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29日讯】【编者的话】20世纪30年代初期，全中国各个“红色根据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肃反。而以江西的肃反运动尤为惨烈。赣西南苏区肃清AB团，屠杀7万多红军。红二十军被中央红军大部队包围聚歼，副排长以上的700多名干部被集体杀戮；闽西苏区肃清社会民主党杀人如麻，使苏区的30个区委中，只有一个还能勉强维持工作。红二十五军原有1.2万人，43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6000人，而红四军排以上的干部基本被杀光。曾中生、邝继勋、刘铁超、肖大鹏、曾炳春、李明瑞、段德昌、万涛、许继慎、朱勉之、季振同、刘士奇等等，这些军级以上的高级将领自30年代初就永远的从中共党史上消失了。他们不是死在国民党的手里，而是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可以说，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高级干部，远没有共产党自己杀的多。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但在中共党史中从来没有否定“肃反运动”本身，作者编剧韩飞整理了一些几次肃反中的鲜为人知的事例，帮助大家了解这段本不该发生的历史悲剧。
一、湘鄂西“大肃反”
荷花、香菱、鱼满仓，韩英和赤卫队同志们的洪湖，曾经“滋润”无数人的少年时代。“洪湖水浪打浪”的浪漫背后，还有另外一番景色——上世纪30年代初，湘鄂西根据地“大肃反”，红军杀红军，血染洪湖，人人自危，造成千古奇冤。
湘鄂西根据地“大肃反”，是红军史上的一道“伤痕”，因各种原因，鲜为人知。因电视剧《洪湖赤卫队》热播，此段历史又被提及。记者查阅各方资料，从一些“开国”将领的回忆录上，试图还原这一历史悲剧。
始作俑者是夏曦
湘鄂西根据地“大肃反”始作俑者是夏曦。 几乎所有的资料都将矛头指向夏曦——时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中革军委湘鄂西分会主席和肃反委员会书记，大权在握。 数十年后，对他的功过，甚至他的死因，依旧争议不休。
夏曦，毛泽东校友，早年一起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还一道参加过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这位1901年出生的湖南益阳人，“革命”道路“辉煌”，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还是中共五大、六大的中央委员，担任过湖南、浙江、江苏3个省的省委书记。1927年夏曦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和王明一起，成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有史学家认为，这正是引发“大肃反”的潘多拉魔盒。
1931年3月，夏曦被派往洪湖“革命根据地”，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湘鄂西根据地，1928年由贺龙、周逸群等人创建，为当时3大“红色根据地”之一。编制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后改编为红三军。鼎盛时期，拥有近3万正规红军、20万地方武装，并占地50多个县。
事实上，夏曦到来之前，中央一度派来“工运名将”邓中夏到湘鄂西取代周逸群任二军团政委。然而，不久王明上台，借口邓中夏不够主动，把夏曦派到湘鄂西做负责人。
湘鄂西“大肃反”的序幕
夏曦主持当地工作后，把党内军内正常分歧都当成“混进了大量的改组派、托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连续开展四次“肃反”运动。第一次“肃反”始于1932年5月，据湘鄂西中央分局之后向中央提供的报告（下简称“报告”）称，党政军各级干部被捕达“千余人”，“处死百数十人”。
同年8月第二次“肃反”，正值反“围剿”失败，红军撤离途中，又称“火线肃反”。贺龙回忆：“白天捉人，夜间杀人”，走一路杀一路，对象为红军指战员。报告称“逮捕241人，处死14人”。1933年3月，夏曦发动第三次“肃反”，大批老红军的创始人如周小康、陈协平、杨英、王炳南、段德昌被杀害。报告称“逮捕236人，处死56人”。同年5月，第四次“肃反”，一直进行到1934年春天。报告称“逮捕172人，处死41人”。
四次“肃反”，报告称“前后共逮捕了3000多人，党苏（苏维埃）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不过，这只是最保守的估计。贺龙曾回忆：“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仅在这次（第一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 “一万多人”与报告称“处死百数十人”的差距之大，难以想象。况且还不包括后三次“肃反”。
一个公开的事实是，3万多人的红三军，经过肃反后，加上牺牲和逃亡的，人数下降到3000余人。行军从头可以看到尾，出现枪比人多的怪现象，士兵没人敢当班、排长，生怕冤枉送命。
杀得洪湖水变了颜色
人人自危。当时夏曦定了各种名目抓人：二人相遇，在茅房里说句话即有“兄弟团”嫌疑；同乡相聚，买些花生来吃即加以“好吃会”之名；女同志拉家常，被打成了“荷花会”反动组织……
而一人成了“改组派”，一经逼供，往往牵扯出一串人。思路简单：如果上级为“改组派”，那下级必然是；军事指挥员是，搭档的政治委员必然是；首长是，警卫员必然是……
一旦成了“改组派”，之后遭遇惨绝人寰。据说，光逼供的酷刑就达20余种。“鸭子凫水”、“背火背篓”，光名字就让人不寒而栗。运动中，省委巡视员潘家辰成为“肃反”对象，右手被打断，他还不低头，又连遭毒打，关节全被打断，以致神志不清，最后只求一死。
据潘妻庄晓东的回忆，曾任红三军前委书记兼红三军政委的万涛被通宵拷打，哀号之声惨不忍闻，然后召开公审大会，煽动群众将之乱棍打死。当时一起被刀棍所杀的，还有一批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万涛死后，身为政治部主任的柳直荀非常不满，被夏曦得知，一逮捕即被打昏，后几乎每天被拷打至深夜。被乱棍打死后，尸骨无存。毛泽东《蝶恋花》词中“我失骄杨君失柳”句，“柳”即柳直荀，“君”是柳妻李淑一，50多年后才知道丈夫的真正死因。
在第二次“火线肃反”中，一些指战员刚下战场就被捕，身上还留有硝烟和枪伤，未经任何审判，也没有丝毫证据，就被杀害。没来得及杀的指战员则被集中关押，称之为“自首连”，行军时用绳子捆成一串，背上大量物件；打仗时发枪，冲在第一线。
“可歌可泣”的是，这批人身如囚犯，随时可能被处死，作战却特别勇敢，但夏曦还是认为他们动机不纯——“他们企图更有力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当时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一半枪决，另一半则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据说，当时吓得农民不敢下湖打鱼，因为打捞上来的多是死尸，湖水甚至变了颜色。“解放”后多年，洪湖还能挖出白骨。
段德昌，红三军第9师师长，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肃反”也难逃一劫。他对夏曦的做法提出质疑，随后立即被逮捕。段临死前提出3个要求：给顿饱饭；妻女为烈属；子弹留着打敌人，用刀执行。据说执行者为了折磨段德昌，选了一把钝刀将他砍死。1952年，毛泽东签署颁发了烈士证，第一号为段德昌。
湘鄂边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之一、红9师参谋长王炳南也被杀，被杀前已被打断双腿，是被人架着砍死的。王炳南被杀后，他的二儿子也被杀害。
夏曦杀人如麻，他身边4个警卫员，被他亲手杀了3个。贺龙哀求：老夏，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夏曦听后，默默无语。贺龙“和夏曦争，从来争不赢”。时至今日，很多人无法理解，这群能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的勇士，面对自己人的屠刀时，为何会变为沉默的羔羊。
或许，可以从贺龙当时的表现中略窥一斑。夏曦刚来湘鄂西根据地，以省委名义作出决定，取消了军、师指挥机关，将红三军改编为5个大团，受军委分会直接指挥。
贺龙的回忆
湘鄂西中共前委书记万涛和巡视员潘家辰曾反对夏曦的做法，不过当时的中共中央支持夏曦，让其地位得到稳固，“大肃反”得以展开。贺龙回忆，那时他“还是新党员，只懂得遵守党的纪律和服从组织决定”，“国民党强大，我们弱小，斗争残酷，中央说有反革命打进苏区和红军，我们也是相信的”。没想到，夏曦搞的“大肃反”，一度波及这位“新党员”。
《贺龙传》里写过一段：贺龙在国民党军中当过官，夏曦就逼贺龙写声明，怕“改组派利用你的声望活动”。贺龙回击道：“民国十二年（1923年），我在常德当第九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的名片，来找我接头，问我要10万块钱……你杀了这么多人，是什么共产党员？你给我写声明书！”夏曦相当尴尬。
1933年初，夏曦解散党团组织，并宣布“省苏维埃是反革命把持的团体”，另组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上由夏曦、贺龙等7人组成，而实际上大权操纵在夏曦手中。
贺龙公开反对，不过，夏曦有“最后拍板权”，“哪怕所有的人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非服从不可。捕杀师、团干部，我和夏曦争，从来争不赢”。
此次清洗，红三军和地方中只剩下了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3个半党员”。关向应为湘鄂西省军事委员会主席，卢冬生因是中共中央派来的交通员，属于“半个党员”。多年后，回忆这段历史，贺龙后悔不已。不过，贺龙还是救下了不少人，不少开国将领，如王尚荣、黄新廷、贺彪、杨秀山、谷志标等都是被贺龙从夏曦的刀下救出的。
“解放”后曾出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的刘林，是在被拉出去要枪毙时，被贺龙看见了救下。“开国”少将谭友林当时还是一个小警卫员，因“主人”成了“改组派”，他也被捕，临死之时，贺龙赶到，连忙救下，并大发脾气：“娘卖×的，他算啥子‘改组派’哟！他知道啥子叫‘改组派’嘛！一个洪湖边谭家巷十几岁的娃儿，连父亲都没有的孤儿嘛！”
一指障目不见天
1934年6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在黔东沿河县枫香溪召开会议。在这个名字颇具诗意的地方，红二军团初步总结了“肃反”“扩大化”的惨痛教训，重新恢复了党团组织。不可想象的是，一些红军战士得知要再次入党，竟因害怕而断然拒绝。此次会议，夏曦态度消极，一言不发。之后，中共中央来信，批评了夏曦等人在“肃反”、解散党团组织方面的错误，责令停止“肃反”。夏曦终于承认错误，已被提上日程的第五次“肃反”被取消。历时两年的“肃反”停止了。
同年11月，在红三军指挥员们痛心疾首的控诉下，夏曦被撤销一切领导职务，改任塔卧区苏维埃主席。遵义会议后，夏曦又被任命为湘鄂川黔苏维埃主席、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
此后，夏曦低调行事。一年多后，在贵州毕节县七星关的一条河里，夏曦神秘死亡。比较可信的说法是，1936年2月28日，“长征”途中，夏曦前去劝说一支离队的队伍，途中趟水，不慎失足，溺水而死。被土匪追杀而溺水、因筹粮而溺水……还有其他种种说法，大多语焉不详。有传言，夏曦在水中大声呼救，岸边观者甚众，却无人相救。在夏曦溺亡的地方，现建有高大的纪念碑。在洪湖各地的“革命”历史纪念馆，也能看见他的画像，甚至摆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廖汉生回忆，1984年，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落成，一些红三军老战士手指纪念馆中夏曦的照片，火气十足，数落不休。当然，廖汉生认为，夏曦之所以犯那样的错误，有他本人的原因，也有中央的原因，因为这是一个路线问题。曾任湘鄂西临时省委秘书长的谢觉哉（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写诗一首回忆“肃反”，诗曰：
好人不比坏人贤，一指障目不见天。自残千古伤心事，功罪忠冤只自知。姓氏依稀名节在，几人垂泪忆当时？
（待续）
（本文内小标题有修改）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