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20日讯】整整一周，我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细阅“红军第一叛将”《龚楚将军回忆录》，内中有关早期红军的真实记述不时令我心澜阵阵――“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但我没有想到真正的高潮在临结束的最后几页，精华之精浓缩于尾，真正一出“伏高潮于结束”的经典悲剧。心惊肉跳地合卷闭灯，竟一夜难眠 ― 耸然恐怖、慨然唏嘘、邈然深思、怒然气急……
红军代总参谋长
龚楚（1901～1995），粤北乐昌长来村人，15岁入广州巿立一中。16岁参加粤军，入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1921年任粤军连长。1924年入团，1925年转党，回乡从事农运。宁汉分裂，1927年5月初在韶关任“北江工农讨逆军”总指挥，率部参加南昌暴动。1928年1月，与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发起湘南暴动。1928年5月，指定与朱毛组成前敌委员会，头颅也与朱毛同一价位――捉到两万大洋、击毙一万、报信五千。 1929年12月参与百色起义，任红七军参谋长。此后历任红七军长、中央模范团长、粤赣军区司令、红军代总参谋长。1934年10月中旬，红军主力西撤后，任留守江西苏区的中央军区参谋长。最后一个职务为方面大员：湘粤桂边区中央分局书记兼该区红军总指挥。1935年5月2日，只身离队，留下一份“脱离声明”。
红军创建者之一的龚楚，为中共事业历尽艰辛，几入生死，左腿致残，加之身居高位，通缉匪首，按说只能死心塌地跟着走了，怎么会离开革命队伍呢？都熬挺11年了，怎么会自我否定呢？自然，龚楚之叛说来话长，有着主客观复杂因素，须稍展述。
被冤杀的林野夫妇
林野（1902～1934），福建龙岩人，中共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生，参加北伐，宁汉合流后脱离汪部回闽西。1928年初参加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即任红四军军部少校参谋。但其家庭成分是地主，1929年朱德率部攻占龙岩，林野父母被当地农会在暴动中杀死，担心林野报复，当地共干要求朱德将林野交送地方处置，朱德不允，痛斥来要人的农会共干。红12军在福建成立后，林野出任军参谋长，工作中得罪军政委谭震林，调任红军军政学校四连连长，后任红军公略学校教育长、红军第二步兵学校校长。1934年秋，中央红军主力突围，林野任野战军（突围部队）总司令部参谋，随军行动，走了两天，因脚受过重伤，行走不便，朱德调他回中央军区（留守部队）工作。当林野回到瑞金，恰逢其妻（上海大夏大学毕业生）从福建跑到江西苏区来找他，最高浪漫的“革命+恋爱”，真是说不出的喜悦。
林野向西江（会昌县属）中央军区司令部报到的第二天，谭震林到龚楚办公室，细声对龚说：“报告参谋长！我们准备请林野回家去！”龚楚以为要林野回龙岩老家工作：“司令部正需要林野这种参谋人才，我看还是另外调人到龙岩去吧。”谭震林狞笑一声：“不是要他到龙岩去，是要他回老家！”龚楚一个寒噤，忙问：“林野同志是老党员，他并没有错误啊！”谭震林严厉而坚定地说：“我应该报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来不正确，立场也不坚定，而且又是一个反革命的地主阶级（按，指其家庭出身），中央早已对他怀疑。现在他回来了，在此艰苦斗争中，我们再也不能让他混在革命队伍中。我已报告了项英同志，并已得到他的同意。”
龚楚认为像林野这样年轻有为的同志，并无明显错误，仅仅怀疑就要杀掉，实在难以接受。谭震林虽然地位比龚低，却是“国家政治保卫分局长”，直属中央领导，操握留守红军全体人员的生杀大权。除了对高干动手须报告政治局，处决中下级干部与士兵平民，毋须任何机关核准，只要自己批准自己就行。龚楚深知谭震林为人刻薄冷酷无情，无法阻止，但寄望说服项英。龚找到项英：“林野究竟怎样处置？你有考虑吗？”项英很庄重地回答：“谭震林的意见很对，在这严重斗争的环境，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顾不到私人的感情了！”龚见项处无望，去找住在附近的瞿秋白、阮啸仙，两人虽已失势，却是著名中共高干，且与龚私交颇深，尤其阮啸仙是广东农会时期的老同志（后任赣南军区政委），也许能救下林野。两人听后，互望一眼，瞿秋白说：“这件事，我同意龚同志的说法，不过我们现在不便说话了！”阮啸仙也说：“龚同志，我看这件事你也不要管了！我和瞿同志就快离开这里，你和谭同志共同工作的时间长着呢，何必因此而引起以后的不愉快？”
当天下午三点，项英通知林野，说是派他重赴红军学校任职并请他们夫妇吃饭。林野夫妇兴冲冲地赴约。下午四点开饭，特地为林野夫妇加了一碟炒蛋。陪餐的龚楚知道这是“最后的晚餐”，眼看这对恩爱夫妻笑意写在脸上，浑然不知，自己既无法援救更不能泄露天机，心如刀绞。他忽然想到至少应该救下无辜的林妻，便说：“林野同志，今晚去红军学校有15里路，天快黑了，此间有空房，让你太太暂住一晚，明天再派人送她去，好吗？”一旁项英、陈毅顿时领悟，附和道：“龚同志的意见很好，林嫂子明天去好！”可这对恩爱夫妇婉谢好意，他俩哪里会知道龚楚的真正用意呢？这对好不容易会面的青年夫妇，当然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在一起。
事后，那两个在途中奉命动手的特务员，向龚楚报告经过：走了十里路，已入夜了，林野先行在前，林妻在后，一位黄同志拔出大刀去杀林，其妻大叫，双手拖住黄不放，林野发足狂奔，另一特务员立即赶上，举刀便砍，林一闪避，已中左肩。林野立即回身拼命，但因左肩负伤，又被劈中右肩，此时再想逃，被追上照头一刀，脑破两半。林妻也已被黄同志结果。那位特务员说完嘿嘿一笑：“这次若不是我们两人，恐怕给他跑掉了呢。”龚楚事后对谭震林说：“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最好是痛痛快快的干掉，不必要再演这样的活剧了。”谭讽笑道：“参谋长还有一点温情主义的意识呢！哈哈！” 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林野为烈士。
令人胆寒的政治保卫局
1934年6月中旬，五次反围剿无法打破，白军包围日益缩小，红军最高领导层决定突围。为保证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之类事件，政治保卫局进行严密整肃。政治保卫局权力无边，常常一句“保卫局请你去问话”，就将人带走。被传去者，多数就此“失踪”，毋须宣布任何理由与后续消息。这一时期，被撤职审查的干部士兵达数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设立十多个收容所。为处置这一大批“动摇干部”与“反对阶级”，在瑞金北面与云都交界的大山深密处，设立特别军事法庭，离开法庭150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便是“万人坑”。所谓审讯只是一句话：“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然后押着犯人到坑边，一刀一脚，完工齐活。更“艺术性”一点的，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后再动刀踢入或干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烦。“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一个月后，才告结束。”
据《龚楚回忆录》，红军撤退或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地击毙”，以免被俘泄密。红军中除了政委与政治部主任，各级长官不仅不知道政治保卫局的卧底，而且不知道身边警卫多数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培训的特务，时刻监视，随时可对自己“动手”。百色起义主要领导人、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北伐虎将、广西国军最高长官），就是被跟随多年的心腹卫士林某击毙，林某就是奉命监视李明瑞的特务。政治保卫局内部也互监互督，没有人受到绝对信任。“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更何况，龚楚已有“历史污点”。1933年5月下旬，周恩来主持高干会议宣布：“对龚楚在工作中所犯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并给予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调红军大学上级训练队高级研究班受训。”随即在红军总部召开思想斗争大会，对龚楚围攻批判，提前经历“文革”。政治保卫局要收拾龚楚，也不是没有“历史依据”。
这一时期被“肃”的红军高干还有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季乃1932年1月1日宁都暴动的主要领导人，带着26路军两万余人及众多弹械投红，出任红五军团总指挥。仅仅因为与参谋长赵博生（中共党员）在人事安排上有所龃龉，同年6月即以“读书”为名予以软禁，10月与部下另一将领黄宗岳同时被杀。1927～1934年间，毛泽东也被清算过“富农路线”，三次开除中委八次严重警告与留党察看。 1932年初，萧劲光因“小资产阶级意识”差点不得出任五军团政委，5月又遭撤职与开除党籍处分。革命远未成功，革命者已在支付“必要的冤枉”（始于文革的中共高干流行语），交出去的是血淋淋的肉体与生命，抓住的则是干巴巴的抽象概念与教条。
大陆中共党史赫赫有名的“红队”，即刺杀顾顺章、白鑫等等叛徒的中央特科红队，不知情者还以为以颜色为队名，其全称实为“中共红色恐怖队”。
早年的深刻反思
1928年10月，龚楚赴长沙就任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在汝城遭拦截，白军纵火烧山搜索，差点烧死。他潜回乐昌老家，静养21天，病榻之上有一段反思：
我参加革命的志愿是希望能创造一个幸福美好的社会，在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的现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继续发展。可是，在这几年的斗争过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时期，农民向地主豪绅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绅伺机向农民的惨酷报复，在循环不已的斗争中，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反而使生产萎缩，农村经济破产，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彼此猜疑，彼此防范，除了听从中共的命令之外，简直变成了一个奴隶社会。人性毁灭了，人道毁灭了，人格也毁灭了，自由平等，更谈不到，这样的革命手段，难道是我所应追求的理想吗？
同时，我更想到我们的红军是共产革命的武装，它的任务是要以战争来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以推翻旧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是在不断的战争中，战死沙场的并不是高级统治者的本身，而是破了产的工农贫苦大众的士兵和中下级的军官。战争的结果，还不是贫苦工农的自相残杀吗？谁无父母，谁无兄弟，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类？我睡在床上，反复地想着，越想越想不通，使我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开始发生了怀疑。不过，这时候国民党方面已出了二万元赏金通缉我，势成骑虎，不得不继续跟着共产党走。
有了这样的思想，龚楚在红军中自然会格格难入，渐生异志。
龚楚因与周恩来发生工作意见上的分歧，被新账老账一起算，不仅高层检讨，也被大会批斗，提前经历文革。1933年5月，龚楚挨批，34师政委（龚曾任该师师长）黄甦揭发龚生活腐化，在广西红七军时期花千元代价娶妻，实属无中生有。散会后龚楚质之，黄答曰：“这个消息我也是听人家说的，人人都知道我和你是老同志，在这次斗争会上我若不批评你，便是我缺乏无产阶级的意识。所以我不得不将这件事说出来，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老同志还是老同志，何必介意？哈哈……”
留书脱逃
1935年1月初，留守江西苏区的“中央军区”虽然还有近3．7万人马，但苏区已无可动员人力，存粮仅可维持二月，存款亦只有十万，四周又是合围日紧的中央军。项英、龚楚、陈毅商量后，电请远在贵州的中央，要求突围，追随“野战军”西进，争取与其会合。中央即复：根据突围西进经验，中央军区应放弃突围，就地分散打游击，另命龚楚率一步兵团转进湘粤桂边区，收容西进野战军散落人员，建立新根据地并成立中央分局，该区党政军事宜均由龚楚负责。
龚楚即率1200人进至湖南彬县黄茅，迅速打开局面，发展湘粤桂边区赤色武装。由于国民党军队一时无力进剿，“我虽然过着流动性的游击生活，但环境安定，工作清闲，荒岭的夜月，山野的清晨，颇使我得到最好的思辨时间和空间。”
“红军中的指战员们，谁不知道中央苏区撤退以前的大屠杀？那种残民以逞的暴虐行为，那种灭绝人性的对付同志的手段，岂是有良心的人所能忍受？在政治保卫局严密的控制下，人民的行动和言论早已丧失了自由，参加革命斗争的人，连自己的生命也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这样的革命，不是自欺欺人吗？……饶了我吧！中国再也不需要流血的革命呀！”
1935年5月2日，这个负载中共湘粤桂三省军政重任的“最高长官”，出于对遥控中共的“第三国际”的愤恨与党内残酷斗争的恐惧，竟撂了挑子。龚楚避开身边特务员，只身巧妙逃脱，留下一份声明给政治部何主任，大意如下：
何同志！你回来的时候，我已到广东去了，以我一个负了方面重任的同志，脱离你们而逃，你们该会觉得惊奇？更将会责骂我由动摇而走向不革命、反革命的道路的。诚然，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来责骂我，这是我错的。但我要告诉你们，中国共产党已不是一个为广大人民谋福利的真正革命党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在苏俄役使下的卖国党。它走向毁灭国家、毁灭人民以及毁灭世界人类文化的道路。近三年来，中央苏区的措施，你们是知道的；人民得到了革命的利益吗？红军主力西窜时对党内干部的大屠杀，你们难道不寒心吗？这些事一向是我所坚决反对的；往年对党的政策曾经勇敢地提出建议与纠正，希望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可是所得的结果是个人被处分，而党的政策依然没有转变过来。今后呢，我还能盲从他们去干杀人放火的勾当吗？我如何对得起国家和人民？更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我的出走就是这么简单的理由。此后，请你领导这一支同过患难的队伍，并希望你将我这封信召集全体党员大会来检讨一下，倘若是你们对我的出走还表示同情的话，你们可派人到乐昌长来村我的家里来找我，我当尽我的力量来帮助全体同志走出这个罪恶的深渊。倘若你们认为我的出走是错误的话，那么，人各有志，请从此一别。
1971年初，龚楚在自序中陈述何以脱红：“我在这一革命斗争期间，逐渐体验到中共的革命政策与我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驰。我并预感到：如果中共统治了中国，将未必是中国人民的幸福。”
曲折尾声
回乡不久，龚楚先后出任余汉谋粤军第1军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1935年10月 13日，龚楚诱伏中共北山游击队，除几人逃脱，30多名游击队员全被打死，此为“北山事件”。后来，龚楚与另一中共叛徒何长林诱捕项英、陈毅，被前来带路的中共侦察员识破，鸣枪报警。项英、陈毅、杨尚奎、陈丕显等迅速逃走，躲过一劫。抗战爆发后，龚楚先后任国军上校参谋处长、少将参谋。抗战胜利后，龚楚出任徐州市长，口碑不错，不久去职返粤。1946年任广东省参议会议员，1947年任广州行辕少将高参，1949年3月任仁化县长，5月任广东第四区（北江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可谓“助纣为虐”、“双手沾满人民鲜血”。
1949年10月，共军打到北江，龚楚率保安团逃到乐昌瑶山。中共北江行署主任写信劝降，11月上旬龚楚率部下山投诚。12月，共军准备进攻海南岛，海南守将为龚楚乐昌同乡薛岳。广东省长叶剑英请示中央军委，派龚楚经香港前往海南策反薛岳。龚满口答应。到了香港，龚楚知道劝降薛岳不仅没有成算，且有“通匪”杀身之险，但若无功而返，又深知中共政策，决定滞港定居。此后，龚楚应邀赴台遏蒋，蒋要他在港秘密收编残部组织“反共救国军”，伺机配合反攻大陆。但他明白国民党大势已去，婉拒委派，从此脱离政治旋涡，改名龚松庵，返港办实业。龚在香港呆了40年，期间赴美，拿到“绿卡”，最终归返香港，以写作书画自娱，一张墨迹可卖三五千元。1960年代后期撰写回忆录。
1980年代后期，中共发布公告：“不再追诉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建国前罪行”，年近九十的龚楚萌发回乡之念。乐昌当地政府为讨好龚楚，拨款七万原式原样重建龚家老屋，占地面积320 多平米，建筑面积170多平米，六房两厅一厨两卫，琉璃瓦顶，一副当年土豪宅第模样。宅内配置全新家具，包括电视机、电话、冰箱、席梦思床、大浴缸等一应惧全，尽显现代气派。于是，龚楚决定回乡。
但乐昌县有关部门还有一道难题：以何种规格接待这位红军叛将？请示上峰，省统战部批复：龚楚回乡定居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按原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接待。1990年9月13日，龚楚携夫人王兰芬抵韶关，乐昌县委统战部、侨务办摆酒接风，龚楚递上三封信――分别致“老同事”邓小平、杨尚昆和王震。
1995年7月24日，龚楚在乐昌老家辞世，享年94岁。当地政府的努力也有回报：龚楚侄孙龚庆韶不仅个人回乡投资，还牵线引资或与他人合作投资，仅1990年代就为乐昌引资四亿余，也算龚楚最后泽被乡梓。
如今，大革命一代已完全走入历史帷幕，这一代人已经走完人生全程，演出结束了，帷幕已完全合上。然盖棺之时，却非论定之日。如何评说那场要死要活的革命？如何称量“阶级斗争”在中国的演出效果？如何理解当今中共从革命退至改良，从对抗折返和谐的“改革开放”？大革命一代留下庞大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一切并没有简单结束。逝去的岁月仍在“规定”着我们。虽然后人无法改变历史，也不能假设历史，但总还有总结历史的权力吧？后人不能只有接受的义务没有选择的权利。封住历史其实就是封住今天的前进，不让还原历史，底牌自然在于众所周知的“历史顾虑”。不过，这一次，寰内士林已经明白：对那场大革命的理解评析，可是一笔必须算清的历史大账目。
多余的话
也许中共史家或红色人士会诘问：“叛徒文章，一派胡言！岂可信乎？”不幸，尽管笔者抱疑读之，然佐之各种史料（如《伍修权回忆录》 、陈丕显的《赣南三年游击战争》 ），《龚楚将军回忆录》的真实性至少在95%以上。从利害关系角度，龚楚撰写此传于1960年代后期，乃一介平头港民，并无多少需要捍卫的政治利益，纯属个人历史回顾，需要顾忌之处远远低于官方。更可信的是：回忆录细节清晰，逻辑完整，几无虚写遮掩之处。以笔者阅读近千部（篇）传记之经验，未发现破绽。即便从研究中共党史角度，也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稀史料”。尤其对内地读者来说，看多了尽是教条口号的原则性回忆，来自“叛徒”角度的声音，而且是带着细节汗液的叙述，实在值得伸头一探。如听听龚楚对苏维埃运动的最后陈述：
我曾经组织并策动过苏维埃运动，我深深地体验到，中共在苏维埃运动时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是被愚弄被欺骗的对象……（工农）对于中共的激烈斗争政策并不感到兴趣。因此大多数的人们都采取躲避观望的态度，只有地方上一般游手好闲的流氓地痞，却喜欢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了他们……他们已变了新兴的统治阶级，成为苏维埃的骨干。如果没有他们，苏维埃便一无所有了。
再根据这场大革命的结果来看，从革命成功后的生产实践来看，从中共改革后所选择的“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来看，以“打土豪、分田地”为标志的苏维埃运动，除了帮助中共夺取全国政权，还能有什么值得保留与肯定的历史内核么？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三十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