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11日讯】我从小在台湾长大，祖父曾是国民革命军蒋中正先生嫡系部队第88师孙元良部524团的一名上尉连长，后调102师任中校团副、72军上校团长，独立21旅少将旅长等职；曾参加过凇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西南会战和远征缅甸等战役，毙敌无数，在缅甸战役中，所部512营遭到日军猛烈的炮击，损失惨重，自己也身负重伤，后被授予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乙级”勋章，他在世时，给我讲述了很多关于抗战和蒋介石的故事，我都深受感动。
自从随父母迁居大陆后，我所接触到的抗战历史与祖父和台湾所描述的却大不一样，在大陆，我听到最多关于国军抗战的评价是“消极抗日、被迫抗日、积极反共、投敌卖国”等，让我难以接受。尤其是对民族英雄“蒋中正”先生的描述更是离谱至极，“被逼抗日、投降卖国、奸诈狡猾、祸国殃民”等，这些描述与事实根本不符，本人非常愤慨。
自九一八至七七抗战全面爆发，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一直在抵抗日寇，只是没有正式宣战而已。廿一年调精兵第五军至上海参加一二八血战，毙敌近万，迫使日军三易主帅；翌年三月调关麟征部参加长城抗战，廿四年调十三军入绥远收复百灵庙，都是蒋委员长亲临前线指挥的，他还计划反攻商都和察北，以肃清绥远敌氛，进而巩固整个西北之门户。不幸西安事变将整个计划破坏无遗，一切国防大计、经济建设等均因此变乱或延缓或停顿。鉴于济南惨案之痛，中枢曾有训练卅六个师国防军的计划，冀以此新军作为抗日基本力量。当时训练计划由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将军协助进行，装备弹药也向德国采购。西安事变爆发时，整训的军队只完成了一半，订购的军事设备大部分未运回，甚至连囤积起来准备打半年仗的粮秣弹药也只储下不足三份之一数量。假如抗战的爆发再延迟五年，征召的新兵已经练成，工业建设与备战工作初具规模，到那时才对日抗战，配合太平洋战争，那麽中国绝不至于单独对法西斯作战，断不会损失公私财产一千多亿美元、十亿亩耕地被破坏六亿亩、沿海区工业设备全部毁灭！
八年抗战中，蒋介石组织了廿二次大型会战、一千多次重要战役和一万三千多次中小战斗，阵亡将士高达340余万，单阵亡将军就多达208位，其中还包括了2位集团军总司令，如此巨大的损失，还能说蒋介石和国军消极抗日吗？若非拚死抵抗，怎能有如此之具的损失？所以，说蒋介石和国军消极抗战是在亵渎历史。
1974年1月18日，越南政府不顾中国一再警告，派兵侵占中国西沙永乐群岛，并与守岛民兵发生冲突。从而展开了西沙海战的序幕。南沙海军火速支援，无奈越南舰队吨位和火力都有绝对优势，虽然中国海军浴血奋战，但是渐渐力不能支。紧要关头，中央火速调动东海舰队支援。然而，东海舰队必然要通过台湾国民党海军封锁的台湾海峡，如何安全通过，成为了中国海军的一个难题。
中国人民海军通过台湾海峡的消息很快被台湾国民党得知，当台湾海军司令唐x林向蒋介石请示如何应对时，蒋介石说了一句很闪光的话：“你不知道西沙吃紧吗？”毕竟蒋介石明白，国共之争属内斗，在外敌入侵的时刻，中国人还是会团结一致的。唐x林欲领命而去，蒋介石又指示说：“你们要一路护航，保证舰队安然通过。还有准备补给船，给前线送给养。”
结果，出乎东海舰队意料。国民党海军不但大开绿灯放东海舰队过海峡，而且一路护航，保证了舰队的安全。此外，几十艘台湾补给船开赴西沙前线，为前线的解放军战士运送食物和淡水。
蒋介石即使放弃反攻大陆的机会，也绝不愿意灾难降临到自己同胞头上，他的民族感情超越了一切。
1959-1961年中国大陆发生大饥荒，蒋介石号召国际社会及海外华侨尽一切可能救助大陆饥民，并施放物资气球到大陆沿海给大陆同胞输送食品、药品等物资。
种种事实都说明了，先总统蒋介石是何等的伟大？是何等的豁达大度？对于失去的江山，蒋介石默认了，没有派兵反攻大陆，陷人民于战乱中，在美国提议让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时候（加入联合国就意味着独立建国），遭到了蒋介石词拒绝，他说道：“中共既然已经是中国的政府了，他们进去了（指进入联合国了），那我们就退出来嘛，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此气度，谁人能比？在我看来，从19世纪到现在，恐怕没有哪个所谓的伟人能与蒋介石相媲美。
蒋介石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伟人，他带领黄埔军校的学员们十年北伐统一了中国，八年抗战使中国不受灭顶之灾，他带领中国人民首次在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击败了世界头等军事强国，光复国土，销毁历史上那些不平等条约，他的功绩不容抹杀和扭曲、他的功绩将被后人所牢记。
历史终究会还蒋介石一个公道的。
中日两国在1937年军力对比
陆军1937年1月
现役兵
中华民国：170万
日本：38万
预备役兵
中华民国： 无
日本：73.8万
后备役兵
中华民国： 无
日本：87.9万
补充兵
中华民国： 50万
日本：248.4万
陆军总计
中华民国： 220万
日本：448.1万
师级单位装备状况1937年7月
人员：
中华民国:11000人
日本： 22000人
马匹：
中华民国:无（自备不计 ）
日本： 5800匹
步枪：
中华民国:3800支
日本：9500支
机枪：
中华民国:320挺
日本：600挺
火炮：
中华民国:46门
日本：108门
战车：
中华民国:无
日本：24辆
海军1937年7月
中华民国:6万吨
日本：190万吨
比例： 1:30
空军1937年7月
中华民国:300架
日本：2700架
比例： 1:9
中日两国军备生产能力对比
中国年钢产量4万吨 日本年钢产量580万吨
中国年造坦克0辆 日本年造坦克330辆
中国年造汽车0辆 日本年造汽车9500辆
中国年造大炮0门 日本年造大炮744门
中国年造飞机0架 日本年造飞机1580架
中华民国有陆军220万，海军舰艇6万吨位，空军有飞机300架（中国方面这300架还包括教练机和不堪作战的飞机在内，据当时陈纳德的估计可以担任作战任务的军机不及100架，这些飞机还是向好几个国家东拼西凑分批买来的杂牌军，也就是说砸了一架就少一架。）。日本呢？它拥有陆军448.1万，并且他的一个师的装备相当于我们一个师的三倍。中国士兵三个人伙用一杆枪的情况比比皆是。日本的海军舰艇吨位已达190万顿，1933年世界海军会议时，美、英、日海军吨位之比，就已经是5：5：5了。日本还拥有2700架飞机。
1941年1月10日成都上空，中华民国空军第五大队的34架飞机，被日本的12架零式战机击落13架、击伤11架，第五大队从此被撤销番号，改称是无名大队，所有队员在他们胸前佩戴了一个字“耻”。
从晚清开始太平天国、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入侵，民国初建，袁氏篡国、张勋复辟、军阀割据，北伐、闽变、中原大战、九一八，宁粤分裂，苏俄侵略、日本入侵、伪南京国民政府（汪兆铭）、伪广州国民政府（汪兆铭、李宗仁）、伪满洲国、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晚清开始中国每天都在打仗，而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家迅速现代化，国力的悬殊非一般人可以想象。
（一）是抵抗，不是不抵抗
九一八不抵抗事件，可以看看国内公开出版的《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和国务院文化部直属的历史杂志《炎黄春秋》2004年1月号。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张学良明确说是他自己判断断失误不是任何人给他下的命令，并彻底否认了教科书中的“蒋中正不抵抗主义”。
《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节选：
“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张学良说：“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悖，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悖，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有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张学良说明：“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唐曾笑着对张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说是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早在两蒋早已过世的1990年6月8日，张学良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就已经明确地说过：“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当日军进攻锦州时，蒋委员长连发封电报命令张学良“坚决抵抗”，张却一枪未发地席卷着他的数十万东北军逃之夭夭。
东北沦陷后，蒋中正立刻向德国购买了一亿金马克的武器装备，并聘请德国军事顾问训练军队，打算装备八十个精装师。但因西安事变导致日寇提前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而没有来得及完成，只装备了四十个师。其次，在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前，南京政府就已经在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等省的五个战区先后修建防御工事约4900座，被称为中国的马奇诺防线。
（二）是安内攘外，不是只安内不攘外
在中国共产党对蒋中正的深仇大恨之中，大概除掉1927年的“清党”，就要算是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所决定的“安内攘外”政策了。但是，只要把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在外患内忧交相进攻之下所决定的安内攘外国策，和当今中共在改革开放的一片大好形势之下所坚守不移的“稳定压倒一切”的国策，进行一番对比，我们就自然能够发现，蒋中正的“攘外安内政策”或曰“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的完全正确性。
因为，正是“军阀残余之残余”（陈独秀语）的武装叛乱，才破坏了北伐成功、中华民国南京政府重建之后，整个国家的初步和平统一局面，也才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实际上是苏联命令中共在中国发动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好时机，甚至给了日本敢于侵略、占领我国东北的机遇和胆量。
1931年九一八事变这一国难的发生，正在南昌指挥剿匪的蒋中正，立刻停止对中共的第三次征剿，转身回京处理日本侵略之事。其结果就是中共“欢呼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并在九一八事变仅仅发生两个月之后，听从苏联的命令，为彻底推翻我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以分裂中国为手段，在江西瑞金篡立了“伪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并宣布一切少数民族地区都可脱离中国。
1933年春，日军为侵占我华北、企图西进长城沿线攻城略地之时，正在对江西红军实行第四次征剿的蒋中正，又立刻罢兵北上，亲自指挥了热河、榆关、和长城三大战役，艰难地保住了华北。可是，江西红军却乘机在苏联的命令和指挥之下，发展到了三十万人，占领了四十五个县城，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终于将赣东到闽西的“白点”——即国民政府的统治区域，全部拔除，把他的苏区——也就是苏联在中国的武装统治区域，从江西到福建连成了一线……。就不说其间由他们策划的“闽变”和由其它分裂势力所发动的“粤变”，又给国难当头的中华民国带来了怎样的痛苦了！
正是鉴于种种腹背受敌、交相压迫的情形，1932年六月，本着“为不使国家于忧患苦痛之中增分崩离析之惧”，为“不完成国家统一、乃不能攘外”这样一个至理，也就是“家不和外人欺，家乱外人更欺”这样一个人人皆能够明了的道理，蒋中正才在庐山会议上颁布了安内攘外的国策，“冀消除我民族根本之大患”。就是必须消除“中共在前苏联直接命令和指挥下对中华民国的武装叛乱和疯狂颠覆这一背后威胁”。因为，不论是日本侵占了中国，还是苏联侵占了中国，对我们所有的中华儿女，都是同样的痛苦，除掉甘当马列子孙的中国人以外！
比较一下国民党的“安内攘外”国策和共产党的“稳定压倒一切”国策吧！前者是为了“卫国攘外”而不得不求“内安”；后者，则是为了“维护专制”而绝不容许五十余年来毫无民权的人民对现存的极端反动统治表现丝毫的不满。而我“民族的大患”——赤祸，就是俄祸，倘若当真被当年国民政府“安内攘外”的政策所扫荡干净了，又何来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人民无边的血腥和苦难！
所以说，蒋中正的攘外安内政策，不论是从当时看，还是从今日来看，都是正确的。因为，历史的事实告诉了我们，他，“不是只安内不攘外，而是既安内又攘外，安内更是为了攘外”！
（三）是积极抗战，不是消极抗战
蒋中正不但不是消极抗战，而且从来就是积极地在准备抗战。1932年蒋中正就已经告诉记者说：“万一与日本发生全面战争，我们就把首都迁往四川，以应长期抗战。”1935年蒋中正在另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又说：“即使是我们中国关内的十五个省份都被日寇占领了，只要四川、云南、贵州还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日本侵略者。”正是为了在未来长期和全面的抗战之中，使西南诸省能够服从中央的全面和长期抗战决策。
1935年，蒋中正才“单骑走西南”，终于使西南三省与中央政府保持了统一，并保证中央的政令和军令能够顺利的在西南三省被执行。他的预见和做法，确实对后来蒋中正、国民政府领导全民族的的长期抗战直至最后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保证作用。
1935年底，中国当时的最高领袖蒋中正还在北京芦沟桥我方河坡之下，亲自带领一名工兵营长爬行一千米，并根据这一实地侦察而在我河坡高地上设计了“反斜面阵地”，对后来我军在芦沟桥对日军作战，起到了相当的作用。此其一。
其二，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到1937年“七七”全面抗战爆发，蒋中正、国民党执政的南京国民政府，首先向德国购买了一亿金马克的武器装备，并聘请德国军事顾问训练军队，打算装备八十个精装师。但因西安事变导致日寇提前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而没有来得及完成，只装备了四十个师。其次，在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前，南京政府就已经在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等省的五个战区先后修建防御工事约4900座，被称为中国的马奇诺防线。
同时为迎接未来的全面和长期抗战，蒋中正特别号召推动了“新生活运动”，以求焕发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改进我们的人文素质，以为未来的全面和长期抗战做好精神、心理和人格的准备。日本官员阿部信行就曾一再地警告他的政府说：“决不能小看中国政府现在正在做的三件大事：整顿财政，整顿军备和新生活运动。特别是新生活运动，就是排日运动的结晶。”
其三，自1927年中华民国南京政府重建,1928年东北易帜,中华民国获得初步的统一。其后，直至1937年“七七”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正是因为蒋中正和国民政府始终怀有对未来长期和全面抗战的思想准备，才能在这个外患内忧的岁月力，荡平了残余军阀多达十数次的大小军事叛乱，发动了五次对“苏俄在中国的国中之国——中共武装叛国势力的征剿”。
（四）不是不打，是该打的必打
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往的宣传是，“一.二八”抗战不是蒋中正要打的，是蒋中正不给打，但十九路军的官兵们要打，是他们不服从蒋中正不抵抗的命令，而坚决要打的……”但是，这却是大错特错了！
“一 二八”淞沪抗战，固然十九路军是参战的地方部队，但因蒋中正认为这一战是该打的，非打不能向国际扬我中国人之正气，中华民国之国格，所以，他将黄埔精锐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合并而成立第五军，任命张治中担任军长，积极地、壮烈地战斗在上海“一二八”抗日的战场上。虽然，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均不知八十七、八十八两个精锐师才是淞沪战场上更重要的主力；虽然，国际国内的一切鼓励、嘉奖和慰劳物资均只送给了十九路军，甚至连所有的抗战荣誉都集于十九路军一身，蒋中正和他的中央军还要背负不抵抗和不抗战的骂名。
对此，大陆历史学者早已在1991年出版的蒋中正传一书中，就已经深怀着倾佩之心，把蒋中正两次给八十七、八十八师的亲笔信件公布了：2月28日，蒋中正在信中勉励第五军说：“抗日为整个民族存亡所关，决非个人或某一部队荣誉问题，决无彼此荣辱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固为敌人所畏忌，亦必为反动派所诬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作战，更是足以表现我革命军战斗力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为？”
（五）是血写的事实，不是墨写的谎言
诚如大陆学者杨树标所言，“由于蒋中正坚持领导抗战，国民党军队自始至终地坚持抗战”，在其十四年抗战中，发动投入十万兵力以上的大型会战就有22次，大型战役如平型关（此处为平型关战役，不是那个偷袭了日军几百人辎重部队的“平型关大捷”）、台尔庄者就有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面对面地战死在抗日疆场的国民党将军就有206人。陆军牺牲、失踪者共3211419人，；空军牺牲4321人，毁机2468架；海军舰艇全部打光。在1929至1933年自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毕业的两万五千名青年军官中，就有一万名青年军官壮烈牺牲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四个月。从山海关到上海会战，从武汉会战到历次大会战和大战役，国民革命军成连、成营、成团甚至成师壮烈牺牲者，不可胜数。
正是由于国民革命军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杰出表现，当中华民国的伟大卫国战争，如蒋中正早就预料和准备的那样，终于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轨”之后，西方列强终于在蒋中正和他领导的大中华民国抗日政府的要求之下，废除了所有不平等条约，去除了我们的百年国耻，实现了孙文的一个最大愿望，那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中国国民革命胜利的第一个标帜！”从此，中华民国不仅成了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成了“联合国宣言”的三大起草国之一，而且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四强”之一。不仅扫尽了百年以来中华民族所遭受的一切欺凌和污辱，而且开始自立自强于世界。从而使得这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傲然矗立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卫国卫族的战争史上。
而蒋中正作为一个身先士卒，不顾安危，始终坚定地领导着和坚持着对日抗战，并终于夺取了最后胜利的伟大民族英雄，则不论政治上的丑恶敌人和卖国者们要如何地诬蔑他和丑化他，他都将永远地屹立在我们民族历史的峰巅地位之上，而永难动摇。
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假若没有中国，假若中国被打败了，……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调往其它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规模进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合并埃及，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途就不堪设想了！”
美国学者易劳逸教授终于能够公平地说道：“为国民党军队说一句公平话，它与一个在组织、训练、装备上占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坚持了整整八年，与法国相比，法国对德国的抵抗仅仅六个星期便崩溃了；和英国相比，英国则从美国获得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所以，国民党军队的抵抗，乃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它积极地战斗在上海、南京、华北和华中平原，彻底地挫败了日本人对速决胜利的期望，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损失。然后，他们从沿海地区撤退，远离于交通网路所能达到的地区。他们转向消耗战的战略，从而使日军陷于中国辽阔的国土而不能自拔。”
“这一顽强抵抗，对于反轴心国的整个盟军的战争努力，做出了重大贡献。它在亚洲大陆上拖住了大约一百万日军 (否则这些部队便会用于太平洋地区对于西方盟国越岛部队的战斗。如果历史在一九四五年后对国民党人更为仁慈些，如果没有内战，如果战后年代国民党能成功地在大陆创建一个稳定的国家，现在的历史学家将会把国民党人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作为一篇大无畏的英雄史诗来叙述。然而，由于战后的垮台，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中的积极贡献，便不可避免地被它的失败而掩去了光彩……。”（易劳逸：《毁灭的种子》一书）
把国民党的注意力从日本人那里引开的主要政治问题，是与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增长的磨擦。1941 年1 月新四军事变③（见第12 章）后，统一战线实际上已不复存在。有影响的国民党领袖们——最著名的有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党务工作者陈立夫——多次刺耳地鼓吹发动一场根绝赤祸的运动。蒋介石顶住了这些压力，主要是因为他害怕盟国将停止对国民党军队的援助，如果它公开卷入内战的话。然而，自1939 年年中起，他就调动他的许多最精锐的部队——不同的时候在15 万至50 万人之间——去封锁共产党人在西北的根据地。④
在所谓相持的这几年内遭受的伤亡——特别是早期——是重大的。中国人承认死亡人数1940 年为34 万，1941 年为14.5 万，1942年为8.8 万，1943 年为4.3 万。②但是从1939 年到1944 年初，战线并无重大变动。敌对双方之间的战略平衡，在将近六年中变化甚微。在战争后半期，国民党军队人数在350 万以上。③但是，它不是一支统一的国家军队，而是对中央政府忠诚程度不同，训练、装备和作战能力各异的军队联合体。这个参差不齐的集合体的中心是“中央军”。1941 年，在全部国民党军队三百多个师的总数之中，中央军约有30 个师近50 万人。在战争进行过程中，蒋扩充了这支武装，以至到战争结束时，中央军约有650万人。
在1937 年，中央军的军官是中央军官学校的毕业生，这是有代表性的。他们学习过现代军事技术——30 年代时常由德国教官传授。政治灌输在他们的训练中显得很重要；军官们高度效忠于蒋介石。① 然而，大多数国民党武装是军阀部队的直接衍生物，由不受中央政府节制的名声显赫的人物指挥。因此，他们的忠诚是有条件的，淡薄的。他们妒忌和害怕蒋介石的日益增长的权力。例如，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抵制中央政府对他的省内权力的侵犯，并为批评重庆政府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个避难所。
华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山西省政府主席阎锡山，像一位拥有自主权的总督那样统治着他的故乡山西。他阻止中央军进入他的战区，并保有自己的政党（民主革命同志会②）以对抗国民党。确实，从1941年起，阎甚至与日本人保持密切而和好的关系。其他具有省籍渊源的将军们，如李宗仁（广西）、薛岳（广东）、于学忠（满洲）和傅作义（绥远），均已失去他们特殊的地方性根据地，但仍对那些宁愿效忠他们，而不愿效忠蒋介石的军队保持着指挥权。③
归根到底，最重要的历史事实是在战争后期，大约从1942 年起，大部分国民党军队已丧失了战斗意志，它实际上再也不能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了。这一概括也有例外。史迪威和魏德迈制订的建立一些高素质的中国师——由美国人训练、指导和装备——的规划，于1945 年最终开始结果。例如，1945 年4—6月，其中的一些师勇敢而有效地击退了日本人在湖南西部的进攻。战争结束时，这些师中有8 个已经完成了13 周的预定训练计划，另有22 个师已经开始。但是余下的300 多个中国师仍然原封未动。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普遍衰退具有严重的后果。因为这支军队是国民党政治权力的基础。它开始溃败预示着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倾覆。蒋似乎没有能力扭转这一崩坏的过程。改革军队的所有尝试——如史迪威将军沮丧地认识到的那样——都很快在国内政治的浅滩上搁浅。例如，相对于可利用的资源，这支军队太庞大了，不会有战斗力；但裁军的建议也是不可行的，因为地方指挥官们反对，他们如果失去他们的军队，他们也将失去他们的权 力。蒋对政府的行政控制也过于无力，以致不容许作必要的改革。举例来说，他曾反复下令，征兵制度应更人道一些。然而，由于这个制度为地方士绅和腐败官员所支配，政府对这些人控制不了，或无法对他们执行纪律，征兵制度造成的恐怖依然存在。
【注解】
① 沃伦·I.科恩：《谁在湖南与日军作战？关于中国作战成就的若干看法》，《亚洲研究杂志》第27 卷第
1 期（1967 年11 月），第111—115 页；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 年》，第321—322 页；爱泼斯
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第312 页；李一叶：《中国人民怎样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第66 页。
② 《史迪威文件》，第157、177、316—319 页。
③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第311 页；高思致国务院：《一 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第1页。
（原题目：被扭曲的伟人：民族英雄蒋介石功绩不容抹杀）
文章来源：铁血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