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16日讯】标语篇
一天晚饭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五十六团四营十四连召开班长以上干部会。由于天气寒冷，会议房间的窗玻璃上结满霜花。靠窗坐的一个排长，大约对会议内容没什么兴趣，下意识地用手指甲在那霜花上乱写，不知觉间写了“毛主席”三字，不知不觉又在下面写了“大坏蛋”三字，连起来念就成了“毛主席大坏蛋”。坐在旁边的人发现了，突然大喊起来：“有人写反标！”会场顿时炸了锅，如临大敌，立即将那排长控制起来，军务股连夜来人把他拷走。审查几天，被押回来开现场批判会，身份由排长变成了现行反革命。此人原本是一个很有前途的知青，下乡前就入了团，据说不久就要入党了，可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无论他如何辩解都没用，没人敢同情他，甚至没人敢和他说话。有一天趁人不备，那排长跑到离连队很远的阿伦河边，在一个废弃的渔房子里上吊自杀。得知他自杀的消息后，也没有一个人同情他、可怜他，还给他加上自绝于人民和畏罪自杀的恶名。团里通知家人，他的父亲是某国营大厂的总工程师，来处理后事，什么话也没说，草草埋了儿子的尸体就走了。
九岁的白榆，家住成都中医学院。有一天，白榆和一个同伴来到一间空空荡荡的阶梯教室，见讲台上放着一个小桶，桶里剩下一点墨汁，还有一柄大毛笔，就抓起毛笔，蘸上墨汁，耍弄起来。当时中医学院已经停课，到处都是大字报。白榆先在讲台地面上划一个闪闪发光的红太阳，然后开始练书法，写了“打倒刘少奇”五个大字。讲台的地面被涂得差不多了，两个孩子才乘兴而去。第二天，听说出了反标，白榆跟着大家去看，地点正是头天他去过的教室。里面有不少人，白榆挤到前面一看，所谓反标就是有人在他写的“打倒刘少奇”的“打倒”二字旁边的墙上画了一个朝上的箭头，而上面是毛泽东的画像。人们议论纷纷，谁这么胆大包天。一旁的白榆吓坏了，对人说，那字是他写的，可是那箭头不是他画的。
白榆当即被人带去盘问。第二天，院内的小孩就朝白榆喊：“小反革命分子!”学院成立了专案组，白榆被一次次叫去审问。白榆的父亲民国时期做过警察，此前已被当做牛鬼蛇神抓了起来，白的母亲很害怕，对儿子说：你千万不要因为害怕就说是你爸教你的！妈妈这一说，把白榆吓哭了。专案组的人起初怀疑是一个大学生所为，这人不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问白榆，当天是不是在教室周围看到别的什么人。他说，没有。后来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有一次白榆迟到了，老师说，让这个小反革命分子站在讲台上给毛主席请罪。白榆常常回到家就哭，妈妈没办法，见孩子哭，她也泪眼婆娑。这起反革命事件一直没查出结果，小反革命的帽子一直压在小白榆的心头。每有老师或学校领导找他，他就担心是不是又犯了什么错误。好多年过去了，已没有人再喊白榆小反革命，但他仍感到压力，心头始终有一团恐怖的阴影。白榆很想知道那个画箭头的人是谁，他的大手笔与自己的命运紧紧相连，他是那个时代张志新似的先知，如果他那时被抓住了，中国可能又多一个被割喉的英雄。
福建一位社员，用彩纸剪“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贴墙上，“疆”字被风吹掉，有人举报他“恶毒诅咒毛主席无寿”，被送进学习班。
甘肃保山县一中初中生王绪祥，性格温顺，品学兼优，在同学中很有威信，深得老师们器重。王的父亲是上海人，划成分时被定为工商业资本家，后来不知因何缘由，从大上海迁来大西北的保山定居，是保山最有名的裁缝。王绪祥本是校共青团组织的发展对象，文革爆发，“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喊遍全国，血统论肆虐，入团成了泡影。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报纸、电台报导说，毛今后还要分期分批接见红卫兵，全国各地学校掀起推选赴京代表接受毛接见的风潮。优秀生王绪祥过去无论参选什么，都以绝对优势当选，如今不仅没被选上赴京代表，还遭到根红苗正出身好的同学的羞辱，要他与家庭划清界限。王绪祥想不通，自己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公认的学习标兵，为什么转眼之间竟被一个莫名其妙的家庭出身害得这么惨！他想向老师诉说心中的委曲，可是老师们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没有谁能帮他解开心中这个疙瘩。校园里有一个储水池，周围装有许多水龙头，供学生们洗碗、洗脸、洗脚。水池边堆一堆石灰，工人准备用以粉刷墙壁。有一天，情绪极为低落的王绪祥到水池洗碗，看周围没有别人，就拿起一块石灰，在水池旁的水泥路面上写下“打倒毛主席”五字，然后离去。很快有人发现了这条反动标语，并迅速报告校领导，再上报公安局。侦破人员让学校每个老师、学生、工友都书写一遍“打倒走资派，保卫毛主席”十字，其中包含“打倒毛主席”五字。没费多大周折，王绪祥被捉拿归案，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不久，学校接到公安机关通知，说王绪祥狱中病死。一个花季少年就这样凋谢了。人们普遍认为，王绪祥一向体魄强健，不可能是病死的，一定是狱中毒打致死的。
1972年10月，江西某县看守所里关进来两个少年现行反革命，一个是十二岁半的地主子弟，一个是十岁的富农子弟。二人是同案犯，罪行是用粉笔在多处墙壁上书写反动口号。十二岁半的地主子弟家里没有亲属，十岁的富农子弟只有一个半失明的母亲。两个少年是怎么成为现行反革命的呢？有一次，十二岁半捡到半截粉笔，在厕所墙、会堂墙上乱写反动标语，如“打倒毛主席，打倒林副主席”等，十岁也跟着写。案发后，两个孩子的口供不一致：大的说自己只写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名字，前面的“打倒”是十岁写的；十岁说自己什么也没写，有时又说只写了“打倒”两个字。办案人员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两人都抓了起来，并且说，如果不把他们抓起来，在外面会被红卫兵打死。在看守所关了一年半，两个少年的案子也没有判决。他俩也不愿意出去了，家里哪有这里好啊，地富子弟加现行反革命，天天挨斗挨打，又没吃的。九一三之后有个落实政策的机会，两个小现行反革命分子都是反林彪的，按理应该无条件释放，可是有人看了卷宗之后提出异议，说他们不光反林彪，还反毛主席呢，于是谁也不敢再吭一声，就这么一直关在那里。
一位转业军医，其父曾是国民党的上校团长，又因酒后失言，被单位的造反派送进监狱。为将此人彻底打翻在地，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造反派又指控他教唆六岁的女儿在厕所写“打倒毛主席”。公安部门配合造反派成立专案组，将这个六岁的孩子隔离审查。几经转移审查地点，小女孩早已吓得魂不附体，面对警察和造反派提出的种种问题，除了茫然就是哭着要找爸爸。一个女公安柔声说：“小妹妹乖，小妹妹不撒谎，你只要承认厕所里的反动标语是你爸爸叫你写的，我就带你去见爸爸。你爸爸叫我告诉你，快点承认，承认了你就是好孩子，我还会给你买好多好多的糖糖。”在好多糖糖的诱惑下，小女孩终于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我、我、我写不来字。”审讯她的人一下乱了套，可是一个姓朱的造反派足智多谋：“没关系，叔叔来教你，你好聪明哟，一定学得会。”关押半个月，在这位朱叔叔耐心教导下，小女孩终于一笔一画地写出了“打倒毛主席”。拿到如此铁证，造反派放了小女孩。一年后，小女孩到了读书的年龄，老师却告诉她说：“你是现行反革命，没有资格读书。”万般无奈，小女孩只好随亲人远走他乡入学，直到文革结束才回乡。有神秘意味的是，当年小女孩失去十五天的自由，而那个教她写“打到毛主席”的朱叔叔后来因犯重罪，刚好被判十五年徒刑。
皖南当涂县石桥公社学毛选积极分子、生产队会计杨卫东背着粪筐捡猪粪，在村后大桥边一堵尚未完工的土坯墙上发现几个字，蹲下细看，吓出一身汗，上面写的竟是“打倒毛主席！”杨卫东浑身一颤，头皮发麻，丢下粪筐向大队革委会跑去。革委会主任詹保华听到报告，脸都吓变色了，滚下床，趿着鞋，跨上自行车，到公社人保组报案。县公安局立即组成专案组，杀气腾腾地进驻杨家村。进出村子的路口布下岗哨，过往行人一律严密盘查，同时对全村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亲友进行登记排查。村民人人自危，足不出户，一种大难来临的恐惧笼罩全村。反标大约是用树枝在未干的土墙上划成的，字体松散，七歪八扭，专案组由此认定，反标非大人所为，乃出自小学生。一般小学生都是毛泽东思想雨露滋润下的新少年，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怎么可能写“打倒毛主席”？肯定是地富反坏分子家的子女所为。杨家村有三个生产队，四十来户二百多人，有三家地主，一家富农，三个伪政府人员，一个反革命，一个坏分子。在这些阶级敌人中，文化水平较高、情况较为复杂的姓杨的一家。杨氏兄弟的大舅是大刀会堂长，解放后被镇压。杨家老二是国民党青年军教官，被解放军俘虏后当了解放军的文化教员，后来被清洗回家。杨老三是“叛国投敌分子”，被判三年劳教后转为管制。杨老二有两个十二岁的双胞胎儿子，正读小学。专案组断定，反标必是杨家的双胞胎干的。他们把这两个孩子弄到大队，分开关押，引诱逼供。诱供者用手指敲击着桌面，面带微笑地说：“都说小学生最听毛主席话，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呀。你哥哥都承认了，你干嘛不说啊？”可是半个月过去，两个孩子仍然不承认是他们写的。一天，一个老刑警向专案组建议：“一个小毛贼写的几个字就把你们忙得翻江倒海，真是酒囊饭袋，干嘛不鉴定笔迹呢？”专案组如醍醐灌顶，拍着脑袋说该死，居然连这最基本的办法都忘了。第二天上午，他们将村里的小学生全都掳进教室，每个学生发一张纸，让他们写“毛主席万岁”和“打倒刘少奇”。其中一个小学生未进教室便哭哭啼啼，因为是党员家的孩子，老师还以为他哪里不舒服，不料他进来就跪在老师脚下哇哇大哭。老师问他怎么了，哪里不舒服，他浑身颤抖着说：“我没有不舒服……老师我怕我怕呀！”老师鼓励他说：“你是共产党员家的孩子，你怕什么？”孩子结结巴巴地说：“那，那个标语是，是我写的！”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老师问他为什么不喜欢毛主席，孩子涨红着脸说：“我不知道，我是写着玩儿的。”一场惊天动地的反标事件，因为是党员家的子女所为，最后决定不再追究。
兰州某小学一年级的姜同学，课间休息时发现一间空教室墙上写有“毛主席万岁”几个字，上面还打一个叉子，便将此事告诉了最先遇到的一位同学，那同学立刻判断为反标，迅速报告老师。厂保卫科、军代表、公安人员很快来了，姜同学被当成重点怀疑对象，理由是：第一、他先发现了反标，却没报告老师；第二、经验证笔迹，那墙上的字体与他的字体很像。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威逼诱惑，七岁姜同学心灵终于在承认就没事了的诱导下违心说谎，承认是他写的。接着便是一系列的挨批、检讨，不仅他自己，还包括家人都受到牵连。每次在学校受到侮辱，姜同学就在心里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哭诉：“毛主席呀毛主席，这反标真的不是我干的。”但他仍然逃脱不了小反革命的帽子，直到文革结束。
江西全南县城厢镇下圩生产队有个青年想参军，可惜因种种原因未被选上。一天，该青年趁给生产队看冬瓜之际，用小刀在小冬瓜上刻了“打倒毛泽东”、“刘少奇万岁”等十九个字。秋末收冬瓜，有人发现了这些标语，队长立即上报县公安局。刻字时冬瓜还很小，如今冬瓜已经长大，字变形，破案难度很大。文盲除外，全生产队男社员天天集合到队部接受询问、审查，也不出工，搞得人人自危。后来案子破了，那小青年以书写反革命标语罪、收听敌台广播罪被判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他总共刻了十九个字，判了七年，七年共计2555天，平均一字判一百三十四天。
一个姓张的老师，是邑川著名的书法家，为了迎接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检查，地区文革小组决定把城外一条山脉的五座山头铲平，请张老师在山顶上书写“毛主席万岁”五个特大字，每字直径一百米，占山顶平面一万平方米。检查团的人坐飞机在空中俯瞰，发现张老师写的“毛主席万岁”有问题——“岁”字头上的三竖垮在一边，“万岁”成为“万歹”。张老师因此被判死刑，整天坐在号子的草窝里喊“我没写毛主席万歹，我没写毛主席万歹”。
云南某市市委组织部干部处处长王某，有一次用《红旗》杂志垫屁股，被对立面的人看见，一把抽出杂志一翻，里面有毛泽东像，立即关禁闭。不久，市委宿舍大院墙上出现一条反标：“打倒毛主席！”公安局断定应是身高一米二上下的小孩写的，理由是：反标离地一米，比成年人蹲着写高，又比成年人站着写矮，正好是小孩站着写高矮正合适的高度；二是字迹歪歪扭扭，很像小孩的笔迹；三是成年人不会写“打倒毛主席”，应该写成“打倒毛泽东”。市委宿舍大院一米二左右的孩子总共十一人，最后确定父母有问题的四个孩子作为重点怀疑对象。王某当处长得罪过人，此时到了报仇雪恨的时机，他的八岁女儿于是成为重点中的重点。
王某的女儿被带走，他们拿糖哄她承认爸爸教她写打倒毛主席。她说没写。他们就又送小人书给她，还带她看电影。还是没写。一群大人围着小女孩拍桌子打板凳，吓唬说再不承认就去打她爸爸，用钢笔扎爸爸的眼睛，用绳子勒住爸爸的脖子，不叫他吃东西，活活饿死，还说用刀一块块割掉爸爸的肉、手指头、耳朵、鼻子、舌头，一样样带着血扔进公园的笼子里喂老虎，说着真的拿起一把刀，装作马上就要去的样子。小姑娘吓得又哭又叫又求，可是还是说没写。为了给小姑娘增加压力，他们把她当作真正的反革命囚犯关押起来，不准和爸爸妈妈见面，还经常饿她，每天提审一次，提审回来弄到市委大院批斗，也挂牌子，戴高帽，上写“现行反革命XX”，名字上也打叉。有一次批斗，许多人围着小姑娘喊口号，她一眼在人群里看见妈妈睁着大眼睛，全是泪水，头发很乱，小姑娘大叫一声“妈”，就昏倒了。后来妈妈说，那天她并不在场，是通知了她必须去参加女儿的批斗会，可是她心脏病突然发作，没去。那是小女孩的一个幻觉。
有一天，他们告诉小姑娘：“今天要枪毙你。”她不懂，问什么是枪毙？“就像电影里打敌人那样，开枪打死你。”小姑娘哭了，问再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吗？“永远也见不到了，而且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你全不知道了。你要承认是你爸爸叫你写的，就不枪毙你。”小姑娘仍然说不是她写的，想见爸爸妈妈。最后她被带到刑场，和几个死囚排在一起，背后是一个大土坑。那些犯人都被绑着，她没捆。对面一排人拿枪对着他们，其中一杆枪对着小姑娘的脸。小姑娘忽然看见不远人群中有爸爸，放声大叫“爸爸”，要跑过去，行刑者发令了：“放！”枪响了，小姑娘旁边那排犯人突然像柜子一样全栽倒。有一个脑袋被打飞，像个大血蛋，飞得老远。小姑娘吓得原地没动，以为自己死了，眨眨眼，动动嘴，看见爸爸张着大嘴朝她跑来，扑向她，一下把她紧紧抱住。小姑娘问爸爸：“我死了吗？”爸爸说：“没有，孩子，你别怕，他们这是逗你玩呢，这些人都是假死！”小姑娘听了，噗嗤笑了，脑袋扎在爸爸怀里。她真的以为这一切一切都是哄她玩呢。
后来小姑娘被放回家，照旧跑出去找小朋友们玩，可是同院的小朋友都不搭理她，有的还朝她扔石子。一次，一个过去要好的小朋友骂她：“打倒小反革命！”气得她一直追到他家，找他讲理，要他向她道歉，他妈妈却出来骂她：“干什么，你还想翻案？”从这句话起，她好像一下子长大了，也垮了。小反革命的帽子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压在她身上，上小学困难，升中学也困难，红小兵和红卫兵组织都不要她。她像那些机关单位被管制的牛鬼蛇神一样不敢多言多语，不敢和同学们说笑、玩耍，碰到不讲理的事也不敢争一句，天天下课扫地，擦黑板，收拾教室，想以此换取同学们的好感，哪怕是一个亲切的眼神儿也好，可是她始终没有一个知心的同学，人人都避着她。上中学时，她换了一个较远的学校，以为别人不知道她过去的事。一次下乡劳动，指导员派她去拉粪车，所有同学都不去，只派她一个人去。她很奇怪，没等她问，指导员就告诉她：“粪虽臭，但灵魂里的粪更臭，什么时候你不觉得粪臭了，你的灵魂就彻底被改造好了！”她才知道，那大石头仍旧牢牢压着自己。当夜她出走去，在野地里跑了两天两夜。爸爸在一条大河边找到了她，她正想投河而死。爸爸为了找她，也跑了两天，鞋子都跑破了。她朝爸爸叫着：“为什么那次不枪毙我？活着天天都是在陪绑呀！”
从此她退了学，在家帮妈妈做家务事，很少出门，也不搭理任何人。生活把她开除了，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她恨自己年轻，前边的日子太长，没有尽头。粉碎四人帮后，爸爸的单位清理文革问题时，发现一份有关她的材料，才说给她平反落实政策。可是这时她才十九岁，没有工作、工资、住房和查抄物资的问题，能落实什么呢？政治从来不对人的心灵负责。管落实的那些人同情她的遭遇，想了一个安慰她的办法，安排她到市委招待所食堂当服务员。在食堂里，她干的活比谁都多，别人以为她是出自对落实政策的感激才拚命干活，其实不然，她说，干起活才能不想事啊。有时她忽然觉得自己现在就像当年在学校打扫教室时那样，总有一种负罪心理纠缠着，摆脱不开，干着活就想到劳改，很不是滋味。在食堂上班不久，她遇到一位来食堂吃饭的作家，她把她的故事告诉了作家，末了幽幽地说：“我是在童年就低下头的，这头不好扬起来呀……”这位作家后来把她的故事写成一篇文章，曰《八岁的死刑陪绑者》。
口误篇
某生产队召开批判大会，高呼“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的口号，且一喊就重复两三遍，近乎玩绕口令。社员陈某一不留意，把两个宾语喊错位，该打倒的喊成要保卫的，要保卫的喊成该打倒的。坐在他旁边的小张，会后向大队告密。小张是公社书记的儿子，在陈某所在的生产队插队落户。大队上报到公社，公社下令生产队对陈某进行批判。会场是三间空房，内无隔断。批判会开始，被批判者要先向毛请罪。积极分子们为了丰富斗人的乐趣，四面墙都贴上毛像。陈某被押至会场，跪倒在地，像推磨似的转着圈向四面墙上的毛像磕头。批斗几次之后，公社革委会把陈某定为现行反革命分，但是帽子举而不戴，管制劳动，以观后效。小张则因告密有功，在生产队入了党，不久便招工进了城。
一天，女裁缝李某上街参加大游行，欢呼最高指示的发表。游行队伍反复呼喊“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的口号，李裁缝一时不慎，把毛、刘喊错了位。李裁缝嗓子好，声音高，反动口号一出口，不少人都听见了，个个吓得半死，于是游行队伍立即揪斗李裁缝。李裁缝的丈夫是公社干部，暗中竭力为妻子活动，斗了几次，未予深究。
北京有位女士，大会发言时因过于紧张，说错一句话，把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说成大内奸、大工贼毛泽东，当场被革命群众打得浑身是血，关押起来。
郑成功同学是某小学小老虎战斗队的队长，游行时带头呼号。那天游行，一出校门就一路高喊：“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走了几里路，小学生们疲倦了，队伍开始凌乱，但口号照喊。郑成功已经声嘶力竭，突然喊了一声“打倒共产党！”同学们跟着喊到一半戛然而止，接着是一阵寂静。郑成功发现自己犯了一个罪该万死的错误，一下子乱了方寸，吓得面如土色，虎威荡然无存，急忙对着游行队伍连连鞠躬：“我错了，我错了！我有罪，我有罪！”又跑到班主任老师面前一个劲儿念叨：“我错了，我有罪。”班主任也被吓得手足无措，不敢接茬，一声不响地转身躲开。几天后，小学生郑成功被宣布为新兴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学籍，回家接受管制。除了当众高呼反动口号，小郑还被挖出另外两条罪：有一次在墙上喷印毛泽东的头像，他揭开纸模，对着毛的头像开玩笑：“哦，原来你在这儿趴着呢！”还有一次是在学校逮到一只小老鼠，大家要把它放在水缸里淹死，他说：“看看它能不能畅游长江。”当时全国媒体都在热烈报导毛泽东畅游长江的壮举。
天津某中学举行早请示，同学们循例挥动红宝书齐声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身体健康！”一个平时傻里傻气的学生忽然神经错乱，大声说：“祝蒋委员长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冈村宁次身体健康！身体健康！”现场没有老师，都是同学，谁都不敢说话，全班愕然。那同学自己愣神儿半分钟，忽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他被自己的胡言乱语吓哭了。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喊道：“我是反革命！我是现行反革命！我去自首！”说着惊慌失措地跑了出去。其他同学惊恐不安地呆在教室里不敢乱动，两三个小时之后，校革委会副主任来了，对同学们说：某某同学的错误是严重的，但是他的家庭出身是小资本家，属于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团结的对象，因而他不可能对人民公敌蒋介石有什么感情，更不会对侵华日军司令有好感。他的错误属于口误，而且事发之后立刻主动投案自首，认错态度好，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假如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出身的学生，那就另当别论。经学校革委会讨论，并请示上级南开区教育局革委会领导和驻局军代表，决定责令该同学做出深刻检查，并通报全校批评，如有再犯，从严处理。副主任最后特别对出身于地主、官僚资本家、走资派家庭的同学提出警告：“如果你们犯了同类错误，将加重处理，给予记过处分。”
某小学举行全校大会批斗校长，与会同学一起喊口号：“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二年级学生周进，不知何故喊口号时慢了一拍，同学们清清楚楚听到他喊的是“打倒毛主席”。这个八岁的孩子，顿时成了现行反革命，五花大绑押上批斗台，像成人一样，胸前也挂上“现行反革命”的黑纸牌，全校师生齐声高呼：“坚决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周进！”鉴于年龄太小，批斗之后没有开除学籍，只被开除出红小兵。
文革揪斗人，所有被斗的人有嘴不许申辩，有理无处可讲，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呼喊毛主席万岁。革命群众胆子再大，也不敢怒斥你不许呼喊毛主席万岁，所以呼喊毛主席万岁便成了当时的一种喊冤方式。有一个人，斗人很积极，每当被斗者试图辩解时，他就愤怒呵斥：“不许放狗屁！”一次，被斗者一连几次申辩都被他以“不许放狗屁”拦回去，无奈之下只得高呼“毛主席万岁”以示抗议。这位积极分子听都没听，仍然习惯性地怒骂：“不许放狗屁！”等他反应过来已经迟了，革命群众立即对他拳打脚踢，勒令他站在被批斗者的位置上接受批斗。一秒钟内河东河西。
1969年春天中共九大，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定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永远开除党籍，林彪在新党章中被确立为毛的接班人。九大结束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某县糖烟酒公司召开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大会，上级规定，一个都不准缺席，生病也得参加，否则就是对现实不满，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不忠。南下干部老李，因生病到得稍迟，当场受到造反派头头的严厉训斥，几乎替代刘少奇成批斗对像。大会开得热火朝天，“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倒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口号声此伏彼起，一浪高过一浪。满脸怒气的革命群众，按照既定的顺序一个紧接一个轮番上台表演，每一个都手舞足蹈、口沫横飞，歇斯底里地表忠心，声嘶力竭地呼口号。批斗会本来没有安排老李发言，他只要跟着大家举举手、喊喊口号就行了，可是他因为迟到，心底不踏实，生怕造反派找麻烦，于是未经请示，擅自冲上主席台表忠心。老李上台后，按惯例先向毛像鞠躬致意，然后振臂高呼革命口号。起初一切都很正常，但老李因表忠心切，发生口误，在大喊一声“打倒刘少奇”之后，停顿了一会，紧接着竟喊出“打倒林彪！”顿时会场像炸了锅，几位膀大腰圆、凶神恶煞的群众立即冲上主席台，将老李结结实实捆起来，像踢皮球似的拳打脚踢一阵。台下的革命群众个个怒目圆睁、气愤填膺，雷鸣般的口号声响彻夜空：“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李XX！”“千刀万剐李XX!”当晚，李某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几个月后以妄图打倒林副主席，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判处十五年徒刑。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照理说老李应无罪释放，可是官方却说，当时林彪还在台上，喊打倒他是完全错误的，仍然继续关押，直到四人帮倒台。
农民赵某用长柄粪瓢浇菜，没掌握好平衡，一瓢粪洒到了菜地外。赵某随口骂道：“狗日的，淋飚了。”旁边干活的人觉悟高，立即跑去举报，指控他公然辱骂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
南京铁路建筑段工人崔某在一座土窑西侧工作，当时正刮东风，窑里冒的烟弄得他满身烟灰，崔某说，要刮西风就好了。有人举报，说他与“东风压倒西风”的毛主席语录唱反调，判处管教三年。
某学校召开全校大会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会议主持人请校工宣队员和军宣队员就最高指示表态，军代表让工宣队先讲，工宣队推举以蹬三轮为业的老李代表工宣队发言。老李文化水准低，张口就骂街，那时骂街是劳动人民革命身份的标志。老李看一眼台下，先往手掌里吐口唾沫，然后双手用力对搓两下，拿起话筒开讲：“日你奶奶的，既然叫老子先讲，老子就先讲，装什么洋X巴，老子没什么文化，但是日你奶奶的讲几句革命道理还讲不坏，保证比那些装洋逼的书生强，咱大老粗就讲大实话，日你奶奶的有什么就讲什么，直来直去，说日你奶奶的，决不会拖泥带水。”日了一通你奶奶的，老李喝口水，润润嗓子，继续讲：“同学们，今天我们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又一个最高指示。日你奶奶的，你们知道啥叫最高指示？你们看这天高不高，这天咱够不着，日你奶奶的毛主席指示就比天高。”讲到这里，坐在老李旁边的军代表刘某用力咳嗽了一声，并私下用脚踢了老李一脚。老李马上瞪一眼刘某，说道：“日你奶奶的，我一讲毛主席，你就咳嗽，你是什么态度，还踢我！”刘某回答说：“你谈学习毛主席最高指示的心得体会，不要老日你奶奶。”老李一听，不高兴了：“日你奶奶的，我都日了一辈子了，咱这是革命本色，保持革命传统，谁说不行。”刘某一阵脸红脖子粗，不再理会老李。学校革委会主任插话了，对老李说：“请您继续讲。”老李看了看大家，继续说道：“日你奶奶的，老子讲话就怕别人打岔，一打岔就坏事，把刚才讲的都给忘了。”说着扭头问刘某：“日你奶奶的刚到哪了？”刘某心里更气了，别着头，看也不看老工人，只说：“你自己想，我不知道。”老李又喝口茶，想了想说：“日你奶奶的，我刚才讲到哪里了呢？”说着挠挠头，猛一怕桌子：“我想起来了，我刚讲到日你奶奶的毛主席……”话音未落，全场一片哗然，老李不明所以，还想继续讲话，军代表刘某霍地从椅子里站了起来，一把将老李拖倒，大声疾呼：“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XXX！”老李也毫不示弱，站了起来：“日你奶奶的，我啥时候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了？”刘某一把又将老李推倒在地：“你污蔑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老李一脸不解：“我说啥了？我啥时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了？”刘某一脸正气：“你说了，你刚才说了！”老李还是不服气：“我刚才说啥了？”刘某说：“日你奶奶的毛主席，是不是你说的？”话一说完，刘某感到不对劲，忙解释说：“我刚才是重复反革命分子李某的话。”说时迟，刹时快，旁边的几位工宣队员和军宣队员全都站了起来，将李、刘二人都扭了起来，当众宣布：“现在开始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李某和刘某！”
笔误篇
某小学三年级学生周端阳，放学后在黑板上写“毛主席万岁”，把“岁”写“发”。第二天，学校在全校师生中传达，三年级的周端阳写了一条反革命标语。几天后，全校召开大会，周端阳在父母的陪同下站在台上接受批斗。周家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后来就没再追究。
某小学四年级的刘同学，本想在乒乓球桌上写“踏平人民公敌”，不慎写成“踏平人民公社”。毛主席说“人民公社好”，你竟敢“踏平人民公社”，那还了得，斗得死去活来，最后被打成残废。
沈阳白求恩医学院财务干部王某，是公认的大好人，人送外号“王认真”。文革开始不久，王认真一夜之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王某小时候上私塾，因父亲意外死去，家里生意破产，断了学业。为了实现继续上学的愿望，王某只身从关外跑到北京西单打短工赚学费。国民党宪兵军官学校在北京招生，王某听说报考军校不用交学费，就二话没说跨进了宪兵学校的校门。进过国民党军校的就是历史反革命。被隔离审查的王某，天天做检查，还要为造反派抄写大字报。大字报的开头必须写上“敬祝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一天，王某写错一个字:“万寿无疆”写成“无寿无疆”。大字报被贴出十四天后才被人发现，王某陡然升级，成为历史、现行双料反革命，其妻时常被拉去陪斗，亲朋好友都感到黑云压顶、末日来临。
女技术员杨某，是五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每次大型活动，标语横幅都出自其手。这天一大早，杨某又被抓差，为上午的学毛选经验交流大会布置会场。她三下五除二把一应标语横幅写好，回家吃早饭。吃完饭，杨某捧着红宝书正要出家门，见在单位支左的解放军带领几个红卫兵正向她扑来。到了跟前，也不搭话，上去就揪其发，扭其手，以喷气式的样式把她押走。到了单位，原定的学毛选交流会已改作批斗会，批斗的对象就是她。小礼堂里站满了人，见她都高喊“打倒现行反革分子杨某！”原来，她一早赶写的标语闯了大祸：“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后四字写颠倒两个，变成“万无寿疆”，“四个伟大”中的“伟大舵手”写成“伟大蛇手”。审查期间，杨某不堪侮辱，撇下丈夫孩子撞车而死，年仅三十五岁。
一个农场劳改犯，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文革一来，农场领导安排他为农场写标语，有一次写“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写完就走了，可是不到半小时，一块“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XXX”的牌子就挂上他的脖子上。当被莫名其妙地带到标语面前时，他立即认罪不讳，原来“万”字写成了“无”字。
胡女士夫妇二人都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文革初一起从长沙的大机关被发配到湘西某小县城教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胡老师书教得好，人也漂亮，同学们都很喜欢她。1974年新学期开学，一年级语文课的第一篇课文就一句话：“韶山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期中考试时，胡老师出的考题是默写第一课课文。试卷简单，小学生们兴奋得窃窃私语。不到五分钟，同学们陆续交卷，胡老师坐在讲台上当场改了起来。忽然，胡老师呼地站起身，满脸怒容，气冲冲地跑下讲台，左手抓着一张试卷，右手向前伸着，直奔班长吕同学而来。到了吕同学的桌前，胡老师右手食指指着吕的脸，吕本能地往后靠，否则就捣到他的眼睛了。胡老师气得结结巴巴地说：“你，你，你……你看看你写了什么？！”吕同学战战兢兢看一眼试卷，没发现什么问题。“你，你这个混蛋！你这个对伟大领袖不尊敬的家伙！打你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也不为过！你看看你写了什么？把韶山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的‘方’字写成‘主’字，你念念看，韶山不是成了红太阳升起的地主？”全班同学都被吓傻了，扭头惊恐地看着吕同学。胡老师声嘶力竭咆哮一阵之后，问同学们谁知道吕的家长在哪里，几个男同学争着说知道吕的妈妈在两公里外的医院上班。胡老师命令他们几个去喊吕母马上到学校来，几个同学飞跑出去。半小时后，吕母跟着他们跑来了。胡老师严肃地对吕母说，她的儿子写了反动句子。吕母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不停地给比自己还小几岁的胡老师低头道歉，仿佛写错字的是她而不是她的儿子。吕母翻来覆去认错，好话说了几箩筐，胡老师终于开恩了：“好在你孩子的爸爸出身三代工人，你年年又是先进共产党员，我们也相信孩子不会反党反毛主席，要是他出生在地主家庭，这次非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不可。”吕母千恩万谢告别胡老师，临走时还讨好地说：胡老师对学生太操劳了，已经有了白发，请胡老师有空到她的医院去看看，她会给她开点儿好药。看着母亲为自己的笔误在胡老师面前如此低三下四，吕同学感到非常羞辱。
手误篇
某生产队一位社员夜晚值班守生产队的粮仓，在板壁上磕烟袋锅。天亮后有人发现，板壁上毛像的眼睛被人烧瞎了，便向上级报告。经查证，是头天晚上值班社员摸黑磕烟袋锅所致，于是立即将他绑起来押送到公社。
上海市郊某村，当地革命群众为营造出“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地是毛泽东思想的地”，“要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的大好形势，便在水稻田里遍插画有毛像或写有毛语录的大牌子。正是禾苗追肥的季节，这天一早，天还没亮，社员钱某就起床担粪泼田，想泼完肥进城办事。中午钱某从城里回来，远远看见田头站满人，还有人对着他施肥的田块拍照。钱某很好奇，走过去看热闹，近前一看，不禁倒抽一口冷气：那些立在田中的画像牌和语录牌上，个个粘着一团团一块块的粪便和手纸。这时有人发现了钱某，立即叫一声：“就是他干的！”专案组人员一拥而上，将其铐上。钱某三代贫农，以反革命大罪从轻判处三年徒刑。服刑期间，钱某多次检举其他罪犯撕印有伟大领袖画像、语录的报纸卷烟，被减刑半年。
某城有一条老街，都是几十年上百年的木板房，邻居只隔一层薄板，大声说话甚或放个响屁，隔壁都能听到。年深岁久，板壁开裂，缝隙宽可容指，为避免邻居偷窥隐私，家家在板壁上糊一层报纸。文革开始后，为表现对毛泽东的无限热爱，人们在板壁上贴满大大小小的毛像，有时居委会还逐户统计，开展检查评比，看谁家贴得多，贴得漂亮。这条街上有个人叫赵连运，有一天下大雨，赵从外面回来，想把又湿又沉的蓑衣挂到板壁上，可是钉子太小，挂不住，便找来一根长钉钉在板壁上。令赵想不到的是，钉子穿透板壁，竟不偏不歪从《毛主席去安源》画像的头部钻了出来。隔壁邻居素与赵家有隙，文革伊始曾带红卫兵抄过赵家，想找罪证置其于死地。可是赵连运实在没什么把柄可抓，抄了半天家，最终还是不了了之。现在，赵家钉穿的钉子扎了毛眼，邻居认为机会来了，立即报了案。
办案人员把赵连运叫到邻居家一看，赵吓得当场尿了裤子，哎哟一声瘫坐在尿泊里，哭道：“苍天啊！苍天啊！”办案人员立即不由分说将其铐住拖走。赵解放前曾任过伪职，镇反时因有立功表现，没有被杀，现在旧账新账一起算，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几年后，赵连运死于劳改农场。劳改队用几块薄板钉个匣子，把赵的尸体装进去，拉到后山埋掉。家人来收拾遗物，劳改队的人告之曰：“赵连运罪有应得，给国家省了二十四斤粮，正好支援亚非拉。”当时劳改人员的口粮是每月二十四斤。那些年枪毙反革命，亲属来收尸，有的还被要求付五分钱一粒的子弹费。赵连运所在的劳改农场还算仁慈，没向其家人索要棺材钱。当年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菜市口被杀，大清朝不曾向其家人索要刽子手的工钱或屠刀折旧费，真是皇恩浩荡。
某中学有个老木匠，一天往木板墙上钉钉子时，钉子穿到背面，而背面恰好是一幅毛像，于是有人举报，老木匠被打成坏分子。
黑龙江某农垦建设兵团的知青战友小高、小李和小彭，是铺位相连的同宿舍舍友。小高的铺位靠墙，依次是小李、小彭的。为防发潮，小高用过期的《人民日报》糊了半截墙，以保护被缛。那时供电不正常，人人备一盏小煤油灯。有一天晚上又停电了，小高点上油灯，靠着被缛看书。为了节省煤油，也为了减少污染，小李没点自己的灯，而是凑着小高的灯光补袜子。这时班长回来了，说明天还要早起，催大家睡觉，舍友们便都吹灯睡下。次日早晨，小彭发现，小高糊墙的报纸上那张毛泽东接见外宾的照片上，有一根针正扎在毛的眼睛上，便大叫起来：“谁这么恶毒，用针扎毛主席的眼睛？！”此时小李去外面打水了，等打水回来，室内的空气已经非常紧张。得知原委，小李嗫嚅着说，针是他扎的，并解释说：“昨天晚上班长喊睡觉，我怕针扎着别人，就顺手扎墙上了，谁知道稀里糊涂地扎在毛主席的照片上了。”小高赶紧打圆场：“小李不是故意的，是我糊报纸的时候没注意。”班长则一本正经地对小李说：“你平常吊二郎当，天天读毛选也不认真，别人都不像你那样，你好好想想吧！”
当晚，宿舍组织批判会，指导员说：“小李的事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上纲上线说就是不三忠于、四无限的问题。”班长接着发言：“他平时不认真学习，特别不认真学习毛选，对毛主席缺乏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才发生了拿针扎毛主席眼睛的事情。我希望他能深挖思想根源，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彻底改正错误。”小彭接着发言：“小李犯的这个错误非常严重，必须向毛主席赔礼道歉！”小李哭丧着脸，惊恐不安地检讨自己：“我的确不认真学习毛选，对毛主席的阶级感情没有同志们深，但我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跟毛主席走的。我真的不是故意拿针扎在报纸上的，我真的不是故意拿针扎毛主席眼睛的，我真的是稀里糊涂、黑灯瞎火地把针扎在报纸上了。请指导员和全班同志原谅我的错误，我一定痛改前非，认真学习，认真改造思想，重新做人。我向毛主席请罪了！我求求指导员了，求求全班同志们了！”此时小李才十七岁，指导员见状，动了恻隐之心，说：“小李今天的检讨有一定的深度，但还应当深挖犯错误的思想根源，还要进一步检讨错误，做脱胎换骨的改造。”小李连连点头。后来又开几次批判会，没有继续上纲上线，此事就这么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一天，新疆某建设兵团召开誓师动员大会，会场设在农村小学操场，正面靠墙砌一个一米高的台子，台前左右各竖一根木杆，悬挂横幅会标。作为会场背景的墙面，斑驳陆离，有碍观瞻，工作人员便扯起一块蔚蓝色的幕布遮挡墙壁，幕布正中张贴一幅巨大的毛泽东像。工作人员老苟，身材高大魁梧，责任心强，贴毛像的工作由他去做。纸质毛像四周有一道白边，张贴时要先用图钉把四角钉牢，然后再在四周白边上摁若干个图钉。在室内通常八颗图钉就够了，然而在室外，尤其新疆，风沙很大，一条边至少要用五六颗图钉才能压得住。那天开会前，狂风大作，老苟双手压着毛像，紧着在四边加钉图钉。左右两侧容易被风掀起，老苟揿了十来颗图钉，最后还怕不保险。会后有人发现，那幅毛像身上有钉眼，便向领导报告，说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老苟马上被停职隔离反省，罪证是在白边以内毛像中山装口袋边钉了三个钉眼。那是什么部位？那是毛主席的胸部啊！心脏啊！这分明是谋害伟大领袖。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苟XX！”“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砸烂谁的狗头！”“苟XX谋害毛主席罪该万死！”诸如此类的吓人标语，刹那间贴满军队机关大院。老苟七尺男儿，生得眉清目秀，挂着黑牌佝着腰，接受了十多场批斗，有一场就在那个小学操场举行，名曰“再来现场消消毒”。老苟的妻子也成了现行反革命家属，被所在连队贴了许多低级下流侮辱人格的大字报，有几次胸前挂着破鞋被拉到大会上陪夫君挨斗。在牛棚强制劳动六个月之后，老苟被放回家，师部决定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帽子，记大过一次。几个为他担惊受怕大半年的好朋友相聚在他家里，其中一个安慰说：“老苟，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你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老苟却一脸坦然：“我早想通了，那天多亏我多摁几个图钉，否则风把画像吹落到地上，我不还是这个下场吗？”
天刚濛濛亮，某市的环卫工人们已经开始清扫街道，其中一个工人不经意抬头，发现路中间牌楼上贴的毛泽东画像上好像糊上了什么东西，于是赶忙叫来其他工友借着微光仔细辨认。不看便罢，一看个个吓得两腿发抖，面面相觑好一阵才缓过神来，原来是毛像被人糊了污泥。案子马上报到市革委会，革委主任命令立即封锁附近道路，严禁人员过往，强行经过或传播该信息者格抓勿论。与此同时，市人民保卫组调兵遣将，组成专案组加紧侦破。当天下午，一个叫刘永清的干瘦老头被拎到人保组。这刘永清是附近一家木器厂的老炊事员，鳏居一人住在厂里。头天晚上暑热难熬，老刘头出来到小公园纳凉，躺到半夜准备回去时，听见牌楼上夜宿的麻雀叽叽喳喳叫。老刘到河边抓了几把河泥甩上去，希望打下几只带回去炒了吃。没想到，一根麻雀毛没打下来，却犯了一个泼天大案。案破的第二天，市革委会召开万人宣判大会，红色语录海洋里爆发出一阵阵口号声：“砸烂反革命分子的狗头！”“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五花大绑、奄奄一息的刘永清被拉上审判台，广场上万众伸长脖子，睁大眼睛，要看这个贼人究竟长几个脑袋。魂不附体的刘永清一次次瘫倒，又一次次被红卫兵拎小鸡似的拎起来，跪在高高的审判台上。大会宣判刘永清犯下“恶毒丑化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光辉形象”的反革命滔天大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本拟判死刑，立即执行，考虑其出身贫民，认罪态度好，免了死罪。服刑期间，刘永清身体极度虚弱，精神崩溃。一天野外劳动时，老刘头疯疯癫癫跑出了警戒线，看押人员把他抓回来一顿拳打脚踢，当场断气。
公社放影队到村里放映革命样板戏电影，照例要先放一个新闻纪录片。有一次，放映员一时疏忽，把片子放倒了，有人马上站出来大喊：“快抓住这个现行反革命！”此时放的是毛泽东接见外宾，片子被倒放，这还了得，基干民兵立即把放映员带走了。
那时小学生都爱玩木头手枪，小学生李志平不知从哪里搞到一支可以射出子弹（黄豆之类）的枪，于是成为班里的风云人物。李的父亲是附近空军基地雷达站的站长，一次值班时被战友击毙，儿子成为烈士遗孤。李志平所在班级有四十多名同学，平常他就怕马克一人，如今手里有枪，他不怕他了，马克想看看、想玩玩他的枪，不行。有一天，二人一番抢夺，枪被马克夺走。马克推弹上膛，举枪便射，一粒黄豆子弹打在教室后墙马恩列斯毛像的毛像左下角的白边上。事过多日，李志平向白老师举报了此事。白老师本来很喜欢马克，班里组织文艺活动、出板报等，都交给马克，可是在这样的大事大非面前，她首先选择自己安全。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正在排练革命样板戏《奇袭白虎团》，马克饰演杨伟才，李志平一举报，杨伟才演不成了，班级、学校也开始批判他。李志平一跃成为学生积极分子，带头揭发马克，其他同学们也一反常态，与马克这个现行反革命划清界限。马克的父亲被定为漏划地主，马克又成了少年现行反革命，白天马克在学校挨批，晚上父亲在街道挨斗。有一次，李志平指着马克的鼻子，让他交待如何画军用地图，又是如何把军用地图交给苏修的。白老师竟然也相信李志平的揭发，让马克交代画军用地图的问题：“马克！我告诉你，你的罪行可大可小，就看你的态度了！你天天放学就跑到你家附近的大坝上，爬到树上画对面机场的军用地图，连多少架飞机、多少个机窝都详细画在地图上，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不掌握？同学们的眼睛是雪亮的！快说地图哪去了？交给谁了？”其实马克平常只是喜欢画坦克、飞机、大炮，根本就不画地图，可是李志平和白老师都知道，指控马克画地图可以把纲和线上得更高。
1968年的一天，川北某县五一小学教师朱某与学生在教室里做游戏，比赛谁的弹弓打得准。他先在教室的黑板上画个圆圈，让同学们以圆圈为靶子。那天他手腕痛，弹子打偏了，正中黑板上方毛主席语录“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向”字的“口”上，留下一个小坑。这事被另一个老师知道了，此人一向与朱某有过节，便将此事报告校长，称朱某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当时乡里无人管此事，被搁置起来。一打三反时，此事又被人提起，朱某被抓了典型，以侮辱伟大领袖罪判了三年刑。
一天，凤翔县兽医站的老杨（毕业于西北农学院）突然被群众专政了，每天当清洁工打扫卫生。同他一起被群专的还有老陈，文革初老陈很风光，是最早的战斗队的头头，但好景不长，自己也成了改造对象。当时正值“全国山河一片红”，到处是用红漆刷出来的毛像、毛语录等，油漆都卖脱销了，凤翔县兽医站墙上也刷满了毛语录和仿毛手迹的毛诗词，还有《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之类的宣传画，窗户玻璃上则用红漆喷上剪纸毛头像。毛头像剪得有的精致，有的粗糙，铺天盖地，就像今天泛滥的廉价广告招贴画。有一天，老杨打扫完兽医站的长廊，推着装垃圾的架子车向外走，一不留神，车轴挂了一下门，门一震，一块玻璃哗啦从上面掉下来，摔成碎片。这块玻璃上也有毛头像，玻璃一碎，老杨受惊不小，赶紧把玻璃碎片拾进垃圾车。这一切恰巧被老陈看在眼里，立即大叫起来：“好哇，你竟敢打碎主席像，还想偷偷摸摸地掩盖，是何居心？”老陈这么一嚷，整个兽医站的人都知道了，老杨更加惶恐，怯怯地躲回宿舍。嚷归嚷，同事们没有谁计较老杨这事，可是第二天却发现他自杀了。对于老杨的死因（无意间打碎一块上有毛头像的玻璃），人们很少谈论，仿佛是很自然的事，谈论更多的是他的自杀方式。在当地，自杀往往是上吊、跳楼、服毒之类，老杨的自杀却不同凡响。老杨的宿舍里满地是血，可是老杨的尸体上却看不见任何伤口。清洗尸体时，人们在他的颈动脉处发现一个指甲盖大的伤口，几乎看不出来，于是大伙窃窃议论：老杨怎么会采用如此匪夷所思的死法，而且割得那么准？
（转自网络）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