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19日讯】这几天关于中国在国际上的热门话题是“崩溃”，而中国官方的透风是“政改”。政改有多种角度，根据消息来源的不同是不一样的，有些是官方文章报导和透露的，有的是通过海外媒体放风，还有是通过人们的猜测或者是分析，这个以9月7日路透社发表的习近平和胡德平的私下谈话为代表。我们这次主要是通过分析官方意识形态当中，现在有一个趋势，至少有一种迹象，就是要去除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个倾向我们来看中国政局的走向。
西方媒体的崩溃论
在这之前我们先谈一谈，最近西方媒体的一个关于“中国崩溃论”的说法。西方媒体和政治、经济领域的智库、专家、学者，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的评估，长期以来都偏过分乐观，这个乐观程度要超过中共高层对自己统治的一个实际认识。不是说中共对民众的宣传，因为对民众的宣传永远是“一片大好”，当然它这种宣传最后也会反过来迷惑自己。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日籍学者他的提法，这个人叫福山，他认为中共的这种宣传和封锁信息，最终使自己得不到真实的信息，而可能会造成中共统治的崩溃。
实际上对中国实际情况了解的西方学者，并不是没有，只是说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他不说。当然这方面我看得比较少，比较著名的，比较深入的研究，而我本人打过交道的，我知道有这么几位，因为我一般不打交道，我不会知道这些人。一位是章家敦先生，他是一位律师，中国人对他比较熟悉，因为他是华裔。2001年他根据自己在中国生活、工作了十几年的经验和观察，出了一本书，叫作《中国即将崩溃》（英语：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当时绝大多数人都看好中国的经济前景，而他的预测是中国的社会体制将在5到10年内崩溃。
大陆网上有不少人对他很感冒，但实际上没有读过他的书，我跟他曾经谈过，他告诉我他预测的是2011年，就是10年。需要注意的，他谈的实际上是中国的社会体制的崩溃。中国人的真正的朋友实际上应该是讲实话的，而不是那种胡乱的吹捧，而一门心思要把你钱袋掏空的那些人。从今年中共的政治危机来看的话，章家敦的预测相当准确。
在2011年底的时候，他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文章〈中国即将崩溃：2012年版〉，他在这里谈到说，对中国经济的国内因素和国际环境已经改变，所以中国经济可能会走向日本持续经济衰退的模式，甚至崩溃，而社会抗议活动也增加，越来越暴力。他认为2012年的中国很可能会发生失控，并且谈到正在开始政权交班，无力应对目前的一连串重大挑战。
他这个预测，根据今年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应该说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像这种十年期的预测，在相差一年的情况下，主要的论点都已经兑现了，这个属于相当准确的。在这本书出版以后的10年，就是说去年2011年，另外一本书出版了，叫《致命中国》（英语：Death by China），这本书我曾经见过其中第二作者格雷格•欧特里（Greg Autry），他是我所见到的对中国问题，尤其是中共的本质，认识最清楚最透彻的西方人之一，具体我就不介绍了。
刚才列举的是今年王立军、薄熙来事件之前的，在这之后，当然这方面的这种观点就更多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时代》杂志这一周的封面故事，是它的驻中国记者汉娜‧比奇（Hannah Beech）从北京发来的报导，题目是“不自由世界的下一任领导人”。她采访的不是外国人，都是中国人，她谈到说过去两个月，她跟各种背景的中国人谈话，包括学者、企业家、农民，甚至是死硬的共产主义者，在这里她用的是die hard communist。
她说她最受震动的是这些被采访的人都共同相信，中国政治制度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否则将面临着改朝换代的社会动荡。她还谈到虽然很多西方人相信“未来世纪属于中国”这样天花乱坠的宣传，但是她说她接触的中国人，预测的未来更加复杂。她说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难怪中国领导人要拼命维稳，即使所有的努力弥漫着绝望。汉娜‧比奇本人在接受《时代》杂志对她的采访，被自己的杂志采访的时候谈到，说全球化改变了中国，希望也会在不久的将来给中国带来政治的变化，而最坏的可能发生的情况是革命爆发。
西安砸人者蔡洋个案分析
现在跳出她这篇文章。革命的爆发的因素，当然会出现在被称为“群体事件”的官民冲突当中。官民冲突很多都是地方上的民众的利益受损，如圈地、拆迁、就业、环境污染等等，这些都被各种专家学者包括中共的官方学者研究过。但是我今天我要谈的是一个更全面，更广泛的绝望情绪，我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案例，就是西安反日游行当中，用U形锁打破日车车主头颅的那个凶手蔡洋。这个是值得分析的案例，《南方周末》做了一个报导，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他是一个离开土地，进城去谋生的年轻人。中国现在比历史上所有任何时期，任何朝代，都更具有不稳定的因素。在历史上除了外族入侵的因素以外，绝大多数的内乱，中共的官方语言把它叫作“农民起义”，这些内乱并不是由农民起义所发动的，原因很简单，农民有土地，只要土地还能有收入，而这个收入还能养活他们，只要有一线生路，农民是不会造反的。
农民参加所谓的造反，多半是被别人裹胁。你像早年中共干革命，多半进了村以后，都是裹胁别人去革命的。记得美国有个电影片，叫作《天和地》，是一个越南的女孩后来到了美国以后她写的，根据她写的书改编的。那里面就有一个，人们问这些越南人，说你们为什么要跟着共产党走？村子里的人就回答说：不是我们愿意，而是我们没有选择，因为共产党就在我们中间。就是说它实际上是裹胁了所有人跟着它去造反。基本上农民是不太会造反的，中国社会重大变动的因素，是离开土地的人，或者是商人，或者是手工业者，或者是强盗，或者是窃贼，《水浒》里面聚啸山林的108将，能够勉强算上农民的，也就是1、2个而已。
但是在中共的统治下，这个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是中共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这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中国的农民第一次不拥有土地，但是他们又被户口限制在农村，即使现在开放了，可以走进城市去了，在城市里面他们延续到第二代，仍然是外人，他们不是城里的自己人，即使农民工到了第二代，他们仍然是无根的，他们既不属于农村，也不属于城市。他们不可能再回到农村去务农了，因为农村已经无农可务，包括疯狂的基本建设和暴力圈地、拆迁，使得更多的农民失去了传统的生存手段。把中国人口当中这么大比例的人群，变成了社会边缘人，这在古今中外都没有发生过。
其次，这个蔡洋他所受的教育，是他相信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任何暴力、打砸抢，甚至杀人都是合理的，哪怕杀的是无辜的同胞，这个作法他认为是符合他所生存的社会的道德标准的。也就说在中共制订的道德标准里面，这是容许的。在中国宣传、教育、文化，以至娱乐领域里面，都充斥着中共打江山以来的暴力、仇恨和大规模杀戮的内容，而且这些内容无孔不入，这个人不需要接受很好的教育，但是他同样从他的日常生活当中接受到这一点。
这从蔡洋喜欢看的电影，喜欢玩的游戏，都可以看出来。这点并没有随着所谓的改革开放而有任何变化，变化的仅仅是表面上，这些行为在统治者的字典里面，它的道义基础从革命转变成了民族主义，如此而已。统治者仍然是迷信革命，仇恨和暴力的。没有什么比这次的反日游行更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了。这和其它国家，任何国家发生的街头暴力是不同的，其它国家的街头暴力，他有一些是抗议者对权力反抗过程当中，或者对权力代表的某些政策的反抗的过程当中所发生的。而反日游行当中的暴力，是当局意志的表达形式，是用中国土地上的狂暴，破坏财物，甚至杀戮，来表达国家的外交政策，这个是跟世界上任何国家街头暴力不一样的地方。在中共的字典里，它是政治正确的。
再一个就是在社会上，尤其在公开场合，不仅是是非善恶标准颠倒了，就是连正常人和精神病人的标准也颠倒了。蔡洋显然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青年，根据这个报导可以看出来，他不仅有家族精神病史，而且他自己本人很早就出现了明显的精神病症状。就是这样一个精神病人，在西安反日游行当中，做出了“政治正确”的疯狂行为。
这个疯狂行为在游行队伍里面是被大家看成是正常的，当然我相信在游行队伍里面，大多数人不一定认可他和其他人的打砸抢行为，但是那些大多数人，因为政治的不正确，而无法形成对少数人暴力的有效制约。这就跟中共土改时候的作法是一样的。土改的时候，大多数农民其实并不支持对地主肉体消灭的政策，真正上窜下跳的只是极少数几个无赖地痞而已，就是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讲的痞子，那是极少数，但是由于中共理论的支持，中共武装政权的撑腰，使得在农村实现了极少数痞子对大多数人的专政，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被肉体消灭的地主。
这样的精神病人，在反日游行当中是作为一种正常的状态出现的，就是说大家认为他的作法是不能否定的，包括警察在内。而真正的精神病院关了什么人呢？关的是法轮功学员、异议人士、不受中共控制的宗教信仰人士，它是把正常人、好人关到精神病院，而让精神病人在社会上成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想要肯定的所谓正常行为。
从这个事件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点，就是中国的司法全面沦为政治工具。在蔡洋伤人案当中，据说监视他的至少有6名以上的便衣，据说后来抓他用的就是便衣拍摄的照片，那么警察当时为什么不制止他，包括便衣警察在内？如果说周围的人因为害怕政治不正确，不敢这样做的话，警察为什么也不做？我想只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是警察也害怕政治不正确，也就说当社会冲突发生的时候，或者是出现犯罪行为的时候，执法机构首先考虑的是上面的政治态度，自己有没有站错队，而不是法律。这已经变成了中国社会的常态，而不是个案。
第二是上面有通知不让警察干预。网上就有人披露了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警察说，当天没有直接制止打砸，是因为没有接到采取措施的指令，他说毕竟游行者打的是爱国的旗号，这中间的判断比较敏感。
好，我们就来问一下，从什么时候开始警方是以揣摩上级的意图来执法，而不是按照法律来执行的？要知道这种破坏法律的行为，也是需要长期的熏陶和长期的训练，才能达到这一步的。执法训练不是一天养成的，违法训练也是要时间的。
我认为这个就是从迫害法轮功开始，系统的要求司法部门、执法部门必须按照党的文件，而不是按照法律办案，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到现在已经变成整个中国司法界的一个常态，这不是说什么司法改革白皮书发出来就能够改变或者能够否定的一个现实。
为何政改时髦而不可行
下面我们就要谈一下政改，刚才我们讲了中国社会面临着一个崩溃的大背景，在这个大背景下，政改这个说法就突然之间时髦起来了。我们知道很长时间，在中共政权的高层喊政改似乎是温家宝的个人专利，过去几年在公开场合就有十多次，但是和者甚寡，几乎是零。比起薄熙来唱红打黑那几年，政治局常委6个人先后去重庆捧场，相对来说的话，温家宝喊政改确实是比较凄凉的。但是自从王立军、薄熙来案发以后，尤其是最近几个月，政改逐渐变成了中共的一个主流声音，尽管说没有很多最高层公开发声，但是这个声音确实是多起来了，
我们就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中央党校《学习时报》7月2日发表文章，这个文章的特点就是声称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关口，甚至提到了就是改革要杀出一条血路。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原来是李鸿章提的，他当时提的是中国面临的从未有过的挑战，是来自列强的入侵威胁。
不管这篇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的文章它的作者的意图是什么，至少他是意识到了中共所面临的危机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这篇文章我们不来分析，我们只指出这一点来，就这篇文章认为改革是党的事业，必须由党来领导，而改革最终是完善社会主义体制，所以他所说的改革，实际上是为了加强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这一点我们是需要指出来的。文章里面提到政治体制的改革。
第二个例子，同样是《学习时报》，9月2日学习时报的副编审发表文章谈胡温的政治遗产，他列举十大问题，也把这个问题最终归结到了系于政改的深度，所以应该拿出勇气走出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第一步。当然他提的这些问题并不都是胡温时代产生的，实际上都是中共这个政权多年积累下来的弊病，这些问题其实一直都是国内外媒体在披露在揭露的，只是说这一次是由党校的刊物总结，可见这问题之严重。这篇文章就更多的强调的是要走政治体制改革，甚至提出了民主化的提法。
第三个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部的副主任公方彬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新政治观创新点与突破口，这篇文章里面最引人注目的是有一句话，叫作“迟迟未政改，缘于理论准备不足，不是惧怕民主”，后来很多非党刊的媒体转载的时候，就干脆用这个做题目。这篇文章本身就有很多可以做评论的，我们就不具体评了，就说一点结论性的东西。就是不能用中共夺取政权以前的宣传口号，就是关于民主的宣传口号，来证明中共不惧怕民主。夺取政权以前喊的口号，和夺取政权以后实施的政策，这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
在中共的统治下，这个准备不足的理论是永远也建立不起来的，因为中共的性质和所谓的政改，它在本质上是有冲突的，因为中共的性质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哲学思想，就是破坏社会现存的任何体制，任何现状来建立所谓无产阶级的政权。这个和政改本质上是有冲突的，任何理论都不可能把对立的东西融合起来，对实践进行指导而不出问题。
我们要讨论的是下面一个问题，就是9月28日新华社发文在说明十八大召开时间的这篇文章里面，罕见的不再采用官方一直使用的说法，而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都没有提。我想这不会是偶然出错，可以说是对未来中共将在理论上进行上某种尝试的一个体现，至少是先体现在现在的公开说法上面。
这个提法的背景我想无疑是薄熙来。薄熙来在官方公布的罪名上面没有这一条，但是中共感到威胁最大的恰恰是这一条。在重庆推行的政策包括唱红和打黑两个方面，都是模仿了毛泽东的做法，都是比较偏向于原教旨的共产主义和实践，也正是因为这样，他受到了毛左和部分处于社会边缘的民众的支持和吸引。这个吸引力和他本人的腐败、本人的黑、残忍、政治都没有关系，因为别人（毛左和那些被他吸引的民众）所关注的是这个口号和理论，而不是他本人怎么做的。也就是说薄熙来的出现，他的土壤是有他的理论根源的，这个可能是中共感到需要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进行某种程度清算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这里我们要谈到中共是一个理论非常混乱的政党。在民主自由的国家，它当然有基本的理念，但是它不会去消灭不同的思想，也不会把主义思想写入宪法要全国人民遵守，因此它不存在理论混乱的问题。而独裁国家不一样，尤其是共党的独裁国家，它需要一个指导思想，因此当这个指导思想和它的理论发生混乱的时候，就会对社会生活造成实际上的影响。
中共正式宣布的理论体系是什么呢？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这一大串就使得中共在世界的眼里看来，是不折不扣的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者。
中共的政权移交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成绩必须是自己的，问题和矛盾都留给后人，包括混乱不堪的理论体系。每一任领导都要在原来的理论体系当中加上自己的东西， 无论这个加上去的东西和原来的东西混在一起看上去有多傻、多无聊、多没意义，或者有多大的矛盾。任何一个人他如果要挑战中共现行的中共领导层的话，不是说挑战中共的理论体系，而是挑战中共的领导层的话，他都可以在中共的理论体系里面找到支持他的理论根据。
毛泽东思想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夺权有理、造反有理，这是中共夺取政权的理论根据，也就是说中共建政，它是符合了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胜王败寇；另一部分是继续革命，就是以文革为典型代表。这两部分是不同的，一个是打江山的合法性，一个是坐江山的合法性，它用继续革命的理论代替了历史上新王朝建立的时候必须要有的树立君权神授的合法性，它也用继续革命代替了现代民主社会合法性的来源——选票，它用继续革命来做为它坐江山的合法性。
邓小平理论有两点，一点是用经济发展来取代继续革命理论成为政权合法性的新的来源，这是后来的“发展是硬道理”；第二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来保持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说它用前者（经济发展）来保证没有人对后者（马列主义）提出挑战。这等于是一个交换，就是我给你过好日子，你别挑战我的统治，但是这一点在根本上是矛盾的，实际上是把问题留给了后人。
三个代表就是对马列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否定，但是它却不承认这是否定，它说这是发展，所以江泽民统治时期，中共的理论体系混乱是最严重的。因为如果你承认资本家是受法律保护的，那么你就必须承认三大改造是错误的；如果你承认个人财产不受侵犯，那么你就必须承认土地改革剥夺地主的土地是错误的。就这一类的矛盾在中共的理论体系里面到处都是。
中共现在它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它不去清算这个混乱自相矛盾的理论体系，那么新的×熙来、×泽东和不知道会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任何人，都可以去利用社会上实际的社会矛盾，采取这个理论体系当中的某一部分作为旗号，对中共的统治者形成挑战。这还不包括那些真正在推动民主自由的中国的健康力量。
如果要对这个体系进行清算的话，它立刻就面临一个自身合法性的问题，因为中共现政权的权力来源归根结柢是来自毛泽东的革命，后来的经济发展和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它都是临时替代品，是应急用的，用这些不能取代毛泽东革命所给中共政权带来的合法性基础，任何所谓的政改都没有办法来回避这一点。
一种中共可能的做法就是逐渐淡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是淡化不是否定。其实邓小平当时也做过淡化，你淡化别人不见得就不会用，别人不见得不会去强化，因为只要你不去彻底否定，你就不可能避免别人去用。因为中共拒绝自己的合法性是来自神的，也拒绝把合法性交给人民的选票，因此对于中共来说，不是什么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找不到统治的合法性来源，这是中共政权自身的内在死穴。不是说它不想改，而是不能改，它一改就把自己改掉了。所以我说真的要改也可以，那就是把中共给改掉、解体了，这是唯一的出路。
文章来源：希望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