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9月2日讯】孔子要去了解一个地方的政治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者从民间得知，二者从诸侯得知。当时孔子在各个诸侯国已有了很大的名气，而且孔子可以和诸侯分庭抗礼，这在我们当代的中国恐怕也是很难做到的。儒家思想在当时也是显学，而孔子又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当时的学术权威，诸侯是十分尊敬他的。而且当时的学术具有独立性，不仅孔子能得到诸侯的尊敬各派的思想家都是如此，诸侯的权势再大也不能超越学术之上，当时的各派思想家是可以直接批评各个诸侯的，诸侯虽然很不高兴但是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虽然很多诸侯都主动向孔子请教治国方略，但是孔子所提出的思想诸侯并不采纳，当时的社会情形也确实无法实现孔子的理想。孔子周游列国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听信孔子的方略，所以他才发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慨叹。不仅春秋时期没能实现孔子的理想，就整个中国社会至今也没能实现。要实现孔子的理想关键还是在民众，如果民众都能有温、良、恭、俭、让的德行也就天下太平了，整个社会就能朝着良好的方向运转而不是现如今的恶性循环了。我们要学习孔子反求诸己的精神，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就要先有什么样的修养，每个人都觉醒了整个社会也就觉醒了。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在中国古代是非常讲究家风的，这里所说的“父之道”就是指家风。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立家之本，是一个家庭对内文化的传承，对外文化的展现。某一个家族的子孙之所以可以称为这个家族的后人不仅仅是因为血缘，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家族的后人继承了其家风。在某一个家族当中并不一定每一个子孙都是具有血缘关系的，有些是过继过来或者收养过来的，但是这些后人也算是这个家族的子孙；有些是这个家族的血缘，但是这个家族并不一定承认他属于这个家族，或者自己不承认属于这个家族，或者就是双方互相不承认。由此可见，中国人非常看重文化认同，至于文化和血缘哪个更重要这在中国人的思想里就比较模糊了，我想各有各的看法吧。
从这段话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已经进入了父系男权社会，父亲为一家之主，而家庭的主导地位也是由儿子来继承。所以，在中国经常以父来代表父母，以子来代表子女，这也是我们阅读古籍的一个基本文化常识，切不可一见到父就以为单指父亲一见到子就单指儿子，这要视情况而定。在父系男权社会中一切的文化典章制度都是以男人为中心的，而男人也承担了家庭和社会的主要责任，相对的女人的活动范围就受到了限制。但是，此时女人的地位也绝对不会如我们平常想想的那么低，男人也不会把女人压迫的死死的的，这种情况最起码到唐朝还是如此，而且恐怕有很多方面对女性的尊重程度还有高于现代。在孔孟的思想当中也绝对没有压迫女性的一面，关于孔孟父母的传说也只有其母亲的而没有起父亲的，但是孔孟也绝对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大背景单独提出女性的问题，我们后人对其思想不要误解太多就好了。
心之所向谓之志，父亲还健在的时候主持家庭事务，儿子不可以独断专行，要配合父亲的工作，顺应整个家庭的发展。虽然此时儿子处于辅助地位，但是不可以没有志向，一者没有志向便不能为父亲分劳分忧，二者将来一旦自己主持家庭事务就不知从何下手。有了志向才能够激发学习动力开发学习潜能，通过不断的学习增长智慧，为家庭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父亲不在了，儿子就要走上家长的地位主持家政，所以要看他的实际作为。这时儿子的作为会更加深刻的影响整个家庭的发展，其行动决定着这个家族未来的命运。
中国的数字都是非常具有弹性的，比如这里所说的三年，并不一定就是绝对指三年，它可以表示几年的意思。父亲过世后儿子主持家政，如果一下子就做出大动作的话对整个家族都会十分不利，这种突变可能会引起家族的分崩离析以致整个家族的灭亡。所以此时要继承以往的家风保留父亲制定下的一系列治家方略，这里所说的在几年之内不改变父亲之道不是说就一点也不变，这恐怕也不可能，只是不要突变就好了，改革也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这样整个家族的基业才能保留下来家风才能继承下去。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此处所说的礼绝对不是我们平常所理解的礼仪、礼貌、礼节等等，它指的是一整套的社会制度，其作用类似于今天法律所起到的作用，但是要比当今的法律范围大的多，不过礼不包括刑罚当今法律是包括的。礼是孔子一生的追求，孔子的理想就是以礼来治国，但是这个礼不是由孔子自己创造而是参考周礼加以改进。在孔子的社会理想中礼的地位是最崇高的，任何人都不能超越之包括君主，君主的权力要限制在礼当中，并且君主的权力要来源于礼，这也就是说礼即是政府权力的来源也是政府权力的限制，政府一旦超越了礼违背了礼那这个政府也就失去了它的合法性。如此看来礼是不是不能变化的了？当然不是，礼也是要根据不同的时空条件加以改变。但问题是礼不会自己改变，还是需要人去做出调整，那谁有这个权力呢？孔子并没有说明谁有调整礼的权力，但是我们从孔子的言行当中可以推断出。周礼相传是周公所作，不过究竟是不是周公所作我们也很难得知，但是孔子相信这个说法。那周公在中国文化当中或者说在儒家思想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或者说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他是政治的领袖还是文化的领袖？虽然周公辅佐成王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但是在中国文化或者说如今思想当中周公是被看做文化领袖的，实际的天子也就是政府代表还是成王。周公作为一个文化领袖，其名气和历史地位远远超越了作为天子的政府代表这在中国历史上现实出什么意义呢？文化可以超越权力！权力是可以被文化限制的！孔子理想中要建立的国家所施行的礼也是由孔子参考周礼加以调整过的，而不是君主制定的。由此两件事我们可以得出礼的创造与调整应该由文化人也就是知识份子来完成，这也就是说国家社会制度的建立应该由知识份子来完成。这表明什么呢？这表明了政府可以掌握政治权力，但是文化权力一定要由知识分子掌握，并且政府所掌握的政治权力不能超越知识份子所掌握的文化权力，文化不是政治的附属，知识份子也不是政府的附属。
和是一个什么状态呢？简单说人与人之间关系融洽、社会稳定、民众与政府之间没有冲突就叫做和。礼的作用可贵之处就在于能使人和，这岂不是很美满？但是有子又马上提出大大小小的事（也就是所有事）都以和为目的是不行的，良好的政治也是不会实现的，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一味追求和就会破坏礼，而破坏礼的往往是权贵，只有权贵才有破坏礼的条件，而礼遭到破坏的结果只能是民众遭殃！本来礼是规范所有人的，可是一旦权贵超越了礼去气压民众那这个礼就成了权贵为所欲为的工具，民众又没有超越礼的能力所以就会遭殃。如果政府一味追求社会稳定、民众不跟政府起冲突那这时礼也就被破坏掉了，这时的政府也就不会再顾忌到礼的约束性了，这是很危险的！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义是比信更大而且更具体的原则，所以信符合义诺言才可以兑现。孔子所创立的儒家之道都是为君子所施设，作为君子就要能够通达天地人情，既能体悟最高原则也能处理具体事宜，否则就有可能变成小人。所谓“盗亦有道”，想要成为优秀的盗贼也是要讲原则的，信就是其中一条。事先说好了的分赃原则如果到时候不兑现那这个盗也不会在盗贼中树立自己的地位，所以信也是他的行为准则。另外讲诚信也要顾忌到具体时宜，古代就有一个人跟人家约好了在大桥下见面，可是那个人却没有来而自己偏要讲诚信，洪水来了都不离开，你说这样的诚信不是很害人吗？
文章来源：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