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5月9日讯】1967年初，正是中国内地文革运动最狂暴的时候。红卫兵和造反派在毛泽东的谋划和支持下，在地方各行政管理层面实行“夺权”，全国各地政府，包括公检法系统的正常行政功能一时失效，整个国家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在此期间，以革命的名义，全国到处发生不同规模毁打砸抢事件。
1967年2月7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条发自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报导。这篇题为《藏人指控中国人亵渎寺庙》的报导说，2月6日，达赖喇嘛的执行代表图登宁捷在记者招待会上展示了两尊佛像的头部，其中一个高约十六英寸，另一个高约十二英寸。图登宁捷告诉与会记者，这两个观音像头像来自拉萨大昭寺，是大昭寺供奉的十一面千手观音像上的两个。1966年8月25日，红卫兵洗劫了拉萨的“主佛殿”（大昭寺），剥下塑像上贴的金片，然后将这座建于公元七世纪的塑像砸毁，碎片被扔到大街上和水沟里。同时遭到毁灭的，还有一千多座大小佛像和大量壁画。
1966年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从“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开始的。“四新”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恐怕现在也没人能够说清楚，而“四旧”的具体内容却是一开始就 很明确的：一切代表“封、资、修”的东西，都属于“四旧”，在被“破”之列。首当其冲的，是代表“封建思想”的宗教文化。在举国上下一片砸寺庙，毁佛像，烧旧书之类摧毁“旧文化”的过程中，没有人知道，隐藏在双重铁幕背后的西藏究竟发生了什么。
文革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愚昧，最惨痛的一页。事隔多年，这场在“党中央”领导下，长达十年的经济、文化和精神的全方位自残运动在中国并未得到清算。“文革”仍然是一个禁忌话题，对文革的深入研究依然障碍重重。
内地如此，西藏更是如此。关于西藏文革的情况，长久以来官方讳莫如深，民间也无人研究。直到2006年，两本书的问世才填补了文革研究，也是西藏现代史上的这个空白。这两本书是西藏女作家唯色编写，台湾大块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杀劫》和《西藏记忆》。
在《西藏记忆》里，唯色记录了一位当年砸大昭寺参与者回忆。这位化名鞑瓦的人当年曾是拉萨中学的红卫兵头头。砸大昭寺，是拉萨红卫兵的第一次革命行动。
根据鞑瓦的回忆，前一天（八月二十三日）晚上，红卫兵司令部根据“上面”，即自治区的意图开了个会，说第二天要去帕廓街搞宣传，居委会的人也要参加。但是，当时没有说要砸大昭寺。次日一早，各路人马汇集在一起，其中有红卫兵，也有居民，总共约上千人，前往大昭寺。他们一边走一边呼口号，到了大昭寺南边的讲经场，就开始演出，然后开大会。正在讲话的时候
“…… 突然就乱起来了。抬头一看，这大昭寺的楼上出现了好多人，好像都是居委会的群众，我后来还听说过，有些人还是各县来的积极分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反正不知道， 反正都是老百姓，拿着十字镐、洋锹什么的，也不知道从那里钻出来的。我们不是在这楼下的讲经场吗？这墙上都有壁画，居委会的几个年轻人，提着十字镐冲上来 就挖壁画，敲掉了一大块。……就在说话时，楼上已经有人把金顶挖下来了，正往下扔。这下子下面也就乱套了。这一乱就散了，全都散开了，我们也没有办法指挥 了，人都往大昭寺方向跑去……”
鞑瓦进了大昭寺，看到里面到处都是人，有藏人也有汉人，还有“三教工作组”的干部，甚至有穿军装的人在拍电影。有些人趁乱顺手牵羊，试图偷走贵重的法器和佛像装饰。
那天砸大昭寺只是一个开端。后来的若干天里，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大昭寺被洗劫一空，大量经书和唐卡被付之一炬。文成公主入藏时带来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 被红卫兵砍了一刀，佛像身上的珠宝装饰全部被剥去，但佛像幸免于难。其他所有的佛像，包括相传松赞干布，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入灭时幻化而入的十一面千手观音像，全被砸毁。大昭寺内一千多年来积累的金银珠宝全部散失，至今下落不明。
大昭寺的劫难尚未完结。1968年6月7日，拉萨发生“六·七大昭寺事件”。那天，解放军拉萨警备区部队攻进被“造总”（“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占领的大昭寺，开枪打死十二人，打伤多人。佛教圣地成为名副其实的屠杀场。
劫后的大昭寺被不同机构占据。先是成为“红卫兵破四旧成果展览办公室”，堆放西藏各地送来的“四旧”，然后又被两个造反派组织前后占据过一段时间。造反派撤出后，大昭寺随即被军队占据，楼下的佛殿被用作猪圈。军队撤离之后，大昭寺被改为政府招待所。
大昭寺的毁灭是西藏文化遭受摧残的一个缩影。经过“平叛”和“文革”两度劫难之后，昔日雪域佛国的几千座寺庙中，保持完整的只剩下八座，僧人剩下不到一千名。
1966年10月15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与中央民族学院干训班西藏学生谈话时说：“西藏地区经历了三次大解放：第一次是一九五一年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西藏回到了祖国大家庭；第二次是一九五九年的农奴解放，平叛之后，进行了经济制度的改革，取消了农奴制度；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喇嘛获得了解放。全西藏有十几万喇嘛，百分之九十已还俗，要组织这些解放出来的小喇嘛参加生产。
……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思想大革命，就是要把喇嘛制度彻底打碎，解放小喇嘛。但是，破除迷信则是长期的，迷信思想在没有新思想代替之前，是一下子消灭不了的，这 是长期改造的事。现在，西藏正在破四旧，打庙宇，破喇嘛制度，这都很好，但庙宇是否可以不打烂，作为学校，仓库利用起来。佛像，群众要毁可以毁一些，但也要考虑保留几所大庙，否则，老年人会对我们不满意。”
从这段谈话中可见，文革期间对西藏宗教文化的摧毁，并非没有得到最高领导层的支持。1972年，周恩来批示修复大昭寺，那是因为，随着中美关系改善和中日建交，中国将逐步对外开放，西藏也将开放。被洗劫一空，变成了招待所的大昭寺，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绝不能让外国人看到的。
修复后的大昭寺，只有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和一尊松赞干布像是原物，其他所有的佛像都是重塑的，壁画也是重绘或者修复的。但是，老外当然不需要了解这一切。三年后，美籍华裔作家韩素英幸运地成为最早来到拉萨的外国人。在她1977年出版的《拉萨：开放的城市》一书中，韩素英告诉美国读者，大昭寺里的壁画“不仅没有损坏，有些显然经过精心的重绘”；她称赞整座建筑色彩鲜艳，雕梁画栋都画上了“动物，鸟和花，闪着金色，绿松石色，红色，绿色和蓝色的光泽。”大昭寺这一页惨痛历史，就这样被五彩缤纷的颜料轻轻掩去。
大昭寺的十一面千手观音像还有一个“心脏”，那就是装藏像内的一尊蛇心旃檀观音像，传说是松赞干布的本尊。大昭寺被毁时，泥塑的十一面观音像被打碎，露出了藏在其中的木质观音像。有不知名的藏人冒着危险，悄悄把那尊蛇心旃檀观音像保存下来，辗转送到达兰萨拉，献给达赖喇嘛。现在，这尊蛇心旃檀观音像在达兰萨拉法王府，由达赖喇嘛亲自保藏。
《纽约时报》的报导引述说，大昭寺十一面千手观音像上的八个头像残面，“被人在夜深人静时从水沟里捡出来”，悄悄藏起来，后来设法翻越喜马拉雅山口，带出国境，辗转送到达兰萨拉。八个残面中，有一个现在珍藏在达兰萨拉法王府。修建达兰萨拉大昭寺时，达赖喇嘛召见德高望重的西藏老艺人边巴，将另外七个残面交给他，嘱咐他将这五个7世纪的头像重装在新塑的十一面千手观音像上。达赖喇嘛还交给边巴老人一袋旧时的“袁大头”银元，那是一位藏人信徒奉献给达赖喇嘛的供养。达赖喇嘛嘱咐边巴老人，将这些银元融化了，用于重塑十一面千手观音像的身体。后来，边巴老人将这些银元用来塑制千手观音像的手臂。
在达兰萨拉大昭寺达赖喇嘛法座背后，有一座高大的金色释迦牟尼佛像，法座两侧，一边是巨幅唐卡，另一边就是那尊用拉萨大昭寺观音像的残面，加上来自中国的银子和印度的泥土，重新塑造的十一面千手观音像。千手观音旁边还有一尊莲花生大师像。
达赖喇嘛曾在一次法会上提到过，当流亡他乡的藏人回西藏的时候，当中这座释迦牟尼佛像将留在印度，作为流亡藏人留给印度人民的礼物，以感谢印度人民的在最艰辛的流亡岁月里，给他们的支持和援助。而那两尊面向西藏的十一面千手观音像和莲花生大师像，将会跟着返乡的人们一起回到拉萨。
本文选自李江琳的著作《重生的观音》
文章来源：《人与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