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草子: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性

【新唐人2012年1月27日讯】因为要出版几本文学作品,这段时间在忙着整理自己的草稿,这才发现以往所写的杂文中,有几篇是议论公共知识分子的。本想把这几篇文章分期贴到博客上,可想了想,文章的篇幅太长,不适合呆在博客里,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不过,这倒是重新勾起了我对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加上前两天又在网上刚看过一篇这方面的文章,一时性起,索性就这个题目再聊聊。

读网上的博文,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有些网友对所涉及的问题,喜欢想当然地从零开始,也不管这类问题前人是否探讨过,说过些什么,是不是已有公认的定义或定论。我看到的这篇讨论公共知识分子的文章也是如此。该文将一个人的知识是否深刻,当成了判断此人够不够格做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而它区别知识深浅的尺度,又扯到了文科还是理科的问题。在这篇博文看来,文科只事关知识的多寡,惟有理科才有知识的深浅之分。由此推论,人文学者很难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倒是搞理科的科学家,才具备做公共知识分子的潜质。

这真是对公共知识分子定义的革命性解构,它已与公认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风牛马不相及了。公认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什么?有兴趣的人不妨去读读波斯纳(RichardAPosner)的《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在这本著作中,波斯纳给公共知识分子下了个定义,这个定义也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即公共知识分子就是越出自己的专业边界,就公众关注的问题在公共媒体上发表意见的知识人。

由此看来,一个人要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只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首先是知识分子;二是能经常就公共问题在公共媒体上发表意见,并且这些意见超出了自己的专业范围。至于其他的因素,如此人学的是什么专业,是搞文科还是搞理科的,就不成其为条件了。

知识的深浅与否也与此没多大的关系。如果非要说有关系,那也与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无关,而只会影响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公共知识分子。知识有深度的人,具备做大公共知识分子的潜力;知识与见解都比较肤浅的人,也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虽然这种人也许只能做不入流的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少不了要以公共媒体为平台,就公共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由此又引申出一个题目:什么是公共问题?这类问题有什么特点?如果我们把公共问题与专业知识作一个对比,就不难发现,这类问题不仅没有严格的专业边界,最重要的是,它们还包含了大量的价值判断。公共问题有着丰富的价值内涵,这是它最明显的特点。

价值与事实,应然与实然,规范与实证,这是自休谟以来,学术界公认的性质不同的两大认知对象,由此形成了两大截然不同的知识体系。依据这种划分,知识分子也相应地分成了两种:价值型与工具型的知识分子。用屁股思考也能知道,既然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就公共问题表达意见,那么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首先就得是价值型的知识人。

公共知识分子是价值型的学人,相应地,他们的高低拙劣、他们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素质,也主要体现在对公共问题的价值关怀和判断上。首先要能坚守价值底线,像为希特勒之流张目的文化人,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中的人渣;其次他们得有一定的价值高度,越高越好,而这种高度虽然与知识的多寡有关,却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此人是否怀揣价值情怀,对人性有无深刻的洞见,具不具备获得超越性体验的起码能力,以及心灵的高度和纯度如何

由此又扯到文科还是理科的问题。前面提到的那篇博文认为,文科只有知识的多少之分、理科才有知识深浅的区别,就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判断。知识的深浅与多寡是有联系的,但文理科又有所不同。我的判断恰恰相反,在知识的数量与高(深)度的关系上,理科或自然科学,对知识积淀的依赖性更高,而且这种依赖是二维的,既依赖知识的遗传积淀,又依赖关联知识的积累。一个现代物理学家,如果不能同时是熟练的数学家,这个人必定一事无成。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举了个例子,说明文理科对知识积淀的依赖是如何的不一样。我假设了一种这样的情况:如果欧几里得从坟墓里爬出来,他能做什么?他顶多只能去教初中一年级的数学。而若是孔子从棺材中钻出来,拍拍身上的泥土,他老人家既可以去当幼师,也能直奔北大清华,在那里当大牌教授。这里的区别就在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具有遗传性,类似于生命遗传,科学家不能获得积累下来的所有重要知识,好比新生命失去了基因遗传,这种科学也就失去了生命力。人文学科的发展对这种知识积累的依赖就要弱得多。孔子是2000多年前的人,但孔夫子去大学讲国学,讲伦理哲学,这些后来出现的知识的缺失,对他并不会构成多大障碍。他能否成为现代的哲学大师,这些东西对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些别的东西。

这是否意味着,人文学科就不需要知识的积淀,并且必定是肤浅的呢?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只能说,人文学科需要的积淀的维度有所不同,判断这类学问的高(深)度的标准也不一样。做一名出色的自然科学家,需要厚实的知识积累,良好的逻辑训练。当一名出色的人文学者,同样需要有坚实的逻辑训练,知识也是越多越好,但重要的是,此人更需要的还是怀抱和洞彻人性的胸襟,能在超验世界遨游的心灵。说到知识的积累,也主要是这种学问的积累,或者有助于提升这种能力的积淀。孔子掌握的知识量,尽管可能比现代社会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要少,但由于他具有这种胸襟和心灵,心灵的高度超越了大多数现代文人,因此,他若能“穿越”到现代中国来,即使不增加任何知识量,只需在白话文上稍稍训练一下,就能成为当代中国的顶级人文大师。

从这一点也能看出,说到做公共知识分子,恰恰是人文学者,而不是自然科学工作者更具优势。事实上也是这样,现在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人文学者,他们的专业大都落在人文学科之内。理科出身的知识分子当中,也有一些出色的公共知识分子,但这些人不外乎两种:一是转了行的前自然科学工作者,他们接受过系统的理科教育,可后来改了行,现在从事的是人文学科的研究,或者从事相关的工作。另一种是那些世界巅峰级的理论科学家。他们能对人文社会现象做出深刻的判断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们无不具备超越性思维的能力,从事的研究也达到了形上世界的边缘,在这个接近或处于超验体验的领域,文理科的界限实际上已经消失了。但除此之外,那些普通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尤其是工具型的工程师们,他们尽管满脑子的学问和逻辑,也读了不少人文社会方面的书籍,却由于缺乏感怀人文价值的心灵,洞悉社会人性的视角,甚至连这方面的兴趣都没有,他们若是贸然撞入公共知识分子行列,很容易的就会露出马脚。即使像杨政宁、李远哲这类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他们进入公共领域发表意见时,也会显示出惊人的无知。

顺便说一下,前苏联社会晚期已经在溃烂,它的上层统治者却浑然不觉,这一点,也与那时的克林姆林宫里面,呆着的尽是些工程师型的政治家不无关系。

对于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而言,情况又有所区别,以上分析也未必适合他们。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虽然绝大多数来自人文学者队伍,但说来惭愧,这并未帮助他们成为合格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源于我们与世不同的教育。在这种搞笑的教育几十年的熏陶下,中国产生了一大堆的不是三缺一,而是三缺三的人文知识分子,既缺乏常识型知识,又缺乏逻辑训练,还缺乏价值底线和关怀。他们中的不少人,因为缺乏知识,或者即使脑子里装了一堆知识,也是死记硬背下来的,这些知识并没有与自己的心灵拥抱在一起,所以常常会显得很无知。他们的逻辑基础也很差劲,常常把顶多只能类比,根本无法演绎的中国逻辑当成逻辑,所以他们的长篇大论,又会显得很无聊。他们更没有心灵高度,价值情怀,没有守住底线的自觉,因而尤其显得无耻。他们虽然是公共知识分子,却由于无知、无聊、无耻三者兼具,也就成了地球上别具一格的另类公共知识分子。

文章来源:《共识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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