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密档案】“徐州突围”始末

【新唐人2012年2月15日讯】一九三八年五月初，前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在武汉电讯系统中征招赴抗战前方工作的员工。我和黑祥林、王正、杨浩芳，还有一位王渭江机务员应征，组织了交通部第一通讯队，我被任命为队长，立即率队北上奔赴徐州前线。当时徐州城乃第五战区长官部所在地，司令长官为李宗仁将军。由于日军不断轰炸，小陇海线一带电信路损坏严重，故组织无线电信队，以适应新的需要，我队以徐州为基地，视情况随时移动来往于邳县、新乡、炮车一带。我们从武汉出发的次日，适逢台儿庄大捷，全国人心振奋。曾记得徐州城中万众欢腾之状，晚上有盛况空前的游行庆祝活动。不久，日军采用包围策略，拟一举吃掉我第五战区的全部兵力。

这时第一通讯队又移驻徐州城内。五月中旬，我奉命去开封领一部新机。不料火车尚未到黄口站，忽然停车不前，一直等到次日，据说前面有阻碍。我估计战争时期情况多变化，不能再呆等，于是立即徒步折返徐州城。进城后发现街上竟静悄悄，无一人。再前进，顿见昔日繁华闹市，今天已是敌机大轰炸后的一片废墟。路经某医院时，见有几个扶了拐杖的残废军人，彷徨于大门附近，一片凄楚之状。盖偌大徐州竟成了一座空城，心知情况不妙，但驻军和全城老百姓到哪里去了呢？时间仅隔两日，有隔世之感。这时敌机又飞来侦察，即伏卧地下约二、三分钟，敌机飞离，我考虑到情况不明乃是军家大忌，我怎么办呢？此时此地，我成了离群的一只孤雁。想到通讯队曾一度在西关某处大院内住过几天，大院内的老大爷善良慈祥，全家和顺，我们宾主相处不错，我此时只有找他去求避一时再说，别无他策。正起身折返西关时，忽见远处迎面来了一辆自行车，走近一看，原来是第六通讯队长盛振翼，于是大喜。盛告以大军已南移，第一通讯队在某地下室内，随即领我前往，见到了战友们。得知黄口铁路桥已被炸断，日军已切断津浦铁路，我军已成被四面包围之势，目前只剩突围一条路。

我取出地图和大家商量对策。我大军因是昨夜南撤的，追踪不及，唯东南角淮阴等地仍在我手。我决定：一、立即将通讯器材全部破坏；二、当地招收的六名通信兵给资遣散；三、我和黑祥林脱下军装换上通信兵找来的两套便衣后，全部五人轻装向徐淮大道奔去。大家知道，如果走慢了的话，必与缩小包围圈的敌军遭遇。到了徐州西南郊外，才看到老百姓逐渐多起来。离城愈远，人愈多，扶老搚幼，忍饥挨渴，满面惊惧之色，休憩于道旁树丛内，真是一幅幅极其逼真的流民图。原来徐州城自遭敌机大轰炸后，全城百姓习惯于每日黎明全家出城，走向四郊（除铁路线外），躲避空袭，日暮才回城。今天也是这样，他们并不知道情况有变化。这么多困难的老百姓完全没有组织，听其自生自灭而已，日暮敌来不知他们怎么办！我们匆匆而过，也不能随便向之透露什么。别矣，九里山！此情此景印象及其深刻，永远难忘！

后来知道，我们一行人离徐郊后不久，日军已紧缩包围圈。当时上海抗敌第二剧队（队长瞿白音）也是赴徐州前方宣传演出的，他们离徐稍迟缓一步，竟与日军遭遇，颇有死伤。

我们一行人奔了几天，经睢宁、泗阳等地到了淮阴。这时徐州已经失守，市面一片混乱不安之状。当时形势是长江两岸自东西梁山直抵海口尽已弃守，上海租界已成孤岛，靠外国轮船通航各处。前江苏省政府主席兼司令官韩德勤，尚保有淮阴等几十个县，处在日军的四面大包围圈中。换句话说，我们虽已有徐州小突围成功，但是要回到大后方的话，还有一段艰巨的大突围工程在等待着我们。即穿过敌人长江封锁线先到上海，再从上海乘外国轮船去香港，转广州，从粤汉铁路返武汉。间关万里，其中焦点为怎样才能顺利穿过敌人长江封锁线。

我们从淮阴南下，抵高邮，此即江苏省政府的南面边境地。一路上传说纷纭。有人说经扬州过长江乘沪宁线火车去上海为捷径，但进扬州城时须恭恭敬敬向守门日军行一个几十度的鞠躬礼才行。有忘记脱帽的，日军即用刺刀将帽子挑去，哪关你血流满面！扬州乃我的故乡，我的岳母和小姨妹因故未走掉，但是否待在城中仍十分渺茫。考虑到城门口这一关不好过，亡国奴的对待，生死由人，我再三考虑，这条路不能走！其余四人都是外省人，所谓人生地不熟，更是一筹莫展。

正筹思间，在高邮旅社邂逅了一位适才来自上海的张老板，张某和一个伙计，携带两辆独轮车的货物拟去淮阴销货，他经常跑苏北生意，这一趟带的是几百双线袜。他离上海时，徐淮形势还是大好。我即与之招呼，互相询问前途情况。张老板有鸦片嗜好，常在房间内一榻横陈，大过其瘾。我常睡在其烟具对面，相与倾谈，所谓“预知山前路，须问过来人”。原来张某颇具神通，有丰富的社会经验，领有一张敌伪关卡的通行证。但商人就怕市面萧条，我竭力说服他不必北上，不如回上海。张在犹豫中。不过张某也颇关心大局，曾说服他的女儿在上海读中学，爱国热情很高。我们最后在烟榻上达成君子协定：他带我们五人去上海，到上海后我们将他的几百双袜子全部购下，以示酬谢。张又告我，从高邮出发须经过好几个地段，既有新四军，还有所谓游击队（实际土匪），最后才到长江边敌占区，那里有日军一个小队沿江巡逻。当时我们发薪不久，全体共有六百元现钞，必须设法收藏，以免万一遇到土匪。张老板说最佳办法是将钞票藏在车上袜子内，放在袜盒的最底层，我们都认为此法最妙。

于是我作为张老板的管账人，和张各坐一辆独轮车上的一小席地，其他四人，则作为张的小伙计，徒步跟随车后，浩浩荡荡经泰兴、黄桥等地，直奔新港码头。而张某原来的那位面带几分阴森的真正伙计则因事去三江营老家探望去了。幸而一路平安顺利抵达新港码头，却巧日军又出去巡逻，关卡上几各汉奸维持会的人物由张某去应付。稍耽搁一下关卡就通过了。张某购好船票，大家一脚踏上了意大利轮船，我们五人自离开徐州以来一直悬挂的这颗心算是放下了一半。为什么呢？船还未离开码头呢！船起航了，我们半月来一直紧张着的神经才基本上轻松。在船上张某告诉我，他的那位存心不良的伙计曾建议他在过新港日伪关卡时不妨告密，那么几百元现钞唾手可得。张未采纳。张的女儿在上海常参加抗日宣传，张某自然受到一定的熏陶，所以良性未泯，都是中国人嘛！

外国轮船停靠上海租界码头后，我找到了我的叔父母和姑父母一家人畅叙一路情况，甚慰。偶登高楼，可以望见闸北一带的抗战废墟！遥见日军持枪伫立，狰狞状态令人愤概。上海人民在抗战中曾写下有声有色的喋血篇章，现在虽处孤岛，但有血性的中华儿女仍在摩拳擦掌，群情激昂。不少学生离沪参加了新四军，其中还有我的一位堂表妹，因他们以为“新四军”是抗日军队。

我到上海后兑现了诺言，将张的袜子全部认购，并托张将袜子邮寄武汉。我们五人轻装登上外国轮船直赴香港。这时除广州湾外，海疆尽失。船经台湾海峡，风浪渐大。遥望海峡对岸，是被日军占领了几十年的台湾岛屿。到香港之次日，我们乘小船到广州，登上了粤汉路火车，迳返武汉。这时粤汉路及其以西仍金瓯无缺，但广大东陲已经沦陷。一路行来真是：“听吧，满是大众的辛酸！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我们一行人从徐州突围，兜了半个中国的圈子，回抵武汉，可谓丢盔弃甲，狼狈而回。但我们却喜闻李宗仁将军率领的十万大军当时先是南移，然后于宿县之南突然向西冲过日军较薄弱的包围圈，日军无可奈何。我大兵团强过日军包围线后立即掉转枪口严阵以待，保存了有生力量。这一突围是成功的，在战略上无疑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出于日军的意料之外。显然每一个中国人听到都是万分高兴的。这和后来西方所崇拜的“敦刻尔克撤退”相比毫无逊色。且前者是在军事力量未遭损失的情况下突围成功，后者在登舟时装备弃尽，死伤累累，完全是一副狼狈像。此即东西方两个大兵团突围的重大区别所在。

外八首：

一、 台儿庄大捷

灯下漫言征战事　今宵欲醉夜光杯

本文作者袁明诚先生 ，曾是深入敌后抗日的国军军官，祖籍江苏扬州，生于1910年12月28日，2002年5月11日去世。此篇回忆文章写于1990年代初于南京。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十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