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密档案】一位不应被遗忘的科学家-萧光琰（上）

【新唐人2012年6月23日讯】我走过了八十多个春夏秋冬，好多事情渐渐淡忘。对有些人与事的记忆，却是越久远越清晰。我想告诉人们，告诉下一代，中国一段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中国科学界一个不应被遗忘的科学家——萧光琰。

“外行”领导“内行”

1937年卢沟桥事变，我刚好从师范毕业，便跑到西安，想考进国民党办的炮兵学校，又能挣钱，又能抗日。可是我付不起两块大洋的报名费，这时想起学校里曹孟朴老师告诉我们共产党也抗日救国，于是我就转身去了延安。这个偶然选择，决定了我的一生。

到延安时我才十几岁，此后一直接受共产党的教育，从没有怀疑过党的政策，没有怀疑过毛泽东。在抗日和“土改”的队伍里，中共建政后在政府机关里，我都算是个小知识分子。1957年，在一片“外行”要领导“内行”的呼声中，我被从辽宁省委高教处调到科学院大连石油研究所（后改名为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简称“大化所”）任党委书记，同时兼副所长。这对我来讲，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在一大群学富五车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包围中，我近乎文盲。“我行吗？”虽然当时只有三十六岁，是以天下为己任，又无所畏惧的年龄，可这种落差还是使我觉得自己很难胜任这个工作。

我没有专业知识，但是有常识。知道要搞好一个研究所，关键就是学术带头人。张大煜当时担任所长，主管科研，我觉得张大煜是一个很好的学术带头人，从心里尊重他，明确业务上的事情由张大煜来管，我只是尽量配合他做好科研工作，解决一些思想问题和人事纠纷。我给自己的这种定位虽然部分偏离了“党要领导一切”的航向，却大大缩小了我和科技人员的距离。

那时候党政人员也常常参加一些决定学术方向的讨论会。例如搞哪种类型的催化剂，怎样寻找新的燃料？由于一些“外行”在场，科学家们常常要用非常通俗的语言解释他们的工作，当然从我们的表情也能判断“外行们”的理解水平。这种尴尬的局面让我很不舒服，试图改变。

我能不能也学学化学？那时候我不知道有个门捷列夫发现了元素周期表，不知道什么是有机化学，什么是无机化学。我找了研究员楼南权来给我补化学课。楼南权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想想那时候他花那么多时间给一个小学生补课，也真是“大炮打蚊子”了。他用最通俗的语言，为我扫化学盲。我很难理解金刚钻和煤炭是由同种元素组成，而碳、氢、氧这三个基本元素，既可以组成糖、面粉、木头，也可以形成油。这些不懂让我感到自然科学的神奇和巨大的吸引力。

我学得越认真、吃力，就越佩服这些科技人员，也由此知道了自己这辈子甚至连化学的皮毛都搞不清楚。这种学习有限地为我增加了一些自然科学的常识，却让我常常想到，一个人能忘我地、充满兴趣地在显微镜下，在枯燥难解的数字间去追求一般人看不见、想不到的真理，不仅需要特殊的智慧，而且需要献身精神。所以那些无论如何搞不明白的理论没有让我觉得丢面子，倒是让我知道培养一个专业人才真不容易，我对科学家们肃然起敬，很希望尽己所能，为他们创造安定的工作环境。

我对科学家十分尊重的态度使我和他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那时候的人没有什么强烈的物质愿望，最需要的也就是被尊重了。我交了不少知识分子朋友，萧光琰是其中之一。我们年龄相仿，经历完全不同。

萧光琰的过去

萧光琰1920年生于日本，后移居美国，读完大学，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化学博士学位。

五十多年前美国处在麦卡锡主义笼罩下，围追堵截“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追求的就是思想和信仰的自由，所以越是压制，越有很多年轻人偏偏向往自己也不很明白的“共产主义”。美国不希望自己培养的技术人才为“新中国”服务，据说移民局官员常常坐到博士生毕业典礼的现场，动员你留下。

萧光琰当时在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工作，1949年此公司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套固定床单铂催化重整装置，应用这种装置可生产芳烃和高辛烷值汽油。萧光琰参与此工作，掌握了一些当时很先进的技术知识，正是英雄想找用武之地的时候。中共建政初期，中共政府广招人才。成立了“留美科技工作者协会”，动员留美人才回国参加建设。“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种形势下，很多中国留学生，心急如火地想回国报效。热情浪漫的萧光琰想到为“新中国”服务。

那时候萧光琰刚刚与甄素辉结婚。萧光琰曾和我说他父亲是汪精卫政府的一个部长，甄素辉的父亲给孙中山当过秘书。两人结婚后感情非常好，问题是甄素辉并没有回中国的打算。

萧光琰曾和夫人对此有过很多争论。甄素辉说：我连中文也不会讲，回中国干什么呢？现在是共产党当政，我们没有为共产党做过贡献，谁欢迎我们回去？萧光琰认为自己并不参与政治，能把美国最先进的技术带回国，就是贡献。至于在中国工作能否如愿，生活能否习惯，各种爱好如何满足，他没有细想。决心已定，谁也改变不了。

萧光琰说，如果你实在不想回中国，我就自己回去。有人说“好的婚姻是男人找到崇拜自己的女人，女人找到自己崇拜的男人”。萧光琰和甄素辉大概就是这种关系吧。在我的记忆中，甄素辉对萧光琰是崇拜的。甄素辉让步了。

1950年12月，这对夫妇满怀年轻人的激情，带着对中国的石油发展事业有用的资料和大批图书，回到了没有朋友，没有亲人的祖国。

来到天安门广场，他们看到巨大的毛泽东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正中间，“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标语口号到处都是。美国是个强调个体和尊重个体的社会，各持各的观点，中国则是强调集体观念，全民一致，努力表达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的“感激和崇拜”。对贫穷，对落后，他还有些思想准备，而这种政治气氛，对萧光琰来说有些生疏，有些隔膜，感到要尽快适应这个他了解甚少的社会。

他被分配到石油部(那时叫燃料部)。当时石油部还没有能力成立自己的研究所，就招聘一些科技人才，又送到有研究基础的地方代培。萧光琰是其中之一。他在北京做了短暂的停留，就到了东北科学研究所大连分所（现在的“大化所”）。石油部鉴定了他带回来的资料，认为对发展当时中国还很落后的石油工业有重大价值，他甚感欣慰。

当萧光琰和甄素辉翻开了在中国生活的第一页时，发现他们面对着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

萧光琰离开学校不久，还很留恋大学的文化生活，刚回国各方面的条件都不是太好。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的他，觉得人的生活中少了音乐、绘画、体育活动，岂不太枯燥了！甄素辉花了很多时间布置他们的小家，想买幅装饰画挂在墙上，可到处都在卖“领袖像”，她不明白政治人物怎么能挂在家里呢，美国没人把总统作为装饰挂在家里。

作为一个技术人员，萧光琰在中国受到在美国不曾有过的重视，生活待遇也相当不错。他曾对我说：在美国他是一个一般的技术人员，有工作的时候生活会非常好，房子、汽车随之而来，如果失业，马上会一无所有。在中国生活比较稳定，还可以参与一些技术决策。

当时对石油炼制采用什么催化剂有很多争论，有人主张用钼做催化剂，钼要比铂便宜，不用进口。从最终效果看，铂虽然贵，但催化效率高，收率高。最后还是按着萧光琰的方案，采用了铂重整技术。北京石油炼制所成立后，接着进行铂重整中间放大试验，也很成功，到六十年代，用这个技术建成了大型的工业生产装置，成为当时工业战线上“五朵金花”的新技术之一。我国的石油工业发展到今天，不应该忘记萧光琰的巨大贡献。

就在他刚刚回国九个月，认为自己会大有作为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51年开始了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针对“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培养的高级知识分子，批判他们崇美、恐美的思想。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很多知识分子起到了社会良心的作用，很有声望。为了夺取政权，共产党注意保护和争取人才，在党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各类优秀的知识分子。夺取政权以后，他们有比较优厚的生活待遇，以便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但是不能让思想自由、爱提异议的知识分子翘尾巴，仗着自己懂点儿业务，就忽视党的领导。结果是大批德高望重的知识精英，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站出来“脱裤子割尾巴”，当着全国人民的面集体自辱。对这一点，很多知识分子都没有思想准备，萧光琰刚刚回国九个月，对此就更是始料不及。

他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打击

那时“抗美援朝”已经开始，人们怀疑从美国回来的人成为很自然的事。运动初期，萧光琰隐约感到有些人不敢和他说话，无言中拒他于千里之外。运动深入以后，有人开始在会上质疑他回国的动机。人们当时最不理解的就是“你在美国生活条件那么好，为什么选择回中国？”他平时偶尔谈到自己在美国的工作或者生活情况，被当作崇洋媚外加以批判。

当时萧光琰刚三十出头，从小学到取得博士学位，血气方刚，没有韧性。有人记得有一次在会上，他听着根本听不懂的批判内容，面对着他根本无法理解的革命群众，产生了难以忍耐的愤怒，气得把眼镜都摔了，他这种对抗运动的态度，也让群众对他更有看法。他认为很多批判实在太无理，盼望有人出来澄清事实，可是没有。当时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表达对党、对毛泽东的热爱。萧光琰想这也许是下面的人臆想出来的不实之词。遇到不合理的事，要据理力争，不能沉默。他要向上面讲清楚，于是人们经常看到他给领导写信，凡事都要求“有个说法”。他自己说话有理有据，也要求别人有科学态度。

当时的领导碰到这种情况经常是不了了之，不想明确回答，也无法明确回答。运动是他们领导的，他们的责任是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当然向萧光琰没办法解释。

得不到“说法”，萧光琰无法忍受。在美国，得不到回应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罢工或换地方。换工作不容易，于是他就自行“罢工”。有时候好几天都不去上班，在家闹情绪。那时候，人们对美国回来的博士还是两重态度，既觉得政治上比他高一截，心理上又有些敬畏。所以也没人管他，这又引起周围一些人对他更大的不满。

回国时他充满幻想，忽然间一切都破灭了。刚刚三十多岁，下半生就要在这种怀疑中度过。在这种气氛下，科研工作还能出任何成果吗？甄素辉能受得了吗？他变得忧心忡忡，焦躁不安，彻夜难眠。后来的运动中，没人阻止对萧光琰无中生有的批判和怀疑，而这种批判又让他没有任何退路。自己这样千辛万苦回到中国，得到的竟然是怀疑，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萧光琰失去了做研究工作的心态，脑子也闪不出智慧的火花。常常书放在那里，看不进去。有人看到他经常呆坐的样子，就说：萧先生这样下去，可能会自杀。他有科研能力，但现实不要他出力；他有头脑，但必须按特定的方式思考。他只好努力让自己的穿戴、言行都符合大众口味。

有人说那时他曾有过自虐的行为，用自己的头撞暖气片，他用这样的方法惩罚自己，发泄自己极端抑郁的愤怒。为了安静下来，有时他吃很多安眠药。他情绪的波动，给甄素辉很大的压力。可她是一个极其贤惠的夫人，不管萧光琰怎样，她都理解。这对夫妻，回国以后真是相濡以沫。

运动过去，生活恢复了平静。一道深深的伤痕已经在这对夫妇心中留下。本来就没什么朋友，此时变得更加身孤影单，实验室里，萧光琰也更少言寡语了。

运动过去以后，所里的领导认识到思想改造运动对萧光琰的猜测是毫无根据的，使他受伤害不小，向他表示歉意。当时还专门派人做他的思想工作。萧光琰是个非常天真的人，马上不计前嫌，重振情绪，又开始努力工作。不久，他们的生活有了新的生机，女儿出生了，给她起名叫萧洛莲，小名就叫洛洛。

1956年初，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正式成立，希望在大连代培了几年的萧光琰到北京工作。萧光琰感到很矛盾，他虽然在大连受到伤害，但仍然热爱那里。后来他去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想体会一下那里的工作环境，最后觉得还是大连石油所搞基础科研比较多，更适合他，就决定留在大连。在美国，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是再正常也没有的事了，如果有两个地方都要你，当然要反复进行比较。可当时人们要达到的思想境界是“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安，放到天安门城楼上不骄傲，放到厕所里不悲观。”大家都在表示坚决服从分配，即使不服从也都找个说得出口的理由。萧光琰的做法显得很个别，他的犹豫被看成是患得患失，个人主义。而他自己则浑然不知周围人对他的看法，他认为选择到哪里工作，完全是个人行为，自己有选择的权利。

几经周折，他的人事关系正式转到大化所。

我和萧光琰成为朋友

大概萧光琰看到我不爱喊大口号，比较有人情味，认定我会成为他的朋友。看到我听学术讨论时满头雾水的样子，他没有瞧不起，反而主动用一些通俗语言给我讲解，让我了解什么是催化剂，为什么在各种化学反应中它那么重要。

我们比较熟悉了以后，萧光琰问我是否会打网球。我说我连网球拍子都没有摸过。萧光琰酷爱打网球，说起打网球都兴奋得很，他立刻鼓动我学网球。他说你一定会上瘾，我可以教你。我那时年轻，活跃，这既是消遣娱乐，又是一个和科学家交往的机会，就一口答应了。

受他感染，我也爱上了网球。网球场上龙腾虎跃，没有烦恼，没有伪饰造作，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只有输赢。出一身汗，头脑特别清楚。当时大连市正好有个得天独厚的网球场，离萧光琰家非常近，我们便经常相约周末打网球。网球这个媒介，促进了我们两个人及两家人的频繁来往。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不以利害相交，无拘无束，热爱生活。

应接不暇的新运动

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文章，大鸣大放开始了。人们开始给各级领导提意见。

萧光琰已经有了思想改造运动的教训，言行越来越谨慎。但是当他读了毛泽东的文章，还是觉得大大地给自己增长了底气，把这篇文章拿去给支部书记看，要证明一下过去人们对他的态度是不对的，没按毛泽东说的办，没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忽然间形势大变，《人民日报》发表《工人阶级说话了》。我们研究所相邻的大连工学院（如今的大连理工大学）和大连海运学院等高等院校，频频向市委报捷，今天抓出几个右派，明天抓出几个右派，唯独我们所无声无息。我觉得研究人员提几条意见，根本不是什么恶意攻击，更没有要推翻共产党，怎么会是右派呢？周围的好心人不断警告我要赶紧跟上形势，我自己也能清楚地嗅到火药味。逼人的形势让我感到再不开始抓右派，自己就要成右派了。无奈之中，我召集党委会，讨论抓右派的问题。那时我到所里刚刚几个月，什么情况都不了解，经过几次党委会讨论，就决定了右派名单，有研究员彭绍逸等，我知道他们是被冤枉的，这是我一生做过的最大的违心事。以后在形势允许时，我尽自己所能尽快帮他们摘掉右派帽子，诚恳地向他们道歉。

右派的名单中没有萧光琰，他暗自庆幸自己没乱说话。当时抓右派是杀鸡给猴看，以一儆百。结果它也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大跃进开始了

到处都是“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当时我家院子和大连工学院化工楼的后院相通。大学生们用耐火砖在院子里盖了个小高炉，所谓的小高炉比农村的灶台大不了多少，连把铁化掉都不可能，更别说炼制成什么有用的东西了。

萧光琰来我家，看着前院的小高炉就问我：炼铁、炼钢不是工厂的事吗？要有专业知识，要有预算，要建厂，炼钢的温度很高，要有特殊设备，怎么能挖个坑就搞全民炼钢？还说：有一天回家，他发现院子门上的门闩没有了，进了家门问保姆，门闩怎么没有了？保姆说，来了一群学生，要找铁锅、铁铲子去炼铁，保姆说锅还要用来做饭呢，学生们就把门闩拆走了。

更可笑的是他家阿姨买了新枕头套，他累了一天，想放松一下，刚要躺下，一看枕头套上印着醒目的大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他说：这是枕头啊，是让人休息睡觉的，要是躺在枕头上都要鼓足干劲，那人也太紧张了！能不失眠吗？我听了也乐了，觉得往枕头上印口号固然可笑，可萧光琰也太认真了，你视而不见不就行了。

很快，大跃进的浪潮也波及到科学界。原来计划三年完成的任务，现在开始用一年、三个月、甚至几个星期来完成。于是接二连三地出“成果”，一有“成果”就敲锣打鼓，连夜到党委报喜。不过以我“外行”的水平，也真是判断不出什么属于真正的“科研成果”，可凭常识就知道三天两头出成果是违反科学规律的，又不能说你们让专家评论评论是不是成果再来报喜。多年“革命经验”告诉我，要维护党的政策，不能打击群众热情，那样就会犯政治错误。

不能直截了当地阻止，无形中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群众争先恐后地报喜。有一个苏联专家找到我说：“白先生，我真不知道你们要把中国的科学事业引向何处去。”

萧光琰忍不住对我说：科研工作怎么能这么个搞法？这简直是儿戏嘛，什么叫成果？合成一个化合物的中间体也是成果？科研怎么可能三天两头出成果？科研工作是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要在一个题目上长期下功夫，才有可能有真正成果。

“反右”运动以后，做事情根据政治需要，不讲科学成了我们的特点。有人是真不懂科学，有人懂，却不敢讲反面意见。每场运动，都有一些知识分子紧跟形势，推波助澜。好多著名科学家出来论证，为什么亩产可以万斤，为什么要消灭麻雀，为什么在毛笔帽上刻个洞，接上自来水，就发出能洗碗的自制超声波。组织上要掌握每个人说过什么，想过什么，行为如何，是否忠于共产党。每个人的政治待遇，工作中的升迁，都赖于这种评价，于是千人一腔，万人一面，趋炎附势成为潮流。

在中国生长的人，顺应潮流比较容易，可对萧光琰来讲真是很困难！他常常找我讲他的不理解。不过萧光琰还是在努力跟上形势。他带着石油所的年轻人，到大连石油七厂，找到当时的总工程师张迁芳，了解工厂对科研工作的需求，想找到既有理论意义又有使用价值的题目。

与众不同

在那样一个大讲艰苦朴素的年代，萧光琰总是衣冠整洁，头发吹得一丝不乱，戴着金丝眼镜，英气焕发。这使他与众不同。他把美国的工作习惯也搬到中国，工作时要高效严谨，但不认为每天八小时都要高度紧张，必须劳逸结合。他的休息不是悄悄抽只烟，躲到哪里待一会儿，暗自偷点儿懒，而是认真地订出咖啡休息时间，饮茶休息时间。他觉得这是为了养精蓄锐，或在轻松的环境里进行业务交流。可当时的中国，萧光琰的这些做法被认为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作风，让很多人看不惯。

萧光琰那时生活水准远远高于一般人。他夫妇俩待人真诚热情，家里招待客人，常常是一般人享受不到的橙汁、巧克力。当时对大多数人来讲能吃上水果已经是很奢侈了，萧光琰不仅经常吃水果，而且保留了一些他自己的习惯，有时还用酒精擦水果的皮进行消毒。这些事一经传开，群众中再加以渲染、夸张，就成了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那时所里偏重应用科学。萧光琰觉得有些题目水平不高，便说有些题目根本就不是搞科研，是测试工作。他对别人工作这种过于直率的评价，也让一些科技人员感到不舒服。萧光琰说话有时充满书生气，有时非常幽默。在那个火药味很浓，大家都认真背口号的年代里，他常常被人误解。

他家阿姨老是蒸不好馒头，他就当成个科学问题来分析：有两个因素决定馒头是否能发好，一是温度，二是压力。都是用开水蒸馒头，可能温度没问题，那问题就出在压力上。于是他的解决办法是：在笼屉里放一个压力表，控制好压力，馒头肯定能蒸好。这其实是一个书生的玩笑，他从来也没让阿姨真在蒸笼里放压力表。但他说的这些话变成很多人的笑料。

那时都是半夜做豆腐，为了新鲜，一大清早卖豆腐的就开始敲梆子叫卖。萧光琰习惯晚上看书，常常睡得很晚，又经常失眠。每天一大早老是被敲梆子声吵醒，很懊恼，就开玩笑说，我真想把所有的豆腐都买下来，这样就不用再敲梆子了。他是用这种方法表示对大清早叫卖的不满，他绝对不可能真去买豆腐，可话一传出来，又成了批判他的把柄。

萧光琰喜欢跳舞。他大概觉得我这个年轻的“老干部”太土了，就不仅教我打网球，还希望我在其他方面也有所提高。他说：你应该好好学跳舞，跳舞时既可以听到优美的音乐，又可以活动身体。我那时很活跃，他一提到学跳舞，我也感兴趣。那时到周末，大连市的一些党政领导干部、民主人士都会集中在中苏友谊宾馆，那里可以看电影，可以打乒乓球，跳舞，小小的礼堂里还有文艺节目。

萧光琰和他的夫人是一对绝妙的舞伴，每次到了舞厅，当他们夫妇一下场跳，很多人就会停下来看。那时候不管干部当中，还是归国知识分子中都有一些很会跳舞的，但是像萧光琰夫妇跳得这么好的却很少。据说当时高层的干部中，跳舞已经很风行，但在中层干部中还刚刚开始。好多人都在追求着新的生活方式。萧光琰看到我跃跃欲试的样子，就说：你可以和我夫人学跳舞，没关系，她可以教你，只有女的才能教男的跳舞。因为男女的步伐不同。

萧光琰还说：你见面时或者告别时可以吻她，或者拥抱她。现在见多了，知道那不过是西方的礼节，可当时我认为很不可思议，从心里知道他和我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

他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过是增加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话内容，而他急切地把美国规范的实验室管理方法引入自己的实验室，则直接影响到他和周围一些科技人员的关系。他对下面的科技人员要求十分严格。

他曾说：有人做反应，连温度都不记录，这种试验将来不要说别人，就是自己都重复不了。如果不能把实验记录写好，就根本不要浪费这时间和试剂！失败了，找不出原因，成功了，重复不了，这不是完全在作无用功吗？

他要求任何试验必须有可重复性，有明确的误差范围。有个人处理试验结果时，在不同的坐标系里把一个数据的位置画错了，萧光琰马上发现，并立即指出，不讲情面。他说科研工作一定要严谨，有时很小的错误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他和我说，有些人做实验像炒菜一样，大概地加点酸加点碱，没有严格的定量概念。他在实验室建立了很多“清规戒律”，常常在给每个人挑毛病。这个瓶子要用蒸馏水冲洗，那个反应加试剂后要充分搅拌。结果组里有的人看到他，有些紧张，因为他几乎是永远能发现操作不严格的问题。中国人讲情面，他的做法让很多人不适应。

萧光琰打算回中国时，曾在美国收集了很多他认为有用的工具书。他一直认为一个好的科技人员就是会利用图书馆的人。他经常去所里的图书馆，发现图书馆里的书虽然不少，但多已过时，而他带回来的书相对讲更新更有价值，所以他决定把这些书交给图书馆，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享用到这些前沿知识。图书馆的人很高兴，就说你把书拿来吧，我们会折价给你一些钱。这完全是客气话，人家并没有认为接受图书还要给钱，当时有“中国特色”的表现应该是毅然决然地拒绝收钱，并表示贡献给国家是最大的快乐。可他径直说：你们看着办吧，象征性地给点就行。美国书非常贵，他当之无愧地接受了他认为是象征性的回报。

因为萧光琰捐献的书和资料很多，结果用他捐的书又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人们可以更经常、更容易地去翻阅那些图书资料，看到那么多人去翻阅他带来的书，萧光琰由衷地感到欣慰。他根本不知道别人对此事另有看法。

1958年，萧光琰所在的“催化过程研究室”要迁到兰州，那里的条件当然远不如大连。萧光琰根本不认为要“哪里艰苦哪安家”，而是“哪里科研条件好，哪里能搞我的催化剂，哪安家”，他要求留在大连。所里研究以后同意萧光琰留在大连。别人认为这是对他的照顾，他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

有些科学家比较容易被公众接受，被社会认同。也有好多科学家有些特定的素质和癖好，他们对化学结构的识别迅速、敏锐，但对人事关系却迟钝、木讷。萧光琰属于后者。他拒绝所有的空话和大话，也不想和不喜欢的人一起假笑。搞政治越中庸越好，越能符合大多数人的想法越好，可搞科学是越能标新立异，越能超逾常人的想法越可能有突破。很多有成就的科学家都是科学怪人。

当时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也在我们大化所。有人回忆：“与陈景润同住在一个房间的转业干部，有一次大大咧咧拿他的一盒香烟抽。这件事把陈景润吓坏了，第二天他马上向团总支书记刘宗海汇报，并指出怎么可以不经本人同意，随便拿别人的香烟抽呢？这是一种不道德和偷窃行为，请求组织上对此事严肃处理。”可以想象，陈景润是不善于和人打交道的。问题是一个社会不能只让中规中矩的人发挥作用，社会和大众越宽容，越有包容性，越能造就更多的有特长的优秀人才，包括科学家。

再受伤害

“反右”斗争、“大跃进”之后，新的一轮政治运动又开始了。叫“拔白旗，插红旗”。

“反右”斗争中萧光琰没被打成右派，这次运动中他成了靶子，因为他从没被信任过的回国动机，因为他严肃的工作态度，因为他无法改变的“资产阶级”生活习惯。他这些“有懈可击”的特点给每一个“热爱党”的人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

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他学阀作风，在研究工作中不能平等待人，主奴关系，要求苛刻，经常训斥助理人员；批判他养尊处优的生活方式，爱跳舞，喜欢音乐，醉心于贵族运动——网球。有的大字报写：你拿着高额工资，几年来没有任何成果，你执行的是挂羊头卖狗肉、唯有理论高的白旗路线。他接受捐书的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集中体现，很多人认为他是小气鬼，说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的贪婪，甚至说他是“奸商”。

萧光琰气坏了，他找到我说：我哪里知道中国的规矩，不是等价，更不是盈利，而是象征性的收点钱，怎么就成了奸商？在美国好朋友之间，甚至父子一同去吃饭，都经常自己付自己的款……中国人卖破烂不是也收钱吗？怎么我给图书馆真正有价值的书都不可以收钱？你想我在美国买了书，运到中国，送到图书馆，而且都是工作急需的，这完全是象征性的收钱，比我真正应该得的少多了。再说，当时我也没说要钱，我怎么知道他们一方面要给我钱，一方面希望我说不要钱呢？他们觉得我不该拿钱就不要问我。要给我钱，我同意了，怎么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于情于理都不通啊。

我很理解萧光琰的心情，只能劝慰他想开些。我已经忘了和他具体的讲些什么，现在想来一定是些十分苍白无力的话。因为群众也没什么不对的，按当时党的教育，从来没有让不同思想行为的人互相宽容。

萧光琰迎来了新的一年。新年晚会上有一个节目是活报剧，使用侮辱性语言和动作，把萧光琰搞成小丑模样，把他说过的一些话，做过的一些事儿夸大并加以嘲笑。这种嘲弄和侮辱是任何人都难以承受的。他忍无可忍地说：我这样的人，如果人格被伤了，改造就慢了。可人们认为对“资产阶级”的侮辱和嘲笑是“革命”行动。

（待续）

原标题：我与萧光琰的苦涩友谊

文章来源：《炎黄春秋》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