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24日讯】 【《谁是新中国》题解】 谁是新中国？谁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后，又会出现长期的内乱和内忧？虽然能够一再地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统一了中国，捍卫了共和国统，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却又惨败在1945—1949的内战之中。嗣后，竟能够在台湾完成向民主的全面过渡，使孙中山先生民主建国的理想得以实现…… 如果是后者，为何又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全面复辟专制制度，虽然迄无外患，更无内忧，却造成“冤狱遍中华”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悲惨局面，为漫长的中国专制制度，补上了中世欧洲“教政合一”式极权专制统治的血腥一课。待到风雨飘摇之时，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开放”，然而，其成就虽不能与清政府相提并论，其命运却与清王朝一样而不能免，其腐败和腐烂，更为中国五千年历史所未有……
(接上期)
二 国民党蒋介石领导抗日的艰难使命
第一 九一八枪响之际就中国国内的状况而论
一、中华民国政府刚刚荡平了阎、冯、李大规模武装叛乱，中国正处在“外求和平、内求进步”的艰难发展之初。
二、一九二七年失败的中国共产党，又在苏俄的直接指使和指挥下，持续地发动叛乱和叛国，使刚刚荡平了新旧军阀大规模叛乱的中华民国政府，又面临着必须平“俄祸”的巨大困境。
三、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虽然新旧军阀的大规模叛乱已经被荡平，但“九一八”以后，新旧地方军事势力的小规模叛乱和阴谋发动叛乱，仍时有发生。所不同的是，这一伙地方军事独裁者，在以“反对独裁”名义反蒋失败之后，从此竟为“死了有板子”，【注四】而死死地抓住了“抗日”这块牌子，即以抗日为旗号，动辄发动叛乱，或动辄图谋发动叛乱。他们或伺机揭竿，如一九三三年在中共策反下，于福建建立“中华共和国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原十九路军陈铭枢部；或乘机而动，如在两广六一事变中打着抗日旗号以再图反叛的李宗仁等；或梦想改朝换代，如曾宣称“不但日军占了北平，就是日军占了南京，我也不肯调兵江西剿共”的陈济棠；【注五】或为争夺党中权力，而数度制造粤变的两广军人等。诚然，正是日本帝国的侵略，中共的武装叛国，大小地方封建势力的军事叛乱，以及国民党内争权者的分裂行径，尤其是他们的遥相呼应，乘机勾连，合纵连横和狡黠多变，方使民族危机和国内动乱不独祸患连连，而且险象环生。
四、面对着日本侵略，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此时此刻，不仅承继了数十年晚清腐败和十数年军阀复辟混战所丢下来的一个“穷中国和弱中国”，而且又面对着国家初获统一和法统初获重建时期的“乱中国和忧中国”，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又要“吃定东方”，既不愿看到中国真正地统一强大起来，又不愿看到日本真正能够称霸亚洲以对抗美国和西方。相反，他们的希望是，只有日、中不和，甚至交恶或交战，才能使亚洲“自削其强，自致其弱”。可以说，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的抗战所遭遇的，实质上仍是一个“敌有人援，我无人助，生死无人过问”【注六】的恶劣国际环境。欧美列强非但要“坐山观虎斗”，甚至是“坐山要虎斗”的东方战略，实在是将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推向了“苦撑与孤战”的悲壮与悲愤之中。
第二 “九一八”枪响之际中 日国情与国力的对比
一、如前所说，当日本于十九世纪下半期开始成为一个崭新的和统一的专制帝国时，我国已经绵延了数千年的大一统专制制度，恰恰走向了它的衰亡期。是故，同样的世界条件下，日本重在借机发展新专制帝国的国力。中国则一分为二，即借改良来维护摇摇欲坠的专制大厦，和藉革命以进行对于专制制度的根本变革。因而，当日本迅速地强盛起来时，我国恰恰处于革命前的腐败及衰落，和革命后的混乱与内乱，即历史的“阵痛”之中。由是，两个民族和两个国家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才造成了国情和国力的巨大差异。换言之，就是当满清王朝日趋衰亡和堕落之日，却恰逢日本国力日渐发展和强大之时。蕞尔之邦的日本，既在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战争中打败了老大的中国；又在一九零四年的日俄战争中，打垮了同样在走向衰亡的庞大俄国，并取代了它在中国的部分权益。此后日本才逐渐地成熟了它的“大陆政策”，即“霸世必先控欧，控欧必先取亚，取亚必先侵华”的侵略和扩张政策。这个“大陆政策”，在性质上虽是一个岛国因暂时的强大所膨胀起来的疯狂野心；但在战略上却因它将“取亚必先侵华”放在第一位，因而它对中国的野心，便于近百年间日渐地形成起来，和日渐地付诸于侵略的行为了。
二、正是中、日两国如是差异的国情，才带来了中日两国国力和军力的巨大悬殊。如果说，一八九四年中国的战败，实非军事弱势所致，而为国势之衰所决，那么，三十余年后，在日本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则两国的实力 —— 主要是军力的对比，已是天地之差。据资料统计：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日本陆军可使用兵力已达四四八点一万 —— 包括预备役、后备役和补充兵；而我国除补充兵源外，仅有二三零万。日海军吨位一九零万吨，已超越一九三零年伦敦海军会议所规定的英、美、日海军吨位的五：五：三之比，而成为五：五：五，是我国海军吨位的十九倍，亦有资料称三十一倍或三十二倍。日本作战飞机有二七零零架，我国仅有六零零架。而日本一个师的武力装备，于战争之初曾相当于我国一个师武力装备的三倍；于战争之中、后期，已相当于我八倍甚至九倍。中国军人数人合用一支枪的情形随处可见。同时，日本能制造各种兵器，我仅能制造轻武器。日本国正是恃于这样的武力优势，才不仅敢于“取亚必先侵华”，而且敢于叫嚣“三个月内一定灭亡中国”。
综上所述，正是在国力与军力的悬殊对比之下，我国对日本侵略的抵抗，才必须周详考虑，措置适当，既要制定科学的大战略，又要先求国安而后能制酋，方才能克敌制胜，非亡我而亡敌。一言以蔽之，即以当时自身的国情与国力计，倘若没有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领导对日抗战的坚定意志，和指挥对日抗战的正确战略，并能坚持维护国家统一、反对种种颠覆和叛乱，则中国人民不但会付出更大的牺牲和痛苦，甚至完全可能招来亡国灭族之祸。
注 释
【注四】 一九三六年两广“六一”叛变时，国民党将军、中共地下党、时任白崇禧参谋长的刘斐，曾对陈济棠如此说。
【注五】 一九三三年陈济棠拒绝中央调兵赴赣剿共时所说的话。
【注六】 蒋纬国：《蒋委员长十四年抗战指导》，八十二年讲于国家统一建设促进会。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