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士妥:周边不靖 核武包围

【新唐人2012年7月18日讯】 继美日韩联合军演逼近中共北海与东海两大舰队之后,美国人牵头之环太平洋二十二国军演(六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七日)。对于长达四十天、跨整个七月份的环太平洋军演,由《人民日报》海外版刊文《环太平洋军演为何不叫中国》,抱怨说:“中国是唯一没有参与军演的太平洋地区大国”。与此相对应,印度与英国却是参与国,而且印度还是首次被邀请。

中共为何未被邀入环太军演?按美国环太问题专家格雷瑟曼的说法是,对于当前海上安全环境,“我们要么学习共处与合作,要么,彼此设置障碍,并且可能互不相让、直到对方退出”。

南海和平被民族主义绑架

在环太大圈子里,中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孤立,其原因多系于其在南海问题上的诸多不明智之举。其实,诸声索方完全可以坐下来谈判,实行“据实划分,互相让步;一体合作,共管协治”的方案,从而彻底地和平解决南海争端。但是,中共坚持“一对一”谈判而罔顾南海问题已经国际化的事实。

中共军方一直主张在南海开战并鼓动民间互应,如一位知名博客写手最近称:“中国和越南再次开战难以避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战争的结果是越南将会输得更惨。”就设置三沙市与越南实行“重叠行政”而言,中共并非是主动出击,多属无奈,其情恰如暨南大学的南海问题学者张明亮所说:“面对国内要求采取强硬姿态的压力,中国需要做点什么,它除了设立一个新市,别无选择。”

在周边临国的小圈子里,中共的国际关系进入其建政六十三年来最被动的时期,“成了最孤独的超级大国”。不仅在南海问题上中共引起环太国家的不满,而且与“鲜血凝成的友谊”国家北韩不断有难以向外界公布的摩擦。北韩金氏政权一方面听从中共劝说,在经济改革方面准备动作且与中共合作开发其境内新设经济特区;另一方面,又坚持既定的“先军政策”,大力发展核武器。有消息称:中共多次敦促北韩停止核试验,至少不要在两国边境长白山附近进行核试验,但北韩坚决拒绝;中共试图以减少粮食援助施压,但金氏政权则以停建黄金坪岛开发区为要胁。因此,也就出了黄金坪岛项目停建的军方消息、而后中共外交部出来否认的怪事情。

中国已经陷入核包围

中共无法制止北韩的核武开发,势必导致日本乃至南韩核化的选择。目前,日本已经修改了原子能立法,表示“利用原子能为国家安全作贡献”。此举不仅可以对北韩核武开发给出最明确回应,而且还可以起到深度牵制中国的作用。中共所面临的半岛局势与中日东海利益冲突,已经合并为一个战略问题(压力)。

在美日韩三国联合军演之后,韩美高调在“三八线”附近进行“自朝鲜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实弹演习”,意味着韩美确认中共已经无力控制北韩,准备战争乃至主动开战已是可能的选项。

朝核问题尚有美日俄帮助减压,但巴基斯坦的实质核化与该国内政高度不确定性,远比前者更具威慑。因为该国政权一旦出现崩解并陷入长期混乱,难免核武器落入恐怖势力之后,中国的新疆问题也就带上了核化色彩。同时,印度已经拥有核打击能力,与中共关系时好时坏,双方具有冲突地区的核战风险。中共最大邻国俄罗斯虽号称世界大国,但“再解体”之风险很高,其核武器(与核技术)有可能在周边流散。“中共已经陷入核包围”绝非夸大其词!

中共三十余年的经济增长所依赖的国际安全环境全系美国及北约提供。最明显的是当今阿富汗局势的稳控,使中国新疆免于全乱之局。也正是由于西方力量给中共提供了安全红利,前者才要求后者成为“利益攸关方”以及“负责任的大国”,尤其在朝核问题与制裁叙利亚问题上有实质行动。但是,中共并没有回报西方给予的安全红利,亦导致了亚太大圈、周邻小圈的关系恶化。

阿富汗权力真空冲击“上合”

二○一四年底,西方将全部撤除在阿富汗驻军,“后北约时代”即将到来。一个很大的可能是阿富汗出现权力真空,导致中国新疆局势严重恶化,更可能使有核邻国巴基斯坦出现秩序崩解后果。如此,新(中)阿巴交界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动荡三角”。中共对此有预期,已给阿富汗现政权一点五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借此积极渗入阿富汗,并在“上合”峰会上将阿富汗吸收为观察员国家。然而,俄罗斯不希望中共以经济实力来掌控“上合”组织。阿富汗与土耳其(作为对话伙伴国)的加入使“上合”组织全面复杂化,不仅对抗北约的可能性不存在,而且会因阿富汗的未来乱局与土耳其对“阿拉伯之春”的推销,使“上合”组织内部矛盾重重。

与“上合”遭受可能的“阿富汗冲击”相伴随,乃至于先于此冲击,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倒台已成定局。其战略压力也不止于中共国际道义失分,而且于欧亚大陆的重要分支板块“东叙西阿”即大马士革、德黑兰、喀布尔一线,也会成为“阿拉伯之春”的新的成果区域。

叙利亚的剧变会使“动荡三角”的利益冲突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被视为恐怖力量的新疆分裂运动,将在西方的支持下化为推动中国版“阿拉伯之春”的力量。这是中共最担心的战略压力,因此,在新疆采取了更为严密的预防措施。

美国必然解决“中共问题”

一如本文前引格雷瑟曼“直到对方退出”之论那样,中美制度差异的放大效应超过了利益协调的放大效应,而消除两种放大不唯取决于政府意志,更依赖于两国民意。在美国,民间对中国的友好度正在持续地降低,有专业调查表明“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对中国持不友好态度”。在中国,“国企民族主义”勃兴并藉经济实力操纵民意,比如在南海问题上,“国企民族主义”把大型深海采油平台称为“流动国土”与国家的“战略利器”;再比如,它还声称国企与军队是支撑中共统治的两支重要力量,推动国企私化是“外国阴谋”。

在二十一世纪全球秩序重构与民主推进过程中,中共已经成为全人类最大的特殊利益即腐败政治集团。即便美国衰落即将发生,也会在真正衰落前解决“中共问题”。可以预见的是,美国会不断加大中共三大战略压力的强度,促其被迫走上民主道路,或者两国直接发生战争。不管结果如何,解决“中共问题”按中共的惯常说法,“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文章来源:《动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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