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5日讯】7月4日，《华尔街日报》引述了《巴伦周刊》的文章——《中国高增长神话即将破灭》。文章指出，经过30年平均每年10%的增长之后，中国高铁速度一般的经济增长正在大幅放缓。长期作为中国经济奇迹首要引擎的出口增长因欧洲和美国的问题而受阻。工业产值的增长同样连续数月减速，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可能会降至8%，之后可能还会进一步大幅下降。虽然中共最近公布的降息措施和已经十分庞大、又进一步加码的政府基建支出有可能推迟审判日的到来，但在我们看来，中国高增长概念或许正在瓦解。
中国未来经济高增长受到普遍怀疑
野村国际经济研究部（Nomura Global Economics）去年年底发布了一份综合性报告，题为“中国风险”（China Risks）。根据这份报告的描绘，至少在一种可能情境之下，中国的增长率将下降一半，至不足4%的水准。
中国高增长概念正在显现越来越明显的裂痕，这不由让人想起25年前，当时日本经济正繁花似锦，然而却即将进入长达20年的低迷期。
最直言不讳的中国怀疑论者要数华尔街做空大师查诺斯（Jim Chanos）了。查诺斯认为，由于银行系统不稳、作为整个经济体支柱的房地产市场即将崩溃，中国即将迎来一场盛大的硬着陆。他对《巴伦周刊》说，如果说中国房地产市场即将到来的崩溃将达到迪拜泡沫崩溃的1,000倍，那还只是保守估计。
总部位于波士顿的资产管理公司GMO的全球策略师钱塞勒（Edward Chancellor）在中国的未来这个话题上持有与查诺斯相似的看法。他说，唱多中国的人总是说，过去20年出现了八次经济放缓，每一次中国都实现强力反弹。但钱塞勒坚持自己的看法。他说，我无法准确告诉你低迷期什么时候到来，没有谁可以准确预言；我所知道的是，中国拥有典型躁狂症的所有特征，这类躁狂症最后都将以悲剧收场──它就是一个让人不由不信的增长概念，诱使投资者参与注定将以不幸收场的投机，盲目相信中国政府能够安然度过任何周期，并过度投资回报不足、靠信贷扩张支持的固定资产。
中国正在走入经济死亡带
一些长期看好中国的人也在开始担心中国的未来。
亚洲学者奥弗霍尔特（William Overholt）曾在亚洲投行、智库（包括兰德公司（Rand Corp.））和学术机构任职，现在是哈佛大学（Harvard）甘迺迪学院（Kennedy School）的高级研究员。奥弗霍尔特认为，江泽民/朱熔基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运动已在过去10年严重废弛，因此大型国有企业在寡头垄断、政府隐性担保、低成本信贷、税收减免和廉价原材料补贴的帮助下，在经济体中占据了过大的支配地位，如能源巨头中国石化（Sinopec）、电信巨头中国移动（China Mobile）、多元化企业集团北方工业公司（Norinco）和一体化钢铁生产商宝钢集团（Baosteel）等。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全国冠军企业不断挤压面向出口市场、创新能力更强的民营中小企业。
在中国，权力和财富相伴相生：通过战略性安插在国有企业、咨询公司以及各类金融机构的亲属，一批贪婪腐败的“内部人”在流经中国经济的数量巨大的资金流中分一杯羹。
奥弗霍尔特表示，除非即将上台的习近平所领导的新一届领导班子能够遏制这种明目张胆的任人唯亲的行径，否则中国经济将面临长期停滞的前景，且可能比日本约20年前所面临的情况要糟糕得多。
日本进入经济死亡带的时候已经实现普遍富裕，人均年收入大约为中国的八倍（中国为5,000美元），而且在技术上也达到了更为先进的水准。
进入经济死亡带表现在以下方面：
1、劳动力和设备的使用效率越来越低
1994年，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写了一篇带有预言性质的文章，名叫《亚洲奇迹的迷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这篇文章近距离考察了当时处于衰退之中的日本以及高速发展的中国。克鲁格曼认为，中国等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超常规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大力动员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生产力高得多的制造业岗位，同时在资本设备和基础设施上投入钜资（克鲁格曼用的是“要素的扩张”（expansion of inputs）这一说法），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注重效率、创新和最终的经济回报。
野村的报告显示，过去10年中国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超过40%，过去两年甚至超过50%。相比之下，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泰国在经济快速起飞阶段的上述比例均低于中国。七到八年之后这些国家的投资增速就开始停滞。
当然，中国投资支出迅速增长的同时消费支出却没有跟上，消费支出在总支出中的占比大约仅有35%。而在美国，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接近70%。在中国，多种因素导致了消费的萎靡不振：比如中国人大部分医疗成本和退休金要靠居民个人筹集，需要储蓄，同时，银行存款利率被政府人为压低，远低于实际通货膨胀率。
占固定资产投资中超过一半的国有企业和其它国资占主导的企业，它们对其资源的利用效率远远低于民营企业，但还享有诸多特殊优势，如低税率、政府设定的低资金成本，水、能源和土地等资源可低价获得，以及环保和劳动安全法规执行宽松等。总之，国有企业对劳动力和设备的使用效率是越来越低下。
2、基础设施投资回报越来越低
基础设施是中国投资浪潮波及的另一重要领域，这一领域或许同样在陷入回报越来越低的境地。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政治学学者、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指出，很大一部分投资资金流入地方政府或地方投资平台，地方政府或地方投资平台又把这些资金花在各种各样的建设项目上，从豪华政府大楼、道路桥梁，到特别开发区和高端购物中心，不一而足。不存在整体上的区域规划，所以很多设施被闲置。李侃如说，更严重的是，这些建筑大多是靠银行的三年期项目贷款建造的，而专案却产生不了足够的现金流来偿还利息、更不用说偿还本金了。他断言说，这种错配意味着这些贷款将不得不展期多年。他把中国称作一个建设在不牢靠基础上的“梦幻之地”。
城镇房地产市场问题更加突出。全国各地的空置高楼堆积如山。查诺斯的说法是，其他泡沫与中国房地产泡沫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他和另一些怀疑派喜欢谈论“鬼城”，比如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在那里，街道和购物中心几乎空无一人，可住100多万人的楼房空置着。其他城市的卫星影像也显示出大量新建空置楼盘。上海和北京开发商经常把新建豪华高楼里的窗帘拉起来，像皇帝新装一样掩盖他们的悲哀现状。
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可能会连累金融系统，地方政府年收入的30%到40%从土地出售中获得。惠誉国际评级（Fitch Ratings）估计，中国的全部银行贷款中，大约有35%将承受中国房地产市场各种不确定性的影响。因此如果楼市陡然下降，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的负效应。
3、中国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
中国由于实施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据预计，从2015年开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将长期处于下降趋势，而15-24岁年龄段这一最重要的初入职场群体的人数下降速度最快。城市地区的平均工资水准一直以两位元数的速率上升（2010年就增长了13.3%），毫无疑问，这表明廉价劳动力从穷乡僻壤流向城市的速度正在放缓。
新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增大也是一个问题。中国2011年的男女出生比例为120：100。因此，野村的报告显示，在未来5到10年里，中国不仅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经济增速急剧放缓的前景，而且因为越来越多的男性无法找到伴侣，中国的犯罪率可能会上升。
4、政府债务危机加深
唯一能增加人们对中国未来信心的，恐怕就是中国金融系统的实力了。中国的银行体系控制着90%的金融资产，中国央行还坐拥着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根据官方的资料，2011年中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大约为50%。2011年中国的GDP为7.3万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的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了80%。
但是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政治学专家史宗瀚（Victor Shih）在中国政府内部和外部拥有大量消息来源，他对政府报告、企业财务报表、银行备案档和发债筹资说明书的分析比其他西方观察人士理解更深。
史宗瀚得指出：中国政府的直接和间接债务，以及国有银行系统、铁道部等各类政府实体、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负债，以及国有企业交叉持有的大量债券这三者加在一起，中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将再增加两倍，达到150%左右，而且这个比例仍然在快速上升；金融系统中的不良贷款数量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因为听命于政府的中国银行系统会拼命通过将不良贷款不断展期来掩盖坏账总额；中国资金正在加速外逃。
史宗瀚估计，中国最富裕的1%家庭所积聚的流动资金和地产价值高达5万亿美元。澳门的赌场以及中国银行体系的漏洞为这些资金逃出国门创造了大量途径。
虽然只有重大的政治动荡才可能引发大规模的资本外逃，但有关部门似乎如履薄冰，过去两年中国在国内安全方面的花费要高于国防开支。
5、社会动乱因素不断加剧
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互联网监管以及政府对异见人士的压制令不满情绪持续发酵。在包括中国中产阶级在内的很多人看来，中国的社会体制是为新世袭贵族和其他“局内人”的利益服务的。
很多人说，如果GDP增速达不到7%可能产生社会动乱，因为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有可能无法为每年数百万迁移到城市和工业区的移民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
中国政府已将其执政的合法性与它实现GDP无止境高速增长的能力联系在一起。不过未来几年经济的高速增长越来越难以实现。
综合上述所有因素，中国通过解决自身各种问题而实现成功的可能性确实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