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17日讯】一九六六年秋末冬初之夜，朔风卷洒黄叶，寒气特别凝重。“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上海滩，成千上万人还涌聚街头，热烈争辩，无法入眠。一辆灰白色的警车突然驶出日晖新村，披着昏黄的路灯光，车头闪烁着两道血红色的巨眼火花。
“胡……呜……”“胡……呜……”，警车驶向肇嘉浜路时骤发出一阵阵揪心裂肺的警笛声，掠过街道两边梧桐树投下的团团浓影，碾碎满地黄叶，风驰电掣般地左转右弯，飞速前进。街道中央绿化地中正在七嘴八舌议论风声的人们，个个惊得目瞪口呆，鸦雀无声。
这时的我，二十岁毛头小伙子，被反铐双手，押在车内后座中间。左右两边，两位荷枪实弹的公安战士紧紧地夹住我。当我侧脸向车窗外观看路径，意测车子行进目的地时，公安战士的粗强大手把我的头摁得低低的，使我几乎喘不过气来。约莫半小时左右，警车风风火火驶进一所大院戛然停住。公安战士打开车门，把我推搡下车。
我从此开始了为期13年的囚犯生活，而同时坐在另一部车里的辉哥，却永远没有来。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天家里经历的恐怖之夜，和之后又经历的更恐怖、更悲哀的事。
一
家里。那天夜里三姐躺着心里慌慌的，临睡前看到辉哥一直抱着小外甥女呆坐了两个小时，三姐似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床上久久难以入眠。只听见上下楼梯的脚步声比平时多得多。接近午夜时，起风了，寒流一阵紧逼一阵，三姐的心也是阵阵抽紧，迷迷糊糊一夜未睡着。天还未亮，凌晨五点，老父亲下楼来，惊恐兮兮地说，文辉、文忠都被捉去了。三姐、大姐与母亲，一下子跳起来，问什么时候的事。父亲说大约深夜九、十点钟，民警冲上来先抓走文忠，再押走文辉，便衣认真仔细搜查，连一角纸屑都不放过，直到凌晨三点，拿了文辉写的一大捆东西才离去。三姐很后悔，傍晚听说派出所开紧急会议，早有心灵感应的预兆，为什么夜里不上楼去看看，见见我俩兄弟，尤其是文辉哥，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就怕从此永诀了！次日上午九点光景，派出所民警小唐来我家，把父母叫到屋外站着训话，说什么你两个儿子都是反革命，你们要老实配合政府揭发交代。三姐问：“他们到底犯下什么罪？”唐说：“反正是反革命罪！”那天一夜北风呼叫，第二天人们都穿上了棉衣。三姐问，什么时候可以去送棉衣棉被？唐说，上面会通知你们的……大约过了一星期后，派出所才通知家属可以把棉衣服送进去。三姐一直担心辉哥与我在监牢中将被冻成什么样，何况我是个残疾人。她常与大姐、父母亲一起唠叨挂念，阖家纷纷落泪叹息。为我俩兄弟担惊受怕，多少个夜晚难安睡。
尤其当辉哥遇害被枪杀，噩耗传来，阖家痛哭，恐怖万分。那是1967年3月23日下午三时许，母亲和大姐抱着未满一周岁的三姐女儿，从外边回家，看到一大群无知的邻居，疯狂地拥向我家门口，越聚越多，不仅有我们村居民，还有邻村的，数百人把我家团团围住，水泄不通。我家房后边花园篱笆被推倒，树木花草被践踏履平，我家四室的门窗被砸碎。人群声嘶力竭叫喊：“打倒反革命分子刘文辉、刘文忠、刘宗汉！”派出所民警冲在前面，逼着我母亲，高叫“快快交出四角枪决刘文辉的子弹费！”我父亲刘宗汉早已被里弄专政队押着，跪在家门口，头上戴着高帽子，上写“反革命分子刘宗汉”，名字上被红笔打了大叉叉。父亲脖子上挂着一块厚重大牌子，上写着“镇压反革命分子刘文辉”，背上被用墨汁写着“严惩反革命分子刘文忠”，刘家人姓名无一不打着叉叉。父亲已被疯狂的“革命群众”打得头破血流。面对家门口这场惊天动地的劫难，母亲紧紧抱着惊吓得大哭的幼婴外甥孙女，坚强地挤进人群往家里走。一些造反派与不懂事的小孩子，一起抓起地上的泥巴与垃圾，向我母亲身上扔去。母亲急忙用头、手、肩掩护怀抱的婴儿。我大姐吓得跺脚大哭。她的十多岁儿子，想上前去保护遭打的外公外婆，反被一群红卫兵揪出去打了一顿。另外两个6岁、10岁的外甥都吓得躲到床底下大哭。附近群众都闻声赶来观看，人山人海，“打倒”的口号此起彼伏，惊心动魄。派出所民警与造反派头头跟进我家中，掷出两张枪杀刘文辉的判决书。我母亲强忍着眼泪，拿出四角钱。他们拿到子弹费，挤出人群指使红卫兵、造反派说“对反革命分子就是要毫不留情！”这场暴虐一直持续到天黑……晚饭后，又有不少人向我家4室门窗掷石头，把几扇窗子的玻璃都打碎了。
在昏黄的电灯下，大姐颤抖着双手，惊恐万分地打开民警掷下的那份《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落着眼泪轻声念给母亲听。判决书上罗列着刘文辉罪行：1957年“疯狂地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大肆污蔑我历次政治运动和各项方针政策”，1962年“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劫船投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后，竟针对我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编写了反革命的‘十六条’，分别散发到全国八大城市十四所大中院校，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咒骂我伟大领袖；疯狂攻击我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是‘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社会主义制度是‘战争的策源地’，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全民大迫害’。同时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和平、民主、平等、博爱’，竭力吹捧苏修、美帝……”法院宣称刘文辉“是一个罪大恶极、拒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为“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判决反革命犯刘文辉死刑，立即执行”。另一纸是法院给刘宗汉的“通知”：反革命犯刘文辉，已由本院判处死刑，并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我院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将刘犯文辉执行枪决。”
刚刚经受残酷批斗的老父，不顾头颈撕裂、腰腿剧痛，颤巍巍地伸手从大姐处拿过这二张夺命纸，抖抖嗦嗦地抚摸着，连声长叹：“我刘宗汉作了什么孽，要遭到如此报应啊！我害了辉儿，我株连全家，我做再多的好事也不行啊！”父亲的哭嚎催人泪下。从不落泪的母亲，嚎啕痛哭了一夜。一家人失魂落魄，个个坐到天明。第二天，有关枪决罪大恶极、死心塌地现行反革命分子刘文辉的公判海报，贴满上海大街小巷，自然首先贴到了我家住的日晖四村弄堂口，贴到我家12号大门墙上。从这以后几个月中，整村288户人家，加上附村许多居民，都象参观动物园一样，天天围着这个出了三个反革命分子的“杀、关、管”人家，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我曾追问父母：“你们没有保存辉哥的骨灰？”父亲痛苦地说：“在那种残酷疯狂的年头，哪个有胆量去要骨灰。”又含泪说：“也好，这个倔强儿子，迟早会被他们杀害，早走，免受了数不清的折磨。”
夜深了，父母亲、大姐们边泣边诉那恐怖的记忆……辉哥没有留下骨灰，没有坟地，没有人敢在清明为他烧上一把香――苍天是何等地不公啊！
被群众专政得多年来沉默寡言的父亲，有一天夜里悄悄地告诉我：“文辉在临死前写下一封血书，夹藏在棉被夹衬里面。”又说，辉哥遇难后，派出所通知他到监狱领回遗物，包括这条棉被在内。他取回家后，母亲在拆洗时，发现了夹藏在里面的血书。父亲暗地里收藏了几个月。因为他经常挨批斗，天天为这封血书提心吊胆。云南工作的五哥回沪探亲，里弄专政队强要他上台揭发批判父亲，吓得他没住几天就回了云南。临走，父亲把暗藏的血书交给他，五哥暗地藏在行李箱内。回到了云南。见文革环境残酷，危机四伏，只得把辉哥的血书分句拆开，一段段抄录下来，然后把原件烧毁了。我连夜写信给五哥，向他要辉哥遗书的内容。不久，我终于读到了敬爱的辉哥临死前写下的血书内容。我眼泪滚滚，辉哥啊，这是您在走完短暂人生旅途之际，向天地发表的战斗檄文，一身正气冲云霄，满腔热血洒征程，千年万载的人读了您这篇鲜血写成的战斗檄文，能不为您舍身反抗邪恶的狂潮所震撼？能不为您睿智敏锐的洞察力所折服？能不为您超人才华、盖世雄略所惋惜？
我这里再一次含着热泪，一字一句地把辉哥的遗书全文抄录下，公诸于世，让每一位有正直良心的人评一评，我三哥刘文辉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是“彻头彻尾、顽固不化的现行反革命”？还是在浊浪滔天的文革时代，“人昏昏而他独醒”地站立在高天九霄，敢于誓死捍卫真理的勇猛斗士？
刘文辉遗书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四时许，我在法警强力驯逼之下，在不大于五平方的私堂与外人隔绝，由检察院一人给我检察院起诉书，五分钟后仍由他代表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我死刑，立即执行。仅隔二小时左右，高级人民法院就传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上，我的上诉书刚写好，高院高明未卜先知，如此猴急，只能证明我使他们十分害怕，惟恐我多活一天来反抗他们的残忍，此外说明披法袍的法者是多么遵纪守法啊！庄严而郑重的法律程式手续总是到处被他们强奸。
此遗书一定要保存好，让我死得明白。我说它是私堂并不污诬它。我的亲人，我将死去，我为什么被害，因为我写了二本小册子：《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论》《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此稿被红卫兵抄去。另一本是传单“反十六条”，其中分类分条为：“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主流和曲折”，“敢字当头，独立思考，反对教条，自作结论”，“论群众在切身痛苦中教育自己”，“反对毛的阶级斗争理论”，“正确对待同胞手足”，“区别对待党团干部”，“警惕匈牙利抗暴斗争的教训”，“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关于自杀与拼杀”，“武装斗争的部署”，“里应外合”，“知识份子问题”，“主张部队研究它、批判它”。此传单是由忠弟投寄出了事故，也正是我被害的导线。你们了解我的情操，它可以用诗概括之：“从诬‘反、右、坏、修、资’。非资非奸非乖暴。反右幸尝智慧果，抗暴敢做普鲁米。锁国应出土玄装，焚坑犹落揭石子。今赴屠场眺晨曦，共和繁荣真民主。”
我是个实行者，敢说更敢做。如今就义正是最高的归宿。我在经济上对家庭大公无私，在政治上为祖国大公为人。这正是你们有我而自豪之处。所以我要求你们不要难过，不要从私情上庸俗地赞扬我，应明智些不因当局的压迫、愚弄而误会我的生平。我相信死后我国的民主主义者、共产党中的现实主义者朝着世界潮流行驶。中国是会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
毛作为个历史人物对中国人民是有功绩的，但自55年后就转化到反动方面去了。整个世界在变化，但他竟这样昏聩、刚愎自用、居功自傲，自翊为救世主，以至内政、外交竟是乱弱难定，估计越来越冒险，将成为我国家的灾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强制人民服从己意，清除异己，其方式退居幕后，暗施毒箭，指使亲、宠、奸，把天下搞得昏天暗地，愚弄群众，混淆是非，独夫欲名，玩亿万性命，冒天下之大不韪，孤注一掷，拼其伟大理想之实现。
我坚决反对锁国排他主义、军国主义、反民主自由、反经济实业、焚书坑儒主义、阶级斗争恶性报复为奴役人民的手段，反对所谓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之谬论。所以作为匹夫有责，我就愿意敢与毛斗争。这才是死得其所，重于泰山。我的家庭不要因悲痛、受侮辱和受迫害而误解我，不相信我。我的正义行为一时不易证明就留待日后吧！
外甥们成长吧！要相信烈士遗书的价值。我的血不会白流。请把我的诗与血书铭刻在烈士碑上，不要枉我此身。视亲人能见到我立碑的荣幸。等毛政权倒台后，作为烈士的我必能恢复光荣，洗涤家庭所蒙受的污垢。我在第一所1211，在沪监牢号167（761号）。我的手与脚被铐着，不准我写信和要求见亲人。此遗书是写上诉书时偷写的，请秘密妥善保管。请你们将此书交给我弟弟，另有我诗词七首分别收藏在衣服中，其中一首是：
“庞然世界二疯子，毛林发作几下抽搐，几下嚎叫，踞功自傲，夸口最舵手，世界革命谈何易，漩竭急转碰石岩。迫害毛急，亿万命竟玩忽，独夫欲名，惟君命有所不受。须自主，沉舟侧畔千帆过，民意歌盖君之代，天皇战歌遭唾骂。顶礼膜拜，必战灾情势急。”
有朝一日将它发表。临刑前十分抱憾，不能着手写心中久已策划的，创办一份“人人报”，开辟“层层说”专栏，其内容针对毛反动方面公布天下，切希望有人接任。
今天三月二十日阎罗殿的判官到监狱来，催我明或后将开群众大会要我态度老实，言明将视态度而改判与否。我斗争很激烈。我当然立志于“将头颅钝屠刀，血溅污道袍”，也即站着死，不跪着生。这是必然宗旨。但是我最大的遗恨是不能做更生动更重大的贡献与人民。如今我可谓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更因毛江河日下，气息奄奄之际。我多么想活下去，再来个反戈一击其死命啊！我应当为祖国为人民多做些事啊！
但我确信我的上诉只能在毛政权垮台后提出，我将向人民上诉毛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是反动的是奴役广大人民的；我将向先烈们上诉毛贪天之功为己功，把先烈血换下的事业作为实现自己野心的本钱；我将向社会贤达上诉，毛焚书坑儒迫害异己，愚民毁纲，亡国亡民；我将向祖国上诉，我作为爱国志士反对毛的战争政策，毛的锁国排他主义；我将向世界人民上诉，我是个国际主义者，我反抗毛所谓解放三分之二人类的谎言野心。
我将死而后悔吗？不！决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来暴政是要用烈士血躯来摧毁的，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辉
写于1967年3月20日
敬爱的三哥文辉的一片丹心、满腔碧血，都在红色恐怖的枪口下化为灰烬。大上海啊！您怎能眼睁睁地瞧着，你最优秀的儿子被无产阶级暴政所屠杀！黄浦江啊！你可以作证，这位优秀的青年曾几年来风雨无阻，从浦西沪东船厂骑自行车赶到复旦去上夜校。东海啊！你应该记得，有位年青人在海岛上天天傍晚在你的怀抱中遨游万米，锻炼体魄，每夜你可以看到他坐在一间蚊虫叮咬的小屋内苦读至深夜，灯光不息。祖国啊！为什么中华民族最爱国的仁人志士，要为你抛头颅，洒鲜血。麻木、愚钝、盲目、迷信的善良人们，你们在高呼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刘文辉”、“刘文辉死有余辜”的时候，你们扮演了一个欢呼着把耶稣钉在十字架的角色。刘文辉“反文革十六条”的战斗檄文，他所预言十年文革的种种灾难，都一一降临到你们头上。他用自己的一腔热血，都唤不醒你们的灵魂的觉醒。
像刘文辉那样敢于挑战毛泽东，诤诤铁骨，直面死亡，在千百万人中也难产生一个啊！在他的英勇行为面前，无数的共产党人应感到渺小和无地自容，问心有愧啊！为什么拯救国家于危难的千斤重担，要刘文辉单枪匹马，一个人去挑？为什么席卷中华大地的文革狂澜，要刘文辉独自去挽？辉哥精神的伟大在于他超越了死亡。他生命是短暂的，精神却是永恒不死的。他的精神顶天立地。然而天地间唯有历史才是公正无私的审判官。至高无上的“法院”终将宣判“文革”罪恶滔天，宣判毛泽东倒行逆施，遗臭万年。宣判刘文辉无罪有功，还刘文辉赤子之心的清白。辉哥英魂常在，永远托体山河，义士高风，将吹暖人间。我心默默叨念：“辉哥的鲜血不会白流。”
二
我的三哥刘文辉，在我们家庭中，无愧为佼佼的顶梁柱。他是父亲蒙冤遭难后，全家处于断绝生活经济来源、遭受种种打击迫害的危难境地时，刘家的刚强不曲的脊梁骨。16岁自高中辍学，进上海沪东造船厂当学徒。很快学会数种技能。满师后评为四级工，晋升为技师。调进工厂检验科。这在上万人的沪东造船厂，不能不算是佼佼者。他要求进步，入团，成为车间支部书记。靠近党。他的事迹曾上过报纸。
他把每月工资的80%（40元左右）交给母亲，支持家用。经常主动要求加夜班，得了夜班费也寄给母亲。
业余他积极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还读了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夜修班和复旦夜大学。在精神上影响与鼓励弟妹们奋发向上。
1957年中共中央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号召全国人民大鸣大放大字报，向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及一切腐败作风开火。年轻有为、血气方刚的辉哥按照毛泽东的话，帮助党整风。他挺身而出，在座谈会上大鸣大放，向厂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提意见，又贴出大字报，向工厂党委书记生活上腐败作风开火。他一心要将党内的腐败风气整顿干净”。结果却被内定他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党的领导，“反党反社会主义！”
1958年春，父亲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在徐汇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上，刘文辉表露对父亲如此宣判不公正，向法官申辩了几句，公然怀疑党的庄严法律，如此这般算起帐来，刘文辉确是个彻头彻尾的右派分子。
按说1957年反右斗争已胜利结束。不料共产党要“补课”，于是1958年春天，刘文辉这个青年工人就被补戴上了“右派”帽子！
辉哥这次的上当可称“不大不小”，对他年轻气盛、锋芒毕露、嫉恶如仇的品格，给了当头棒喝。他从此被调出厂技术部门，戴右派帽子在车间里劳动。亲身经历时代的不公，看透了世态炎凉，饱尝了人情冷暖。但在逆境中他加倍坚强，刻苦学习，探索与品尝了人类思想光辉的智慧果。开始追随胡适思想，独立思考、不盲从、不迷信、大胆怀疑，小心求证。又向中国古代传统的孔孟儒家文化探索、研究，一连研读了先秦诸子百家书籍，通读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家书》……同时他又向外国思想家求索，从古希腊的哲理，到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宣传人文主义的世界名著，以及法国、英国、美国、俄罗斯的著名作家的经典著作，他捧读再三……沉浸在中外古今知识文化的海洋里，钻进了现代文明思想的智慧宝库中。特别认同现代思想家胡适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的学说，对毛泽东一贯强调的阶级斗争理论，发生了怀疑。毛泽东早年就说：“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但从解放初的镇反肃反、三反五反、批胡适、知识份子思想改造、反胡风、直至57年反右派，这样一路斗，一路反下去，毛也许“其乐无穷”，却搞得广大百姓尤其是知识份子人心惶惶，寝食不安。象这样，新中国能建设好吗？
被冤枉戴上“右派”帽子的辉哥，对家庭对我们兄弟姐妹一如既往地关心备至，体贴帮助不断。
上海沪东造船厂在浙江舟山嵊泗岛帮助开设修船基地，建设嵊泗机械厂时，他主动辞去上海工作，调往嵊泗厂。他希望自己过更清贫、清静的生活，换来充裕时间，可以更自由支配，更利于刻苦学习。舟山当时是个穷地区，嵊泗更是个小岛，工人们大多缺乏文化知识，生活单调，业余时间不是酗酒就是赌博，惟独辉哥挑灯夜读。为了专心安静自学，他搬出工厂集体宿舍，在附近渔民家租房居住。
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战斗动员令。这是1962年，神州大地经历了“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农村人民公社化）的折腾。毛把经济建设上的失误，归结于忽视了“阶级斗争”。于是，登高一呼，全党无不回应，狠抓“阶级斗争”，处处呼风换雨，从社会、机关、企业、学校波及千家万户。
我们刘家，可称为阶级斗争的“重灾区”。老父亲是“历史反革命”，三儿子刘文辉是右派分子。1963年寒假中，辉哥叫我到无锡家乡大哥处体验生活。我在那里看到，大哥家住房依然破旧简陋。晚上大嫂与三个侄女睡在一间七、八平方米的破舍里，我与侄子睡在柴房草堆上，大哥一个人却去一处荒无人烟的半岛上看夜，以挣得几个工分的口粮。白天，14岁的大侄女带着三个幼小弟妹，去铁路边捡煤渣，去荒地挖野菜。大哥曾不断上诉无锡县委，申请困难补助。来人一看他家确是当地村里最一贫如洗的特困户。但说，刘文德档案袋里塞着“特嫌”的结论，是“内控改造”分子，不属于下乡务农人员的政策补助对象。我就所见所闻写了一份《无锡农村南刘巷农民穷困生活考察报告》，如实反映贫困、饥饿、潦倒的当地农民生活境况，不少人暗中诅骂“人民公社”、“大跃进”，甚至骂共产党。不知怎么让二哥知道了，他把我叫到苏州，严肃批评了一顿。并说我“小小年纪，中辉哥毒太深”，警告我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毁了自己。辉哥知道了，趁返沪探亲期间带我一起回老家看望大哥，与大哥共榻彻夜倾谈，鼓励大哥设法开垦荒地，生产自救，不要对上面政策存有什么幻想。看着像猪圈一样的农舍，侄子侄女们吃的是山芋、南瓜、野菜烧的稀粥，我们兄弟都掉了泪。回上海时，三哥把自己身上穿的厚厚的工作棉大衣脱下留给了大哥，寒冬穿着单薄夹衫赶回上海。
春节期间，二哥也返沪探亲，同三哥一见面，就提起了我写的这份“报告”。那天午饭后，二哥、三哥与我一起，相叙在家中内室里。各人泡好一杯茶，把房门关上，郑重其事地讨论起来。二哥说我不该单凭个别事例，偏听偏信，把新中国已经人民公社化了的现代农村，一团抹黑，把农民生活说得穷愁潦倒。这是否定了国家大好形势，是个严肃的政治立场问题。三哥说小弟到无锡老家文德大哥处亲眼目睹缺衣少粮、艰苦贫困的实际情况，又看到农村中许多农民生活，大家都在生死边缘上挣扎。小弟是如实反映，不是人为抹黑。不能昧着良心大喊‘形势一片大好’。二哥说现在社会上有些人借着自然灾害发生的困难，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社会优越性，倡狂向党反攻倒算。你却指使小弟去暴露农村的阴暗面，正是迎合了这股反动思潮向党进攻。这是又犯了政治立场错误。一切服从党的领导，跟党走，做党的驯服工具，这不仅是每个共产党员的天职，也是每个革命青年应有的品质。
“跟党走，听毛泽东的话，父亲不是这样吗？他不当汉奸，不去台湾，送你去参军，支持你去抗美援朝，结果呢？还不是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大哥不去台湾，回应党的号召，支持边区建设，做好抗美援朝后方给养工作，去安东鸭绿江边，结果呢？还不是受迫害，打成了‘内控分子’？再说，你是党的基层干部，明知毛泽东设‘阳谋’要陷害广大知识份子，号召给党整风是‘引蛇出洞’，你为什么不提醒自己兄弟我一声，眼看我成了‘出洞之蛇’！难道你当了党的驯服工具，站稳了阶级立场，连兄弟手足之情，父子养育之恩都忘了吗？你是盲目地跟党走，盲目地听毛泽东话，全然是愚昧、盲从、奴隶相！”
“哐啷”一声。二哥气得把手捧的茶杯重重地向桌子上一放。吓得我目瞪口呆，连连打圆场地插嘴道：“二哥、三哥，不要吵了，都是我那份调查报告惹的祸。其实这只是一篇习作，练练笔，实在没有像二哥说的那样严重。”
“小弟”，二哥转向我：“你还年轻，千万别学你三哥的样子，毁了自己前途！”
“我……我……”我吞吞吐吐地想辩白。看看二哥铁板的脸，又看看三哥气得通红的双眼，说“我至今不觉得三哥有什么错……”“什么？你还不清楚？他的立场十分危险，照他这样发展下去，势必会走向自取毁灭的道路！”
“嘭！嘭！”三哥连拍了两下桌子，“我不会做驯服工具。我是个堂堂正正的人，我相信事实，相信真话，相信独立思考！不相信任何人的谎话，也不考虑个人的前途，更不贪生怕死！”说完，狠力地拉开房门，冲出去了。
二人闹得不欢而散，我心头忐忑不安。在以后的春节兄弟姐妹见面时，二哥三哥同样发生了类似的争论，俩人一谈起时事形势，就会吵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
二哥是党和解放军部队里多年培养出来的干部，他不理解辉哥历经冤屈的切身感受，不认同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认识，更不允许激烈的反抗精神，所以长期对毛的极左路线执迷不悟，赤胆愚忠，甘愿做一个驯服工具。但后来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他的认识也起了变化。我们敬爱的辉哥惨遭文革暴政杀害。在彻底平反昭雪后，全家人到辉哥坟上烧香磕头，沉痛悼念这位忠烈献身的义士，刘家的殊荣。年近花甲的二哥也终于反省过去的愚忠，颤抖地拿着毛笔，饱蘸红色颜料，修复辉哥墓碑上的遗诗，默默肃敬，被这位光明磊落、坦荡一生的大兄弟所折服。这是后话。
刘文忠着《风雨人生路》摘编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十七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