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27日讯】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席卷神州大地的“四清运动”，持续时间达四年之久。这场运动在农村被称为“四清”，在城市被称为“五反”，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又改称四清运动。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广大工人和农民参与其中，积极响应；“四不清”干部纷纷检讨，从而上演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自杀运动。
官方公布的数据“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国共有184270人被捕，133760人非正常死亡或伤残。所谓非正常死亡，指被迫自杀，在斗争会上、刑讯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监狱、劳改中折磨致死。实际数字是多少无人知晓。
“五反”运动的谜面和谜底
山东省退休教师李昌玉其作品《“五反”运动的谜面和谜底所谓谜面》表示，所谓谜面就是向违法的资本家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所谓谜底就是把资产阶级搞臭，边缘化，反动化，从而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一举达到“控制”资产阶级的预期目的。
由“三反”运动 毛泽东发动“五反”运动
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三反”和“五反”是分别在内部（各机关、学校、部队和公营企业）和外部（私人工商界）基本上是同时进行而略有先后的两场政治运动。
在“三反”运动中，根据北京市委的报告，揭发出工商界贿买和勾通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和对公家高卖低买，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勾引工作人员贪污的问题。
毛泽东抓到了发射糖衣炮弹的资产阶级，因此，第二天，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云：“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
其实，我们凭情理可以想到，全国解放才两三年，无论是公家还是私家，当时买卖双方涉及到的都是极少数的工厂商店和人员，这极少数的人中，真正有问题的更是极其少数的人。再者，问题刚刚才揭露，就认定资产阶级是“猖狂进攻”，这种夸大其辞，添油渲染，危言耸听的手法成了毛泽东动员开展每一次政治运动的诀窍与法宝。
兵法曰：师出有名。又曰：哀兵必胜。毛泽东发动每一次政治运动的时候，都是采用这种手法，使自己站在道德与法理的制高点上，动员全党全国，向他的假想敌开火。
开始，这场针对资产阶级的“大规模地阶级斗争”还是放在“三反”的框架内进行。21天后，就明确提出了“五反运动”的称谓。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向违法的资本家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各大城市开始，到1952年夏，这场闹得神州天震地动影响远远超过城市“解放”的“五反”运动宣布结束。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胜利地结束“五反”运动》算是结束的标志。
“五反”运动的协奏曲：自杀、自杀、还是自杀
中共在几十年的每一场政治运动中，每次都有大量的人自杀，从而形成了一套哲学理念叫做“畏罪自杀”。新华社《内参》的题目谓《卢作孚畏罪自杀》就是中共几十年锤炼出来的哲学理念。这个哲学是由这样一个逻辑推演出来的：凡自杀，就是自我证明是“畏罪”。你要是无罪，不“畏罪”，还用得着自杀了？
凡政治运动搞的总是逼供信，打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从精神到人格到身体到活动，实行有罪推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百般羞辱，使你尊严丧尽，精神崩溃，最后以自杀求解脱，但是谁自杀谁就留下了“畏罪”的恶名，死了以后立即宣布你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使你死也死得卑污，跳进黄河洗不清，而且上自父母，旁及妻子兄弟姐妹，下及儿孙，都要受到株连。因此，在“自杀”的最后刹那间，不是贪图生的留恋，而是害怕死的卑污。
这就是许多自杀者临别之际还要写下“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的根本原因。他们害怕死了以后被羞辱，想以此证明自己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这是足以写出一部“政治运动自杀心理学”的题材。这就是中共奉行了几十年的一套构思巧妙的整人哲学，连周恩来躺在手术床上，被推进手术室前也要大声吆喝“我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可见这个哲学真是诛心入髓。
谢泳的文章《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的自杀问题》说：“自杀者的遗书有一个普遍的特点，为了死后不要再给家属以任何的麻烦，总是痛骂自己一顿，然后再歌颂一番人民政府的德政。”正是这种自杀哲学的现象：连自杀也要叫你恐惧！”
“五反”运动的自杀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就是逼迫交代“五毒”的钱数。每个资本家当然心知肚明，交代之后是要如数“退赔”的。你并没有偷税，没有偷那么多税，为了“过关”，你交代了多少多少，以后怎么办？那只有一死了之。
据谢泳引述《内参》的材料，卢作孚的自杀并没有使中共心慈手软，“五反”运动在重庆依然如故地如火如荼地进行，所以在卢作孚之后，自杀者仍然是前仆后继，不绝于途。反之，既然连中国这位重量级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卢作孚都自杀了，别的等而下之的人物，也就不抱任何幻想和希望了。
《内参》1952年82号133页，《重庆“五反”转入处理阶段以来自杀案件增多》记载：重庆市“五反”运动转入处理中小户，复查四、五类违法户以来，自杀案增多。截至九日止，自杀总数达一百二十多起，死者七十多人，未死者四十六人。其中除一部分为情节严重的大盗窃犯外，有一部分系中小工商业者，本身违法不大，有的才几十万元，有的还是职员。一般多是问题严重或与政治问题有联系的畏罪自杀；个别的是由于检查人员逼供；造成中小户自杀者多是由于检查人员工作方式简单，政策交代不够，未安定其情绪；有的摸不清罪情大小；有的被坏分子恐吓，造成自杀。二、三区均发现有中小户为“大虎”逼死的严重事件，群众影响极不好，对死者多表同情，坏分子并乘机造谣，情节恶劣的奸商甚至借此反攻。
“五反”运动自杀的规模在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当然要更上一层楼。据谢泳写道：
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恶噩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止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悬死三五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中共为节约木料，以”反浪费”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开火葬场，而亦时常客满。
其它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沈阳、广州各处商阜，以及凡有工商业之全国大小市镇，无不有同样事，四月间有人自广州逃出，谓赶早车于晨五时经西关多宝路，见马路上横尸二具，血肉狼籍，迨坐上三轮车，乃不禁向车夫叹息而道：车夫遂四面瞻顾，见左右无人，乃低声凄然道：“两个算什么！我经过惠爱路时，怕不躺着有十几个？
上海工商界自杀的，以三月底四月初为最多，因为那时除“五反”之外，还要催逼一九五一年度所得税。自杀也有一种风气，“五反”的自杀方式，以跳楼为最风行，服毒次之。像华成烟草公司姓沈的副总经理投井而死，究竟少数。跳楼所以风行。自杀一定要达到自杀的目的，万一不遂或遇救，那才受罪，因为你又加了一重罪名；就是“胆敢拿死来威胁政府和人民”！
当时广州的“五反”高潮，较上海稍迟一点，四五月间最厉害，自杀的也最多。
关于自杀规模的主要材料是避难者的叙述，据周鲸文《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貌》一书估计，在镇压反革命时期有五十万以上的人自杀，三反五反运动又有二十万人自杀。虽然这些数字可能是夸大的，但是根据官方材料，自杀显然是一个重要的现象。
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听完汇报悠闲的问：“今天又有多少降落伞部队？”即是指跳楼商人。
青海“四清”人人自危
从1963年秋天青海省第一期“四清”运动试点单位湟中县平安公社开始，到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撤销“四清”结束。1958至1961年，青海省强制推行“大跃进”。1958年底统计青海人口260万，到1962年降到205万，减少55万。减去从劳改单位释放回内地的5万多，还有50万。除小部分逃到新疆等地外，至少饿死40万左右，占全省人口六分之一！
由于“大跃进”的毁灭性破坏，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农村、牧区农、牧民的生活状况非常艰难。虽然人口大量死亡的现象得到遏制，但是，农民人均口粮只有200 斤（原粮），普遍吃不饱饭，穿不上衣；牧民除了勉强能活着，不被饿死外，经过“大跃进”共产风一刮再刮，家家户户一贫如洗；不少人家墙倒屋塌，难避风雨，连铁锅和切菜的刀都没有，用土瓦罐煮食物。人人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十几岁男孩夏天光腚，女孩没有遮羞的衣服，不能出门。
这些基层干部是“大跃进”运动的积极分子，没有他们，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在农村是搞不起来的。中共不承担责任，使干部和群众的对立情绪更加严重，以至于在“四清”运动中斗干部时，老百姓像土改时斗地主一样，有人形容这是第二次土改。由于长期推行左倾路线，从农业合作化开始，在农村逐步形成了一股恶势力，少数基层干部逐渐蜕变为农村新的恶霸，在上级政权和政法部门的支持下，为非作歹，欺压百姓。
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社员中开展忆苦思甜活动。社员不忆旧社会的苦，而是忆“大跃进”以来受到的种种苦难。
在这时，如果原来的干部在场，只要有一个社员喊一声他的名字，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台上，拳打脚踢，谁也制止之不了。忆苦思甜会变成武斗会。他们恐慌、绝望，只好自杀。
据湟中县统计，全县“四清”运动中有489名基层干部自杀。到1966年，青海33个县“四清”运动中，有 3000多名干部自杀，99%以上都是生产大队、生产队里的干部，公社、县里的干部有40多人自杀。
这一切都中共造成的恶果，而中共又不承担责任，群众放不过他们，“四清”工作组放不过他们，迫使他们不得不走这条路。现在把“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种种坏事、饿死人的账，都算到他们身上。要负责的，首先是“大跃进”左倾路线的制定者毛泽东，其次是地方各级党委和负责人，最后才是基层干部。毛泽东丢不掉他的乌托邦的幻想，是纠正不了的。谁要是反对“大跃进”，谁就没有好下场。所以，尽管他在“大跃进”时期也说过一些不要一味采取高压政策、不要违法乱纪的话，但是，在根本不改变左倾路线的前提下，这些话只能是表面文章，不会起作用。
中共夺取政权，打的旗号是推翻三座大山。所谓三座大山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势力宣告结束。消灭封建主义，中共的处方就是在经济上剥夺地主富农的土地，在政治上对地主实施清算与专政的土地改革。然后就是没收官僚资本即国民党政府的国有资本，转化为中共的国有资本，其本质仍然是官僚资本，仅仅是姓“国”，还是姓“共”的不同。
现在我们有幸从《毛泽东文集》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读到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五反运动的一系列指示，因而对于他开展这个政治运动的谜面和谜底有了准确的了解。所谓谜面，就是向违法的资本家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所谓谜底就是把资产阶级搞臭，边缘化，反动化，从而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一举达到“控制”资产阶级的预期目的。
在“四清”运动之前，毛、刘就存在分歧，毛就通过“四清”运动作为预演，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作准备，彻底打倒刘少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