二七年“联共”十五次代表大会中被斯大林彻底斗倒，并被解除职务，这就使得新沙皇斯大林要继续命令中共公开武装颠覆中华民国的欲望，非但不曾收敛，而且愈加迫切。此其一。
其二，一九二九至一九三零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并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由是，斯大林认为，马克思所谓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必将促其灭亡的“预言”已经实现。因而，发动世界共产革命、特别是进一步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国际条件已经形成。
其三，一九二九年三月，苏俄驻哈尔滨领事馆阴谋策动中共暴乱，被东北当局察觉并逮捕了共产党三十九人，驱除了众多苏俄外交人员。于是，七月中俄绝交，八月至十一月，苏联红军大举侵略我国，曾担任过广东革命政府军事顾问的加仑将军亲率八万苏联侵略军占领了我国东北的大片土地，张学良的东北军惨败，我旅长韩光第阵亡。由是，由苏俄掌控的共产国际认为命令中共武装颠覆中华民国的胜算，已经显然提升，遂决定命令中共要以“里应外合”之方式，以“武装保卫苏联”为口号，配合苏俄侵华战争，在全中国发动武装暴动，以一举推翻中华民国。
其四，一九二九年三月，原桂系军阀发起“两湖之役”，用陈独秀的话来说，就是“军阀残余之残余”们开始持枪叛乱，以企图维护北伐之前地方军阀武装割据的“山大王”局面。于是，四月至十月有冯玉祥夭折的武装叛乱；九月有广西宣布独立及张发奎、唐生智之武装叛乱；一九三零年二月，原来亲共的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又纠合各路反蒋势力，推阎锡山为首领，实行大规模的武装叛乱，于是中原大战爆发。这自然又使苏共立即抓到了命令中共在中国制造武装暴动的大好历史机遇。
更何况：
早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当斯大林派来的第二位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在武汉秘密主持中共的“八、七”会议时，就作过“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已经确定要在中国“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
早在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九日，罗明拉兹曾再一次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彻底抛弃国民党和国民革命旗帜，首次为中共提出了必须建立“认俄作父”的“苏维埃政权”的口号。
早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曾通过由罗明拉兹起草的《中国现状和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该决议案认为，现时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现时中共革命的任务“是……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割据地，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发动工人斗争，发动城市暴动，使城市暴动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和指导者……”
此后：
“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已经“……明确把‘保卫苏联’作为各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基本任务。 斯大林更是赤裸裸地指示说：“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31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七日，在苏联已经决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之时，共产国际执委竟然秉承斯大林的旨意，命令中共‘必须以革命的行动来答复，要不畏一切的牺牲，来拥护苏联和保卫世界无产阶级的堡垒——苏联 ’”。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当苏联已经对我国东北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并已经占领了我国东北大片领土时，共产国际又藉发出反对中国国民党改组派的信，不仅“从十个方面分析中国已经陷入全民族的危机之中”，并且向中共发出了五条指示，命令中共：“竭力利用现已开始的军阀混战；加紧同改组派的斗争；使革命的工会运动脱离地下状态；必须在保卫苏联的公开口号下组织一个运动，加强和扩大游击战争……”
而当中国人民反抗苏联侵略的战争惨遭失败之后，为了使史称“中东路战争”的苏联侵华战争成为中共继续武装保卫苏联的“序幕而非尾声”，一九三零年三月二十日，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马基亚尔又写了“中国的危机与革命运动”一文，并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的社论发表。它说：“中国革命正在准备武装暴动，建立工农专政的苏维埃政府。”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十三日，共产国际第十一次全会称：“共产国际成就之一就是中国苏维埃的兴起……”。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八日，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要求中共“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而坚决地战斗”。
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因中共进攻长沙曾一度得手，苏联《真理报》立即发表社论，称：“建立苏维埃政府在中国已经成为提上议事日程的任务……武汉、上海和整个中国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应当起来投入战斗。”
…………
彼时，虽然祖国的外患若此，中共却非但不收敛它“武装保卫苏联”的叛国方针，却在苏俄授予他们的这一叛国旗号之下，遵俄命将武装叛国叛族推向了顶峰阶段：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领袖李立三在中共江苏省“二大”第九次会议上发表演说时即称： “反对进攻苏联和保卫苏联的任务，中央已经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即将是全国的武装暴动。”据中共史家称，这次会议的决议就是“武装保卫苏联 ”——此时，中华民国保卫国家和收回中东路国家主权的反侵略战争虽已惨遭失败，但中共却仍然要受俄命、乘外敌得胜之势发动全中国的武装暴动。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第六十号通告的标题就是“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对此，中共党史专家祗能坦白地说道：“中共乃由此在中国安排发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制定红军的策略。”32 ——此时，虽然苏联侵略中国的战争已经大获全胜，但中共仍要“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以继续制造本国的混乱、暴乱和暴动来保卫他们的“苏维埃祖国”。
一九三零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接受国际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即“接受共产国际命令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的决议。紧接着，中共又发出了“中央通告七十号”，号召全党“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以建立苏维埃政权”。还说“这是目前总的路线”，是“最积极进攻的路线”，是“集中进攻的中心策略”——此时，虽然苏俄侵华战争早已胜利，但中共仍甘心接受侵略者的指示，竟然以继续保卫侵略者为由，加紧了对自己祖国采取“积极进攻”和“集中进攻”的武装叛乱。
一九三零年五月底至六月初，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华全国总工会经过三个多月的准备，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苏维埃组织法》和《武装保卫苏联的决议》。大会认为，当前，中国统治阶级在“崩溃”，革命高潮即将来临，要迅速准备武装力量，与帝国主义、军阀决最后胜负……于是，一场要在各个方面以出卖祖国和民族的武装暴乱和暴动，就要拉开帷幕了。
这才是中共一手策划、领导和发动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特别是他们要迫不及待地建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历史背景和国际背景。
（二）
根本的辨识之二，就是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了当时祖国正在遭遇苏共与中共“里应外合、交相戕害”的痛苦历史背景，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所诞生的真正政治背景，也才能理解为什么本文作者要称这个“左联”实际上不过是中共武装背叛祖国和民族的一个“直辖文学支队”了。
因为，中共新文学史家们几乎全部老实地交代过：“左联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对革命事业加强领导的直接结果”。33 然而，这个正在被中共加强领导的“革命事业”，其实质，就是武装背叛祖国和民族。那个名声很大、后来也被中共迫害得十分凄惨的共产派文化人夏衍，就老实地说过：“左联直属由中央领导的文委领导”。34 当然，这个中央，如上所述，就是那个在苏联侵略自己祖国时要遵俄命拚命“武装保卫苏联”的中共中央。
但也正因为“武装保卫苏联”，就是要迫不及待地发动全国的武装暴动，所以，中共的新文学史家们也才老老实实地招认说：“对敌斗争的形势，紧迫地要求左翼作家团结起来 ……一九二九年秋，党指示原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和鲁迅以及为鲁迅影响下的作家们联合起来，成立革命作家的统一组织。党指定创造社的冯乃超，与太阳社有关系的沈端先（夏衍），以及与鲁迅合编过马克思文艺理论丛书、较早对鲁迅有认识的冯雪峰筹备左联。”35
所以，中共的文学史家们才会下结论说：“左联正是在党的领导下克服了宗派情绪、广泛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而成立的革命作家的统一组织。” 他们甚至还甘愿“招认”到底地说：“左联的成功活动，大大地密切了文艺与革命的关系，她明确地宣布自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一翼，同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展开了英勇的才争……”36 而这个要同“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展开英勇斗争”的左联，目的就是为了配合“武装保卫苏联”，手段则是要用“文学”来号召和发动“全中国的武装暴动”。
至于左联成立的事实经过，就更是体现了它作为一个“直辖文学支队”的组织证据，从而也才能够使“中国的现代革命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服务……”。37
一九二九年春，中共江苏省委特设立文化支部，以华汉、潘汉年、彭康三人为干事，作为领导上海文化运动之核心。38
——这是在苏联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前夕。
一九二九年底，在上海原北四川路有轨电车终点站附近的咖啡馆二楼，由中共中央代表潘汉年同志主持，有作家鲁迅、郑伯奇，以及中共党员作家夏衍、冯乃超、彭康、阳翰笙、蒋光慈、戴平方、洪灵菲、柔石、冯雪峰等十二人秘密参加，召开了筹备左翼作家联合组织的工作会议。39
——这是在苏联已经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之后。
一九三零年三月二日，在中共中央代表潘汉年的主持下，四十多位“进步”作家和文学青年秘密集会（与筹备会议地址同），宣告中国无产阶级战线的第一个统一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正式成立。会议选举鲁迅等七人为常务委员，蒋光慈等为候补委员，并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和文艺大众研究会等。
——这正是苏俄命令中共不要将他们发动中东路战争的胜利作为在全中国发动武装暴动的“尾声”，而是要作为在全中国发动武装叛乱的“序幕”之时。
当是的中共特工头目和后来受中共之命做了“汉奸”的潘汉年，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
第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宣传和斗争；第二、确定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理论的指导；第三、发展大众化的理论实际，即从事工农才争；第四、要执行自我批判。——中共强迫中国知识分子实行思想改造，或许正是以此为始。
一九三零年二月十六日下午，鲁迅、沈端先等邀沪上“无产阶级文人”十二人开筹备会，讨论题目是：“清算过去”和“确定目前文学的任务”。
所谓清算过去则有如下四点：第一是小集团主义和个人主义。第二是过去不注意真正的敌人，即反动的思想集团，以及普遍全国的遗老遗少。第三是独将文学提高，而忘却文学的“助政治运动”的任务。第四是批判不正确，即不能应用科学的文艺批评的方法及态度，也就是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态度”。
所谓确定目前文学的任务，第一是对旧社会及其一切思想表现的严厉的破坏。第二是对新社会的理念的宣传和促进新社会的产生。第三是新文艺理论、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立。
此后，用中共新文学史家的话来说，就是“左联还在北平、日本东京建立分盟，在广州、天津、武汉、南京等地成立小组，创办刊物。它的成员迅速扩张到了全国各地。”
左联，还参加了“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犹如中共乃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样，左联也成了该国际组织的“中国支部”。
这就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直接政治背景和组织背景。倘使有人对“直辖文学支队”的提法有异议，那么，用左联成员、共产派文化人柯灵的话来回答就是：“三十年代初叶……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可以看作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开辟的第二战场。”40
至于后来对“国统区”的资产阶级文化人根本没有兴趣，甚至用了许多的政治运动，把他们整治得死的死、伤的伤、哭的哭、叫的叫的毛泽东，竟然也在他对自己喜欢的延安土包子文学家讲话时指出：“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41
然而，必须指出、或需要“正名”的是，被共产党文化人所称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被毛泽东所指的“十年内战时期”，就是中共在斯大林命令和指挥下武装背叛祖国和民族的“时期”。因为，在这个时期之始，真正的国内革命战争——北伐战争已经胜利结束，此后，不过是“第二共和”的中华民国南京政权为维护国家统一而不得不平息残余军阀叛乱的短期战争和零星战争，和中华民国政府不得不围剿前苏联命令中共进行武装背叛祖国和民族的卫国战争及民族战争罢了。而当代中国所有的新文学史家们之所以都将他们的文学史写错了，把中共背叛国家和民族的“直辖文学支队”看错了，就是因为，心中只有中共伪党史的他们，却对我们祖国的这一部现代史全然无知。就此而言，他们比当代中国大陆历史学界那些早已在进行着痛苦历史反思、并已经获得了惊人反思成就的的历史学家们，实在已经是大大地“落后”了。
（三）
根本的辨识之三，就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不是“心甘情愿”地成了中共武装叛国叛族的“直辖文学支队”？
回答无疑是确定的。因为这个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不仅用文学的手段参加和号召中共的武装叛国，甚至直接地参加并号召了中共的武装叛国。
就前者而言，除掉前文所引的左联作家们那些号召发动共产革命和号召杀光国民党的“文学作品”以外，犹如中共新文学史家所说，左联为鼓励作家的创作“为革命现实服务”，一些刊物还直接刊载了正在实行武装叛国的“苏区土地革命和反围剿斗争胜利的消息”。而左联的作家们，更“用无产阶级思想感情逐步地克服并代替了小资产阶级感情……以至怀着深厚的热情描写了革命根据地人民和红军的故事……”“五烈士之一的冯铿开始主要写抒情小说，参加共产革命后开始写作号召参加共产革命的小说《乐园的幻灭》、《突变》，还有《小阿强》和《红的日记》等”。“五烈士之外的共产作家洪灵菲的长篇小说，上部虽描写了性格不同的三个农民对封建统治的自发性反抗，下部则描写了他们‘在苏维埃政权下有组织的斗争’。”42 五烈士不仅全部参加了“全国第一次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会后，柔石还立即写作了 “伟大的印象”一文，用“文学”手段详细而又激情地报告了中共“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盛况”。
他写道：“同志们，苏维埃的旗帜已经在全国飘扬起来了！”我们的主席向我们和平地温声地作这样的郑重的开幕词…… 他写道：“悠扬的雄壮的国际歌，在四壁的红色包围中，当着马克思与列宁的像前，由我们唱过了……” 他写道：“……我们分散了，负着这些工农底重大使命而分散了，向全国各处深入，向全国工农深入；我们的铁的拳头，都执著猛烈的火把。中国红起来罢！中国红起来罢！全世界的火焰，也将由我们底点着而要焚烧起来了！世界革命成功万岁！我们都以血、以火、以死等待着……”
他终于压抑不住地在他的“革命文学”中嘶喊道：
打倒军阀、
打倒帝国主义，
猛烈地扩大红军，
组织地方暴动，
中国革命成功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
（柔石：一个伟大的印象）
就后者而论，由于左联的纲领鲜明地写着：“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现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斗争”——
所以，“烈士们生前大都从事革命活动，又以文学为武器参加战斗”。
所以，“尽管左联是文学家的组织，但从领导到每个成员都没有把组织和个人的活动局限在文艺的范围，而是以参加政治活动、进行革命斗争为第一任务。”43
所以，“左联作家们直接参预了同国民党当局的政治斗争……许多作家走上街头，在中心城市举行公开的‘飞行集会’，‘节日游行’，‘总同盟罢工’、甚至宣传‘武装暴动’和高喊‘只有苏联是我们的祖国’、‘武装保卫苏联’之类‘脱离群众’的口号……”44
——中共的新文学史家们略感“羞涩”地这样说。
但五烈士之一的殷夫却毫不羞惭地大声疾呼道：“政治上目前一个克不容缓的急务就是：武装拥护苏联。”
他宣称：“做文化运动的人，也即是参加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人。”
他甚至讽刺说：“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畏惧实际斗争，怕做艰苦的工作，便自动地投到文化运动的旗帜下，去呐喊几声，自以为是既安全又革命的妙计”。45
于是，“……左联特别是在红五月的五一前和五卅前召开两次大会，左联成员贴标语、散传单……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都参加了。”46
而在“与敌人作生死决战的时候，他们已经坚决底感觉到、并且将要通过红五月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47
于是，夏衍老实地交代说：“……一次在南京路飞行集会，闸北区负责人布置了一、二百人占领山东路附近的一个慈善机关（这是商会办的一间冬季对贫民施粥的院子）结果二十多人被捕，我侥幸脱险……”48 看来，正是左联，才首开了中共红卫兵“打砸抢抄”的“雄风”。
对此，受了诱惑的文人鲁迅“总是声明不会做他们这种工作的，我还是写我的文章”；郁达夫甚至奋激地说：“我是作家，不是战士”49；但“茅盾因不参加飞行集会”，便“被一些人视为‘自由主义’”。50
一九三零年的秋天，祗因蒋光慈反对在他的住处开会，并强调“一个屋子，本来可以写作的，往往一开会就开倒了……”但“不几天，左联党组的负责人就对蒋光慈说：‘写作不算工作，要到南京路上去暴动！’蒋光慈为此交出了‘退党书’，十月二十日，在中共的《红旗日报》上，便发表了‘蒋光慈是反革命，被开除党籍’的消息。51 原来，中共的这条共产革命的“贼船”，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只有“开除”而没有“退出”这一说了。
我们还有必要继续罗列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作为中共武装背叛祖国和民族之“直辖文学支队”的其它更多犯罪行径码？他们对他们的“苏维埃祖国”的命令执行得该是何等地忠实，但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背叛又是何等地无耻和无情。
注释：
29、八十年代初，文化出版界要求颁布出版法时陈云的批示。引自李洪林《中国思想运动史》，转引自《谁是新中国》一书。
30、托洛斯基：《中国的政治状况和反对派的任务》。转引自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一书。
31、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十卷。转引自《谁是新中国》一书。
32、向青：《共产革命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15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33、佚名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炽天使书城》网路版。
34、夏衍：“懒寻旧梦录”。
35、佚名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炽天使书城》网路版。
36、佚名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炽天使书城》网路版。
37、佚名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炽天使书城》网路版。
38、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中卷，第133页。台北，中文图书供应社出版。
39、佚名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炽天使书城》网路版。
40、柯灵：“银幕旧闻拾遗” 。北京华文出版社“东方赤子”、“大家丛书”柯灵卷。1997。
4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42、佚名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炽天使书城》网路版。
43、《蒋光慈传》第146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一月第一版。
44、佚名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炽天使书城》网。
45、殷夫：《过去文化运动的缺点和今后的任务》。
46、佚名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炽天使书城》网。
47、殷夫：《血淋淋的一一三惨案》和《又是一笔血债》。
48、夏衍：《懒寻旧梦录》。
49、《蒋光慈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
50、同上。
51、《蒋介光慈传》第147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一月第一版。
（待续）
原标题：所谓“左联五烈士”（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