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青杨:孙中山的职业精神

【新唐人2012年3月2日讯】1922年10月,上海一家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举办“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有1900多人参加, 2个月后结果公布,孙中山以1315票名列第一。当时,他并不是政治舞台上风光八面的权势人物。那个年代,从北到南都是军阀当道,有实力的是“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布贩出身的曹锟、秀才出身的吴佩孚这些人,他们有地盘、有枪杆。民意调查至少能够表明,革命者出身的孙中山当年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他没有权势,但他历经艰辛、参与缔造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他有主张,有蓝图,有热忱,不断地在为中国寻找出路,民众对他的敬意完全是发自内心的。

在他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时,有人质疑“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论德应属汪精卫”。那么为什么是孙中山?他们忘记了“论革命历史,论海内外声望,论建国学理,则应属孙中山”。孙中山就是凭这三条,当选为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去世之后,政治家们不管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有多么大的分歧,都言必称自己继承了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因为,在20世纪的中国,孙中山就是革命精神的象征。  

关于孙中山的革命理论,读了《中国近代史》就会发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非常先进,甚至一百年后的今天,都没有过时。孙中山先生认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只有革命才能拯救中国。要成为现代化的国家,最好有三种革命同时进行。第一种革命是“民族革命”,第二种革命是“民权革命”,使命是建立一个民主的共和国制度,合理划分公民和政府各自的权利,实现公民对政府有效监督,保证人民有当家做主的权力。第三种革命是“民生革命”,使命是防止财富向少数人集中,避免资本对国家和人民的统治。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国家繁荣强大、人民幸福富裕的目标。在一百多年前就能提出这样的观点,如此远见卓识,怎不令人佩服!只是可惜,100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没有实现孙先生的理想。

孙中山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个极富概括力的说法,如此准确,如此简明,这三个词几乎抓住了中国问题的内核,他亲手制定的《实业计划》、《建国大纲》等也都代表了那个时代对于中国最有前瞻性的认识。他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他几乎受到了各种不同立场的人们一致尊敬和交口赞誉,在近代以来的政治人物中,这简直是个异数。即便是那些心怀鬼胎、自私自利的大小军阀,往往也不是选择公开与他对立的姿态,甚而在表面上认同他的观点。他的人格力量大大超过了他所拥有的实际力量。

1894年11月,他在檀香山成立了第一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团体——兴中会。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明确揭示了中国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他在1905年成立同盟会时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主张。1895年的广州起义,是孙中山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理想的第一次。从此,孙中山真正开始了革命活动,直接采取了武装斗争的形式来进行反清革命,并开始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革命党”的旗帜。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任上,毅然决然放弃权位,实现承诺,辞去这一最高职务,这一壮举,放在中国历史上乃是前无古人的,这是近代政治文明的一束曙光,给予怎么样高的评价都不会过分,尤其考虑到这是在“官本位”根深蒂固的土地上发生的一幕,就更加值得敬佩。有了这一幕,孙中山就足以傲然屹立在历史的天空下。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八十多年之后,我们追念前尘往事,遥想他的形象,内心深处依然会产生“一览众山小”的强烈感受。

文章来源:《博客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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