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19日讯】南郭点评：大陆中国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北欧国家是成功的社会主义，不过是“民主社会主义”以资证明社会主义没有错，马克思主义没有错。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在欧洲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他们享有的选民微不足道，在英国仅有0.05%，在西德仅0.5%。且呈江河日下的趋势”，“在北欧和美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均很少追随者”，而全球最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事实上在1956年业已正式抛弃马克思主义。1991年苏联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意大利共产党，人数众多而最少教条，悄然改名为左翼民主党。绝大多数其他各国共产党均改名换姓，摆脱了共产党的名称和标志”。
东欧各前共产暴政国家、欧盟各国及美加等国领导人均公开反共。捷克在1993年通过了一项决议，直接称共产政权为犯罪政权，把共产党定性为犯罪组 织；1995年9月22日阿尔巴尼亚通过一项法律，谴责前共产政权对阿人民犯下的反人类罪和群体屠杀罪行；1996年8月22日拉脱维亚通过一项宣言，谴 责前苏联共产极权暴政对拉脱维亚人民的犯罪行为；1998年2月20日保加利亚草拟了一项法律宣告前共产政权是个非法政权；波兰总统在2006年作的一个 演讲中，明确把共产党称为犯罪组织；2006年7月3日克罗地亚通过一项官方文件指称共产党是犯罪组织；欧盟议会2006年通过了一项“反共产极权体制第 1481号决议”。美国前总统布什2007年月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落成仪式上的演讲中指出；“捷克作家米兰• 昆德拉曾经将反抗共产主义的斗争形容为“记忆对抗遗忘的斗争”。共产党政权不仅夺走了受难者的生命，他们还企图盗窃他们的人性，抹杀他们的记忆。随着这个 纪念碑的落成，我们要恢复受害者的人性，恢复对他们的记忆。自由是我们创世主的礼物，自由是 所有人类天赋的权利，自由将最终取得最后的胜利！”。2009年3月18日，欧盟举行了欧洲良知和共产极权罪行的听证会。前捷克总统哈维尔指出，“在欧州 有两个极端的系统，共产主义和纳粹，造成了人间悲剧，尤其是共产主义，其理念覆盖整个社会，每个人不是受害者，就是行恶的罪犯。如果我们不能够反对导致可 怕灾难的共产理念及其机制，将会是很危险的 ”。乌克兰总统尤先科2009年10月13日呼吁国民清除共产主义污垢，把带有共产党标志的纪念物和偶像仍进历史垃圾堆。恢复历史的真相和公正是民族复兴 的基础。尤先科总统2009年5月17日表示应彻底清除共产极权的标志，同时告诫那些不承认共产主义罪行的人们，必将被淘汰。 这里发生的大屠杀与奥斯维辛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所发生的同样残忍，并强调：这样的罪行不会被历史所宽容，也将不会历史被宽容。立陶宛国会通过法令，禁止在 该国任何地方公开展示共产党的镰刀斧头的旗帜和纳粹的像征。在立陶宛公展共产和纳粹领袖的图像都是违法。爱沙尼亚决定禁止纳粹党徽和镰刀斧头标志。包括带 有共产党的镰刀斧头和纳粹党徽符号的旗帜、标志和徽章。印度2009年6月23日宣布“印度毛主义共产党”（通称“毛派”）为恐怖组织。[3]
全球迄今仅剩下中共、朝共、越共、老挝共和古巴共产党仍在苟延残喘，但可以肯定它们全部随时面临寿终正寝！
2010年4月11日第215个反中共极权专制暴政争自由人权民主绝食争权抗暴民权运动日
西方国家知道列宁与德国之间的密切联系。临时政府推翻沙皇后，立即获得举世承认，即便10月政变，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夺权后，西方仍未立即中断与苏俄之间的关系，1918年3月苏德布列斯特（Brest-Litovsk）协议签署后，西方国家才转而支持在俄国南部及西伯利亚的白军。但到1918年11月后，仅剩下英国继续支持白军，主要是时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是极少数认清了共产主义危害全球的政治家。正如他在1930年预见到纳粹德国的威胁一样。直到1919年底，在白军已面临失败，但尚未被完全击溃之际，英国首相大卫劳埃德（David Lloyd George）下令撤回对白军的支持。丘吉尔极力反对并警告，未来德国、苏联和日本结盟会有严重恶果：“如果我们放弃俄国，德国和日本则不会。东欧诸新国家，将被俄国和德国粉碎……五年内我们所有的胜利果实将付诸东流。”
1921年英国与苏联签署商业协议，随后外交承认之，欧洲诸国随后亦与苏联建立商贸与外交关系；唯有美国直到1933年以前一直拒绝承认苏联政府，而美国是全球第一个承认临时政府的国家。
苏联外交有双重任务：一是外交；二是颠覆。苏联外交官，大多藏匿有众多间谍，图谋煽动所在国推翻政府，每个外国政府指责苏联间谍颠覆活动时，苏联皆以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是私人组织，与政府行为无干进行抵赖。西方盟国支持俄国的反共力量缺乏信心，半心半意且吝啬小气，而俄国支持各国反民主势力则显得全国以赴。
1919年3月成立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托洛斯基称之为“世界革命总部”，但只到1920年夏天，内战实质上已经结束，共产党才集中精力处理国际事务。苏联红军几乎未遇实质抵抗，便开进了华沙；而且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其继续进军德国和英国，列宁相信英德两国革命时机均已成熟。第二次共产国际大会决议称：“世界无产阶级决战时机已经来临；我们生活的时代是展开内战的时代，决战的时刻已经到来！”列宁在给身在波兰前线的斯大林的秘信中说：“共产国际的局势喜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及我本人，均认为应当立即加快意大利革命的进程；我个人的意见认为为了这一目的，匈牙利应当苏维埃化，或许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亦然；我们必须考虑周密；德国共产党认为德国能够在兰朋（Lumpen）召集30万大军抵抗我们。”[4]
该信最后一句表明，莫斯科意图让红军征服波兰后进军德国，以配合其同情者夺权。列宁完全误读了欧洲局势。依十月革命的经验，列宁不得不克服他的战友们的犹豫不决，以发动一场成功的政变，使他认为谨慎小心是胆小。
1920年共产国际大会，呈现许多欧洲国家和全球革命局势，故拟与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分裂，遵循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列宁不隐瞒共产国际作为俄国的一个支部，按俄共模式组织并受其领导。大会要求各国共产党对他们的党员强制铁的军事纪律，对其中心莫斯科表示完全的同志般的信任。他们的即时使命是全面渗透和撑控各自所在国的所有的组织。为此目的，用列宁的话来说：“共产党人必须在情况需要时…诉诸每一种诡计，阴谋，非法的权宜手段，掩盖并禁止公布真相。”[5]
最终目标是各成员协助共产国际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既存的资产阶级政府，代之以共产党政权。最终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会通过的21项决议其中最重要的有如下几条：
（3）各成员应当创建一个相应的非法组织，到关健时出面负责组织革命；
（14）任何志愿参加共产国际的党，有义务无条件支持苏联针对反革命力量的斗争；
（21）拒绝本共产国际规定的原则和条件者将被开除。
既然莫斯科不同意的任何事项均被标上反革命，第14条设立了一项原则：苏联的利益和意愿高于世界各国共产党自身的利益和意愿。共产国际在整个欧洲分裂社会主义运动，创建共产党，予以指导和秘密财金资助。然而其假定资本主义国家皆处于内战边缘则完全错误；其次，虽然共产党人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天主教信众主导的国度，诸如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强大的劳工组织中有相当数量的追随者，他们未能获得议会多数。受莫斯科的严厉指令，视社会民主党为主要敌人，他们削弱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在某些国家为右派独裁开辟了道路，而共产党人则成为其第一个受害者。
这在魏玛德国表现得至为明显。1920年代末，在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纳粹党（即国家社会主义党）三个强大的政党之间进行了激烈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苏联始终倾向于支持纳粹党胜于支持社会民主党，苏联称社会民主党为“社会法西斯主义”，并继续视之为主要敌人。基于此种推论，苏联禁止德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联手，在1932年11月议会大选时，社会民主党获得700万选票，共产党得600万，两者合计超过纳粹党的120万选票。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合计得221个议席，纳粹仅得196席；如果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合作，两个左派政党本可以在公投中击败希特勒，阻止他取得总理职位。因此，是共产党与纳粹党之间的诡计破坏了德国的民主，并将希特勒关上权力宝座。
1930年代，当苏联因集体化、大饥荒、大恐怖正在蒙受最痛苦的经历之际，苏联在西方的形像却因两个深深影响西方自信的重大事件而大大改善–大衰退和纳粹主义的崛起。大量失业对工业民主国家的巨大冲击，似乎证明马克思预言之资本主义会因周期性经济危机直至最后崩溃。较之共产主义俄国经济建设的巨大规模，确保就业，西方工业的停滞，使得许多西方自由观察家们相信资本主义确实已经死亡。共产主义还因在海外鼓吹在其自已领域内禁止和严厉处罚的政策，诸如组织劳工的权利和少数民族（即美国黑人）平等权利，以及苏联在西班牙内战中支持反法西斯事业，均为其赢得良好形像。
大多数欧洲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皆未忘记共产党统治可恶的一面；但是他们却用各种方式为其合理化：通过谴责无关的外部原因，诸如沙皇的遗产，西方资本主义的敌意等，或视之为建设一个全新的社会所不可避免的付产品。
在北欧和美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均很少追随者，苏联却赢得了自由知识分子和旅游者的好感。1919年，一个美国记者斯迪芬（Lincoln Steffens）访苏后写了一篇著名游记，称在苏联“我看到了未来，它确实有效”。后来证实 ，他是在瑞典至莫斯科的列车上，尚未踏上俄国土地前写下这篇报导的。后来，他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卡尔斯巴德（Karlsbad）渡假时给朋友的私信中写道：“我热爱苏联，未来在那儿，苏联将赢得未来，拯救世界，那是我的信念。但是我不想在那儿生活。”
最经典的是两位受人敬重的英国费边社的社会主义者，也是学者悉尼（Sidney）和韦伯(Beatrice Wibb)。韦伯最初非常敌视布尔什维克政权，但在1932年他们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他们到俄国作了三个星期的旅游，受到了皇族般的款待。他们为所见到的每件事大唱颂歌，用他们的话说：“爱上了俄国”。1935年根据苏联东道主提供的信息资料文件，他们出版了一部两卷本的游记：《苏维埃共产主义：一个新的文明？》（1941年再版时干脆将问号删掉）。他们对待苏维埃文件就像对待英国官方文件一样，而且每一页都经过俄国驻英大使馆人员“校错”。他们提供了苏联生活小说般的场景，而完全未意识到苏联的宣传目的。在序言中，他们否认斯大林是个独裁者（基于苏联作品）确实，他们认为斯大林是学院式统治（collegially），他们认为斯大林比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权力更小。对于秘密警察恐怖、大饥荒及无孔不入的监控，他们均忽略，或淡化，或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而费边社的委员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盛赞这部浮夸而毫无批判精神长达1200页的游记是对“苏联第一部真实的科学分析著作”。1942年韦伯又出版缩版《苏联的真相》，她参考了苏联1936年《宪法》，描述“苏联是世界上最全面平等的民主”。
韦伯非常聪明也非常熟悉学术规范和方法以致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对苏联共产主义的看法的边面单边性。如果他们未能提供更平衡的画面，原因想必在于在西方文明似乎面临最后崩溃之际，为了一个更完美的世界，寻求某种绝望的心理需要（孤注一掷）。为描绘它，他们在心中安装某种软件，使他们自动排除相反的信息。当然，并非所有的西方知识分子均上当受骗。有趣的是，对共产主义看得最透者并非科学家，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家，而是人文主义者：小说家、诗人和哲学家。与其被抽像的假相迷惑，然后用他们的视角来解释现实，他们用自已的术语观察现实。
英国著名哲学家拉萨尔（Bertrand Russell），1920年作为英国工党代表访问俄国。他抱着同情来处理苏联的实验：依他判断，资本主义业已死亡，反之，共产主义是世界所需…布尔什维克主义值得人类所有进步部分的感谢和羡慕。这是他返回英国后所写下的《布尔什维克的实践与理论》。但这一评论仅及于理论。而他满怀热情观察到的实践，给他留下了怀疑：他对布尔什维克准宗教性质的盲信与狂热，他们的焦虑不安与教条主义很不以为然。他质疑是否能够解释共产主义在像俄国一样贫穷落后的国家，大多数人会敌视之。
法国小说家基德（Andre Gide）初时作为另一典型的旅游者宣称对苏联既羡慕又热爱。苏联对他而言是一个值得选择的土地，是个正在变成现实过程中的乌托邦。1936年他访苏当时苏联正在进行对季诺维也夫和卡门内夫的作秀审判。返回法国后，他发表了一本小册子《自苏联返家》，在这本含混评论的游记中，称赞与批评相织而没有明确判断。基德为他对苏联经验的批评权辩称“纯属出于他的羡慕”。在俄国时，他写道：他流下了“交织着快乐、温情和爱的眼泪。”
基德承认他对莫斯科人夏天着装看上去相似的白衣服感到不安。溜出东道主为他安排的有6个房间套间的豪华宾馆，他看到人们在商店还未开门，排队等待期望能买到“令人厌恶”的货物而感到沮丧，他被群众的‘迟钝’和普遍的千篇一律感到某种不愉快的担忧。对他们对外国的一无所知，对他们流露出的‘小资产阶级’精神，对艺术家和作家的退化等感到恐惧。苏联东道主予像他那样的外国宾客如此豪华奢侈的款待，与苏联人民普遍的贫困形成的强烈对比，令他感到反感和震惊。
虽然基德强调了他对苏联的喜爱，他立刻成为恶意攻击的目标，最初指责他‘浅薄’和‘草率判断’，在莫斯科已给适当的信号之后，及时变成‘犹大’和‘法西斯代理人’。基德在《苏联的反思》中作出回应。他直率地谴责共产主义在苏联的所作所为：俄国背叛了我们所有的期望。
虽然欧洲的社会主义被共产党人无情地攻击诽谤为‘社会法西斯’，他们却担忧为反革命所利用，而犹疑不决作出回应。第二国际在一战期间立场含糊不明，忽视俄国流亡者的呼吁，采取坚定的立场，反对谴责苏联社会主义同志。他们被视为可怜的失败者。1923年第二国际大会声明：任何外国干涉反对苏联目的不在于：“纠正俄国革命洪流中的错误，而在于毁灭革命本身。并非为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而仅是建立一个血腥的反革命政权，作为西方帝国主义剥削苏联人民的工具。”
人们也许期望在西方商人中可以发现最坚定的反共分子，但事实上，许多商人转变成中立，甚至对苏联政府友善。一方面他们倾向于不考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群众的供应者，暗中潜藏着精英的普遍物质利益；即便共产党人相信他们的说教，商业经验很快就会纠正他们的乌托邦主义。1920年英国的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便是用这一信念来为他决定与莫斯科进行商业谈判辩解：“我们用武力迫使俄国恢复理智精神的偿试业已失败。我相信我们能够用贸易来实现这一目的并拯救她。商业在其运行过程中有一种清醒的效果。简单的加减法，经反复灌输很快就会瓦解野蛮的理论。”[6]
而按照福特（Flenry Ford反动的反犹太主义者）的说法，俄国越工业化，他们的表现就会越佳，因为“制造方法的正确性，与道德的无可指责性，实质上是同一回事”。
此种富于期望的想法，得到了来自商业自我利益的加强。国际商业界视俄国为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之一，而当苏联启动其工业化计划时，外国商人由于饱受大衰退损害已久，立刻蜂涌而至，争夺斯大林五年计划的订单。1930年代在苏联建造的好些最大的企业，是由西方技术顾问监造并由西方公司管理经营。福特公司在高尔基城(Gorky)建立了俄国第一家轿车生产公司，各西方公司纷纷在乌拉尔的马克尼托高尔斯克（Magnitogorsk）建立巨型钢铁厂。
纳粹党之所以登上权力宝座，与其在1932-1933年间在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共产主义平台上伴演主角密切相关。与苏联大不相同，纳粹在欧洲的心脏地区运作，既不能也不愿装作他们是任何事物，而是高贵的野蛮人。而苏联则将其野蛮掩藏在近乎全面检查的高墙后面，即便其公然侵犯违背每一种人道主义和民主观念，却宣称其与他们一致。纳粹的公然野蛮行径，立刻激起西方意见领袖的敌意；既然苏联以反纳粹主义面目出现，尽管只是口头上的，无论如何，西方政府似乎姑息它，莫斯科获得了丰厚的利益。战前及二战期间，最有效的间谍是那些赢得莫斯科反纳粹立场的个体。
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远比表面上他们不可调和的敌意所建议的表相复杂得多。这两种运动相互竞争激烈，但也相互合作。
一方面，他们有共同的敌人，亦即尊重公民权利私有财产与和平的自由民主政体。这两种极权政体均视人类是为建设一个新社会秩序，创造一种新人类，可以消耗掉的原材料。与苏联不同，纳粹德国容忍私有财产，但是待之像某种可以撤销的信托，而非某种固有的权利，并为国家利益而仔细地调整之。两种政权均蔑视和平主义：用列宁的话来说：“和平的口号……是市侩和教士的口号。”[7] 夺取政权后，列宁坚称：共产主义与帝国主义不能和平共处：一方或他方必须胜出，而在此前，“在苏维埃共和国与资产阶级国家之间，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不可避免。”[8] 至于希特勒，他的军事主义的光荣，他的一心一意想依赖德国军事力量赢得战争，业已众所周知，而无需详细解释。
然而，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相似性仍需进一步揭穿。希特勒极大受益于苏维埃国家的存在，他既将苏联作为一种威胁物，恐赫德国的选民，也用它作为一种与之竞争的样榜，构建他自已的专制。在将他带进权力宝座的1932-1933年大选中，他所利用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德国选民害怕共产党人取胜。应他的请求，德国国会（Reichstag）允许他有额外的权力，谴责共产党人纵火烧毁伯林国会大厦。直到1945年第三帝国崩溃，提供希特勒专制法律基础的《保护人民和国家的法令》，授权限制个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没收和限制私有财产权。这些措施并无其他先例，而是与列宁的俄国历史相似，授予（Fuhrer）正式的不受限制权力，事实上享有与苏联的统治者一样的绝对权力。
希特勒在1933年3月授权他实施权力的法令中，发现了在苏联的一党专政国家的现成榜样。这种国家传统上被称做“极权”，该术语由于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定义他的法西斯政权而臭名昭著。极权国家，旨在通过全面渗透和控制有组织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去掉它自已与公民社会之间所有的特性。它在统治党的帮助下来达到该目标，而执政党则由被授予无限权力的秘密政治警察协助，享有某种政治垄断和独裁管理权。在极权国家，法律不是保护个人的工具，而是一种统治机制。
近年来在西方有些政治科学家否定极权模式，理由是没有国家曾经成功地取得该概念所含的控制程度。他们争辩道：甚至在斯大林的俄国，该体制不得不满足多样化的利益集团，并要听公共意见。尽管这些反对见解是真实的，他们并未能使极权概念无效。用哈佛大学政治科学家佛雷德里奇（Carl J. Friedrich）的话来说：“对任何结构的历史特征的争论，并不意味着它是‘完全的’独特；因为这种完全的独特并不存在。所有的历史现像分属于分析对像的一般分类……若有足够特殊成分的杂色模式，即构成历史的特征。”[9]
因此，人们很早以前便注意到，“民主”意指人民的统治，其受到精英和议院外活动集团的影响，从来不存在不受限制的，像资本主义概念所含之自由市场；甚至在19世纪中叶，自由放任资本主义高峰时期，政府仍然对私营企业有某些限制和调整。对极权模式应适用相同标准。
极权政体的野心是如此之大，以致很难完全实现之。但是即使仅是部分实现，他们也比前现代期间那怕最专制的政权，创造出更多相当不同的各种条件：“由于极权统治力求不可能的事情，并且想将人性和命运置于其支配下，故它只能用某种不完整的方法来实现。它将自已置于其目标永远无法完成的境地，并使全部但必须保留某种趋势，某种统治的主张……极权统治并非一种完全理性的其各组成部分均能同等有效地工作的机制。这是某种将表现良好，且在某种地方或许可以达到其理想的机制，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它的权力主张，只能通过某种传播方式实现，用各种不同的强化，在各不同时间用各种不同的生命领域。与此同时，极权与非极权的特征时常交织在一起。但是这正是为什么极权主义者夺取政权是如此危险和暴虐的原因，因为它们是如此模糊，如此无法预测，如此难以确定……这种扭曲，伴随着无法完成的权力渴望：它把人的生命置于此种政体下，并使所有外部世界极难理解。”[10]
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政权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考虑全球性，而后者集注于国家：法西斯政权亦接受阶级冲突的概念，但视之为‘有’与‘没有’的民族之间。此点墨索里尼在他夺取政权前一年，于1921年在议会演讲中作过精确阐明，针对共产党众议员他说道：“在我们与共产党人之间，没有政治上的相似性，但有理解方面的相似性。像你们一样，我们认为有必要集中和团结整个国家，并向所有的人强加铁的纪律；不同之处在于，你们是通过阶级概念之途得出该结论，而我们则是通过民族概念的途径。”[11]
共产主义尽力颠覆的正是西方极力维护的，这真是一个历史的怪事。社会主义政党的从容分裂，削弱了马克思主义事业。同时，苏维埃的例子，对法西斯主义施加了极大影响，它利用共产主义威胁、恐赫大众，令他们交出其权利，并以列宁-斯大林模式创制了一个几乎毁灭苏联的极权政体。
虽然1930年代苏联及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西方赢得很大的同情，但却缺乏此种同情将演变成权力的迹像。如前所述，西方共产党，甚至在拥有稳固根基之所，保持着孤立状态。1935年，害怕反共产主义的法西斯政权的堀起，莫斯科改变了其待社会主义者如死敌的政策，命令各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者合作，并与所有其他反法西斯的团体协作。在法国（1936-1937年）和西班牙（1936-1939年）建立的短命的大众阵线政府（Popular Front Government）对于将共产党带入主流政治生活未起到什么作用。
在建立反法西斯同盟的同时，斯大林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一直保持着得体的联系，而在1939年德国与苏联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时达到高峰，苏联出于所有实际的目的加入了轴心国集团。
极权主义政权之间的相似性，无论他们自称为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或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反映在这些政权的领导们相互羡慕。当德国和苏维埃军队均陷入战争中不可自拔之际，希特勒在私人圈中说，斯大林是个‘天才’并公开猜测是否可能与之合作来摧毁西方民主。 [12] 激进的共产主义者毛泽东认为苏联放弃了真实的信仰，针对文化革命造成无数共产党干部死亡的批评时他答道：“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残忍。越残酷，也就越有革命热情。”[13]
第二次世界大战，斯大林通过挥霍消耗其臣民的生命获胜，但并未使他控制欧洲。但是通过苏军的占领，并强加共产党体制，他确实拥有东欧绝大多数国家。在战后的二至三年内，斯大林允许这些国家在共产党的控制下，有某种程度的政治多元性。但是自1948年以后，当南斯拉夫共产党统治者铁托（Josip Broz Tito）坚持他对莫斯科的独立性并与之分裂后，斯大林强加他的东欧各国以一党专政。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东德、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尽管名义上是主权国家，但事实上，各有细微差异，仅是卫星国–苏维埃国家的复制品，并完全受制于苏联，尤其在对外政策问题上。苏维埃王国如今扩展成苏维埃阵营。
因为对其无能为力，西方则在很大程度上默许了苏联统治绝大多数东欧国家。西方国家默认了苏联在该地区的势力范围，假如莫斯科满足于战后所得，东西方关系本可以稳定。然而，如果此种所得导致冷战，那是因为共产主义由于其性质无法保持稳定和满足，它需要危机和扩张。
战时同盟在二战结束时期，当战争的结局业已确定时便开始分裂，并在1945-1946年期间，在莫斯科宣布废除其1925年与土耳其互不侵犯条约，并提出土耳其不能接受的领土要求之后崩溃。随后不久，共产党人便在希腊发动内战。英国则帮助土耳其和希腊捍卫主权，但由于战争打得精疲力竭，它们无法长期坚持。1947年由杜鲁门总统发起，由美国确保抑制苏联的任务；最初通过所谓杜鲁门理论援助土耳其和希腊（1947年3月），然后通过马歇尔计划（1947年6月-7月）为复兴欧洲提供实质性财政援助。1949年4月美国采取了没有先例的步骤，与10个西欧国家和加拿大订立相互协助抵抗外侵的条约，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意在对抗苏维埃阵营；北约总部设在法国巴黎，其首任最高指挥官由美国爱森豪威尔将军（Dwight D.Eisenhower）担任。在1950年6月共产党北朝鲜侵犯南韩后，当时仅是怀疑，如今业已确证是由苏联发动，同盟国宣布西德是个主权国家，并邀请其加入北约（1955年5月）莫斯科立刻作出回应，创建了由八个东欧共产党国家组建的华沙公约组织，冷战由此制度化。
有关冷战史已有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有些历史学家将其归责于美国及其盟国；其他历史学家则归责于东西两方。无可否认，西方，尤其是美国作为同盟国无可争议的领袖，偶尔对共产主义威胁反应过度：无论共产党阵营对全球权力平衡如何威胁，共产党在美国却从未有过那怕最小的危险。然而，如今激情业已冷却，却很难避免得出结论，冷战的全部责任都应归属莫斯科。莫斯科公开明确宣称：其旨在任何地方促动内战，并在任何地方强加共产主义体制。共产国际决议第17条规定的21项规则明确宣布：“共产国际向全球资产阶级宣战。”苏联一有机会，便将此种威胁带到任何地方，甚至当二战正在激烈进行当中，将其带入西方新盟国，并导致共产国际的解散。
若需进一步证据，至关重要的是当苏联解体，俄国的权力移交给否定共产主义的由民主选举诞生的新政府时，冷战突然停止。俄国新总统叶利钦1992年6月在美国众议院演讲时宣布：“全世界可以如释重负般地松口气了。曾到处扩张引发社会冲突，仇恨和空前的残忍，逐渐向人类灌输恐惧的共产主义的偶像业已崩溃。它已经崩溃且将永远不会东山再起。”[14] 叶利钦至少似乎对谁在制造挑起冷战毫无疑问。
共产主义酿成各种恐怖主义运动，与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如果有联系也不是太大。马克思主义主要被用于隐藏各种犯罪行为：劫持、敲诈勒索、谋杀。其典型的模式，1970年代相当普遍的诸如德国的巴德美霍夫集团（Baadermeinhof Group）（现已证实系东德秘密政治警察支持）；意大利的红色旅（Red Brigades）；法国的指导行动组（Action Directe）和日本的红军(Red Army)等组织。皆由少量知识分子组成，他们恐怖袭击著名商界人士和政治活动家，旨在推翻资本主义，但全部迟早被清除。
这些无政府主义暴行，受到第三世界领导人，像毛泽东和切格瓦拉的激励。反映了后斯大林时期苏维埃领导人对西方资本主义采纳了和解进程，引起的狂热挫折感。欧洲激进政治学的主要趋势则朝相反方向运行，亦即面对当代现实采纳共产主义。其主要表现在于1970年代以欧洲共产主义名义形成的运动（Eurocommunism）。
紧随二战后，欧洲共产党人，得益于苏联由于在战胜希特勒纳粹的贡献业已赢得的巨大威望，赢得了新的追随者。在有些欧洲国家，他们参加联合政府。但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他们的追随者逐渐消失。有多种原因导致此种衰落：赫鲁晓夫披露斯大林的野蛮残忍；军事镇压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试图按自已的模式改造共产主义；确认共产主义对犹太人的迫害，尤其在波兰；欧洲共产主义通过与苏联的迫害与经济落后划清界线，试图扩展共产主义的选举。欧洲共产主义者，尤其在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知识分子当中，想追求一种更适合欧洲政治传统的道路。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罗（Santiago Carrillo）1976年定义该运动的目标如下：“欧洲各国共产主义政党的趋势乃适应发达的社会主义民主，多党议会和代议制，通过普选制行使人民主权，工会独立于国家，捍卫自由，人权，宗教自由，文化，科学，艺术创作自由，在所有的社会活动各领域，各层面，发展最广泛的大众参与形式。”
这些都是令人羡慕的意见，但是其中每一项想必都是列宁深恶痛绝的。因此，将该运动形容为“现代版的共产主义”并不正确：将共产主义带入主流政治生活的短命和失败的偿试，实际上意味着背离共产主义坚持的每件事件。
欧洲共产主义业已证明不过是昙花一现。1980年代整个欧洲共产党发现他们再次边缘化，他们最强劲的表现是在法国和意大利。在1978-1979年议会选举中，他们分别获得30.4%和20.6%的选票。然而，在欧洲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他们享有的选民微不足道，在英国仅有0.05%，在西德仅0.5%。 [15] 且呈江河日下的趋势。
在苏联崩溃后，欧洲各国共产党经历了许多改革和分裂。党的强硬派将该崩溃归咎于哥尔巴乔夫与资本主义妥协，因而继续坚持斯大林主义。其他人则悖弃传统的共产主义。因此，意大利共产党，人数众多而最少教条，悄然改名为左翼民主党。绝大多数其他各国共产党均改名换姓，摆脱了共产党的名称和标志。
共产主义业已证明为包输的命题：西方政治文化击败了虽源于西方却在非西方环境中形成的粗陋的意识形态。西方共产主义在向资本主义投降之前，自行解散重组成社会民主党，然后实质上消失于历史舞台。
注：
[1] Richard Pipes, Communism A History, Chapter IV,《共产主义在西方所受到的欢迎》The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2004; pp.91-113. 作者是哈佛大学荣誉退休历史教授；著有《共产主义的历史》《俄国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财产与自由》、《不为人知的列宁》等专著；曾任里根总统的苏联与东欧顾问。理查教授毕生致力于共产主义历史研究，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
[2] 郭国汀(Thomas G.Guo)，人权律师，国际海事海商法教授，法学翻译家。译有《CIF与FOB合同》4版；《Scrutton 租船合同与提单》20版；《Omay 海上保险法与保险单》；《英国保险协会保险条款诠释》3版；《现代提单》；《审判的艺术》；《国际互联网自由》；《共产主义黑皮书》；《共产主义的历史》等名著。
[3] 郭国汀，论反共与反专制暴政，《希望之声》2009年11月29日
[4] Richard Pipes ed, The Unknown Lenin (New Havan, Conn, 1996) 90.
[5] Lenin,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41. 38.
[6] The Times (London), February 11, 1920. P.9.
[7] V.I.Lenin, Polnoe Soboanie Sochinenii, 5th ed (Moscow, 1958-65) Vol. 49. 15
[8] V.I.Lenin, Polnoe Soboanie Sochinenii, 5th ed (Moscow, 1958-65) Vol. 38, 139.
[9] Carl J.Friedrich, Totalitarianism ( Cambridge, Mass., 1954), p.49.
[10] Hans Buchheim, Totalitarian Rule, (Middletown Conn., 1968) pp.38-39.
[11] Benito Mussolinii, Opera Omnia, Vol. XVII (Florence 1955), p. 295.
[12] Henry Picker, ed. Hitler Tischgesprache im Fuhrerhauptquartier, 1941-1942( Benn, 1951) p. 133.
[13]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1, 1990. P.A 2.
[14]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8, 1992. P. A.18.
[15] David Childs, ed., The Changing Face of Western Communism ( London, 1980) p. 276.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33期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