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14日讯】通过“苏报案”的审理，《苏报》的反清革命思想为众多媒体热议，租界很快成为革命舆论的大本营，习惯于屠杀言者的清政府从此再也不能为所欲为、大施淫威了。
被称为晚清第一文字狱的“苏报案”，当年曾在上海租界内会审七次。在清政府设立的最基层的法庭上，一向“文网高悬、草菅人命”的清政府既要当主审，又要当原告，还要看观审的洋人之脸色行事。被告则是手无寸铁却怀抱狂热理想的文弱书生。原、被告双方各请西洋律师，在法庭上展开了激烈的较量。与此同时，清政府与租界当局、租界当局与租界舆论之间的较量也在法庭之外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而租界外的中国知识界，情感更是复杂：既为列强粗暴践踏中国司法主权而愤慨，又为满清政府首次折戟文字狱而欢欣。
这其中究竟隐藏着哪些奇谲故事呢？
一
鸦片战争后，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封建主权国家，蜕变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845年，英美法三国要挟清政府签订了《上海租地章程》，在今天外滩一带租地130亩构建定居点。为了便于管理，列强又在租界内设立了管理机构“工部局”，由三国领事轮值掌控。工部局下还组建了“巡捕房”，攫取了针对租界内所有民众的司法管辖权。
1868年，租界当局又与清政府协商，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断案的机构—会审公廨。这个机构名义上由清廷派员主持，但按照双方拟定的章程，列强拥有观审权。说是观审，实际上是操纵。这样一来，主持会审的清廷官员就成了摆设和木偶，清政府也完全丧失了司法及审判的主动权。
“苏报案”，就发生在这样一种国家主权尽丧的历史大背景中。
1896年6月，《苏报》诞生于上海英租界。创办人胡璋是个画家，他用自己日籍夫人的名义注册，挂着日商的牌子，投身于十里洋场的报业竞争潮流中。胡璋企图用小道消息、黄色新闻来吸引读者，可惜此种风格的小报在上海多如牛毛，《苏报》也逐渐沦入了“营业不利、难以为继”的境地，最后胡璋不得不将它卖给了因罢官而闲居沪上、想靠清议救国的陈范。正是在陈范手中，《苏报》异军突起，成为上海五大日报之一，并于1903年的夏天达到了发展的巅峰。
陈范曾任江西铅山县令，因为对地方教案“处理不当”而被免官。他亲眼目睹了清朝官场的黑暗、戊戌变法的失败，因此非常希望通过办报来呼吁国民救国图强。因此新版《苏报》一经推出，就以其“针砭时弊、力主改革”的办刊风格赢得了知识界的青睐。梁启超称赞说：“屹立于惊涛骇浪、恶毒迷雾之中。难矣，诚可贵矣！”
陈范并没有满足于已有的成绩。1903年5月27日，他毅然聘请爱国学生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年少气盛的章士钊以初生牛犊的猛劲，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对《苏报》进行了大胆革新。6月1日，《苏报》宣布“本报大改良”，同时刊出章太炎的文章《康有为》，提出“革命如铁案之不可移”。6月2日，将报道“学界风潮”的栏目移到头版头条。6月9日，重磅推出少年邹容创作的以反满为核心的《革命军》，称之为“国民教育第一教科书”。6月20日，发表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该文中，章太炎直呼光绪皇帝的名字，并称他是“未辨菽麦”的小丑，号召“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6月22日，更是刊出《杀人主义》一文，狂歌“杀尽胡儿才罢手”、“借君颈血，购我文明，不斩楼兰死不休，壮哉杀人”之类惊世骇俗的词句。
一石激起千层浪，从1903年5月至6月，短短一个月间，《苏报》的发行量迅速飙升，仅发行点就增加了几十处，令老牌大报《申报》都黯然失色。其字里行间洋溢着的民族激情和仇满思想，令清廷心惊肉跳、雷霆震怒。于是，清政府正式开始酝酿—如何给予《苏报》毁灭性打击。而一向以强硬面目示人的湖广总督端方，也以八旗子弟固有的傲慢，连番致电两江总督魏光焘，责问魏为何放任治下出现如此大逆不道的言论。6月24日，魏光焘回电端方，称已要求租界工部局查禁《苏报》，缉拿乱党。
1903年6月29日，工部局发出了逮捕章太炎）、邹容等七人（人员名单由清方提供）的拘票。章太炎提前接到了避祸通知，可他对逃跑嗤之以鼻，决意要学谭嗣同。6月30日，当巡捕冲进办公室时，章太炎端坐在那里，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余皆没有，章炳麟是我！”
而邹容则躲到一个外国传教士那里，静观时变。已先入狱的章太炎通过公开信的形式号召邹容自行投案。公开信一经刊出，舆论大哗，有说章太炎迂腐偏执、强人所难的，有赞扬章太炎君子成人之美的—说是让邹容获得一次生命亲证与道德承当的机会。可事实上，章太炎事后承认，他召唤邹容，只是让他分担“苏报案”的责任而已。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此举竟让邹容英年早逝。
当时血气方刚的邹容没有参透这一点，阅信后，他以龟缩一隅为耻，决心张扬大丈夫勇于担当的气概，毅然到巡捕房投案，从容入狱。而《苏报》的主人陈范，此时正在东渡日本的轮船上，瞪着忧愤交加的眼睛，眺望神州大地。
七名疑犯抓到了六名，总算给了清政府一个交代，可还没开庭会审，租界内“保护言论自由”的声浪，就铺天盖地地向租界当局压过来。租界当局小心翼翼地应对着来自清廷与社会舆论两方面的压力。
二
7月15日，上海租界会审公廨第一次会审“苏报案”，一场前所未有的奇怪大戏正式开演了。原告是手握野蛮专制权力的清政府，被告是手无寸铁唯有一腔热血的几个平民，在洋人的监视操持下，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政治文明与价值观念开始了面对面的较量。
首次会审，清方主审官员叫孙世。当时的上海报纸称他为孙建臣，估计取的是“奸臣”的谐音，陪审员是英国人迪理斯。审判一开始，原告律师古柏就读了几份《苏报》，来证实章、邹等人“阴谋颠覆政府”的罪名。孙世在一旁听得心惊肉跳，作为主审官，他为什么如此恐惧呢？原来，按照沿用了200多年的《大清律》，如果在庭审过程中，主审官允许谋反言词被当众重述，那么主审官员也要被治以重罪。因此在古柏读完诉状后，孙世当即对章太炎等人说：“本官与尔等素无冤仇，切毋重复昔日逆乱之言！”其惶恐之状，引得听众一阵哄笑。到了训问被告的环节，孙世知道章太炎博学，以为他有功名在身，就问：“得自何科？”章太炎故意大声嚷嚷道：“我本满天飞，何窠之有？”将封建科考说成鸟窠，又一次引发暴笑。清廷起诉章太炎的罪名是“诋毁圣上，呼为小丑，立心犯上，罪无可逭”，章太炎一本正经地解释说，我之所以直呼皇帝名字，参照的是西律。接着又运用丰富的训诂学知识，将“小丑”二字解释为“小孩子”。孙世国学功底没有章太炎深厚，被驳得哑口无言。只好去威逼邹容，可邹容除了承认《革命军》是自己所作外，其余不置一词。审判又陷入了僵局。
7月21日午后，“苏报案”进入了第二次会审。代表清廷的古柏律师当庭提出请求，说：“朝廷正与租界当局交涉，在此项事宜尚未达成之前，不方便继续审理。”被告律师博易马上反对，质问古柏：“你到底代表谁？是上海知县，是上海道台，还是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古柏说：“我代表清政府！”这时，主审官员孙世声援古柏说：“古柏代表朝廷，这是很明确的。本案开审，就是因为官方有正式的命令。”博易立即反驳说：“你们前一次指控我的当事人犯有重罪，如今又无端要求暂停审理，视法律如儿戏，使本案失去了立案的条件，应该撤案放人！”清廷当然不愿意，于是章、邹等人又被押回了巡捕房。
那么，此时此刻清廷又在与列强协商些什么呢？原来，慈禧太后对此案专门下过口谕，要求一定要将“苏报案”犯押到南京，凌迟处死。所以主办案件的官员一再要求引渡人犯，以完成太后“懿旨”，实现“杀一儆百”的目的。可是列强坚决不同意，他们倒不是珍惜章、邹等人的生命，而是为了维护自身在租界内的司法权益。清廷于是想出了“用20万两白银利诱租界当局”的馊点子，可是一向见钱眼开的洋人还是不答应。清廷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竟然再次出卖国家主权—愿将沪宁路的路权让给列强，以换取“引渡”的承诺。这回列强有点心动，但出于某种顾虑，迟迟未曾表态。正在僵持中，“沈荩案”的突然爆发，一下子将清政府的野蛮、残忍与不智暴露无遗。
沈荩也是一个倾向于革命的报人。出于爱国热情，他披露了“中俄密约”的内幕。清政府正被苏报案搞得焦头烂额，沈荩又从背后捅了它一刀—揭露了其“见不得人”的卖国行径。慈禧太后恼羞成怒，下令将沈荩杖毙。沈荩惨死，举世震惊。英美政府明确电令其驻华公使，决不能满足清政府引渡“苏报案”政治犯的要求，理由是清政府严重践踏人权。9月10日，清廷不得不放弃引渡“苏报案”人犯的努力，寄希望于通过西方法律制裁章、邹等人。
12月3日，旷日持久的“苏报案”第三次开庭，为了避免再次出现会审时“舆论观瞻、民众哄笑”的尴尬场面，会审公廨特意设立了“额外公堂”，不再允许社会人员观看。此时的主审官换成了上海县令汪瑶庭。原告指控章、邹“登报著书，扰乱人心”，被告律师要原告拿出“人心被扰乱”的真凭实据，原告哪里拿得出？传统中国一向是主审官员说你是扰乱人心，你就是扰乱人心，这回终于在讲求实证的西方法律面前碰得灰头土脸。12月5日，被告律师再作无罪辩护：“章邹二人，系年轻学生，出于爱国之忱，并无谋反之意！”控辩双方就有罪还是无罪的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12月7日，汪瑶庭单方面拟定判决：判章太炎、邹容终身监禁。结果被观审的英国副领事当庭否决。
12月24日，在增加了一些所谓的罪证后，汪瑶庭又在“额外公堂”上宣布章、邹二人“阴谋颠覆政府”罪名成立，应予“永远监禁”。可公使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判决无效。双方继续对峙了两个月之久。
1904年2月，公使团方面表示，如果再不结案，就要将在押嫌犯释放。清廷担心竹篮打水，只好再次让步。5月21日，额外公堂作出终审判决：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罚苦役，期满驱逐出境，不准逗留租界。
三
历时将近一年的“苏报案”终于画上了句号。
在租界监狱中，章太炎、邹容饱受劳役之苦，常遭拳打脚踢。章太炎曾绝食七天以示抗议。邹容血气方刚，大骂狱卒，结果遭到更残酷的虐待，终于一病不起，后来他服用了工部局医院提供的药片，于1905年4月3日凌晨暴死，留下了一桩疑案。而章太炎则熬过了三年刑期，出狱当天也登上了东渡日本的海轮。
多年以后，孙中山专门评论了“苏报案”，他说：“此案涉及清帝个人，为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清朝以来所未有也。清廷虽诉胜，而章邹不过囚禁二三年而已。于是民心为之大壮！”的确，清政府虽然赢得了名义上的胜利，却是满心的不乐意，因为王朝的绝对权力竟然首次毫无用武之地，而皇权神圣的观念也遭摧毁。更令清廷不堪的是，通过案件审理，《苏报》的反清革命思想为众多媒体热议，租界很快成为革命舆论的大本营，习惯于屠杀言者的清政府从此再也不能为所欲为、大施淫威了。
此后，清政府终于认识到，如果再不变更法律，自己将会在与列强的交易中，在对民众的统治中，越来越处于被动的地位。1906年，清廷下诏，参照西律，改革官制及国家法律制度。几个热血青年凭着他们凌厉的舆论攻击行为，终于间接给近代的中国带来了现代法律观念。
原标题：晚清第一文字狱“苏报案” 让清廷强权碰了壁
文章来源：《星岛环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