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28日讯】上学的时候一想起9.18就对蒋介石恨得牙根痒痒，总觉得那“绝对不抵抗”的手谕简直是混蛋无耻到极点，五分之一的大好河山便那样拱手相送，其卖国行径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仅凭这一条，蒋介石之罪该万死，几乎可以盖棺论定了。
然而，痴长了几岁后，我对蒋介石的这段丑史却有了一点体谅。我知道这话讲出来立马会被乱砖拍死，不过毕竟不吐不快，说出来如果有不对，也好请大家赶快惩前毖后，把我这汉奸苗头扼杀在繈褓中。
首先，蒋介石为什么“绝对不抵抗”？这种不可思议的赤裸裸的“卖国”决策是凭什么做出的？我们的教科书一直说蒋介石是要专心“剿共”，没心思抗日。我认为这有点抬举当时的中共了，1931年的红军才几万人，装备低劣，活跃于三不管地带，蒋虽然仇恨共产主义，“剿共”积极而且“残忍”，但说中共是当时蒋最大的威胁却言过其实，中共的威胁远不如那些表面“归附中央”，实际蠢蠢欲动的割据军阀大。
1931年距东北易帜(蒋名义上统一中国的象征)不过3年，而席卷半个中国的“中原大战”刚结束1年，国内满目创痍，百废待兴，国家机器尚不能有效运作，统一的局面也不稳定，可以说彼时的中国，不论经济，政治，军事都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而蒋的“领袖”地位也不巩固，根本没有把握指挥全国的割据力量与日本做决死战。在这种局面下，如果与日本发生全面战争，中国几乎是毫无成算的。所以，我有理由相信，蒋介石更多地是考虑到当时中国尚无能力与日本决战，如果勉力为之，恐有灭顶之虞，因此才“忍悲含愤，函待国联解决”。(蒋9.18后对民众的讲话)
实际上，从1931年起到7.7事变，蒋的确在背着“卖国”骂名苦心经营战备: 抓紧修筑宁沪杭国防工事，购置西式军火，聘请德国“教习”训练军队，组建德式机械化师，拉拢收编割据势力，巩固中央地位（剿共也可看作是努力的一部分），同时国内经济和基本建设也有了初步积累，使中国初具现代国家之雏形。正因为蒋介石的这些努力，中国才能在抗战爆发后动员数百万大军与日寇做殊死搏斗，并重创日军，使其速亡中国的计划破产。尽管如此，从战争的进程看，中国的实力仍和日本有较大差距，战争初期一路丧师失地，半壁江山沦落敌手。
从中国军队的不济，我们可以设想假如这场战争爆发于1931年，中国可能连重庆也守不住，损失、牺牲会更大。可见，东三省的放弃，可以看作是一种战略上的退却，是为进一步有效的反攻争取时间，积累力量。毛泽东弃延安老巢于不顾，拱手让与胡宗南，人人都说高明；列宁当年也曾与德国签定不平等条约；蒋弃守东北，虽不敢说“高明”，但自知之明还是有一点的。蒋介石到“强盗俱乐部”国联告状，似乎是笑柄，但国联虽然没有惩戒日本的实际行动，毕竟通过了谴责日本军事行动的“李顿报告”，使日本在道义上处于不利地位，而未能在短时间内把中国拉入全面战争的深渊。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驻守东北的是非嫡系的张学良部。后来蒋让张学良去进攻红军，有人说蒋是借红军来打击异己部队。但蒋介石为何不拿东北军去喂更为强悍的日军呢？那样即可以更有效地“打击异己部队”，又能赢得“抗战领袖”的美名，何必让东北军“完整”地躲进关内呢？可见蒋的妥协的确是从中国的全局考虑，避免与日本发生全面战争，并非出于一己私利。
我不知道蒋介石从1931到1937年承受“卖国”的骂名，心情是否很痛苦。当然蒋是领袖，可能承受力较强，但我觉得蒋是有点委屈的，这从抗战初期蒋介石在凇沪会战中不顾一切地与日军硬拼就可以看出些端倪。蒋几乎拼光了中央军的精华（包括苦心经营的德式样机械化师），并反复对部下大喊：“把日寇赶到黄浦江里去！”其对日本怨恨之深，复仇愿望之强，与1931年的退让正成鲜明对比，连毛泽东都批评他是不切实际的“速胜论”，看得出他极欲洗刷“卖国”的罪名。可惜这一次他又太急了，凇沪会战中义和团式的蛮干造成大量无谓的牺牲和损失，甚至连经营10年之久的宁沪杭国防工事也在大溃败中一枪不发地放弃了，而上海的溃败直接导致了南京的惨剧。
（编者按﹕实际上蒋介石决心为之的上海会战，多少是有作者所言之的“情绪”在内的，不过更是为了打给这个没有公理的世界看的。但这都不是蒋的主要动机和战略。事实是，正是三个月上海会战的惨烈和与之配合的京汉、津浦、京包三线由北向南的节节抵抗，及其惨烈牺牲，才真正地将日寇“三月亡华”的狂梦破灭了，从而达成了前期抗战以“时间争取空间”，即迁移大后方、保护大后方以备长期抗战的目的。这才为以“空间争取时间”的抗日战争总战略的胜利奠定了基石）。
客观地说，蒋介石是一位有着严重缺陷的领袖人物，重大的战略失误也斑斑可考，但我认为，蒋介石面临民族大义的历史关头时，其表现起码是合格的：他毕竟坚持抗日而没作汪精卫，为中国在联合国争到了否决权，退居台湾后虽“复国”无望但仍严厉镇压台独，虽然丢了外蒙但属于上当受骗更随之反悔，西藏一直抓得很牢……这些都是明摆的事实，所以蒋介石1931年的“绝对不抵抗”，绝不是白送满洲给日本――他是要抢回来的。
抗战胜利后，蒋派人到美国国会去要钱打共产党，并嘱咐使团官员留心美国的山川风土政治民情，说将来万一两国决裂开战，可资情报之用。可见蒋是确实是一个爱国主义的领袖，这也是他不可能做汪精卫的原因。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