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1日讯】 【《谁是新中国》题解】 谁是新中国？谁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后，又会出现长期的内乱和内忧？虽然能够一再地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统一了中国，捍卫了共和国统，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却又惨败在1945—1949的内战之中。嗣后，竟能够在台湾完成向民主的全面过渡，使孙中山先生民主建国的理想得以实现…… 如果是后者，为何又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全面复辟专制制度，虽然迄无外患，更无内忧，却造成“冤狱遍中华”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悲惨局面，为漫长的中国专制制度，补上了中世欧洲“教政合一”式极权专制统治的血腥一课。待到风雨飘摇之时，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开放”，然而，其成就虽不能与清政府相提并论，其命运却与清王朝一样而不能免，其腐败和腐烂，更为中国五千年历史所未有……
(接上期)
第三 苏俄联蒋抗日的明确化和中共反蒋抗日的阴谋运作与发展
由于东西方法西斯势力的愈加猖狂，由于苏俄不得不重新计较自己的利害和得失，“一九三六年夏天……共产国际关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着重点已经明确地转向了团结蒋介石国民党，以便促使蒋介石政府的对日抗战”（按：蒋介石国民党的对日抗战绝不是由苏俄来促成的）。【注三十二】
所以，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当中国发生残余军阀打着抗日旗号于两广发动叛变时，六月十日苏联《消息报》就发表了“是烟雾还是挑衅？”的署名文章，谴责中国残余军阀所发动的“两广事变”，说：“事变所打起的抗日旗号，不过是控制国民政府的假面具罢了。”
所以，一九三六年七月，王明又在苏联发表了题为《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的文章，指出：“有些人用这样的理由来反对红军与南京军队建立反日统一战线，就是他们说：中国共产党不能与旧敌蒋介石建立任何联系……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和强大的敌人，为什么中共不能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呢？”
但是，正是在一九三六年夏天，当中共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已通，苏俄对中共建立“联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已经抵达延安之时，以毛泽东为实际领袖的中共却制定了如下的阴谋策略：
一 打起抗日旗号 对外联蒋抗日 对内反蒋抗日
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中共中央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第一次对外“放弃”了“反蒋抗日”的主张，转为“联蒋抗日”。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即二十天之后，毛泽东却在致阎锡山的信中称：“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共敌”（按：在毛的话里，这个“公敌”仍然是蒋介石而不是日本）。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陕甘党的任务讨论提纲”提出，要“准备更多抗日的力量和更顺利的条件去反对日本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三日，即在两广“六一事变”发生后数日，中共中央又通过了“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的决议”，认为：“两广事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族革命的意义……在目前形势下，抗日战争和反蒋战争是分不开的。”由是可知，中共和毛泽东不仅对两广事变的态度已经与苏俄大相径庭，而且在“反蒋抗日”还是“联蒋抗日”这个根本问题上，更已经是内外有别，即对外搞阳谋和对内搞阴谋了。
二 打着抗日旗号对外逼蒋抗日 实际反蒋抗日
由于中共不能公然违背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命令，所以，毛泽东的中共就对外表示“联蒋抗日”，对内坚持“逼蒋抗日”，实际上还是“反蒋抗日”。然而，蒋的抗日又何须中共来“逼迫”。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对内发出了“关于今后战略方针”的文件，提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抗日与反蒋并提的口号是错误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写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由潘汉年送至南京。该书称：“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是两党间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注三十三】
但是，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也就是在上述“致中国国民党书”发出五天之后，中共中央却向全党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这个指示说：“在放弃反蒋抗日的方针之后，党的方针是逼蒋抗日”。方针承认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所以，“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的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
这就是说，中共不仅要在抗日的旗号下，实现与地方封建军事势力的联合，而且还要在抗日的名义下，与这些朝附夕叛的残余军阀结成反对蒋介石和中央政府的“统一战线”。不幸的是，这个对中共来说乃是真正的“统一战线”，竟在他们终于寻找到了一个最为合适的对象 —— 军阀张学良以后，被实现了。
三 以惨败为告终
因林育英回国时曾带回斯大林的指示，即“莫斯科对中共西进计划的指示”。因该指示“说到川康地区红军打进新疆的计划已经得到斯大林的赞许，斯大林认为如果中共红军能够控制新疆和甘肃河西一带地区，苏联将予以必须的军火供应，并协助训练工作，使成为一支劲旅”，所以，一九三六年十月，当第四方面军与已经改编成为第二方面军的红二、红六军团，辗转抵达兰州以西的会宁，与第一方面军会合之后，中共立即决定成立以第四和第二方面军为主体的西路军，实行西进计划，夺取河西走廊，“……在政治上说来，是增加了我们与张学良在政治上联盟的资本，即红军不局限于陕北的弹丸之地，而且握甘北、甘西一带地区，这不仅可为西安的张学良保障后方，而且可以打通通往苏联的道路”。于是，张国焘又说：“我们开始执行上面所拟定的军事计划……我们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要口号就是北上抗日。”【注三十四】然而历史的事实是，西路军的向西北“进军”，乃与日寇所侵占的祖国东北领土背道而驰。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上旬，西路军一支约二万二千兵力，由徐向前率领从清远渡黄河向西扩张，因遭遇政府军追剿而彻底败亡，仅存七百人，后由徐带领逃入俄境，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后才陆续回到陕北。另一支由张国焘贺龙率领，约一万五千兵力，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旬夺取了东接陕北的宁夏同心城，因立即遭遇政府军围剿，基本被歼灭。
至此，中共在分途逃亡到川康、陕北之后会合的三大主力，共伍万五千人，仅剩下陕北的不足两万人马了。然而，这两万人马亦在政府军的包围之下，处在朝不保夕之中。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联张反蒋”的毛泽东，却率领张国焘、周恩来、彭德怀、贺龙、林彪等，以“中国工农红军首领”的名义，致电蒋委员长，要求“停止进攻红军”，“保证一致抗日”。
四 利用民众抗日情绪 策划抗日救亡运动以图存
如前所说，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侵占我东三省直到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王明在苏俄承命统一战线策略，发表八一宣言，第一次提出抗日，中共既不抗日，也从来没有为抗日而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没有发动过任何“抗日救国或抗日救亡”的运动，没有提出过任何“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要求。如果有，那也只是中共为在内地农村发动和扩大武装叛乱，旨在“武装保卫苏联”，而由中共城市地下组织借抗日的名义煽动年轻学生，以与之里应外合而已，如一九三一年秋冬由中共策划和指挥的捣毁《中央日报》、冲砸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并包围南京国民政府的“学生运动”。但是，一九三五年底，当逃亡陕北的中共中央及其红军残余，在获悉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指令以后，为了“图存”，不仅迅速地接过了“抗日”的旗号以自榜，而且立即开始策划“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企图借抗日以“图存”。据中共现代史教材称，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先策划成立了北平学生联合会，后又与北平学联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和组织一次‘抗日救亡’运动”。【注三十五】实际上，则是借喊抗日以救中共之亡的运动。这便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政治背景。用中共今天的话来说，中共乃是这次“学生运动”的黑手。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又策动它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致书全国工人，号召工人组织起来，声援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企图利用人民的爱国反日情绪，将救中共之亡的运动推向全国。用中共今天的话来说，则是阴谋制造混乱、动乱和暴乱。
一二九运动对中共的历史作用是重大的。用中共史家的话说就是：一二九运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有力地宣传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进一步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蓬勃开展……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后来沿着中国共产党所指引的道路，深入到工厂、特别是深入到农村和革命队伍中去，走上了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其中许多人成了中国革命事业中的骨干力量。”【注三十六】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在为中共窃据的上海文化界，中共地下党乃利用中华民国政府所给予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策划发表了“救国运动宣言”。十二月十七日，中共策划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完全按照中共口径发表宣言，提出“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告国人书”，明确指出“上海爱国救亡运动”是“共产党的阴谋”，并且证据确凿。但是，为中共一手操纵，并享有新闻、言论、结社之充分自由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竟立即发表“对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辩证”，公开攻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诬蔑”。（按：这在一九四九年后直至今天的中国大陆，诚为“不敢想象”。）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一日，中共地下党又在上海策划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联络二十余省六十多救亡团体，以所谓公正的姿态，借“成立大会”宣布：“只要抗日，而不帮助任何党派争夺领导权”，实际上却在中华民国国难深重的历史时刻，在国民政府已经领导过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和正在积极准备全面抗战的情形下，为中共乘乱图存，制造了全国性的动乱、混乱甚至是暴乱。后来被证明与中共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所谓上海七君子，实为中共制造这样一场混乱、动乱与暴乱，直至为中共救亡，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此，他们在“解放后”不仅早已供认不讳，而且炫耀不已（参见“君子”们的各种回忆文章）。
五 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名义下恢复地下组织 再造共产革命
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之后，刘少奇即被派往华北，并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名义下，恢复与主持中共中央华北局，重建和发展中共地下组织，成立形形色色的所谓抗日救国团体，借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对政府和军队，尤其是对担负征剿中共红军的西北军和东北军上层进行渗透、拉拢和策反。
一九三六年四月和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刘少奇在中共河北省委内部刊物《火线》上先后发表了“肃清立三路线残余 —— 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与“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等文章。他说：“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已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与关键问题；与敌人营垒中可能与我们合作的成分，或者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者，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是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在这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被偷换成作为暂时联盟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而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性质，又是为了反对主要的敌人 。而这个主要的敌人，显然不是日寇。
刘少奇还说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是从一九二七年以来，我党在策略上的最大转变……但并不改变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任务。”由是可知，这个名为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在实际上，不过是中共要继续实行共产革命而非进行抗日救国的阴谋策略罢了。
他还说：“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独立的。同时，一分钟也不能忘记自己的最终目的，一分钟也不能放弃用共产主义精神去教育群众与组织群众的独立工作，一分钟也不能放弃为无产阶级本身利益而斗争。”显然，中共究竟要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做些什么，刘少奇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刘少奇甚至说：“在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工作，就是不能免的。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民族统一战线未形成前，拒绝统一战线的左倾思想，是危险的；统一战线形成后，右倾思想就将逐渐地成为主要危险；中国的无产阶级要在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指导下，将集中全国所有的革命力量在自己的周围……”在刘少奇看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是领导权问题，而不是抗日的问题，更不是民族存亡的问题。中共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将全国所有的革命力量（ 按：不是抗日力量，或曰仅是打着抗日旗号的革命力量），集中在中共的周围。刘少奇作为中共白区工作模范的历史功绩，正是从这里开始建立；他作为中共领袖的地位，也正是从这里才开始得到中共全党的认同，特别是毛泽东的重视。
据中共现代史称，在刘少奇赴津恢复中共中央北方局不数月后，已经联系到的脱党者和新发展者，已达五千人。【注三十七】
由于中华民国政府给了民众新闻、言论和集会、结社的很大自由，一九三六年春，中共北方局发动北平学生与少数上层知识分子，成立了由中共掌握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进一步掀起了华北“抗日救亡”的高潮；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共于华北策划成立了“革命青年团体”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作为中共的外围组织，意在求解放，而非求抗日；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共策动“北平学联”改名为“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五月，又在上海策划成立了“全国学生救国会”。学潮遂由此而叠起，中共地下组织亦由此而得以扩展。一场完全是为了救中共而非救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始横行在国难深重的祖国大地上，并由是而制造了极大的和连续的混乱、动乱及暴乱。
一九三六年春夏之间，中共北方局通过各种关系派出干部到宋哲元、阎锡山、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军队中，接洽联系中上层军官，离间他们与中华民国政府及蒋介石的关系，以所谓“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名义，劝阻他们不要“进攻”红军，直至策反他们以抗日的名义来对抗中央政府和蒋介石。一场联张反蒋“抗日”的阴谋，从此紧锣密鼓地开始了运作；一场罔顾中华民族危亡的阴谋武装政变，就要被搬上历史舞台。
六 决策联张反蒋“抗日” 策动西安武装政变以图存
诚如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所说，“陕北同志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初，所找到的对象不是蒋介石，而是张学良。因此，中共的政策也就随着这一事实而有所变化。”【注三十八】换句话说就是，“原来的联蒋抗日政策，变成了联张反蒋抗日”。【注三十九】虽然张国焘认为，张学良原来在他们的眼中是比蒋介石还要坏的反动派。这是因为刚落脚陕北的毛泽东，看到了张学良与日本有杀父之仇，看到了东北军失土恋家的心态，看到了张学良作为一个不抵抗将军所承受的巨大压力，看到了一位少年军阀的幼稚和野心，更看到了他为了以西北为根据地与蒋介石对抗，虽不重视红军，却重视中共与苏联的关系。【注四十】当然，中共领袖们更加看到了的，乃是张学良志大、位尊却又才疏学浅、毫无经验的公子哥儿性格（参见上卷第六章兼论）。于是，“与西安的电报往来完全由毛泽东处理，他每次接到西安来电，就邀我们去谈论一番。这些电报有些是关于蒋要在西安举行剿匪会议，指示剿匪机宜，有些是关于西安和其它地区抗日运动的发展情形，我们便据此谋求对策。我们回给张学良的电报，则都是毛泽东的精心杰作，字里行间极尽打气之能事”。【注四十一】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发，毛泽东立即说：“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学良去打头阵。”【注四十二】而“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有的人主张把蒋杀了，以绝后患；有的人主张将他严密拘禁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日，并形成西安的军事优势”。【注四十三】此后，“西安的电报雪片般飞来，多数是报告拘留蒋氏的经过，以及南京方面的反应……张学良的来电对如何处理蒋的问题，颇表踌躇；对南京的军事压力，也颇有顾虑。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在那里草拟电报，不是独尊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便是赞扬他‘一举手便扭转乾坤’。他的电文在说到严密看守蒋时有这么一段：‘我公顾虑周详，枭雄自难漏网；但诚恐有万一之失……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由人民公审……’”。“毛说他所草拟的电报，处处给张学良暗示，要他坚决对付蒋，但在文字上不能赤裸裸地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的……”。毛“微笑着安慰朱德说，我和你的意见并无不同之处，不同的只是方法；我已着力暗示张学良应该如何做，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说出来”。【注四十四】“我们致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除报告西安事变真相外，并指出这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已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分裂。”【注四十五】
然而，“幸好莫斯科的回电于十三日晚间到达了……第一段，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所制造；并说明张学良左右和他的部队里，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利用张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的混乱，我们若听任其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长期内战，抗日力量，因之完全丧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苏联绝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如何支援；相反的，现已明白表示反对态度。第二段指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最重要的是团结和合作，而不是分裂和内战；并说明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能领导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做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其释放”。【注四十六】“斯大林电报到后，毛泽东……踱来踱去……曾很急躁地表示：‘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注四十七】
应该说，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里，确已把中共策动西安事变的真相，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出来，这也是中共联张逼蒋，并终于“逼”出西安事变的第一手证词。但如果有人不相信中共“叛徒”张国焘的话，那末，其它的相关文件和资料，特别是在大陆出版的中共党史研究著作，已有力地佐证了张的话不是谎言。
其一、据中共党史专家称：“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当天，中央给在华北工作的刘少奇的电报中，明确指出要拥护张、杨的革命行动。”十二月十九日（即在接到莫斯科指示以后），“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虽然批评张、杨“多少采取了军事阴谋的方式，把南京置于西安的对立地位”，但总的还是肯定“西安事变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要求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注四十八】
其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长篇社论《中国发生事变》。该文称：“陕西省发生了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据各国通讯社所发自中国的不完整的消息称，驻陕西省的张学良部队发动了反对南京中央政府的兵变并将政府首脑蒋介石将军扣作人质……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斯大林显然因为不了解西安事变乃为中共“联张反蒋”的阴谋所策动，所以，《真理报》才会讲出如此激烈的言词来。
其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总书记季米特若夫签署的电报，称：“……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
其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苏联《真理报》报导说：“西安事变发生之初，当时世界报刊均认为，事变正中日本下怀。波兰《信使晨报》甚至指出，蒋介石被扣留的消息在日本关东军中引起一片欢腾……”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联张反蒋”策略的成功，虽然一手策动了罔顾民族危亡的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但因全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和全国人民的愤怒指斥，全世界舆论的共同反对，主要是他们的“工人阶级祖国”的需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们才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将自己打扮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调停者”，实际上则是“解铃还得系铃人”，从而由中共一手导演了一出以卖国和“爱国”同为主题的新编现代历史剧。虽然这出新编现代历史剧在现实中以大团圆的局面收场，导演者不仅掩饰了罪孽，而且变成了和平的使者，但却把它悲惨的结局留给了后来的历史，留给了它苦难的中国大陆人民。
注 释
【注三十二】 《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二六九至二七零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注三十三】 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二零九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注三十四】 《张国焘回忆录》第一二零八页。
【注三十五】 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四零六页。
【注三十六】 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四零一页。
【注三十七】 参见北师大等编著的《中国现代史》。
【注三十八】 《张国焘回忆录》第一二零二页。
【注三十九】 《张国焘回忆录》第一二零二页。
【注四十】 《张国焘回忆录》第一二零二页。
【注四十一】 《张国焘回忆录》第一二三六页。
【注四十二】 《张国焘回忆录》第一二三七页。
【注四十三】 《张国焘回忆录》第一二三九页。
【注四十四】 《张国焘回忆录》第一二零九页。
【注四十五】 《张国焘回忆录》第一二三八页。
【注四十六】 《张国焘回忆录》第一二三八页。
【注四十七】 《张国焘回忆录》第一二三八页。
【注四十八】 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二一零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