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5月3日讯】美国有一部经典的战争题材影片《拯救大兵瑞恩》 ，描述了在“二战”期间著名的诺曼底登陆行动中，美国政府特令前线组织一支8人小队，冒着枪林弹雨，营救生死不明的普通士兵詹姆斯·瑞恩，并最终救出他的故事。
另外还有一个说法流传甚广，称朝鲜战争中美军官兵上衣口袋里都装有降书：一块30 X 40釐米的黄色尼龙绸，印有13种文字，中文居首：我是美国人，请不要杀我，并设法把我送回去。我会通过美国政府交涉，给你们报答。中国称其为投降书，美军称求救书。
类似的故事发生在当代，以色列为了让数量极少的国民重获自由，用为数众多的巴勒斯坦俘虏与其进行交换；美国政府为了救出被朝鲜拘捕的公民，对其进行国家让步，并派遣高规格代表团赴朝谈判。
如上种种，都表明了一个事实，在西方国家，把每个人当人那样尊重，不仅是其政治思想的一项基本原则，而且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立国之本了。英美法等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者或者创国者们，都深受启蒙时代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对个人的关注和重视，深深浸润在他们的立国思想和对新的政体的设计中，而民主选举等制度从体制和机制上强化了个人主义的原则。随着民主制度在西方的普及，此项原则也随之流播。忠实秉承了先人政治智慧的西方国家始终未曾动摇这项政治原则，盖因如此。
相反，在我国，对集体主义的强调甚于对个人生命的敬畏。个人从未成为国家的中心，人的生死只体现在数字上。比如据说某个灾难时期死了3000万，另一次运动中又有无数人死于非命，比如战争中为了夺取某个目标，无数战士奋不顾身死在炮火枪口下，甚至为了炸掉某个碉堡，年轻的战士主动舍去自己的生命。
前者至今仍冷冰冰躺在历史研究成果或者教科书里，国民未接到过任何道歉，以至受到欺骗，被告知一个少得多的数字，或者被轻描淡写，或者干脆避开不谈；后者被当作国民教育的案例反复宣扬，鼓励国民为了某个虚无飘渺的目标献身。
对个人的不重视、不尊重并非我国的传统，儒家创始人之一的孟子就说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唐太宗也言，“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明智的政治思想家或者政治家都能认识到国民个体的意义和他们在整个国家的地位与作用，虽然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历史中，它们从未认真地在政治实践中予以落实。
不论动机为何，毛泽东当年也曾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正因他准确地把握了民心并利用了民心，才取得了他所领导的武装斗争的最后胜利。在他一生中，无疑他充分认识到，并充分利用了普通民众，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从这个角度说，他还不是真正的民本主义者，只是善于运用政治技巧罢了，这也是他在历史上注定将不会获得民众认同并高度评价的核心原因之一。
从毛身上我们也可以观照现实，民本主义以及西方所谓的个人主义绝不是停留在口号上的政治教条，绝不是用来宣传的工具，也绝不应当是政客的“遮羞布”，而应确确实实地成为立国的根本，并切实表现于国家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中，由此才能真的做到尊重个人，保护个人，并使其在其所处的社会得其所。
近些年来我们注意到在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等概念，从实际来看，正体现了上面所说到的三种现象。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它们还只是空洞的政治术语，并未进入立国的核心原则，也未成为官方话语体系的核心精神，更重要的是，它们缺少具体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的保障，因此在现实社会中，不尊重个人的情况很普遍，损害个人权利和利益的情况很常见，严重侵害公民权益、伤害公民身心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
比如谢亚龙在法院当庭指控其曾受到刑讯逼供和身心摧残。当然，还有……
西方国家发生这类事肯定是震撼性的丑闻，并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而在我国，或许是太多，所以像没事一样……
乃至于作为公众良心的媒体也在此问题上进行了十足恶意的注解。《环球时报》5月2日的头版文章和社评中，都毫无疑义地表达了一个观点，即相对于中美关系以及两国各自的国内经济问题，个人遭受迫害事件充其量只是“小事”，无足挂齿。这家报纸没有对这个人的际遇表达最基本的同情，也未对相关责任者表达一丝愤怒，却连篇累牍地对仗义相助的某国进行指责，对深受戕害的某个人进行抹黑。如此媒体可谓毫无人性，心如蛇蝎了。
由此可见，我国有些人眼中的芝麻绿豆“小事”，在西方人眼里是悠悠万事中“最大”者，不但政府不可能直接危害公民的安全和自由，而且他们受到此类威胁时国家会倾尽所能所有保护其安全和自由。从为了救出朝鲜扣押的美国人质，美国政府不惜派遣重量级政治人物上门央求并以国家利益作为交换，即可印证此点。
今天的西方公民们应当感激历代先贤们为他们确立、完善了一套好的政治思想并一以贯之到具体的政治制度和实践中，为了防止政客出于自私自利的理由违背它，从体制和机制等多个层面为其建立了可靠的保护阀，意在制约政府干预公民个人的自由和安全，或者对他们的自由和安全受到威胁和损害视若无睹，乃至支持。
文章来源：《博客日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