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辛灏年《谁是新中国》(49)

【新唐人2012年4月13日讯】 【《谁是新中国》题解】 谁是新中国?谁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后,又会出现长期的内乱和内忧?虽然能够一再地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统一了中国,捍卫了共和国统,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却又惨败在1945—1949的内战之中。嗣后,竟能够在台湾完成向民主的全面过渡,使孙中山先生民主建国的理想得以实现…… 如果是后者,为何又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全面复辟专制制度,虽然迄无外患,更无内忧,却造成“冤狱遍中华”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悲惨局面,为漫长的中国专制制度,补上了中世欧洲“教政合一”式极权专制统治的血腥一课。待到风雨飘摇之时,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开放”,然而,其成就虽不能与清政府相提并论,其命运却与清王朝一样而不能免,其腐败和腐烂,更为中国五千年历史所未有……

(接上期)

兼 论 蒋介石背叛了谁家的革命?

迄今为止,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任何一本中国现代史教科书书目上,都印着“蒋介石背叛革命”这样一个赫然的标题。而任何一本中国现代史教科书亦都在这个标题之下,称“中共领导北伐成功,大革命却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便是蒋介石“背叛”了革命。
  
然而,这却是一个弥天大谎和欲加之罪。因为:
  
第一、既然北伐成功,国民革命就没有失败。第二、如果国民革命失败,便没有中共领导北伐的成功。因为大革命就是国民革命,北伐就是国民革命的具体内容和胜利进程。第三、中共之所以要称国民革命失败,无非是要以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革命为手段,妄称国民革命失败以掩饰共产革命的失败,由是它才需要制造一个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谎言,来充当自己失败的原因,以遮羞它破坏和背叛国民革命的败绩。
  
当我们对中共已经重复了千次万次的“历史性谎言”,在逻辑上稍加清理之后,我们对蒋介石究否背叛过革命, 和究竟有没有背叛过某一家的革命,就容易论证得多了。
  
第一、本章伊始,即已将蒋介石追随孙中山参加国民革命的历史作了一个简约的介绍。然而,正是这一份极为简单、又极为明燎的“履历”,一是证明蒋介石投身的乃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二是证明他非但从来不曾背叛过自己一心相与的中国国民革命,而且正因自己的丰功伟绩而作成了她的领袖。所以,指蒋介石背叛革命,即背叛了他自己曾参加和推进的中国国民革命,自然只能是一桩赤裸裸的栽赃。
  
第二、蒋介石除参加由孙先生创建的中国同盟会 —— 中华革命党 —— 中国国民党以外,就不曾参加过其它任何党派,尤其是作为第三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而且,如前所说,蒋介石作为一个同盟会员,一个国民党人,他忠于信仰,坚于职守,功勋卓著,更无背叛之可言。蒋介石作为一个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革命者,则同样是在忠于自身信仰、坚于自身职守的前提下,为坚持三民主义而反对共产主义,为保卫国民革命而反对共产革命,为保护国民党而反对共产党,是举世所知的反共先觉之一。由是可知,蒋介石作为共产党和共产革命的敌人,却被共产党指为“背叛”,则“叛”从何来?
  
第三、中共指蒋介石“背叛”革命,还有一层惑人的地方,即是指蒋介石背叛了孙先生的“三大政策”。然而,所谓三大政策,乃为苏俄与中共所造,本书已有证明,这里不再赘述。单就孙先生“联俄容共”的做法而言,孙先生亦向有采取这一做法的原则。孙先生一再申明的“共产党要反对国民党,我就要开除共产党;苏俄要支持共产党,我就要反对苏俄”的话,以及孙先生在实行“联俄容共”做法之后,曾一再坚持表明的“坚持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坚持民权革命,反对阶级专政”和他“坚决反对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的态度,便是“联俄容共”做法的根本原则。在这些原则下,苏俄若真心助我国民革命,则联俄;苏俄若违背了此一原则,要将中国的国民革命诱逼为俄国的共产革命,则必须抗俄。同样,中共若真心参加国民革命,则容共;反之,中共若借参加国民革命,以行共产革命,直至公然反对和公开背叛国民革命,则非但不能容,而且还要反对之,清除之。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苏俄与中共为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为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已经从窃夺国民党党权、窃夺国民革命领导权走向了反对、利用、破坏、直至公然背叛北伐的地步,此倒不是背叛?相反,蒋介石本孙先生的遗教,因苏俄和中共对孙先生的背叛而决心抗俄和清党,倒反而是“背叛”了?
  
第四、再就蒋介石对“联俄容共”的态度而言,应该说,他从来就是“联俄容共”的反对者。但因他深知孙中山先生是为“俄援”而联俄,虽不便公开反对,但却数度“托故假归”,消极待之。及至孙中山要派他这个最能干的人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考察,他考察归来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既在口头上,又在书面上,向孙中山及国民党中央汇报了他对苏俄“主义与事实”有别的看法,明言苏俄有对中国的赤色帝国主义野心,揭露了中共党人在苏俄对三民主义以及孙中山本人的攻击和诬蔑,并明确认为俄人是要借中国的国民革命,来达到它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移植共产专制制度的目的。这既是他考察归来即“托故假归”的原因,更是他几度赴粤,又几度离粤,连黄埔军校校长也不想做的根本缘由所在。若不是孙中山对他的器重,和他对孙中山与国民革命事业的忠诚,这个校长大约也就不是他的了。此后的蒋介石,一是于孙先生在世时,为忠于先生,而自行韬诲,努力办好军校,尽力培养党军,尽量使之不受苏俄的过度钳制和中共的过分操纵,从而使俄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视他为眼中之钉。二是在孙先生逝世之后,于苏俄僭权、中共篡权、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危在旦夕之时,坚定地起而护党,捍卫国民革命,直至走向决心抗俄清党的道路。由是可知,正因他“心中明而眸子燎焉”,他才既不象廖仲凯那样发作过“左派幼稚病”,更不象汪精卫那样发作过“左派权力病”。他无非是在无可奈何时,虚与委蛇;被迫还击时,则旗帜鲜明;事关国民革命大业时,乃义不肯让。由是,“蒋介石背叛革命”之一语究从何来?而真正背叛了孙先生的国民革命、即中国民主革命者,又为阿谁?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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