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2日讯】大跃进大饥荒，如果以1962年1月11日至2月27日，中央七千人大会的召开为转折点，至今整整五十年了。所以说转折点，不说结束，是因为1962年之后，全国灾情依然在延续，特别是中国的最大的省，也是饿死人数最多的四川省，由于省委书记李井泉，深受毛泽东的宠爱，有恃无恐，继续向农民疯狂逼粮，死亡一直在继续，直至饿死了近一千万人！安徽省作为全国重灾区之一，虽然在大量饿死人之后，曾希圣推广了责任田，部分地区出现了一线生机。但是安徽广大农村，由农业合作化以来，特别是在大跃进中，被共产风肆虐，连续彻底的搜刮，已是十室十空，全省百姓都挣扎在死亡线上，责任田带来的生机，一时难以阻挡死亡的脚步，死亡也一直还在延续，只是死亡的人数，死亡者增加的速度，套用当今房地产业的行话，环比的速度呈下降的趋势而已。
尽管如此，中央七千人大会的召开，从很多方面来说，毕竟是一个转捻点。其中最大的成果，依我看还不是全国大批饿死人的事件被批露;而是毛泽东神话的破灭。是毛头上的光环在逐渐消退，暴虐的狰狞的流氓的面目终于暴露。什么英明的伟大的领袖，什么人民的大救星，原来都是蒙蔽全国老百姓天大的谎言，其本质就是十恶不赦的暴君！除了一些本质上和毛一样，也是在利用手中的权力残害百姓的诸多官员，还需要和毛沆瀣一气，继续为非作歹者外，一些良心未泯者，开始认识到毛泽东才是中国1949年之后，一切灾难的总根源！中国要认真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尽管要办的事很多，比如废除一党专政，实行言论自由等等，当务之急还是结束毛泽东的领袖专政！可以这么说，从大跃进大饥荒开始，毛泽东不仅失掉民心，也失掉了大部分的官心。只是很多官员和毛泽东一样，也干了很多残害百姓的恶事，知道毛泽东大旗一倒，他们都罪责难逃。所以还不得不与毛泽东休戚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其实心早不往一处想了。对此毛是有一点自知之明的。他以后经常说，什么各级领导之中，三分之一以上的大权，已经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句话要换个方式讲，就是说，当时中国大部分领导，已经看破了什么马列主义毛思想的真面目，了解到一些什么阶级斗争什么消灭私有制，什么社会主义改造，原有都是祸国殃民的倒行逆施！
当然七千人大会最直接的成果，还是共产党的各级主要领导人，必须面对因为他们犯下的滔天大罪，用现在的话语来说，就是反人类罪，该如何收拾这个烂摊子？说各级领导都犯了罪，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党中央主席毛泽东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说的:
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
毛泽东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年)
“三年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血的教训，和平时期死了这么多人，我们共产党领导人应该下罪已诏。可以考虑在每个各县委丶地委丶省委丶直至中南海门前立石碑，刻下我们的教训，让子子孙孙来记取。”
刘少奇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辛子陵着《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增订注释本香港书作坊2008年384页)
所不同的毛只说是缺点丶错误;刘是说到了是血的教训。那么饿死数千万中国老百姓，究竟是一些缺点丶错误;只是一些血的教训，还是反人类的滔天大罪呢？历史会做出结论的。
民间对中央七千人大会，在现代史上的意义，也十分重视。安徽省无为县退休中学教师杨金声先生，是大跃进大饥荒的直接受害者，那几年仅他一家，就饿死了六口人。他也是研究大饥荒重灾区无为事件的开拓者之一。前不久他告诉我，他已经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丶全国人大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炎黄春秋编辑部写信，建议将七千人大会开幕时间，每年的元月十一日，定为中国灾难纪念日。每年到这一天，全国下半旗志哀，停止各项娱乐一天。同时在天安门广场上建立大饥荒灾难纪念碑，使中华民族子孙，世世代代，毋忘国耻！当然，除了炎黄春秋杂志回了信，权力部门皆无音讯，而一个杂志社是什么事也干不成的。但我衷心希望杨老师的宿愿有实现的那一天。因为那不仅是他个人的心愿，也代表了在那场人祸大灾难中，三千多万枉死亡灵的心愿，告诫后人们，勿忘国殇！勿忘国耻！
大跃进大饥荒大灾难，是始作俑者毛泽东，效法斯大林实行的竭泽而渔的农业政策。把偌大的中国变成他的主义试验场，把苦难的中国拖进人间地狱。和平时期，在没有大一点的自然灾害情况下，主要因为共产风的肆虐，对农民施行彻底的掠夺，包括毛泽东亲自下令的，最残酷的所谓反瞒产私分，和苦难与罪恶的渊薮—–人民公社食堂制！百姓家中有粮成为”非法”，各级领导与专政机关，可以明目张胆地，”合法”地，到处翻箱倒柜，挖地三尺搜刮余粮！更有胜者，如河南省信阳地委书路宪文丶安徽省无为县委第一书记姚奎甲等恶吏，公然严令所辖地农民，不准灶台冒烟丶不准逃荒要饭丶不准上告上访！把善良的农民，活活饿死在家中。一雷天下响，亘古以来人世间最严密的政治组织，控制了穷乡僻壤每一个角落，毛领袖的权威无远弗届，专政的铁拳无往不至，强大的舆论攻势，足以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这才造成三千七百多万百姓主要是农民被饿死，亘古未有的大灾难！这个数字超过了八年抗日战争，中国人死亡的总数，也超过了1949年以前2129年共发生203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先后共死亡二千九百九十－万多人的总数（《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十期）。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甚至是没有炊烟的战争，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当时毛泽东大获全胜了，为了他的主义，他不停地发起各种政治运动，每场运动他都击倒了无数他治下的百姓。仅三面红旗一役，就有三千多万民众，伏尸在他脚下，他作为战无不胜的大独裁者，他狞笑了，在全国大建行宫，尽情享受美食美女了，吟诗作赋赞赏天生一个仙人洞了。如明末大儒黄宗羲所言，是举天下以奉一人了！他能不偷着乐吗？
但是，毛泽东最终还是恐惧了！他应该知道他残害了如此巨量的中国老百姓，他该受到怎样的历史审判？所以他必须掩盖历史，蒙蔽事实的真相。但是，正如林肯所言，你可以向一个人隐瞒所有的事，也可以向所有的人隐瞒一件事，但你不可能向所有的人隐瞒所有的事。大饥荒中全国遍地是灾，哀鸿遍野，处处是白骨新坟，毛泽东能捂得住吗？摀不住也得捂，怎么捂？毛泽东有毛泽东的招，毛泽东有哪些高招，能瞒天过海呢？我想不外乎如下几点:
一是强化意识形态灌输，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这是执政者的独门绝技。如毛泽东一再说的，凡要推翻一个政权，也包括施行各项政治运动，都必须先做好舆论准备。兵马未动，舆论先行。获得政权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大搞一言堂。毛泽东1958年5月8月在八届二中扬言，你们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者，我们一直承认。毛氏的大独裁，就包括舆论独裁，决不允许一点异样声音。否则轻者牢狱伺候，重者人头落地。这一点在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是一浪高过一浪，大跃进中更是甚嚣尘上，无孔不入。时任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以后反思说，大跃进大灾难，人民日报要负一定的责任。我是那个时代的亲身经历者，每当看到人民日报上，大字标题报导各地大放粮食高产卫星，没脸没皮没羞没耻地鼓噪，什么亩产三万丶五万丶直至广西环江县的亩产十三万多斤的消息，再看看身边农村随时可见倒地的饿殍时，心想那一张张造谣的报纸，不就是一道道催命符吗？！
出来混总要付出代价的，从个人到政党都一样。再厚的牛皮，无限量地吹，总有吹破的一天。真相总有被败露的一天，真相败露了怎么办？还能怎么办？继续吹呗！1959年的报纸，还在鼓吹更大的跃进，跃进形势越来越好！到了1960年就突然冒出来，全国连续三年遭受到严重的自然灾害了。不再说粮食多了怎么办？改口说要低标准瓜菜代，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了。58年59年的报纸白纸黑字还在，有说全国受灾的事吗？真是大权在握，话语权牢牢控制在手里，墨索里尼总是有理。而一旦到了狡辩的理也说不出来的时候，比如七千人大会上，大量饿死人的事实已经突显了之时，那又怎么办呢？也有办法，就是竭力封锁消息，一锁五十年，等到知情人丶亲身经历者都死光了，看看还有谁在说几千万人被饿死的事，你不说我不说他也不说，不就等于饿死人的事没有发生过，执政者不是依然光伟正吗？
应该承认这一招效果还是很不错的。现在五十岁以下的人，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仅仅在半个世纪之前的并不遥远的年代，中国曾发生过主要是人祸引起的人类史上的空前大劫难了。有人见到互联网上在讨论大跃进时期究竟饿死多少人时，竟然说这是类人猿在说话。比如有个叫江西李建军二先生就说，人怎么可能被饿死，世上可以吃的东西很多嘛，就差未像晋惠帝所说的，何不吃肉煮饭了。这位二先生还说，谁再说饿死人了，就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以后中共党史二巻出来了，承认1960年比1959年，人口减少一千万！这位二先生未再说要追究谁的刑事责任了，但还说这样的党史一出版，就标志着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开始。读到这样的帖子，我是五味杂陈，心情十分纠结，可悲的中华民族啊！
其二，毛泽东绑架全党，发动群官，一起投入到封闭历史真相的行动中去。这一招也算管用。历史的真相至今还在云山雾沼之中，不能不承认是执政者上下合围，全面封锁的结果。君不见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是怎么说的？上至中央最高层，下到公社党委，在这场人祸大灾难中，人人有责，谁也脱不了干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要政权还在，诸位仍可称霸一方。别问是谁通了漏子，也别问漏子通了多大，只要上下一心，舆论一律，步伐统一，上面都有人帮你兜着。即使像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那样，饿死了四川近千万人，还可以荣升真正的西南王和国家领导人;吴芝圃在河南饿死了几百万人，信阳事件臭名远飏，还不是毫发未损，改革开放之后吴芝圃死了，悼词里还说要去掉强加他头上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啊！原来河南省特别是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都是污蔑不实之词？！相反的你要主持正义，为苍生百姓说话，那不问你是身居要职的彭黄张周，或是地方官员，如安徽的张恺帆河北的胡开明，后果又如何呢？一正一反，一荣一辱不是明明白白地告诉全党和各级官员，该怎么想和怎么做吗？
毛泽东这一招真的很高，党和政府的官员们，没有人不知道，毛泽东是一切灾难的总祸首。如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丶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一次讨论会上所言，毛泽东一生干了那么多坏事，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暴君！从暴力土改到农业合作化，特别是大跃进共产风，毛泽东都是始作俑者。尽管开始有邓子灰周恩来陈云等人的反冒进，庐山会议上彭黄张周的仗义执言，后又有刘少奇的幡然回悟，都改变不了毛泽东的一意孤行和一言九鼎。等到屁漏闹大了，民怨沸腾，官怨也沸腾了。毛泽东轻轻巧巧几句话，听起来像在做检查，实际上就把罪责全推出去了。下面的官员们能怎么办，紧跟中央部署呗，还能怎么样。有几位地方官员，能像山东省昌乐县委书记王永成那样，大跃进中全县未饿死一个人！既然你们身后都跟着无数饿殍的冤魂，你还能正义起来吗？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跟着毛泽东一起掩盖历史真相了。
其三，发动更强势的政治运动，以遮掩原先的罪恶。正如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一书中所说的：“在极权统治下，往往是最坏者当政。……用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先前的错误，用更大的罪恶去保护先前的罪恶。”这不，另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什么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说烧不就烧起来了。对此，说的人已经很多，不再赘述了。
其四，企图通过所谓钦定接班人，实行家天下，以长久蒙蔽真相。单少杰先生曾当面问过李锐老，毛泽东害不害怕历史？李锐说，他怎么不怕，他怕得很！你看毛泽东晚年那个忙的哟，真叫人“感动”，还剩下也就几个月时间了，还一会指定江青当主席，张玉凤进常委，是什么后党;一会又指定毛远新当主席，是什么太子党。忙来忙去忙什么？不就是想自家人接班，不会揭他的老底吗？他犯下的反人类滔天大罪，能永远隐瞒下去吗？结果如何呢？尸骨未寒，什么后党太子党，刹那间灰飞烟灭。
毛泽东做过了头，接班人之举，是他人生最大败笔！他得罪了所有的上层官员，他太不把他们当人看了，他真的把他们当成毛式家奴了！活着的时候，想整谁就整谁，要咽气了，还想把他们交给老婆侄子继续整！想过他们的感受吗？能怪他们拍案而起吗？设想一下，如果毛不干这个事，或是这种赤裸裸的丑事，不是张玉凤女士那么早就捅出来，可能历史的进程会慢一些。而历史常常只按自己的步伐行走，有时像太极图那样，首尾相咬。
下面说说大饥荒时的重灾区，我的家乡安徽省的一些情况，以及我个人作为反右和大跃进劫难的亲历者和幸存者，一些经历和调查研究的所见所闻所思。
安徽省是大饥荒的重灾区，是有史可查的。根据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的《张恺帆回忆录》，第369页记载，安徽省总人口，1958年年末为3394万人，(农村人口2997万)，1961年末为2987.7万(农村人口2548万)。与1958年比较，1961年末共减少406.3万(农村减少449万)。而据安徽省统计局编的《安徽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1959年至1961年三年全省共出生人口为141.7万人。那么与1958年相比，全省1959年至1961年实际死亡人数，应该是406.3万十141.7万=548万人。除去正常死亡数丶逃亡丶失踪人数等，张恺帆所说”安徽饿死约500万人’，是接近事实的。这应该称得上是正史了。
为了论证这一时期的历史，还可以举出下述较为可靠的资料，相互印证。
一是发表在《炎黄春秋》2011年5月号的文章:《我为遵义事件计算死亡人数》一文，上面有一张表：“1958-1962年全国各省灾区非正常死亡人口”。灾前全国人口为63474.9万人，非正常死亡人口3245.8万人，死亡率为5.11%。表上第一位的就是安徽省，灾前人口为3446万，非正常死亡633万，死亡率18.37%。四川省非正常死亡940.2万，绝对值全国第一，死亡率13.07%位列第二。就安徽省而言，非正常死亡人数，大于《张恺帆回忆录》书中记述的数字，此乃因为一是三年一是五年之别也。事实上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也确是从1958年开始，绵延至1962年的。
数字是冰冷的，但每一个数字的背后，都是鲜活的生命。我们不能像没有人性的恶魔斯大林那样，说什么死亡几百人几千人，那是人命;而几十万丶几百万人的死亡，那就只是数字了。
当然更不能像政治流氓毛泽东所说的，中国有几亿人口，死几千万有什么要紧，让妇女敞开肚子生，几年不就回来了。这种拿中国人不当人，一付无耻的嘴脸，真该下十八层地狱！
下面再说说另一个可以参照的数据，是公安部三局王维志研究员的研究成果。他说那几年安徽省有11个县，死亡率超过百分之十，依序前六位的是无为县18.23%丶太和县17.479%丶宣城县16.31%丶亳县16.238%丶宿县14.432%丶凤阳县13.604%——这个数字未查到起讫年月，虽然较上述两家数字稍低，但非正常死亡人口，全省在四百万左右，是有根据的。
我为什么又要引用这一数据呢，因为它和我个人的经历密切相关。从这张小表上看，安徽饿死人数排在第一位的无为县，和排在第三位的宣城县，正是大饥荒年代，我生活过和最熟悉的地区。
先说说无为县。如果说安徽省是大跃进大饥荒的重灾区，那无为县就是重中之重！仅1958年至1960年三年(1961年之后未统计)，就饿死了320422人。占全县1957年底人口总数982979人的34.8%！
无为县位于长江北岸，境内水网纵横，是江北的大粮仓，也是对岸全国四大米市之首芜湖市稻米主要供应地之一。大跃进中三年，为何在没有大一点的自然灾害情况下，一个鱼米之乡，竟会有数十万农民被饿死？这是谁之罪？对此已故的无为县农委干部丁人卜先生和杨金声先生，作为研究无为事件的开拓者，已经做出了明确的结论，那就是人祸！
这里要说一说已故的丁人卜先生。他作为县委农村政策研究的负责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冒着风险开始调查无为县大批饿死人的惊天大案。经过多年的走村串户，和查阅县公安局丶统计局等政府职能部门的档案资料，终于编成《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迹》一书。随即送各主管部门审阅，也呈送给无为事件当事人张恺帆副省长过目，均无异议。以后丁人卜先生又个人出资打字印刷装订成册，广泛征求意见，均未听到质疑的声音。这些都足以证明，这本资料是一部当代人写当代事的信史，是真正来自大跃进大饥荒重灾区的第一手可信资料，弥足珍贵！
2008年我在无为县采访时，蒙杨金声老师将此打印稿相赠。以后丁人卜之子丁华林夫妇与杨金声老师，五七难友方后高先生，一齐到我家。丁华林先生亲口授权我可以发表及引用其中资料。
我在认真读过丁人卜先生遗著之后，首先是受到极大的震撼，继之也感到有责任，将它推向媒体，让更多的后来人，知道半个世纪前的中国，究竟发生过怎样的人间地狱式的悲惨事件，有多少我们的骨肉同胞，枉死在大跃进共产风的狂潮中。为此我一面将它们一字一句录入电脑，一面开始写一些解读性的文章。诸如《从乌托邦到人间地狱》丶《大跃进中的安徽官场和一个人的觉醒——读张恺帆回忆录》丶《一场肢解中国农民家庭的前哨战——人民公社食堂苦难与罪恶的渊薮》等等，散发于《炎黄春秋》及共识网丶五柳村丶观察等中外网络。
拙文发表后，曾引起过较广泛的关注。有在世界各地无为人，特别是大饥荒中死难者的家属，来函来电表示无限哀伤的;有来函希望帮助寻找大跃进灾难中失散亲人的;有函索拙文并希望转载和出版的;有对一些史实疑点希望能进一步说明和澄清的，如光明日报社一社89岁的老先生来函询问，丁人卜先生为何不对1961年之后的无为农村做调查统计？我都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一一回复了。
当然，也会有反对者的声音，大概是拙文及引用的史实，触到了一些人包括官二代们的痛处，我曾连续两年收到过恐吓短信和电邮，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有境内的也有境外的，有说我要遭到报应，也有干脆发来连续14个4的。4者死也，我都一笑置之，依然我行我素。我历来行不改姓坐不更名，所有文章皆实名实姓。你们骂也好恐吓也好，为何不敢报上名来？我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尚无畏惧，你们怕什么呢？记得是名报人林白水先生，面对恐吓信说过一句话，他说生为庸人，死作鬼雄！林先生果然以后求仁得仁了。林先生此言，我心有戚戚也。
话说远了。无为大饥荒事件披露之后，受到更多关注的还是学界，和大跃进大饥荒的研究者们。我曾接到过多封函件，索要丁人卜先生的遗著，其中有境内外的专家学者，也有像阳光卫视这样的媒体，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库这样的学术机构。我都一一即时赠送了。只在回函中表述，我们只有一个共同责任，那就是在为大跃进大饥荒中枉死的中国数千万亡灵的哀悼中，不能忘了要为他们讨回公道，要对那些犯下反人类罪的罪酋，尤其是首恶毛泽东进行历史的审判！
丁人卜先生这本遗著，究竟写了些什么，这里不能一一介绍了。只能说它是从共产乌托邦到人间地狱，一份极好的标本。它通过翔实的数据调查，可贵的细部描述，真人真事的真实记载，真真切切地告诉人们，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县，一个濒临长江的鱼米之乡，一个大粮仓，怎样的经过大跃进共产风肆虐之后，如何的粒米如珠，后来连黄豆杆子丶花生藤壳丶高梁杆子丶玉米叶皮芯都充口粮，最后草根树皮也吃光。接下来是哀鸿遍野，饿殍遍地，家家有新坟，处处有尸臭的人间地狱！它告诉人们所谓大跃进期间，无为的粮食总产量，远不是什么高产再高产，翻番再翻番。而是铁的事实告诉你是土地荒芜，粮食减产。从58年到60年，粮食产量年年下降。粮食总产量57年为6.7亿斤;58年为6.2亿斤；59年为4.4亿斤；60年为4亿斤，与57年比减少36.5%。而1958年粮食外调任务，竟然是2.3亿斤！
它还告诉人们，什么叫反瞒产私分，那就是逼粮，也就是逼命！当地民谣：“见偷吃的打嘴巴，下圩迟的开口骂，叫不来的绳子拿，若强调就梁上挂。”
“赫店公社苏塘大队汪坛生产队长支部书记丁家法，打骂群众，克扣伙食无所不为。1959年3月小饲养员丁玉全因偷吃蚕豆，被他捉住，丁竟用剪刀在小玉全耳朵上剪掉一块肉，当场流血不止，第二天头部肿大，半月后死去。”
“新河公社马城大队石碑生产队队长傅昌桂，今年上半年不到100天内，打了35人，达153人次。女社员倪华的小孩偷了约5斤稻，傅将倪华拖来吊打，用烧红的大底针在她的鼻梁上烙了个‘十’字火印，并责令妇女组长将该女社员头发剪光，以示偷窃。社员陈明文因病不能参加生产，遭他一顿毒打，因伤重而死。”
58、59、60三年春，有的地方人均供应只有半斤：有的地方只吃二两、三两；有的地方断炊。以致外流、浮肿病、饿死人的现象普遍发生，还要搞反瞒产私分。59年12月18日无为县委第一书记恶吏姚奎甲，到红庙公社召开党委会，批判该公社为什么只报单产360斤，说红庙公社有特务，有瞒产私分行为。立即将党委书记吴定诚撤掉。指出当前工作要以反瞒产私分为中心。随于12月10日召开全公社小队长以上的13天会议，用严刑威逼报粮。在会议期间及会后，闸北大队原有4944人，死去2260人，占该大队总人口的49%，该大队的西林、大季两个生产队，在13天会议期间就死去395人；新屋生产队原有112人，死去78人，占66%，全家死光的7户，共33人。正岗大队王村原有590人，即死去310多人，占52.5%；徐岗大队原有3625人，死去2023人，占55.8%。”
“59年12月31日，姚奎甲到关河公社。该公社有6个大队断炊，其中双泉大队已有一个多月未有供应，每天死六、七人；石岗大队一天即死16个人，公社拿出4000斤粮食安排生活。姚知道后，拍桌大发公社书记徐明理的脾气说：‘你如果不把4000斤粮食收回来，就是瞒产私分的头子。’并在第二天召开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会上喜皮笑脸的说：‘我今天来给大家带来三个一：今天是元月一日；一双空手；要粮食一粒没有。’”这样的恶吏，还有一点人性吗？
大量饿死人还与人民公社的食堂制度，有紧密的关系。据我的一位本家，当年在无为县高沟公社草埂生产队当过小队会计的堂兄对我说，他们的小队食堂管147人伙食。有时一歺饭竟然只有2斤米下锅！人均不到10克。农民作家王有任先生曾对我说，有些基层干部和炊事员，居然在熬大锅糊糊汤时，用纱布把米包起来，这样他们就能吃到半干的饭，而农民们只能喝大锅清水汤了。所以当时当地有民谣:”一两二两饿不死生产队长，一钱二钱饿不死炊事员”。
毛泽东—曾希圣—姚奎甲，这一伙暴徒，如此残害中国的善良百姓，心肠之狠毒，手段之毒辣，后果之严重，古今未有，真是罪恶滔天，罄竹难书！虽万死也难赎其罪！
说过排名第一的无为县，再说说排名第三的宣城县。如果说长江之北的无为是江北大粮仓，则宣城县则是江南的锦绣之地，更是自古以来就是物产丰富五业兴旺的膏腴之地。谁能想到就是这块毗邻人间天堂苏杭的沃土上，在大跃进共产风肆虐期间，竟是也是白骨遍于野，百里无鸡啼，死难者枕藉的悲惨世界！2011年夏我和余习广先生去宣城调查，原宣州市政协委员，某医院放射科主任胡医生告诉我，大跃进大饥荒期间，宣城县饿死人的比较可靠的数字，应该是18万人，而不是过去流传的17万人。当时宣城全县人口约为60万，死亡率在25%以上。
宣城，以及和它邻近的芜湖当涂，都是安徽省长江以南的精华所在，它的美丽富饶，一部分是大自然的恩赐，一部分却是得益于我们祖先的辛劳开掘。我们不妨对它们的历史，做一点简略的回顾。
芜丶当丶宣一带，汉以前很多地方是湿地，芜湖者荒芜的湖滩也。鸠鸟翔集，芜湖又名鸠兹。宣城也近似，仅宣城北乡的江南五湖(金钱丶青草丶南漪丶丹阳丶固城)之一的金钱湖，四周即是有二十余万亩的大湖滩。三国期间孙权大帝赤乌元年至四年(公元238–241年)，孙权为了对抗北方发达强盛的曹操，派冠军将军丁奉，以五路总兵衘镇守宣城，芜湖一带。同时开发五湖区，使它成为东吴的大粮仓。丁奉不辱使命，率军数万，一边操练，一边围湖造田。经过四年的苦心经营，终于使荒芜的五湖区湖滩，变成了肥沃的良田。遇旱则积，遇涝则泄。圩内高处广种桑麻丶麦菽，低平处种稻，水面养殖。有一首曾作为高考作文命题的，清人阮元的吴兴杂诗：“交流四水抱城斜，散作千溪万户家。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也正是五湖圩区的写照。
其中仅以围宣城金钱湖为例，丁奉经四年经营，筑堤104里又49步，堤宽丈余，堤高2丈余，堤底宽五丈，围成一硕大的金宝圩。圩内有良田十万零二千亩，水面六万八千七百亩，一千多个村庄，七万八千八百余人。圩内阡陌成绣，沟渠纵横，土壤肥沃，旱涝保收。可产粮六千万斤到八千五百万斤，棉花二万担到三万五千担，大蒜一百多万斤，鲜鱼二百万到四百二十万斤，是货真价实的鱼米之乡。2011年7月我与余习广先生一起，租车去属于金宝圩的宣城养贤乡，登上始建于1700多年前的金宝圩大堤，缅怀先贤，再想到共产风期间，执政者的恶劣行径，感慨系之，久久不能释怀。
三国以后，长江以南一直物产丰富经济富裕，不仅自身衣食无忧，而且也是中国稳定的一股强大的物质基础。明显的例子就是西晋永嘉年间的八王之乱时，生灵涂炭，唯独江南尚可安居。“永嘉中，天下灾，但江南，尚康平”。“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以后才有北方八大姓氏衣冠南渡，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人口大迁徙，文化大交流。
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块风水宝地，一千多年来都是水旱无忧，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文人辈出之地，到了所谓大跃进期间，竟然也饿死了那么多人，我们对得起祖先吗？丁奉将军在开发宣城期间，吴王孙权下诏：“盖君非民不立，民非谷不生。自今以来，督军郡守，其谨察非法，当农桑时，以役事扰民者，举正以闻。”其年冬十一月，“民饥，诏开仓廪以赈贫穷。”想想古人比比今人，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想起我们多年唱的所谓红歌，什么砸碎万恶的旧世界，万里江山披锦绣。旧世界真的就那么万恶吗？新世界真的就万里江山披锦绣了吗！一千七百年前吴王孙权，尚能造福百姓，使中华儿女能安居乐业，休养生息，衣食无忧。而可恶的毛时代，只会对亿万生灵作彻底的掠夺。为了去争夺什么国际共产主义领袖地位，竟然迫使中国老百姓成千万的被饿死！他还有什么脸面去面对中华民族的百姓与先人！
可惜，宣城县在大跃进大饥荒中，发生过如此惨烈的大批饿死人事件，至今能读到的材料极少，远不能和安徽省的无为县太和县凤阳县巢县全椒县等县相比。我们只知道当时的县委办公室工作人员，一位名曰徐应钦的，为了反映宣城大批饿死人的实情，为了冲破当局对邮政的控制，曾步行去邻省江苏高淳县邮局去投递。就这样还是被宣城县委截获了。听说徐后来被关进大牢不知所终。
当时县委主任负责人，是田、杨夫妻店。中央七千人大会后，曾希圣垮台了。作为曾的红人，这对夫妻一度失势，田在地区商业局赋闲时，我还见过他。不久他就晋升到一个地级市当副书记，升官了。而宣城死掉的十八万人，死了也就死了了。
最后说一点我个人在大饥荒中的经历。
我1958年21岁时被划右派，发配到广德县一个叫门口塘的农场，接受监督改造。接下来就赶上了大跃进大饥荒，我年幼体弱，又铁帽压顶。备受饥饿丶劳役丶批斗等多重磨难，能活下来也是九死一生。我还亲眼见到一些右派难友，受尽欺凌，活生生的就死在我的面前。至今难以释怀的是一位叫周志银的无为藉的小学教师，只因为在工地上捡到半截小山芋，私自吃下去了。被作业区虎狼一般的主任赵德隆，在检查厕所时，发现了有吃生山芋的大便，顺藤摸瓜，查到了周志银头上，马上开全作业区的批斗大会！赵德隆人高马大，破口大骂多时仍不解恨，对着已经弯腰认罪的周志银的胸口，连踢带踹两大脚，周饥饿多日，已衰弱不堪，那里能经得起这重重的两脚，只听到周惨叫一声，在地上挣扎了一会儿，就气绝身亡了。人都已经死了，赵还大发淫威，先说他装死，后又说“死个把右派还不就像死了条狗一样，谁叫他偷山芋吃！”
这里说一下验大便是怎么回事。那是1960年的早春，生活最为困难时期，主食品就是我们自己种植的山芋。山芋有多种吃法，整个煮着吃的机会很少，经常是切成片掺和一些山芋藤山芋叶，再加少量大米熬成糊吃，这样大便也成粘糊状。有时吃的是山芋洗过殿粉之后的山芋渣，那大便也呈渣状。而吃生山芋的大便，则是一种不粘不散的特殊形状。我们右派只能在食堂就歺，因此厕所里决不准出现吃过生山芋的大便。赵德隆扛过长工，这些他都懂，不然一位为人师表的教师，怎么会因为半截生山芋，就丢掉了性命。
我见到过更多的死亡还是农民，特别是在离我们农场不远，一个叫新杭公社的水库工地上。因为挑水库的人多，人多粪便就多，我们是去拾野粪的。挑水库是个硬活，不像下地干活还能磨磨洋工。挑担子少走一步是到不了位的。把经年挨饿已是气息奄奄的农民，赶上水库工地去干这个硬活，无疑是迫使农民早死！亊实也正是大饥荒时期，饿死农民最多的地方，就是水库工地！我不只一次看到过一些农民，歪歪倒倒地挑着半筐泥，走着走着往地上一倒就永远起不来了。也许是见多不怪了，有人死了却很少见到有人在呼天喊地的痛哭，人们是麻木了？还是想到说不定下一个倒下的就是自己，或是人们都饿昏了，连哭的力气也没有了？我是见过一次死人，就在心灵上刻上一刀，死人见多了，心上的刀疤也刻多了，心也就硬了，也忘记了什么叫悲伤和怨恨了，就这么懵懵懂懂地活过了古稀之年，近年来才有一些醒悟。
2011年12月初稿，2012年2月二稿
文章来源：《北京之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