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国标：毛迷信下的中国故事──其他反毛哭毛篇

【新唐人2012年7月20日讯】其他篇

1969年12月26日，吕梁山某公社开展表忠心活动，有的大队说一月之内人人能背“老三篇”，有的大队说半月之内家家竖起毛主席像，最后上台发言的一位大队干部说：“忠不忠，看行动，俺全大队贫下中农全都改姓毛！”该干部姓耿，他所在的大队有七个生产队，大部分社员都姓耿。第二天，七个生产队有两个生产队的社员都改姓毛，这些人家的媳妇则都改姓江。

陕西渭南某村有个人在西安工作，有一次带回家一本小册子《伟大的友谊》，介绍毛泽东与江青的爱情故事，写得像马克思与燕妮的一样神圣纯洁。村干部奉为至宝，立即组织村民学习。有一位村民看了毛、江的生平简介，发现毛比江年长很多，便对旁人议论道：“狗日的，老汉一天抡鞭子！”意思是毛都老头子了还一天晚上干女青年。第三天，公社革委会主任来此村召开群众大会，批斗那村民发表反动言论。那村民莫名其妙，不承认这一指控。革委主任问他：“前天晚上学习你说了什么？”“我没说什么。”检举的人出面了，作证道：“没说？你说毛主席胡日呢！”那村民明白了怎么回事，辩解道：“我不是这么说的。”革委主任忙问：“你原话咋说的？”“我说毛主席一天抡鞭子。”这革委主任是个二十出头的未婚女青年，不懂什么意思，便问：“啥叫抡鞭子？”那村民心想，本是随口说说，没想到有人竟告到公社，公社居然还如此兴师动众，真无聊，便没好气地回答道：“鞭子就是球。”村民哄笑。女主任大怒：“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村民不服：“咋说攻击？劳动人民的球是鞭子，毛主席的球就不是鞭子？”女主任呵斥：“胡说！就不能这么说毛主席！”那村民毫不示弱：“哪个女人找老汉不叫抡鞭子？你找了老汉不叫你老汉抡鞭子？”女主人臊得要死，大骂：“你放屁！”公社最后整份材料，报到县里，将那村民逮捕，判刑十三年。

长春一家公私合营工厂产生一种东方牌黑鞋油，一天，不知哪位嗅觉灵敏人灵机动的，从中发现了重大阶级斗争新动向——商标和鞋油连起来岂不成了“东方黑”？于是长春市大街上贴出抓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大字报，随即那家工厂的私方厂长被打成“现反”。恰在此时，有人在长春某部队大院内一间教室的桌子上发现五个很小的钢笔字——“东方红不了！”“东方黑”与“红不了”分明是阶级敌人遥相呼应大造反革命舆论，学生们都被叫去到黑板上写“东方红”三字对字体，许多家庭妇女、老头、老太太也赶来看热闹。分析来分析去，也看不出究竟像谁的字体。几个女生吓得直哭，男生们倒是满不在乎。有人建议报案，有的家长闻讯赶到学校，要带孩子回家以避是非，一时闹得乱哄哄的，谁都没主意。这时人群里一个老头发话了：“还是不要报案了，几个娃子，都是部队子弟，能有啥子政治目的，放掉算了。”这老头是老红军，四川人，在大院里很有威信。老红军一发话，替大家解了围，谁都怕事情闹大了不好收拾。此时社会上抓反革命已抓红了眼，不小心打碎毛像的，喊错口号的，无意间撕“最高指示”上厕所的，都被抓了“现行”；如果今天真的抓出个小反革命来，不光本人完蛋，全家也得跟着倒霉。大家最后达成一致：不去报案。一场“东方红不了”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某知青点里是一批音乐学院学生。一天，公社组织宣传队，要知青点出节目。出什么节目呢？知青们脑子灵，决定出个小提琴合奏，名曰《贝多芬想念红太阳》。演出时，报幕员一报出节目名，立即赢得全场掌声雷动。

某公社开大会批斗一位中学教师，突然上来一个女人，指控那教师：“他长期反对毛主席，反对党，而且把我当成他的私有财产。”这女人是被斗教师的妻子，与革委会头头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大家一听就明白，此言出自革委会头头的授意。一位学生义愤填膺地跳上台，怒斥道：“社会主义的中国怎么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你一定老老实实坦白，老老实实改造！怎么能把你的妻子当成你的私有财产，一定要把她当成公有财产！”

范同学是某中学的保守派，王同学是造反派。王同学瘸腿，满脸横肉，飞扬跋扈，凶残得不得了。有一天，范同学心血来潮，在一张纸上写道：“同学们，听我言，不要跟着老狗转，要好好听你爷爷的言。”老狗指的是王瘸子，爷爷是范自称。王瘸子的一个奸细立即拿着这张报纸去告密。告什么？那张报纸上有一篇社论《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范同学写的“老狗”二字与“毛主席”三字连在一起了。案情实在太重大，保守派不但不敢保范，为了自保，反而马上开会批斗他，将他抛出自己的队伍。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性，保守派的同志们下手更狠，将范打得趴在地上起不来，又让造反派架去继续批斗。群众专政之后，范同学被送交公检法。一个星期后，范同学疯了，嘴上老在说：“我没说毛主席是老狗！我没说毛主席是老狗！”公安局见是个傻子，也不抓了，说继续群众专政。斗来斗去，群众也觉得没意思了，就把他送到所属的生产队，让贫下中农继续专政。范家有人在煤矿上当干部，就把他弄到煤矿当工人。人家安排他看管废品库房，他嘴里仍不时叨叨“我没说毛主席是老狗”。倒霉的人走到蜜州也不会甜。有一次，一辆汽车倒车，范某傻愣愣地跟在后面看，竟被汽车撞死。死就死了，家人也没说什么，叫司机买口棺材，埋了完事。

教语文的张老师有一天突然被抓了起来，说是他写一部中篇小说，犯了现行反革命罪。这小说大家都没看过，不知道写的什么。张老师被抓后，公检法下发材料，让村民进行民主讨论、民主判刑。材料后面有一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大家据此认定张老师必死无疑。张老师的妻子抱着一线希望，哭着跑到会场，哀求大家口下留情。讨论的结果上报后，张老师还是被杀，不过不是立即执行，是死缓。一个驻队干部说，死缓是我们国家特有的十分仁道的刑律，搁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犯人早就枪毙了，哪有死缓一说。众人闻言大为感动，一时纷纷振臂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历史学家翦伯赞是北京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也是第一届政协委员，住独栋小楼，配备保姆、司机和厨师。翦伯赞很能配合中共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土改、反右、大跃进他都平安无事，顺利通过。文革一来，翦折了，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批判，扣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备受肉体摧残和人格凌辱。早些年翦与刘少奇有工作上的联系，1935年刘与国民政府谈判，翦是知情者之一。刘被打倒以后，刘少奇专案组逼翦交代刘的变节行为。翦伯赞无可交代，专案组军宣队成员认为是压力不够，只要压力足够，不信他不交代，于是对他声色俱厉，并解下手枪威胁：第二天必须拿出交代材料，否则后果自负。1968年12月18日夜，翦伯赞夫妻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第二天，前来索取交代材料的专案组成员发现翦家房门紧闭，开门一看，翦与妻子已自尽身亡。人们在他口袋里发现两张纸条，一张说他实在没有什么可交待的，另一张写了几句口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邓拓，1936年（二十四岁）写成第一部《中国救荒史》，列入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1938年当上《晋察冀日报》总编辑，1942年提出“毛泽东主义”，1944年主编第一部《毛泽东选集》，1948年当上《人民日报》总编辑。1957年4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召见《人民日报》编委，骂邓拓“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要是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1961年至1964年，邓拓在《北京晚报》燕山夜话专栏和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发表一百多篇针砭时弊的杂文。1966年文革初起，邓拓遭受残酷批斗，5月17日深夜，五十四岁的邓拓留下两封遗书，自杀身亡。给彭真、刘仁和北京市委的遗书中写道：“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留给妻子儿女的遗书中写道：“永远做党的好儿女，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革命到底，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我们敬爱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1966年8月23日，红卫兵在成贤街孔庙焚烧京戏戏装，把老舍抓去陪斗。老舍被打得头破血流，拖到附近一个派出所，晚上妻子胡挈青请人将他用平板车拉回家。次日，妻子对老舍说：“今天我俩都不出去吧!”他瞪她一眼，说：“为什么不出去呢？我们真是反革命、特务？不敢见群众了?”妻子出门上班，老舍两手紧紧抓住她的手，凝视好久。胡挈青预感到要发生什么意外，可是毫无阻止的办法。胡离家后，老舍拿一本《毛主席诗词》出去。四岁的小孙女在院子里玩，老舍把她叫到面前，拉着孩子的手说：“跟爷爷说再见。”天真的孩子不知是与爷爷永别，说“爷爷再见”，并向爷爷摇手。老舍出门往北，走到太平湖边，坐在那里读《毛主席诗词》，整整读了一天。中午胡挈青回家，不见丈夫，到处寻找，不见踪影。次日中午，有人告诉胡，太平湖有个老头儿投水死了，好像是老舍。胡挈青来到湖边，老舍的尸体已被人捞上来，平放在地上，嘴鼻流血，上身白汗衫，下身蓝裤子，脚上是黑千层底鞋子、白袜子，那本他带出去的《毛主席诗词》还漂在水面上。

1971年春天，六岁的张耀杰与哥哥一起进入村办小学春季班读书，第一堂课是“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放学回家，耀杰兴高采烈地询问父亲什么叫接班人，父亲回答说：“等我死了，你就是我的接班人。”耀杰立即接话茬说：“毛主席死了，林彪就接毛主席的班？”话音未落，一记耳光迅雷不及掩耳地打在他脸上。晕头转向之中，张耀杰看到，父亲和当红卫兵、红小兵的姐姐、哥哥都对他怒目而视，改名张革命的堂兄更是露出一脸的杀气。

文革期间，全国小学一年级语文课的开头几课都是“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之类的政治口号。胶东地区某小学一年级新生、八岁的刘路，看到老师教课文时铁青着脸，反复警告学生们这几个字绝对不能写错，更不能乱写，吓得大哭，尿了裤子。老师不知所措，只好把他送回家。刘路坚决拒绝再去上学，父母无奈，只好决定让他停一年再上学。　　

胶东某乡村学校，办公费主要依靠学生勤工俭学，高年级的学生养猪种地，低年级的学生养兔子。为了给兔子提供食物，学生们常常要在寒冷的冬天到野外割草给兔子吃。学生们没棉鞋穿，更不用说戴手套，一些聪明的学生就挖鼠洞逮老鼠，鼠皮剥下来做手套，鼠肉烧着吃。田里没什么吃的，老鼠也又瘦又小，常常几个老鼠皮做不成一副手套。有一次，二年级女生翠儿与小伙伴们捉到一只又肥又大的老鼠，剥下皮来竟然可以做一只完整的手套，翠儿高兴极了，脱口说：“天大地大不如老鼠皮大。”当时流行一首革命歌曲，其中两句歌词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翠儿一言既出，其他同学也跟着唱起篡改了的歌词：“天大地大不如老鼠皮大，爹亲娘亲不如老鼠皮亲。”由于新奇、有趣，被篡改的歌词一时流行校内外。不久，上面追查这句歌词，最后追到翠儿。九岁的翠儿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每次开批斗会都跟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一起被押上台接受群众批判。成年人被批斗，都是五花大绑，在台下排山倒海的口号声中由两个年轻力壮的大汉两边夹着押上台，翠儿则由一个大汉揪着头发，脚不沾地提上台。久而久之，翠儿的头发被揪光了，造反派们就提着她的衣领，有一次被衣襟勒得当场翻白眼昏死过去。1972年冬，大规模的批斗会不太开了，不少斗争对象都回家了，翠儿因是现行反革命，她的父母和学校都不肯收留，只得流落街头。有一次，年末放寒假了，翠儿却无处可去，有人见她躲在学校影壁后面避雪，衣衫褴褛，像三毛一样飘零的几根头发，一双惊恐的小老鼠一样的眼睛。转过年，村里的人就再没见过她，她家里的人也没有找过她，这个小女孩从此无影无踪。

某小学三年级的刘同学，一天放学回家，把老师刚教的革命歌曲“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唱给母亲听。母亲正在忙家务，没好气地说：“‘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他给你做饭吃了吗？给你买衣服穿了吗？”从此，刘同学再不在母亲面前唱这首歌。

1957年，毛应星在兰州农业学校被定为右派，押送夹边沟劳教几年后回到兰州。当局认为她不配再当教师，便打发她到静宁县农牧站做技术员。文革期间，因议论说现在有些小人将毛主席包围了，毛应星又被逮捕，判处五年徒刑。毛应星有个哥哥在美国。1970年4月3日甘肃省革委会讨论她的案件时，省委负责人说：“杀！很坏，家庭是反动的。”九天之后，毛应星被枪杀在城外一块麦田里。

生产队干部、团员孙某是个风派人物，无论上面号召什么都积极响应。要大跳忠字舞了，生产队就派孙某到公社学习，回来教大家。有的妇女害羞，扭扭捏捏不敢跳，有的老人放不下脸面，不愿学，孙某便板着脸训人，说：上面要求男女老少都要跳，大跳是大忠，不跳就是不忠。村里有个青年，叫梅桑榆，看不惯孙某的张狂劲，便私下对他说：“跳不跳忠字舞，与忠不忠没什么关系。照你这么说，坏人只要跳忠字舞就是忠，好人不跳忠字舞就是不忠了？”孙某很愤怒，向公社打小报告，说梅桑榆诋毁全民跳忠字舞，对向伟大领袖表忠心有抵触情绪，思想有严重问题。公社领导立即命令生产队对梅进行批判，并且说，如果态度不好就拉到公社或大队召开批判会批斗。梅父得知此事着慌了，赶忙去找大队书记董开华从中说情。董书记找到生产队长，说：“年轻人有什么差池，要以教育为主，没有必要大动干戈开批判会。队里开个会，教育教育，让他做个检讨算了。”队干部们一商量，就接受了董书记的意见，把批判会改成教育会。会议名称一改，会议的性质就大不相同了，队干部的态度也温和多了。梅桑榆也担心事情闹大，批判大会他见多了，站在小学操场的台子上挨斗，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当天晚上，队里召开教育会，几个干部和党团员相继发言“教育”他，最后是梅桑榆上去低头承认错误，这样就算过关了。

1976年春，全国各地开展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运动，四川奉节朱衣公社五湘大队也召开大会，批判邓小平的罪行。退伍军人邓昌国听了几个积极分子的发言后，站起身大声说：“你们包谷糊糊吃饱了，有精神胡乱说了！若不是邓小平从东北调包谷来救你们，你们早就饿死了！我们邓家出了一个能干人，鹐了你们的眼睛啦？容不得啦？”五湘大队是朱衣公社的机关所在地，邓昌国的发言很快传到公社领导耳朵里。谁敢公开反对毛主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战略部署？邓昌国的言论被定性现行反革命，立即成为批斗对象。五湘大队姓邓的人很多，批了几次，不再有人发言，公安特派员最后宣布将其交群众管制，未逮捕法办。

1969年，天津某高中教师李某全家被下放到天津南郊劳动改造，从此李老师变得沉默孤僻，每天按时参加生产队劳动，回家就闷声看书练字写文章。李的妻子原是一家纺织厂车间副工长，一张利嘴，有一般男子比不了的胆量和智谋。李妻适应能力极强，短时间内丢掉思想包袱，成天乐呵呵地面对改造，希望李家迅速融入这个村子。可是村民不买账，他们把李家看成永远都是外来的可顺便欺负一把的贱民。当时流行一句话：“工分儿，工分儿，社员的命根儿。”有一次，李老师去生产队结算工分并领钱，会计竟少算二十五分，说是有些工作没有做到位，扣了。李老师没有过多询问，回家告诉了妻子。这分明是欺负人，李妻大怒，要找会计理论，李老师一再阻拦，李妻决定暂且吃个哑巴亏。事隔两个月，又到结算工分领钱的日子，李妻特意再次让丈夫前往，试探那会计是不是真的存心欺负李家。丈夫回来说，这次又扣了三十五分，他生气了，钱也没领就回来了。李妻顿时气得火冒三丈，一人直奔会计室。会计正坐在那里喝茶看报纸，李妻一把夺过报纸，指着他问道：“为什么要扣我们家三十五分？”会计吓一大跳，问道：“你要干嘛？”“还问我要干嘛？上次扣了我家二十五分就没找你理论，你还扣上瘾了？”会计板起脸，严肃地对她说：“有什么问题叫你男人来，我不跟老娘儿们共事儿！”听他说老娘儿们，李妻变得不慌不忙，一把揪住他的衬领就往外拽，并故意大声反问他：“你叫我什么？老娘儿们？毛主席的话忘了吗？毛主席说过‘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你敢说不跟老娘儿们共事儿？我今天就替红卫兵抓你个现行反革命！”生产队大院里立即聚来很多围观看热闹的村民。李妻故意重复“老娘儿们”、“现行反革命”等突出字眼，会计知道自己被人抓住把柄了，怕事情闹大，遂低声央求放他一马。李妻哪里肯依，仍然大声嚷闹。过了一会儿，围观的人群中挤进一个中年男人，告诉李妻先把会计放开，他立马给她解决问题。玩得正起劲儿的李妻反问他：“你谁啊？你做得了主吗？你能解决吗？”那男人一副心平气和、息事宁人的样子，说道：“放心，保证让你满意！”原来这人是村长。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给李家补回了两次扣掉的工分，并主动提出以劳动积极为由每天给李家多加一个工分。后来从村民口中得知，会计是村长的小舅子。这每天多加的一个工分，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李家调回市区。

川南筠连县沐爱区中心乡有个李姓女地主，三十来岁，容貌姣好，一直信佛，长期素食，不沾荤腥，作风正派，村里的痞子们早就对她垂涎三尺却无计可施。土改运动一来，村痞的机会到了，借斗争地主之名对她进行百般侮辱戏弄。有一次，他们弄来几块肉，叫她当众吃下，称：“现在毛主席共产党来了，要打倒封建迷信，不准你再吃素，马上给我开荤，把肉吃下去！”李姓女子死也不肯吃。他们先是对她拳打脚踢，后又强行把肉往她嘴里塞，刚烈的她把塞进嘴里的肉吐到痞子们的身上、脸上。一个流氓兽性大发，抓来一条黄鳝，当众扯下李氏女的裤子，破口大骂：“你上面不吃荤，老子给你下面开个荤！”其他几个痞子帮著作恶，扯手按脚，将黄鳝塞进了李姓女子的阴道，最后李姓女子在屈辱、羞愤和极度惊恐中被活活弄死。

1975年底，全国农业学大寨工作会议后，上边给淮安席桥派来学大寨工作组。工作组权力很大，稍不如意就可以把某个干部挂起来甚至撤职。工作组负责人在公社三级干部会上讲：“我们来领导你们学大寨，没带钱来，也没带农药和化肥来，只是逮捕几个人方便些！”转眼到了1976年春天，工作组从外地搞来一头良种约克夏母猪。饲养不多久，这头母猪发情了。生产队长陈友高派两个贫农社员和反革命分子张洪涛，赶着母猪到附近的淮安原种场配种。可是那头母猪有五六百斤重，力气很大，加上发情，根本不听人使唤。三个人无奈，经生产队长同意，由五六个壮汉将母猪捆起来，抬上平板车，由三人轮流拉车前去配种。到了配种处，不知是因捆绑难受，还是因见种猪性起，两条前腿绳子还未解开，老母猪就拚命挣扎，结果从车上重重摔到地上。由于来时喂得太饱，加之身体太重，竟摔断了肠子，体内流血不止，一会儿就死了。

这下祸闯大了，工作队长断言：“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这一新动向的矛头是直接对着学大寨工作组的，也就是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这个阶级敌人就是张洪涛。赶快搞一下材料，把他抓起来！”经过两个多星期的调查，做了十几份笔录，未能发现母猪之死与张洪涛有什么关系。母猪从出圈到摔死，张洪涛没碰它一指头，无法证明是张洪涛有意弄死的。调查组如实汇报，工作队长大发雷霆：“调查人员思想太右了，这么明显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也查不出来，怪不得你们这儿这么落后！”最后，张洪涛虽未被抓进监狱，但是还是在全大队社员大会上被革命群众狠狠踢打恶斗了一顿。

反毛篇

1957年6月某日，四川大学礼堂举行生物系四年级女生冯元春的鸣放辩论会《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最残酷的集团》。冯说：无产阶级专政一词是毛的杜撰，马克思的著作里根本没有这个词。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成为毛一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打倒谁就打倒谁。高饶的罪名是反对党中央、毛主席，请问，党中央和毛有缺点难道就不能反对？胡风公开向党中央上书三十万言怎么就成了罪人？事实证明，毛决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彻头彻尾的独裁暴君！共产党集团对工人农民的剥削是巧妙的、残酷是空前的，工人加班不给加班工资，美其名曰奉献，农民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不能支配，大部分被国家统购去。共产党的各个单位都豢养一大批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工人员，美其名曰改造别人思想，实际是一群最无理、最卑鄙的小人。川大汤教授说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相当于中国的大学教授，月薪二三百美元，每三个美国人就有一辆汽车，他们就污蔑汤教授是反革命，是美国派来的间谍。共产党和毛没有一点民族气节，瞎说苏联这好那好，其实只希望从那里多拿几个卢布。后来，当局以现行反革罪判处冯元春有期徒刑二十年，关押在南充监狱。冯一直不服，经常上诉。文革初，冯元春高呼口号“打倒独裁暴君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下令将其处决，死年不足三十岁。右派改正时，中共四川省委内部决定，全省二十七名右派不予改正，其中之一是冯元春。

1966年夏天，有人发现，长春市劳改工厂新生塑料厂生产的凉鞋鞋底上有“毛”字。这样的凉鞋谁还敢穿！一时间，满大街的长春人拎着凉鞋到新生塑料厂退货。该市各机关单位随即举行各种斗争大会，声讨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企图利用各种机会发泄对毛主席、共产党的仇恨。

翻译家杨宪益和戴乃迭当初恋爱时，戴母反对，说如果与这个中国青年结婚，你的孩子会自杀的。杨烨是杨、戴的唯一的儿子，高中毕业时报考北京大学物理系，被北大拒绝。他报的是原子物理专业，他的母亲是英国人，过不去政审关。为表示与父母划清界限，杨烨带着红卫兵来抄自己的家，甚至把一只古董花瓶打碎。后来杨桦患上精神病，有一天突然宣布自己不是中国人，不说中文，只说英文，也不认杨宪益是父亲。在周恩来过问下，杨桦获准去英国。行前他把自己的藏书全部焚烧，只留下团员证和毛泽东像。到英国后，杨桦不能见中国人，一见就吓得失控，不由自主地发抖。1979年圣诞节期间，杨烨在姨妈家点燃汽油自焚。他的遗物之一，一幅毛像，上面被他戳满了洞。

台湾海峡边某小镇有个姓孙的青年，其父临解放时因赴台谈生意滞留未归。解放后，他和母亲成了反革命家属，列入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父亲每年通过香港亲友寄回一笔生活费，母子得以偷生，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文革一来，母子被冲击。有一天，母亲被红卫兵挂上“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牌子游街，儿子忍无可忍，冲出去和人家理论，结果招来红卫兵一顿毒打，还抄了他的房间，搜出一本写满评注的《毛主席诗词》。其中一条评注写道：“此词暴露了作者严重的帝王思想，可见其借革命之公器，谋君临天下之私利。”反属加上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小孙被判死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孙母收埋了儿子的尸体后，面向令母子梦萦魂牵的台湾方向上吊自尽。许多年后，孙父从海峡对岸回来，带走了妻儿的骨灰，临行前对族人说：此生永不再踏祖宗之地一步。次年，孙父八十七岁病逝于台北。

青海柴达木戈壁滩某钻井队有一位来自北京的青年人，叫刘延德，因自办油印《中国工人报》而被捕，后又在他的《毛泽东选集》书页空白处发现许多批语、问号，再加上偷听敌台，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因父亲是中共高干，刘延德被轻判五年徒刑。该钻井队另一位四川青年，因评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又说在甘肃见到光着屁股要饭的人，被判死刑，拉到戈壁滩枪决，死后无人敢为他收尸，被狼拉走了。

云南永州有一位文学青年，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民众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问题，信中有一句“两股巾巾搂着球”，意思是裤子烂得连X巴都快遮不住了，镇干部查扣了这封信，指控该文学青年侮辱伟大领袖，将其打成现行反革命。在永川十二中的操场，当着几万人的面，革命群众对该青年进行吼斗，吓得他魂飞魄丧，后被连开数枪，脑浆迸溅。随后，革命群众拉着这个青年的尸体，在操场绕了几圈，民众纷纷上去踩尸体，以表达对阶级敌人的切齿痛恨。

1970年2月，银川市破获一起重大现行反革命集团案。这是一个以十三名青年学生为成员、名为共产主义自修大学的读书写作小团体。成员之一的吴述樟，银川二中1968年毕业，因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里“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旁边写了“放屁”二字，被定为恶攻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弟吴述森（宁夏大学毕业生）也是成员之一，兄弟俩一同被枪毙。

湖南大庸县有一个女社员叫丁祖晓，给州委机关写信，抨击当局强迫农民供宝书台，逼他们卖猪换红宝书，甚至把买油盐酱醋和供孩子的书钱拿去“请毛主席像”。她在信中质问：“这是不是毛主席要做的？还是哪一级干部为了献媚而做的？这恰如封建王朝的上朝，把毛主席当封建帝王，天天朝拜。”中共九大闭幕，全县忙着扎“忠”字牌搂，挂“忠”字旗，丁祖晓和姐姐丁祖霞又挺身而出，连夜写了好几张传单，由丁祖晓进城散发。传单说：“这‘忠’字是地道的个人崇拜”，“一切正直的革命人们，不要甘于做奴隶，起来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姐妹俩被捕后，她们的同学、青年女社员李启顺决定声援她们，刻钢板油印了一批《告革命人民书》，由她的妹妹李启才深夜进城散发。这一双姐妹也很快落网。1970年5月8日，丁祖晓被拉到鹭鸶河边枪毙，李启顺则被“借”给吉首县，在吉首游街示众后枪杀。

赵老师是五十年代从天津来大西北支边的知识青年，为人单纯直爽，教学认真，深受学生爱戴。文革开始不久，赵老师却被枪毙了，罪名是偷听敌台，仇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枪毙赵老师那天，看的人很多。他被打倒在河滩里，尸体放了几天没人管。后来他家来了一个老汉，据说是他的父亲，跑前跑后请当地农民帮忙，可农民怕惹事，不敢出头帮他，老汉急得直哭。看见儿子的尸体没哭，这时却哭了。几天后，河滩里赵老师的尸体不见了，不知道埋到哪儿了。

河北涞水人张师亮，早年留学日本，抗战期间是著名的进步教授（进步就是亲共），后为甘肃学院（兰州大学前身）、西北师范学院（甘肃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前身）教授。抗战胜利后，张到北平负责军队总务工作，后随傅作义起义，受到共产党北京市长叶剑英表扬。再后来，张师亮到西北师范学院任校办公室主任、政治课教师，因有历史问题，调历史系任教，曾用马克思的《资本论》学说讲授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在历史系举行的一次世界近代史学术讨论会上，张师亮批评毛泽东“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不妥当，不全面。他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阻碍经济发展时才会发生激烈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有规律的，不是每时每刻的，阶级斗争也不是万能的。文革之初，造反派指控张师亮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将其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74年，河南某地一社员与大队革委会主任吵架，被痛揍一顿，痛极怒极，高叫操革委会主任的姥姥，后来又高喊操毛主席的奶奶，于是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后减为有期徒刑。八十年代中期，这名犯人服刑十年后伺机脱逃，本世纪初又回监狱自首。此时反革命罪已不存在，很多反革命犯人都特赦了，但由于他脱逃，所以要服完最后的余刑。逃脱是要加刑的，考虑到他是自首的，法院根据狱方的意见，从轻处罚，加了半年刑（一般脱逃罪加刑三年）。

绍兴某中学教师邱某，有一天突然发现当时流行的红歌《东方红》和《国际歌》有矛盾：《东方红》说“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这不是矛盾吗？这个发现本来没什么高明的地方，很多人都发现了，只是别人憋在肚子里不说，这位邱某则不然，把它当作天大的发现四处宣扬：“喂，朋友，我发现《东方红》和《国际歌》有矛盾呢！”不久革委会把他抓起来送去劳教，受了不少苦，还连累他的孩子。那时对阶级敌人有“踩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之说，在学校文印室刻钢板的一个教工，有一次真的用脚踩邱某的小儿子，直踩到往外吐食物。

一个中学教师，春节贴了一副春联“山花烂漫时可待；悬崖百丈冰易消”，有人举报说，任意加减毛诗词句子的字数拼凑春联，属于犯上行为，并且包含有反动派妄图变天的思想，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被送进学习班。

语言学家周有光，文革期间成为专政对象。有一次，专政队的人问周有光对同事倪海曙讲了什么，要老实交代。周有光想，平时与倪讲的话多了，没什么反动的呀。两三个月过去了，周有光对妻子张允和说，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没交代的。张允和说，你好好想想，平时有没有跟人讲过不合适的话。“不合适的话”提醒了周有光，有一年和倪海曙对对子，倪出上联“伊凡彼得斯大林”，周脱口对曰“秦皇汉武毛泽东”，谈笑之后，早忘到九霄云外，从没想过是对是错，合不合适。对这样的对子算不算反革命呢？第二天，周有光满腹狐疑地早早把写好的交代材料送上去。管事的人看了说：“就是要你的这个‘秦皇汉武毛泽东’。倪海曙已经承认上联，你不交代下联行吗？你们这是反革命语言，是反对伟大领袖，你们两个都是现行反革命。”从此，大字报上周有光、倪海曙的名字旁边又增加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头衔。

1966年底，常熟县卫生局秘书顾启明，化名王伟东，给毛泽东写信，强烈要求毛立即下令停止文化大革命，恢复正常秩序。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1968年7月，县军管会、公检法公布本县几个已列入侦查范围的重大反革命案件，第一号就是王伟东反革命匿名信案。顾启明恐慌异常，自杀未成，只好听天由命，期望侥幸得脱。11月初，顾终于顶不住精神压力，承认了这封匿名信，于是立即失去自由，家被查抄，个人信件和日记本全被抄走，一支金笔作为作案工具被没收，一张千元储蓄存单被冻结。他们指控顾立场反动，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鸣冤叫屈。不久，顾启明被押到县工人纠察队关押，上来就是一顿耳光，眼镜被打坏落地。他们罚他手捧红宝书低头站立，早晚请罪，有时寒夜里喝令他站起来恭听最新指示，有时在他面前殴打其他人以示警惩。县城各条大街都贴有打倒顾的横幅和揭发批判他的大字报，有的还贴上他的照片，报纸刊登着揭批顾的长篇报导，县广播站两次广播了这篇报导，搞得满城风雨，名誉扫地。1969年1月30日上午，工人纠察队把顾启明押到工人文化宫批斗，县革委会领导宣布处理决定，永远开除出党，永远开除出干部队伍，县军管会、公检法的干部宣布判决结果：顾启明猖狂叫嚣要“保刘少奇和各地代理人”，“百般污蔑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刑三年，就地服刑，宣判后随即戴上手铐。

安徽某镇税务所工作人员杨某，曾经是志愿军，战斗中因遇严寒，一支脚的脚趾头被冻掉，走路有点跛，人称杨瘸子。杨瘸子对于这一不雅的绰号并不反感，反而欣然受之，因为喊他瘸子等于宣传他的功勋。杨瘸子平时爱说俏皮话，仗着自己资格老，更是口无遮拦。广播里天天讲马克思，杨瘸子就说：“马克思牛克思，没有钱不来事。”单位天天学毛着，他就说：“学什么毛竹，还学松杈子呢，毛竹没松杈子值钱。”这些话都是背后与人闲扯时说的，本为玩幽默，不料被人告了密。税务所组织人写他的大字报，并开会批判，说他反动透顶，后来镇里也开大会批斗他，让他和牛鬼蛇神一起游街。杨瘸子原来就是小镇名人，现在又挖出了以前鲜为人知的这些名言，更是名声大噪。杨瘸子是老党员、老战士，立过功，又是残废军人，资格老，本钱大，被批斗几场，未戴什么帽子，最后还是当他的收税员。

巫炳源、王永增是哈尔滨电表仪器厂的技术员，都受过高等教育。1968年1月1日，二人在街头散发、张贴了一批蜡版油印的十六开小报《向北方》。模仿党报，《向北方》也在报眼位置印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语录下边又加上两句话：“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允许任何人篡改和代替。”黑龙江省革委会和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认为，这两句话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实质是借抬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反对、排挤、贬低毛主席，遂将此事定为全省重大反革命案，发动群众限期破案。当时全国兴起一股大树特树毛泽东绝对权威的风潮，公开宣扬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中国。红卫兵们认为，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都称为主义，毛泽东的理论却被称为思想，这不公平！他们发出倡议，要把毛泽东思想改称为毛泽东主义。巫、王二人加上的这两句话，弦外之音就是坚决反对哄抬毛泽东思想。案件很快告破。黑龙江省革委会和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召开数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当场宣布巫、王是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实，这张小报从刻钢版到油印，再到街头散发张贴，只他们两人，不存在任何从犯。两人怎么能定为集团案？而且还都是主犯，全被判死刑？当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巫炳源仰天长叹，大喊一声：“这个世道太黑暗了！”随后便紧紧闭上眼睛，直至押赴刑场被枪毙，巫炳源再没睁眼。

《人民文学》女编辑冼宁，解放前夕北大毕业，参加过抗美援朝。1962年，冼宁在《人民文学》发表一篇童话《小黑点儿》，写的是一条咬豆子的毛毛虫的故事。这篇童话的命意是不要歧视有缺点的孩子，要相信在亲情友情的温暖下，有缺点的孩子同样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童话里的这条毛毛虫嘴边有一颗黑痣，众所周知，毛泽东嘴下也有一颗痣，有人于是穿凿附会，说是恶毒影射和攻击伟大领袖。结果，这篇童话作品被打成无可争辩的大毒草，作者冼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周文德是1962年江西省的高考状元，入读上海同济大学城市建设系。文革开始时，周文德阶级斗争观念极强，把同学、老师穿衣戴帽等生活细节都上纲为资产阶级思想，整天以整人为乐。1968年清队期间，周文德不慎说了几句对毛泽东不敬的话，被人抓了把柄，遭到残酷折磨。实在无法忍受，周文德选择跳楼自杀，因半途身体翻转，落地时没有摔死，摔个终生残废。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一小五年级学生黄帅反“师道尊严”一事被广泛报导之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政治处的三名知识青年王文尧、邢卓、恩亚立，决定给黄帅写一封信（署名王亚卓），阐明自己的观点，替老师们说几句公道话。1974年1月29日，他们收到了黄帅的回信，语气颇为谦和。2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一封经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圈阅同意的黄帅给王亚卓的公开回信，一反谦和的态度，称他们的来信是“资产阶级老爷的悲哀嚎叫”，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把革命师生引向分裂”，“引向刘少奇、林彪利用孔老二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邪路”，《人民日报》还加编者按，说这是“教育战线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对王文尧等三人的政治迫害在公开信发表的第二天就开始了，专门处理王亚卓事件的工作组开到十九团，并做出“发动群众，掀起批判王亚卓右倾思潮的高潮”的决定，指出“王亚卓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急先锋”，“批林批孔联系实际就是批王亚卓”。公开信发表时，王文尧正在天津家中休假，兵团拍发加急电报，令其火速归队。一出火车站，王文尧立即被工作组用专车接到团里隔离，邢卓、恩亚立也同时被隔离。三人写给黄帅的信未留底稿，工作组穷追信的内容，三人分别凭记忆追忆，出入很大，多日不能落实信件的内容。工作组反复查问三人，之外还有什么人参与、指使，未得满意结果。

2月26日，十九团党委上报一篇《关于对王亚卓错误思想检查认识的报告》，同日，兵团党委拟出《关于二师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写信攻击革命小将黄帅问题的报告》。3月1日，二师党委上报了《关于对王亚卓同志严重错误的检查认识》的报告。与此同时，对王亚卓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批判，给他们扣上“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新生事物”，“把矛头对准党中央、毛主席”，“气焰嚣张，立场反动”等几十顶政治大帽子，甚至把他们同林彪、孔老二相提并论，称“孔老二要复礼，林彪要复辟，王亚卓要复旧”。二十多次批判会后，4月5日，王亚卓被分别送到三个条件最差的连队进行劳动改造。中共党组织给予王文尧党内警告处分，恩亚立团内警告处分，邢卓团内严重警告处分。王亚卓的家属也因此遭到种种歧视、打击。邢卓的妹妹只有十四岁，正上初中，听说哥哥被打成反革命，精神受到极大刺激，积郁成疾。1974年9月，邢卓获准回家探亲，妹妹哭着问他“挨整了没有”，“到底是不是反革命，我该不该同你划清界限”，说罢昏倒在床，送到医院一直昏迷，十八天后死去。体弱多病的邢母听说儿子被打成反革命，痛苦万分，逢人就讲：“邢卓只写了那么一封信，怎么就遭那么大罪呀，我死也不相信我的孩子是反革命!”女儿的死，更是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数日后，邢母也悲愤而亡。

江苏歌舞团一名女演员，因告诉别人与毛有一夜情，被人举报，判处死刑，后来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许家屯曾亲自批示过此案。

1962年，空政文工团十四岁的舞蹈演员陈慧敏和其他演员姐妹一起，奉命到中南海陪毛泽东跳舞。一陪就是五年。1967年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陈慧敏和毛的另一个宠姬孟锦云议论说：毛像皇帝三宫六院，可是我们算什么？是妃子要册封，是妓女要收钱，是舞女要好玩，我们什么都没有。文工团的头头刘素媛听到这番议论，连夜向毛报告。毛听后，之说两个字：“造谣。”随即陈、孟被抓，说她们反对毛主席，遭到毒打，发配外地。1971年林彪事件后，陈慧敏被从流放地东北送回北京，再进中南海陪毛。1975夏天，孟锦云也被毛召回中南海，戴着反革命的帽子继续服侍毛，甚至代毛圈阅机密文件。此时孟已婚，想要孩子，毛不准。毛死后，陈惠敏离开中南海，改名陈露文。其父陈玉生曾是新四军第三军分区的司令员，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曾在陈部控制的泰兴县任县委书记，后又任陈部的政治部副主任。凭着这层关系，1983年陈露文移居香港，自由出入香港分社，有时直入许家屯办公室。陈快人快语，口无遮拦，许家屯时常告诫她不要乱说话，尤其是关于毛的话题，甚至吓唬她，要小心，否则会被暗杀，被绑架回去。1986年8月，陈露文果然出事，在北京西苑饭店被国安绑架，罪名是在外讲毛的私事，泄露党国机密，关在香山双清别墅，一年零八个月之后放回南京老家。

辽宁省委宣传部干部张志新，在一次党组织会议上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是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结果，不久被捕。她写下遗书，准备以死抗争，被人发现，看管、批斗升级，称她是以死向党示威。丈夫提出离婚，判决书送到监狱，张志新平静地接受。当局起初认为，党员在组织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看法不构成犯罪，从严可判两年以上有期徒刑，誊抄审判意见稿时却把刑期改为十五年。服刑期间，张志新多次高呼反毛口号，如“打倒毛泽东”、“绞死毛泽东”、“油炸毛泽东”、“千刀万剐毛泽东”等等，改判无期徒刑。在狱中，张志新遭受各种非人折磨，无数次严刑拷打，无数次被男犯人强奸、轮奸，戴十八斤背铐，疯掉后被进关小号，坐在屎尿里，用窝窝头沾经血吃。在狱方组织的一次犯人批林批孔大会，张志新站起来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狱方认定张志新顽固、反动，提请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审批张志新案件，毛远新说：张志新服刑期间还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1975年4月4日是张志新被执行死刑的日子。为防止喊口号，几个大汉将她按倒，颈下垫砖，不麻醉不消毒，用普通刀子割断她的喉管，又把一段不锈钢管插进其气管，再将刀口缝上。一个女凶手不堪承受如此场景，惨叫一声昏倒在地。

张志新被处决之前，沈阳法院特意为其家人（丈夫、女儿和儿子）举办一次“学习班”。一个人掏出《毛主席语录》，翻开念了两段，然后问张志新的女儿林林：“你知道你妈妈在监狱中的表现吗？”不满十八岁的林林摇头不知。另一个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林林按老师的教导回答：“刚听说张志新犯了反革命的罪行，我当时感觉会影响我进步的。这下可完了。但经过学习提高了认识，母女关系是有阶级性的。她虽然生了我，是我的母亲，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亲了，已是我的敌人了。她反党反毛主席，我们就和她斗争到底。后来经过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教育，我已认识到她反革命，我和她划清界限，并不会影响我的进步。”又问：“张志新实属死心塌地，罪大恶极，你们有什么想法、看法？”林林回答：“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政府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都拥护。”法院的人不再问什么，起草一份文件，要林林签字，按上手印，“学习班”就此宣告结束。那是一个风雪天，爸爸带着女儿、儿子跌跌撞撞顶风冒雪回家。没有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掰成两半，分给一双儿女，说：“吃了早点睡觉。”林林静静躺在炕上。爸爸独自坐在小板凳上，对着灯发愣。他扭头瞅了瞅炕上，以为儿女睡着了，慢慢地站起来，轻轻打开箱子，翻出妻子的照片，看着看着禁不住流下泪来。林林翻下床，一头扑进爸爸的怀抱，放声大哭。爸爸拍着她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弟弟也醒来了。爸爸把儿女紧紧搂在怀里，父子女一夜流泪到天明，却不敢哭出声来。

哭毛篇

1976年9月9日下午，某乡村学校里突然跑出来一个社员。学校百米外是一条大河，只见那人跑上河堤，边跑边挥舞手臂高喊：“毛主席死了！毛主席死了！”河堤下住着一户人家，一对母子正在家里的禾坪上干活。十来岁的儿子听见喊声，“啊”了一声，抬头张望，母亲吓得连忙用手摀住他的嘴，说道：“千万不要乱说！”这户人家西边是一片棉田，田里干活的人们听见喊声，立刻抬起头来，吃惊地望着那个奔跑叫喊的人，有的说：“这人是不是疯了？”不一会儿，从四面八方不约而同地跑出来五个人扑向那人，将他捉住，反剪双手，其中一个还喊道：“快拿麻绳来。”这五人是村里的党员、干部。那人辩解道：“真的，毛主席是死了，我没说错，刚才学校收音机里才播过！”几个党员干部不信，押着他朝大队部走。大队书记惊魂不定地迎面走来，走边地说：“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毛主席死了。”怕人家不信，书记确证说：“刚才收音机播了，我又给公社打了电话，落实了！”听到书记这一权威消息，几个党员干部像泄气的皮球，把那个社员放了，路边另一个社员则立即呼天抢地哭叫起来：“这怎么得了唷，毛主席要活万岁的哒，怎么他老人家喊走就走坎得啥！”他这一哭，聚拢社员更多了，一起放声大哭，仿佛美帝苏修马上要趁机打过来，美好的河山要被他们侵占，中国人民就要回到那万恶的旧社会吃二遍苦、受二遍罪。

毛去世的第二天，某生产队一个姓易的社员被大队绑了起来，身前挂着一块牌子游街示众，说他思想反动，对不起毛主席。这位易姓社员三代贫农，一位社员问他听到毛主席逝世时是否哭了，他竟说他的眼泪往上流。毛主席带领贫下中农翻身得解放，如今毛主席逝世了，他不仅不悲哀流泪，反而说他的眼泪往上流，他的良心真是叫狗吃了。

毛去世的第三天，堤下村的楚某接到噩耗：岳父去世了。岳父是富农分子，受了一辈子欺负，如今欺负他的总根子死了，马上就有出头之日了，他却走了，一家人非常难过，哭得悲哀不止。傍晚时分，岳父所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来了，告诉正处于亡父之痛中的楚某的舅子：“上面有指示，你家不许放鞭炮！不许敲锣打鼓！因为毛主席死了！”楚某当时在现场，非常愤怒，对大队支书吼道：“毛主席死毛主席的，我岳老子死我岳老子的，关你屁事！”大队支书恼怒道：“你是谁？！敢对毛主席不崇敬？！”楚某吼道：“老子根红苗正！老子怕了你不成？！毛主席是人，难道老子的岳老子就不是人吗？！你少在这里混蛋！”楚某的两个舅子和姨子惊慌失措，赶紧把楚某架回屋里，又连忙对支书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们一定按你的指示办!”

毛去世，某村派一个特能哭的人去公社参加追悼会，不会哭的人没资格参加，至今村里人还说：“日他个妈呀，那杂种真是会哭，别人确实比不了。”

某村有个记工员，无师自通阉鸡技术，人称阉鸡佬。阉鸡佬阉鸡，起初是免费为乡亲们服务，顶多收下阉掉的两个公鸡睾丸。有的鸡主想要那公鸡睾丸，就给他一两毛钱作为酬谢。有人暗中告了阉鸡佬，说作为村干部，阉鸡佬不好好带领广大社员群众大干社会主义，却带头做阉鸡生意，这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大队革委会很重视，撤了阉鸡佬记工员的职务，还责令他写检讨，要他从根本上与资本主义划清界限。检讨书交上去了，可是有乡亲请他阉鸡时他还照旧阉，大队革委会不答应了，把他定为坏分子，每次开批斗大会都勒令其接受群众批斗，害得他读初中的女儿几次想自杀。1976年毛泽东死时，队长组织全村男女老少对着毛像开追悼会，村民都哭了，就阉鸡佬一人没有一滴泪。事后有人问他，大伙都哭，为什么他敢不哭，阉鸡佬说：阉鸡是老辈子传下来的，偏偏到现在成了资本主义尾巴，都是毛主席闹的，他早该死了。

毛去世，某生产队的王队长非常悲痛，哭了好几场。可是王队长发现，他家养的那只老母鸡却像往常一样，照旧悠闲地在院子里踱步，下蛋后照旧如释重负轻松愉快得意地咯咯叫唤，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王队长怒从心头起，从厨房操起菜刀，把那只稀里糊涂的母鸡宰了。王队长杀鸡吃肉的事不知怎么被公社知道了，公社干部叱责他：“毛主席逝世了，你家居然还有心思吃鸡肉！”王队长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那母鸡还没事人似的才杀了它，可是公社干部不信。不久，王队长的职务就像他的母鸡稀里糊涂被杀一样被稀里糊涂地撤了。

1976年9月9日下午四点多钟，某校广播站的喇叭突然响了：毛主席逝世了。操场上，师生们个个神情肃穆，一个高年级学生悲痛欲绝，身体不支，哭倒在地。当天晚饭后，村子街头的大喇叭里还在播放有关报导，但路人行色匆匆，各忙自己的事。一个平时不修边幅的人，此时却头发梳得溜光，皮鞋擦得锃亮，在大喇叭下有些夸张地踱着方步。许多人都看到了这一幕。第二天学校上课，某班班主任与同学们共同缅怀了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后，用一种很严肃的口气提醒大家，越是在关健时刻越是要提高革命警惕，确保社会主义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说到这里，这位漂亮的女教师换上了一副神秘的表情说：“昨天就有一个四类分子，正当我们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时，他却穿得琉璃棍似的在街上耀武扬威，这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啊！”教室里顿时一片交头接耳、嘤嘤嗡嗡，有的同学则立刻就明白了老师说的是谁。不过，此时人们对阶级斗争已经厌倦，村干部后来也没有对那个人怎么样。

1976年9月9日下午四点，某部干部战士集中到食堂，预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餐桌上摆着班长的那台刚换了四节新电池的红灯牌收音机，一拧开关，充足的电流冲得喇叭嗡嗡响。电池是班长叫战士莫言（即作家莫言）到村里的供销社特意为下午收听广播买的，还嘱咐开发票。电池和发票交给班长，班长悄悄地告诉莫言：毛主席死了。班长的话像棍子一样把他打懵了：这怎么可能？毛主席怎么能死呢？谁都能死，毛主席也不能死啊！四点不到，收音机里开始播放哀乐。这一年大家已经听好几次哀乐了，先是周恩来死，接着是朱德死，但那两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没有提前预告，毛主席可能真的死了。此时战友们都已经知道毛主席死了，首长拉着长脸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参谋双手捧着一个玻璃杯子，脸肃穆得像纪念碑。当广播员说到毛“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时，参谋手中的玻璃杯子应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然后他去找扫帚和撮子把碎玻璃弄了出去。看到这一幕，莫言心想：这个杯子掉得好没道理，他提前就已经知道毛主席死了，不是“突闻噩耗”，杯子本来被双手攥着，怎会一听到毛逝世就失手掉在地上？莫言由此判断，这分明是表演，而且是拙劣的表演。可是首长还是表扬了他，说他对毛主席感情深。也许首长深知，这样的表演是一定要表扬的。

毛去世后，在人民大会堂停灵七天，供各单位组织的庞大人流吊唁。上面预计届时一定有大量的人哭昏，故预先指派宣武、朝阳、同仁、友谊四医院各组织一个救护小组，把守广场四角。谢庆庆是宣武医院救护小组的成员，把守广场东北角。她说，七天时间里，她所在的小组没有接待一例哭昏的，听说西北角小组被送来两三个站昏的人，其中一个是数学家陈景润。须在工厂排队五六个小时才能进入人民大会堂完成吊唁，身体虚弱的人难以承受。当时物质匮乏，救护小组成员每天到北京饭店吃工作餐，四菜一汤，七天下来，人人增重二三斤。

闽北某山城青年小黄，音乐天赋很高，嗓音宏亮高亢，从小喜欢唱歌。一次表演唱《东方红》，唱到动情处，小黄双眼含泪，走台步时不慎摔下舞台，脑部受伤，落下间歇性精神病，一旦发作，不分时间、场合，唱个没完没了。文革开始后，颂毛的歌曲一统天下，小黄如鱼得水到处唱。起初各造反派抢着要他去唱歌助阵，后来发现他唱着唱着就乱套了，东一句西一句，成了干扰斗争大方向的噪音，于是就把他赶下台。被人赶下台一回，精神就受刺激一回，发展到最后，一唱歌就掏出裆下物，当众露阴，于是他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打入另册，国内外形势一有风吹草动，就被列入重点控制对象。家人怕受牵连，都躲走了，留他一人独居。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的那天晚上，小黄自己在家照例一顿乱唱，先是用怪模怪样的喉音，夹杂着敲击声，把哀乐演绎得像西方嬉皮士音乐，接着是模仿唢呐奏喜气洋洋的秧歌曲，后来高唱“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地上开红花呀，全世界人民拍手笑呀”，活像在举行一场狂欢会。几分钟之后，一群红卫兵破门而入，把正在高歌狂舞衣裳褴褛的小黄拖走，最终将其打成现行反革命罪，判刑十四年。在狱中，小黄经常半夜三更高歌，经常因此挨揍，后来死在同号犯人和管教干部的拳脚下。几年后，他的海外亲人回来寻找遗骸，想安葬到老家祖坟上，然而昔日的埋葬地已变水库，其骸骨连同他的名字和一肚子的红歌，永远沉寂到水底世界。

毛去世，湘西某公社举行追悼会，一些小学生进会场前哭不出来，老师一巴掌扇过去立即哭了，随即被推进会场。事后老师向家长们解释：之所以如此，是为孩子好。

天津郊区李某，旧社会在天津过银行职员。文革初，村里为凑齐四类分子之数，给李加上坏分子头衔，随时拉出来批斗。毛泽东去世那天，李某晚上喝了两盅酒，被人举报到大队，说他这个时候喝酒，不是一般的酒，是庆贺酒，是反攻倒算酒，意味着对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怀有刻骨仇恨，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大队干部立即组织民兵，将李某抓起来，连夜召开批斗大会，又办一个多月的学习班，强迫李某彻底交待妄图变天复辟的事实。学习班结束被放出来时，李某已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李某有几个儿子，个个聪明帅气，但因受家庭影响，都找不上媳妇，成了老光棍。文革结束摘帽时，儿子们早已错过了结婚成家的年龄。2005年，李某的最后一个光棍儿子死去，李家彻底断了根。

1976年9月9日下午，几个年轻人正在上海提篮桥闲逛，忽听播报毛去世，许多行人当场哭起来。其中一个年轻人叫胡展奋，见众人大哭，不禁扑哧而笑。民兵小分队看见了，立即将其扭到派出所审问。胡急中生智，说：“我没笑！你们难道不知道哭脸和笑脸很像吗？”坚持到天黑，死不改口，最后把他放了。

毛去世，某校举行悼念仪式。三鞠躬，一鞠躬时，前排有同学放屁，到第三躬时，后边的同学实在绷不住，笑出声来，听到屁声的都跟着笑，没听到屁声的跟着笑声笑，一时乱了场。事后，校长责令班主任严查，最后落实到沈兆华同学头上。学校停了沈五天课，要他重复写检查，挖根源，班上宣读，最后扒走红领巾，再也不许戴。

1976年9月9日下午四点左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毛泽东逝世的讣告。豫西某村的民兵营长跪在村庄的高音喇叭下痛哭，并且对那些哭声小的人大声痛骂。有一辆汽车从公路上驶过，司机似乎没有听到广播，这位民兵营长站起来，对着远去的司机大声喊叫：“日死你祖奶奶，日死你祖奶奶，毛主席死了，你的汽车还往哪儿开？”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经过，没有下车听广播，民兵营长过去一脚

（转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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