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4日讯】下面这两份在网路上公开的文字，特别是后面一份，1985年1月17日全文公开发表于《人民日报》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说明，所谓改变中共命运的遵义会议所确定的方向，是“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而非后来所宣传的“北上抗日”。同时，文件还说明，被宣传为“确立毛泽东在红军中领导地位”的遵义会议，实际上其所确定的中共军事最高负责人是周恩来，毛泽东在当时只是助手。《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应该说是一份有助于还原历史的文件，不仅如此，相信有识之士在细读之下，还可得出许多与中共宣传机器所宣传的完全相反的结论。
陈云手稿解开遵义会议之谜
长征途中所召开的遵义会议，随着毛泽东的影响日益扩大，政治地位日益提高，对于这次会议的研究也就日益深入。然而，由于在档案中没有找到遵义会议的记录，关于遵义会议的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例如遵义会议究竟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出席者有谁……
一份关于遵义会议的手稿的发现，一下子解决了许多历史难题，引起广泛注意。这份手稿是1956年中共八大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前往莫斯科，从苏联运回的一批中共档案中的一份。手稿用蓝墨水直行书写，标题便是《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共8页4000余字。可是，这份手稿显得不完整，首页上标明（乙），显然还有（甲）。（甲）是什么？不得而知。再者，这份手稿是谁写的，没有署名，也不得而知。因此，这份手稿在未得到正式确认之前，无法公开发表。
岁月飞逝，1982年年初，党史学家正在抓紧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为了使遵义会议研究深入一步，确定这份手稿的“身份”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于是，中共中央档案馆派人把手稿送到遵义会议出席者手中辨认，以弄清是谁写的。手稿送到了在北京的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那里，都认不出是谁的笔迹。
陈云是遵义会议的出席者，而且当年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所以，当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认不出是谁的笔迹之后，这份手稿被送往陈云同志办公室。
当时担任陈云秘书的朱佳木回忆道：“我收到手稿原件时，陈云同志的工作正忙，所以在我那里压了一段时间。直到四五月间陈云同志按惯例在杭州休养时，我才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把手稿交给了他。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他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
“他说，‘这是我写的！’”
“据陈云同志说，这是遵义会议结束不久，他向部队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时写的传达提纲……”
经胡乔木对这份手稿进行考证，认为这份手稿形成于遵义会议后不久从云南省威信县到贵州省仁怀县鸭溪镇的行军途中，因此写作时间为1935年2月11日至3月11日这段时间内。
陈云看了胡乔木就这一问题写给他的信说：“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但我同意你们考证的时间。”
这样，这份提及许多前所未知的关键性史实的手稿，署名陈云，先在《中***史资料》第六辑上发表。接着，在遵义会议50周年纪念日——1985年1月17日又全文公开发表于《人民日报》。
陈云手稿指出：“遵义会议经过3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
由于从周恩来的一份电报中已查明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15日开始的，“经过3天”，也就是1月17日结束。这样，遵义会议的日期查明了。
陈云手稿指出：“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了。”
这一段话，给历史学家帮了大忙。历史学家把那些当时不在遵义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排除在外，一下子就确定了遵义会议出席者名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即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４人，即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
陈云提及的“林、聂、彭、杨”，即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
加上陈云提及的李卓然，“李总政主任”——李富春，“刘参谋长”——刘伯承。
陈云手稿如实地记录了遵义会议的主要精神，指出：
“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Ａ、博、周三同志，而Ａ、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Ａ，也就是李德。博，即博古。周，周恩来。长征时，他们三人组成“三人团”，是中共最高领导机构。
陈云在会上，和周恩来、张闻天等一起支持毛泽东，批判博古、李德。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原为政治局委员），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陈云（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注【遵义会议指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的错误，从组织上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第36、197页。】）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
（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注【苏维埃是俄文COBET的音译，意即会议或代表会议。它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国家权力机关的名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权也称苏维埃政权或苏维埃政府，它所管辖的地区称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这个历史时期也称苏维埃时期。–第8、14、23、25、30、36、92、98、156、188、362页。】）根据地的问题。
（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注【反对五次“围剿”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反击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五次军事“围剿”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调集约五十万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错误地用阵地战代替运动战和游击战，红军苦战一年未能打破“围剿”，于一九三四年十月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第36页。】）中与西征（注【这里所说的西征，是当时中央红军自中央革命根据地向西突围，开始进行大规模战略转移的称呼。后来统称为长征。–第36页。】）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当着红军占领遵义以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行开幕，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注【一军团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一九三0年六月，红四军、红六军（不久改称红三军）、红十二军在福建长汀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接着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三军团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一九三○年六月在湖北大冶刘仁八成立，下辖红五军、红八军。–第36页。】）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注【林指林彪（一九○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聂指聂荣臻（一***九–一九九二），四川江津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第36、45页。】）、彭杨（注【彭指彭德怀（一***八–一九七四），湖南湘潭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杨指杨尚昆，一九○七年生，四川潼南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政治委员。–第36、45页。】及五军团（注【五军团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它由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宁都起义的部队改编而成，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主力军团之一。长征中担任后卫任务。当时，董振堂任五军团军团长，李卓然任政治委员，陈云是中央代表。–第36、293页。】）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注【李总政主任指李富春（一九○○一–九七五），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第36页。】）及刘参谋长（注【刘参谋长–指刘伯承（一***二–一九八六），四川开县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第36、88页。】）都参加。会议经过三天，作出了自己的决议。
一、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 注【四方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是红军三大主力之一。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湖北黄安（今红安）合编组成。一第37、93、295页。】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注【西康是当时的一个省。一九五○年该省金沙江以西部分另设昌都地区。一九五五年西康省撤销，所辖地区划归四川省。一九五六年昌都地区划归西藏自治区。–第37、45页。】）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如果今天来观察这个决定，我们应该批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后来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注【这一段话是原提纲中的。这里所说的今天来观察，是指写传达提纲的时候。–第37页。】）
二、检阅反对敌人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的错误。
(A)扩大会议认为四次“围剿”粉碎（注【一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四次军事“围剿”。一九三二年底，蒋介石调集四五十万兵力，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法，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三年二月至三月，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采取集中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分别在江西省宜黄县黄陂、草台冈、东陂地区伏击敌人，共歼敌近三个师，取得了这次反“围剿”的胜利。–第37页。】）以后，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决议–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的决议（注【指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第37页。】）是正确的。政治局扩大会反对博古（注【博古即秦邦宪（一九○七–一九四六），江苏无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总负责人。–第37页。】）同志的报告，这个报告客观上是在说明不能胜利的保卫苏区来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是偏重于客观的–帝国主义对于国民党的帮助，白区（注【白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称呼。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建立的组织，当时称白区党。党的组织及其所领导的群众组织称为白区组织。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这些组织不得不主要从事秘密工作。–第16、25、37、188、205、233、362页。】）反帝与革命运动不能与红军战斗配合，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与白区工作的极端薄弱等等–，没有显着的把我们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到这些原因中的应有的高度。（当然在博古同志的报告中也说了主观的指挥上的错误，当然也不曾明显的把这个问题放在次要的地位。）这在客观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是企图掩盖指挥上的错误的，是不能得到教训的。
扩大会议认为我们没有胜利的保卫中区（注【本书中的中央苏区、中心苏区、中区、江西苏区都是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即中央革命根据地。它位于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范围最大时辖有二十一个县，约二百五十万人口。–第13、32、37、92、112、158、160、163、192页。】）来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除了许多客观的而且重要的原因以外，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上是错误的。
扩大会议认为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注【关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中全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中央政治路线错误的问题，当时大多数同志尚未认识到，加之战争形势紧迫，遵义会议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因而这里说“扩大会议认为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这样做，对集中全力纠正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动员全党团结一致地去克服长征中的困难，是有利的。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全面的总结。–第37页。】），一切在苏区内部的后方工作是模范的，必须奖励的。但是正因为国内战争中军事指挥是党的总的政治路线的一个主要的部分，我们党正是由于军事指挥上在这个时期以及西征中是基本上错误的，因此在保卫苏区与顺利的粉碎五次“围剿”的意义上来说，以及达到西征军预定的湘西目的地来说，是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
扩大会议认为蒋介石在五次“围剿”中没有完全成功，主力红军非但冲出重围，而且在川黔滇湘活跃着发展着。相反的在军事的力量上来说，经过五次“围剿”的一年半的血战，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是削弱了。
扩大会议认为中国苏维埃运动决不是低落，相反的依然是发展的。几个苏区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 （注【中央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是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它是在江西、福建区域发展起来的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红军。–第38、93页。】）的活跃，以及反帝运动的高涨与国民党统治下的全国经济的破产。中国苏维埃运动有着浓厚的历史的泉源，中国苏维埃运动与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B)为什么说军事指挥上基本上是错误的？（把五次“围剿”起至西征到遵义分成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粉碎四次“围剿”以后到朋口战争（注【朋口战争指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日红军在福建省连城县朋口、宫溪地区与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七十八师所进行的战斗。是役歼敌约两个团。–第38页。】）及与十九路军订定作战协定（注【指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蒋光鼐、蔡廷锴等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签订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主要内容是：一、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二、双方恢复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三、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各牢狱中的政治犯；四、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同年十一月，他们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对蒋介石。一九三四年一月，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失败。当时，中共中央由于犯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没有给它以应有的援助。–第38、393页。】）以前。
这个时期，首先在东黄陂（注【东黄陂即东陂和黄陂，是江西省宜黄县的两个集镇。–第38、45页。】）战争胜利以后（粉碎了四次“围剿”），因为当时对于胜利的估计不足，把红军主力停留在北线上一个短时期，以后向着闽江活动来开辟东战场是对的，朋口战争胜利了，这都是对的。这个时期一般的是指挥正确的，但是极大的错误是没有集中主力，只有三军团与东线原有较弱的兵团与十九路军决战，如果那个时期，集中更多的力量，我们在东方战线上的胜利，必然远过于当时所获得的。
第二个时期–从与十九路军订立作战协定起，到十九路军的失败与敌人占领军事要点–黎川。
这个时期党中央决定与十九路军订立作战协定，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军事指挥上并没适应政治上的要求，当时我们非但没有出建黎泰注【建黎泰指建宁、黎川、泰宁。建宁、泰宁是福建省的两个县，黎川是江西省的一个县。–第39页。】去侧击向延平（注【延平即今福建省南平市。–第39页。】前进的蒋军，反而把红军主力向着赣江活动，等到后来洛甫（注【洛甫即张闻天（一九○○–一九七六），上海南汇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职。–第39页。】）同志（他是军委的委员）知道而提出反对时，再把红军向东到永安、沙县时，福建的人民政府的局面已经改变了。而使蒋介石把东方战线在自己的掌握中组成积极的进攻苏区的战线。同时在个别指挥员的贻误之下失守黎川（注【这里是指“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把第五次反“围剿”初期黎川失守的责任，归咎于当时闽赣军区司令员萧劲光的事。传达提纲写于该错案平反之前，沿用了以前的说法。–第39页。】）。
政治局扩大会认为这个时期，如果我们在军事上能够正确的指挥，那末我们完全有可能粉碎五次“围剿”，国内形势将成另外一个局面，而有利于革命运动苏维埃运动的发展。
第三个时期–从十九路军失败以后的广昌战斗（注【广昌战斗指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至二十七日红军在江西省广昌县与国民党军进行的战斗。当时，国民党军集中十一个师进攻广昌，企图打开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尔后夺占瑞金。“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则调集九个师的兵力，硬挤死守。红军虽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但自己也遭受重大损失，终于被迫撤出广昌。–第39页。】）到主力红军出发西征时。
这一时期是五次“围剿”战争中最残酷的战斗的时期，敌人用最大兵力压迫我们于苏区内部。同时，我们严重的指挥上的错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不去尽力寻求运动战与敌人翼侧的活动，而采取阵地式的与敌人堡垒对峙的战略技术，发明以“赤色堡垒”来抗阻敌人。在赤色堡垒与敌人堡垒对峙之下，用所谓有名的“短促突击”（注【“短促突击”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提出的战术原则。它要求中国工农红军在敌人修筑堡垒、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的情况下，也修筑堡垒防御阵地；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则在短距离内对敌人进行突击。这一战术原则是为当时“左”倾错误领导者实行的单纯防御战略服务的。–第39页。】）战术来作战。这个战术拒绝了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战术，放弃了外翼侧的活动。结果苏区边界上到处造了宫殿式的堡垒（当然不是说个别的必要地区的堡垒是不要的），我们依靠这些堡垒和工事与敌人对抗。这个战术完全暴露我们的主力，完全在敌人面前暴露我们的弱点，使敌人的飞机大炮能够按照一定目标的配合步兵师团向我们进攻。结果，我们与敌人只是拼“消耗”（这对我们是不利的），许多赤色堡垒被毁于飞机大炮，一些被敌人占领来作为进攻苏区的军事据点。
“短促突击”的战术，使我们不能获得运动战中应能获得的胜利（龙岗战斗注【龙岗战斗指一九三四年六月八日红军在江西省广昌县龙岗地区与国民党军进行的战斗。–第40页。】），使我们在敌人的强大的火力之下受到极大的损失。在敌人以几倍于我们力量向我进攻时依然不得不退出赤色堡垒地带（建泰广昌）。“短促突出”在广昌战斗、三溪圩战斗、（注【三溪圩战斗指一九三四年三月中旬红军在江西省南丰县三溪圩地区与国民党军进行的战斗。–第40页。】）太阳嶂战斗（注【太阳嶂战斗指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三日红军在福建省泰宁县大洋嶂地区与国民党军进行的战斗。–第40页。】）、石城战斗（注【石城战斗指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红军在江西省石城县与国民党军进行的战斗。–第40页。】），以及退出苏区时的许多战斗中，红军的有生力量受到极大的损失。每次战役总是死伤二三千，三军团在一个短时期中全军团的老的连长完全死伤。即使在将要西征出发的前两天，军委依然命令十三师在兴国城市死守。“短促突击”的结果，使一九三三年红五月直到一九三四年九月扩大来的十五万以上（将近二十万）的新战士，除去因为政治工作的薄弱、动员扩大红军时工作上的错误而使一部减员以外，都在这个战术之下损失了。
第四个时期–开始西征起到黎平为止。这个时期在指挥上组织上一般是错误的，已如前述，不再重复。
总括上以四个时期来看，当时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是基本上错误的。
(C)右倾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
扩大会议认为当时军事指挥上所采取的战略是单纯防御路线。这个战略之政治来源，是由于对我们可以战胜敌人的堡垒主义（注【堡垒主义指国民党军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的修筑碉堡、步步为营、缓慢地向红军根据地推进的一种新军事策略。这是一九三三年六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作出的决定。据当时不完全统计，至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突围长征前后，国民党军在江西修筑碉堡一万四千多座。根据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这种反革命的堡垒主义是完全可以战胜的。–第40页。】），没有信心。
这种单纯防御路线实际就在：
(a)拒绝运动战与在敌人的翼侧的活动。
(b)企图以赤色堡垒的消耗战来保卫苏区。（把不失去一寸苏区土地的口号在战术上机械的运用）。
(c)敌人分六路进攻，我们也分兵抵御。这样就不仅居于被动地位，而且使我们主力不集中，各个战线上力量薄弱而处处受敌打击。
如果否认五次战争中敌人战略上的堡垒主义的特点，是错误的，但是诱敌深入的机会依然是有的，而且还不很少的。正因为我们采取的战术是敌人一出动–三里五里–即对敌进攻，这样使敌人更加小心而步步筑堡垒。在五次战争开始时敌人的堡垒还是十里一个十五里一个，因为我们的“短促突击”的结果，使敌人懂得在一里路的距离中筑上三五个堡垒。譬如：龙岗战斗，敌人才伸出五里路，我们即出击，暴露了红军主力所在，使敌人立即迅速的退回堡垒的据点，结果可以大胜的战斗，只能俘获一营敌人。这种类似的战役不能胜数。所有军团首长在扩大会上举出许多战役的例子都是犯着这个错误。他们说：“在这个战役中得到的军委命令，在出发以前，已经明知是劳而无功，但是只有服从命令。”即在退出苏区以前不久之东方战线上打击李延年（注【李延年（一九○四–一九七四），山东广饶人。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二路军第四纵队指挥兼第九师师长。一第41页。】）纵队之温坊战斗（注【温坊战斗指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至四日红军在福建省连城县温坊（今文坊）地区与国民党军进行的战斗。–第41页。】）是极大的胜利（俘获人枪千余），但是这个胜利的获得，正是由于一军团首长不照军委命令–死守温坊来打击敌人–而自动的进行机动，从温坊退进苏区二十里路（可是他们恐军委的责备而两天两晚睡不着觉），才能使敌人大胆前进，远离堡垒，而给以打击。至于后一时期只在分兵抵御，除了七军团之抗日先遣队（注【抗日光遣队即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中国共产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牵制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而派出的一支先遣部队。它最初由寻淮洲领导的红军第七军团担任，一九三四年七月从江西瑞金出发北上。同年十一月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军第十军在闽浙赣根据地会合。随后继续北上，不断遭到国民党军的阻截和围攻，部队受到重大损失。保留下来的部队，在粟裕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开始后编入新四军。–第41页。】）北上外，其他在敌人翼侧后方的活动，完全没有。
至于以赤色堡垒来对抗敌人的堡垒主义，这种“拼消耗”的战斗，谁都明白在今天我们所处的地位，运用了的时候是极端不利的。
分兵抵御的办法，不仅使我们完全居于被动地位，常被某一战线上的敌人佯攻吸引红军力量，而在其他战线上进行强攻，不仅使红军部队疲于奔跑，而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而且不合目前国内战争红军处于内线作战，必须集中主力–集中优势兵力去打击敌人的弱点–来各个击破敌人的分进合击的原则的。因为分兵抵御而不能集中主力，所以许多战役不能得到应有的胜利。就是温坊战斗以后，敌人的两个师迅速的增援–继续冒险前进–因为我们的其他军团没有集中，不曾取得继续的可能的胜利。
这种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注【毛指毛泽东（一***三–一九七六），湖南湘潭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张指张闻天。王指王稼祥（一九○六一一九七四），安徽泾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第42页。】）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注【恩来即周恩来（一***八–一九七六），江苏淮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第42页。】）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
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注【指李德（一九○○–一九七四），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一九三二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中国。一九三三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实际上掌握红军的最高指挥权。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及长征初期，同当时党内“左”倾错误领导者一起，在军事指挥上实行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遵义会议后，他被取消了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一九三九年离开中国。博指博古，周指周恩来。–第42页。】）三同志，而A、博两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扩大会议指出党内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一切动摇、悲观、失望的分子，与前进的布尔什维克（注【布尔什维克是似文Боπьшевик的音译，意即多数派。一九○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党纲、党章时，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同马尔托夫等机会主义者展开激烈的争论。在选举中央领导机关时，拥护列宁的人获得多数票，称为布尔什维克。此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曾自称为布尔什维克。–第42页。】）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扩大会议指出反对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时，必须坚决的反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
(D)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注【三人团是博古、李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组成的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指挥的决策机构。–第43页。】），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注【朱指朱德（一八八六–一九七***川仪陇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周指周恩来。一第43页。】）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博古（即秦邦宪）所犯的“左”倾错误作了结论。博古拥护这个决议，并在行动上改正了自己的错误。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第43页。】），凯丰（注【凯丰即何克全（一九○六–一九五五），江西萍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红军第九军团中央代表。–第43页。】）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并决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同志的名字（华夫即A名，常用此名在军委刊物《革命与战争》上发表许多文章，特别是“短促突击”的文章）。在团以上的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
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注【毛指毛泽东，张指张闻天，陈指陈云。–第43页。】）–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在一切会议中对于政治局扩大会决议是积极的拥护的。
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而写的提纲。提纲形成于遵义会议后不久从云南省威信县到贵州省仁怀县鸭溪镇的行军途中，时间在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具体日期尚难确定。长征时期，陈云同志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卫戍司令部政治委员渡河（指金沙江）司令部政治委员等职。】
原标题：“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原来是谎言！？
文章来源：《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