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29日讯】本文仅为辨识“胜利‘不然就死’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及其前驱的血”而作。
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现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斗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纲领）
三、“五烈士”非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亡，是为参加武装叛国叛族、更“为中共出卖而死”
有一个可笑得完全讲不通的结论是，所谓左联五烈士是为文学而死，更是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死的。中共的新文学史家们，不知道是无知、无赖、抑或是不敢，竟然迟至今日，还在振振有词地说着：“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阵地，大部分被进步文艺占领了。国民党反动派穷凶恶极，对左翼作家进行了疯狂镇压……最后，敌人使出了最后一招：杀戮。”[52]
我们似乎不必再重复前面已经提及的那些“文学的事实”了。这些文学的事实，就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中国共产派作家们所拥有的创作和出版自由之大，只能使我们这些生活在中共专制极权统治下的作家们，不能、也不敢想像。但就上述这个在当代中国任何一本新文学史著作中都能够看得到的“历史结论”而言，它的纯粹的“胡说八道”，实在只能使得稍有脑筋的读者，都能够指斥他的荒诞不经。因为，既然“国民党反动派”穷凶极恶，对左翼作家进行了疯狂的镇压，甚至使出了最后一招：杀戮”，那么，“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阵地”，还有可能大部分都被“进步文艺”占领码？如果是，五十余年来，共产党倒真的是对一切“反动文艺”都进行了疯狂的镇压，甚至不知已经用过多少方法，“杀戮”过了多少次，但为什么“反动文艺”，“反动文艺刊物”和“反动的文艺团体”，迄今非但一点阵地都占领不到，而且五十年来连一家也不能够存在呢？
一句话，就是中共的新文学史家们在撒谎，而且撒的是“弥天大谎”，并且只因这个谎言，是撒在绝对不准许别人说话的前提下，甚至已经撒了成千上万次，所以，它才不仅成了“事实”，而且成了“真理”。
然而，历史的事实是：左联五烈士的“文学”虽然是“要革别人的命”的，但是，他们也绝不是为了这个“要革别人命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死的，甚至都不是因为他们早已直接地参加了中共受俄命所发动的武装叛国而死的，而是在参与中共叛国叛族这一令人发指的罪行之时，因参加了中共的残酷内讧和内斗，才被中共自己蓄意出卖而死。
而要了解“五烈士”究竟是怎样地因为参加中共的残酷内讧内斗而死，我们就必须对左联成立前后中共党内的所谓路线斗争，有一个起码的辨识。
（一）
这个起码的辨识之一，就是后来被共产国际批判和否定的所谓立三路线。但这个所谓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却是由斯大林决定的、并且从来也不曾改变过的“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根本路线”。
本文在论证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何竟然是中共叛国叛族的“直辖文学支队”时，就已经将苏联如何命令中共叛国叛族，和中共怎样受俄命而疯狂进行叛国叛族的事实，作了相当事实性的介绍。现在，本文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个相当事实性的介绍，就是立三路线的事实性真相。
因为，事实上，立三路线的由来，就是根据中共“六大”决议。而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指导下召开的中共“六大”，就已经遵俄命提出了要在中国“争取革命高潮”和“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的方针。此其一。
二是立三路线又是根据共产国际于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给中共中央的三封指示信而来。因为第一封指示信，就已经肯定中国“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它甚至指示中共要“积极的展开着、并且是日益地扩大着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
三是立三路线的代表作，就是一九三零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那个有名的“决议案”。该决议案提出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并指出“要争取革命在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无产阶级的武装暴动是最决定胜负的力量……所以要组织政治罢工，扩大总同盟罢工，加紧武装组织和训练，以竖立武装暴动的中心力量……”该决议案还将“汪精卫的改组派和陈独秀的取消派列为残酷的反革命派，而号召揭露和消灭。”此即所谓立三路线的基本精神。
四是上述决议案在送达莫斯科之后，一九三零年七月二十三日，共产国际根据这个决议案所通过的“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乃与立三路线完全一致。不仅肯定了中共这个决议案的正确，并指示要将“建设苏维埃和红军为第一任务，”，指示中共要“尽量发展政治罢工，凡在革命斗争发展的地方，要努力企图把革命的职工运动，从秘密状态之下公开出来……”左联的公开成立和公开活动就是受此命而来。
所以，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就曾为立三路线辩护说：“……中央的错误，是否路线上与国际不同呢？……目前完全不是的。路线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中国党的目前任务，是在夺取广大群众，集中革命力量，组织革命的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些是和国际的指示无丝毫的不同，而是完全一致的……”[53]
（二）
这个起码的辨识之二，一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这一旨在疯狂发动武装叛国叛族的立三路线遭遇了惨败。二是不懂事的李立三还在自以为能够夺取伟大成功之时，曾口出狂言，不仅要发动中国的武装暴动，更要借此来发动世界的共产暴动，并且要把苏联“拉进与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之中”。三是他甚至敢于对苏俄“大不敬”地扬言说：“等我们打下了武汉之后，我们就要用另一种方式来跟共产国际说话了！”这就是后来共产国际指斥李立三“竟敢于将对共产国际的忠实和对于中国革命的忠实互相对立起来”的来由，更是共产国际要将立三路线定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和“实质上是托洛斯基路线”的由来。
然而，一是共产国际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二是失败的责任只能由李立三来承担；三是李立三的“口出狂言”得罪了共产国际；四是中共党内的各派反李势力早已在准备着“夺取权力”。而在各派反李势力中，最有力的是以王明为首的莫斯科派、即共产国际派，和国内实力派、即罗章龙与何孟雄派。
于是，遵照共产国际指示而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由于被共产国际认为“不是清算立三路线，而是调和立三路线”，所以，共产国际便干脆派遣它的东方部部长、俄国人米夫带领着早已垂涎中共最高党权的王明派人马，赴上海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清算立三路线，并为李立三的错误定性；亲自扶王明上马，以建立一个从今以后能够绝对服从共产国际即苏共的中共中央。但是，清算李立三虽然获得了中共地方势力派罗章龙和何孟雄等的支持，但共产国际对王明的“情有独钟”，却引发了他们的激烈反对。于是，曾反对过李立三的罗章龙和何孟雄等人，首先由“海总党团发表了反四中全会的决议案”，而出席了六届四中全会的罗章龙又于会议闭会次日，即一九三一年一月八日，就召开了“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要求“成立临时中央，主持全国紧急会议……”。一月十七日，何孟雄又在上海东方旅社召开了“全总党团会议”，用王明的话来说，就是“公开向党进攻……”
“为了扑灭这场刚刚燃起的反四中全会和王明上台的火焰，米夫和王明一方面利用共产国际的领导权控制局势，一方面对党内不同意见者进行压制和打击……元月十三日，在六中全会闭幕后的第六天，米夫和其他国际代表亲自召集‘反四中全会代表团’开会……他们在会上宣布，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和王明上台，就是反对国际代表，反对共产国际，就会受到处罚，以至开除党籍……”。王明甚至规定：“凡是参加何孟雄等同志组织活动的党员必须立即退出并进行检讨，违者，一律开除出党……”[54] 而“当时受到开除党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担任各省、市、区领导工作的中共党员就有二十多人……”[55]
由苏俄钦定的王明中共中央，在这场关系到党内最高权力的斗争中，在关系到苏共对中共的领导权绝对不容许任何人挑战的恶斗中，岂但是要“不惜进行严厉的组织制裁……”，而且要“借国民党反动派之刀，来惩处他们自己的不同党见者们”了。李立三被“带回苏联受审”时，共产国际领导成员古丘莫夫曾当场揭露了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
“有中共分子三十人被政府拘禁于南京，其看守队竟为共产党分子所控制。中共南京市委主张看守队叛变释狱，而中共江苏省委竟主张将被拘者处死，以便号召全国暴动。结果，这些被囚的囚者，竟被中共自己人亲手枪决，而看守队事后也被缴械……”[56]
昔日，中共李立三的江苏省委竟能够为了激发武装暴动的“革命激情”，而如此大批地杀害自己同志；此时，中共的王明，为了捍卫自己刚刚夺取到手的权力，又将会怎样地“借刀杀人”呢？
先看当时的中共中央领袖王明是怎样向他的俄国主子“汇报”的。王明在他给共产国际的汇报文件《关于四中全会前反立三路线的经过》一文中，曾明确地说道：“罗章龙把一切托陈派、被开除、来历不明及我们一部分同志几拾人在一个旅社开会反党，使我们二十五个同志，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在上海被捕牺牲，在北方的被监禁。上海东方旅馆二十五人被破获是罗章龙派王拙夫──唐虞告的密。”
按照王明的话来判断，就是二十五位共产党员在东方旅社被捕一事是共产党自己告的密，并且告密者就是反四中全会的首领之一罗章龙“同志”，被捕者就是以何孟雄为首的反四中全会派的“共产党同志们”。其中笔名叫李求实的，就是五烈士之一的李伟森。
但是，台湾的中共党史学家王健民，却在他的《中国共产党史稿》中卷第九九页中，引用《中共透视》第144页的资料，同样明确地揭露说：“关于何孟雄被捕，乃陈绍禹之告密”。而陈韶禹就是中共领袖王明。
这两条分别揭露了不同人告密的资料，有一点却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不论是王明的揭发，还是中共党史专家的揭露，均指出了告密者为共产党自己。
由于一九四五年之后，王明已经被毛泽东斗倒斗臭，所以，中共的党史学家们，便敢于为指责王明告密陷害自己的同志，提出了有力的佐证。
佐证之一，就是何等被捕前，“……当时工部局内潜伏有我党中央特科的敌工人员得到情报，立即通知了组织，可是……王明早已视他们为反对中央、分裂党的右派敌人。结果，林育南等同志没有得到敌人即将进行逮捕的通知，他们全部被捕了……”[57]
佐证之二，就是后来曾担任过中共驻苏联大使的刘晓曾证实说：“记得有一次省委会议上，王明以紧张的口气提到：国民党特务已在东方旅社住下，随时可能逮捕何孟雄等人……大家要求省委营救时，王明说：他将与中央商量，叫省委不要管。其实，他不叫省委管，也没有让中央管。并认为：中央特科去通知何孟雄等人是有危险的，恐怕已经来不及了。”[58]
佐证之三，还是这个刘晓，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当何孟雄等被捕的消息传到江南省委时，省委正在开会，王明听到后‘表情异常冷淡’，以后又幸灾乐祸地说：‘这是何孟雄等反党反中央搞分裂活动的必然结果。’”[59]
佐证之四，就是中共党史学家证实说：“何孟雄等被捕后，龙华看守所的中共秘密支部按照王明等人的指示，拒绝接受他们党的关系，不让他们参加支部活动。”[60]
佐证之五，就是：“……当何孟雄等二月七日晚被处决后，王明还在对他们继续进行批判。当何孟雄等大批同志英勇就义的恶耗传来，王明冷淡的态度简直令人寒心。他不但没有提出上海党组织如何追悼纪念这些壮烈牺牲的烈士的问题，相反的，还继续向烈士身上泼脏水，继续攻击诬蔑他们，胡说他们牺牲是个人野心、反党分裂的必然结果……他还恶狠狠的宣布：‘……要省委宣传部根据中央精神，组织批判文章在党内刊物上发表，要省委根据他的讲话，起草一个文件，指出何等被捕牺牲的所谓教训，和继续批判他们的错误，发给各级组织……。’”[61]
够了。因为，综上所述，事实就是：以何孟雄为首的中共四中全会反对派，在他们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于上海东方旅社举行“全总党团”反对四中全会的会议时，恰恰是因为中共自己的告密，才遭遇了国民政府的逮捕。而国民政府在接到告密之后，对这些在苏俄武装侵略自己国家时，竟能为“里应外合”，而受俄命号召并发动武装叛国叛族的国贼和族贼们，予以逮捕，并于二月七人日将他们处决，实为天经地义。就不说，逮捕的机会竟因他们自己来告密提供；就不说逮捕他们之日，又正是他们在我们的敌国派人来领导他们继续为害本国之时……
在全世界被称为最为民主的美国，当年那个曾甘做前苏联间谍的爱森堡夫妇，就被送上了叛国者活该的不归之“椅”，并且永无平反之日；同样是在这个堪称世界最民主的国家，当二零零一年的“九一一”之难袭击了他们可爱的祖国时，那个要帮助阿富汗的塔列班政权来反对自己国家的年轻人，今天又因为“叛国罪”而身陷囹圄，并被判刑二十年，虽然他已经在狱中忏悔过自己的叛国罪行……
（三）
至此，我们最后要辨识的则是，正是在鲁迅为纪念所谓左联五烈士所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这篇文章后面，竟然附有这样一注释。这条注释明确地指出，所谓左联五烈士──“他们都是左联成员，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他们为反对王明等人召集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东方旅社参加集会被捕……”
──这个日期和这个会议，恰恰就是中共何孟雄派开会发起内讧内斗的日期和地址；也是中共领袖王明和中共中央在本党的内讧内斗中为“借刀杀人”，而出卖自己“同志”的日子和地方。“中共的左联五烈士”只因全部参加了这一场血腥的内讧内斗，才与他们志在一起背叛祖国和民族的战友们一起，因被“本党”出卖而同时被捕，并在二十天后被同时处决。而在此之前，不论他们创作过怎样要“武装保卫苏联”的“文学”，如何要杀光“国民党反动派”的“作品”，甚至直接地参与了“武装背叛祖国和民族”的种种罪恶行径，“国民党反动派”都没有逮捕和处决他们。五人之中，唯殷夫曾被逮捕三次，然而三次均为“国民党反动派”教育释放。
现在，我们的“辨识”终于能够给五烈士之死因，作出这样一个符合历史事实的判断了。这个判断就是：
中共五烈士非为制造要革别人命、要杀光“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死，甚至不是为了自己曾参加和号召武装叛国叛族而死，而是与中共领袖何孟雄等其他二十位“中共反党同志”，一起被中共中央蓄意出卖而死的。也就是说，“国民党反动派”并非因为他们已经并正在制造要革自己“反动统治”命的“文学”，才把他们逮捕和处决的。而中共和中共的同路人们，之所以要回避这个根本的历史事实，非要将他们定案为“为了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死”，甚至称他们是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流了鲜血和送了性命的“前驱”，无非是他们为了隐藏自己的罪恶和为了继续煽惑人心的需要，而给予历史和文学史的又一个赤裸裸的栽脏罢了。就所谓的“左联五烈士”这一名号而言，亦不过是不解真情的鲁迅，所赠予这五个叛国叛族青年的一个伤心“谥号”而已。
结束语：
本文意在辨识所谓左联五烈士之死，却没有对当年那五位文学青年的身世，作一个较为细致的介绍。总之，在那个年代，他们虽然出身不同，经历也不尽相同，但是，在那个鼓吹倒退的“主义”──实际祗是一家来自西方的“邪教”，带着那面充满诱惑的旗号，打着它假冒的“西方科学”的招牌，吹虚着它在俄国的“革命成功”，更包藏着新老沙皇俄国对我们民族和国家的野心，企图横行在我们正处于艰难变革中的国土上时，他们，一群小知识分子，一群文学青年，在人士的十字路口上，受诱惑了，被迷惑了，甚至要把他们的生命奉献给那个“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斗争”，这虽不是整整一代人的歧途，但却造就了我们整整几代人、乃至我们整个民族和国家的钜大历史悲剧。甚至直到今天，我们的祖国和民族还深深地陷入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历史悲剧之中，而难能自拔……
至于由这个所谓信仰的悲剧，在文学上所造成的损失和损伤，而今竟也只能令我们“欲说还休”。因为，如果文学史的栽赃者们所言“确凿”，那么，即便有所谓“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前驱的血”，它又怎样能够与中共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中国无数文艺家所流出的鲜血相提并论呢？就不用说“共产党进步统治”下的中国文学成就，又怎能拿来与“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的中国文学成就相比！
而当年的那个十三岁的文学少年，今天，在他早已过了不惑之年，并在认真地反思着自己祖国的这一部新文学史之时，他对自己在少年时代就曾景仰不已的所谓左联五烈士，又祗能怀着怎样的感慨？或许他只能将那一首所谓的革命烈士诗抄，因心怀别绪，而“篡改”成这样的伤心诗句吧：
龙华千载诉悲风，
国贼身亡志竟终；
马家桃花共家血，
一般腥膻一般红……。
注释：
52、《人民网》2002年三月二日。
53、荟卢藏《中共三中全会资料》第八号：“特生报告”。特生即向忠发。
54、“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白区党内才争的一些情况”，《中共党史资料》第十四期。
55、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
56、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中卷，69页。
57、李海文、金海宁：“东方旅社事件”《社会科学战线》1980第三期。
58、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226页。吉林文史出版社。
59、刘晓：《中共党史资料》第十四期。
60、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227页。吉林文史出版社。
61、《中共党史资料》第十四期。
（完）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