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21日讯】
一、
《妈妈的爱》是高尔品在一九七八年八月的一个上午写出的一篇仅四千字的短篇小说。小说的情节相当简单。“我”和妈妈在同一所小学当老师。妈妈在家打扫卫生的时候，失手打坏了毛主席石膏像。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使她不容许自己隐瞒这一谁也不知道的“罪行”。她主动去学校请罪。“因为妈妈主动请罪，只剥夺了她上课与参加政治学习的权利，另外规定她每天要打扫两次厕所。”“三个月之后，她被宣布撤销了处分。”“‘天天读’的早会上，……读报纸的时候，《人民日报》在老师们的手里推来推去，末了，竟推到了妈妈的手里。”妈妈把它当成了光荣的政治任务。“她红着脸，胆怯地看看同事们，怯怯地说：‘我能读吗？’她的请求那么低微，那么虔诚……”“妈妈太激动了，几乎是在用一种发颤的声音读着报纸”。“忽然，妈妈不吱声了，报纸在她的手中瑟瑟抖着，老师们全都变了脸，我突然明白过来；她把刘少奇读成了……”
在一片赶快向毛主席请罪的怒吼声中，“妈妈惊慌失措地看着一张张愤怒的脸，慢慢地站起身，对着墙上的毛主席像，噗咚一声跪了下去……”妈妈就这样成了“屡教不改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她被关进了用作牢房的小阅览室，接受全校批斗大会的批斗。在批斗发言中，对毛主席无限热爱的妈妈突然变成了妄想复辟变天的漏网右派，连“我”都不得不在批斗会上批判她。妈妈被判了十年徒刑。在监狱里她还叫“我”与她划清界线。最后，在妈妈“保外就医”出狱的第二天一早，她死在了毛主席的像下。
二、
这个短篇小说深刻地反映了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造神运动中，毛泽东成了至高无上的神，而中国人民则在对“神”邪教般的虔信中，陷入了精神的“炼狱”。这种邪教般的虔信给中国人的精神奴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自我摧残。妈妈在家打扫卫生失手打坏了毛主席石膏像。在正常人类社会里，她所毁坏的不过就是一个石膏像而已，没有什么好自责的，更谈不上是罪过。但是妈妈却认为自己犯了弥天大罪，非要用崭新的红绸子包好毛主席石膏像的碎片，流着眼泪双手捧着到单位去请罪。“我”想起“昨儿在街上看到的事：一个来城里‘请’毛主席像的农民，因为没有用双手捧着毛主席石膏像端端正正放在胸前，一出门就被‘专政队’抓了起来……”“我”对妈妈说不能去。但是，无论“我”怎么劝，也挡不住她。这种自我摧残似的自投罗网，揭开了妈妈的悲剧的序幕。
2、群体疯狂。妈妈为了将功补过，在政治学习时主动为大家读报纸。由于过度兴奋，把“刘少奇”读成了“毛主席”。（这两组倒楣的字，字数相等、平仄相同、而且押韵，在紧张或兴奋的情况下很容易读错。）在场的人无论是谁都知道这是口误，不但没有人宽慰她，反而响起了一片赶快向毛主席请罪的怒吼声。接着的是批斗“屡教不改”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夏美萍的全校批斗大会。大会上，全校师生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忠心，落井下石、上纲上线。最后，这些莫须有的罪行导致妈妈被判十年徒刑。群众的群体性疯狂把妈妈的悲剧推向了高峰。
3、人性灭绝。“我”当然知道妈妈多么热爱毛主席。“妈妈！你就我这么个独生女儿，当我刚刚咿哑学语时，你就教我喊毛主席万岁；当我刚刚认字的时候，你就教我写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你常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你幸福的后半生，你总叮咛我，心中要永远记住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如海深恩。你每请到一枚毛主席像章，都要激动地戴上三天，然后再把它别到红绸子上珍藏起来；女儿串连从北京回来，你拉着我谈到深夜，问我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脸上浮现出无限幸福的神情……”但是，在批斗会上，“我”不但不能为妈妈说一句公道话，反而必须批判妈妈，从而“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争取“做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种灭绝人性的要求把妈妈的悲剧推向了顶峰。
3、执迷不悟。妈妈凭白无故地被投入监狱。她从监狱中寄出来的信还在教育“我”，“妈妈反对毛主席，罪该万死，你一定要和我划清界限，揭发我的罪行，永远热爱毛主席他老人家……”。妈妈“保外就医”出狱以后，“头发全白了，脸也浮肿得厉害，泛着青光，眼睛发黄，毫无神色，话也不能说了。”回家后第二天一早，妈妈挣扎着起了床，她“扑到墙壁上，仰脸望着墙上镜框里的毛主席像，双手紧紧地抓着别满像章的红绸，全身颤栗……”然后，“妈妈象绷紧的琴弦突然断了一样松开了手，瘫痪了，两只眼睛睁大着，盯住墙上，眼珠发直，一动不动，白发披散在脸上。”妈妈死了。死在毛主席像下。这是悲剧的终结。
妈妈对伟大领袖的狂热的爱杀死了她自己。
伴随妈妈的悲剧的，当然还有“我”的悲剧。在妈妈出门自首之际，“我”正要告诉妈妈，“我”的心上人终于“对我说出来了”。但妈妈的自首给“我”的初恋蒙上了阴霾。妈妈被关进小阅览室。“我”去给她送饭，“看见妈妈泪水满面地跪在地板上，虔诚地仰望着毛主席像，哭诉着：‘……毛主席呀，我对不起您老人家，我有罪，我该死……’”，“我心中一阵悸动，眼泪便簌簌地落了下来”，立即遭到了“我班上的红小兵排长”的训斥。在全校批斗会上，“我”的心上人揭发妈妈，说妈妈“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早就是一个漏网的右派……”。他的话就像拿刀子戳“我”的心。接着，革委会主任又点名叫“我”揭发，“我鼓励着自己，说、说、说……也不知道究竟是说了还是没有说，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我忽然觉得头晕脚软，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漫漫长夜里，“我”的心上人成了“唯一敢偷偷摸摸到我家来的人”。他对“我”说：“夏蓉，我不是有意要那样揭发你的妈妈，他们知道我们好，越好越逼着你揭……”但是，最后他还是“拗不过他的妈妈，跟我撒手了。”
一个刚刚步入人生的纯真女孩的初恋，还没有真正开始就这样结束了。妈妈回来的晚上，只有“惨淡的灯光伴着我们。”第二天一早，妈妈就丢下“我”走了。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只剩下了“我”孤零零的一个人。
妈妈对伟大领袖的狂热的爱也扼杀了她心爱的女儿的爱情。
现代迷信杀人。把最狂热的信徒活活杀死。没有杀死的人，它留下来慢慢折磨。
三、
我和妈妈的悲剧是由于妈妈或者我的性格缺陷而导致的偶然个案吗？当然不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有多少虔信毛主席的人因为胸前挂的毛主席像章脱落掉在地上而跪地向毛主席请罪啊！有多少革命造反派“战士”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而把几十个毛主席像章别在裸露的胸肌上啊！有多少无比热爱毛主席的人因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误写为“无寿无疆”而被判刑甚至枪毙啊！
那时候，连解放军拉练都有身强体壮的大个战士捧着毛主席石膏像走在最前面。大个战士被石头绊了个跟头，他捧的毛主席石膏像摔碎了。从连长到列兵，就像听到口令一般同时跪下，一起向毛主席请罪。谁也不敢起来。谁起来就是谁对毛主席不忠。跪的时间长了，有的人憋不住尿，就跪着尿在裤裆里。这不是笑话，是真事。你若不信，请看冯骥才的纪实文学作品《一百个人的十年》。他们一、两百号人一直跪到天黑都不敢起来，最后多亏连长机灵。他突然高喊，“不好！前边村里有响动！敌情！可能是反动地主分子搞破坏！一排、二排、三排，全体集合，迅速跑步，目标左前方向各村。保卫贫下中农！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大家终于站了起来，向村庄冲去。
我们不禁要问：这是拉练吗？这样的军队能打仗吗？不，这连小孩玩的打游击游戏都不如。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有多少儿女揭发父母，有多少妻子揭发丈夫，有多少情侣被迫分手啊！“北京的一所小学，一个女老师在给小学生听写生字时不慎把‘社会主义’和‘垮台’放在了一起。结果被学生揭发出来。之后她天天被批斗，被男生扇嘴巴子。她的女儿跟她断绝了母女关系，一有风吹草动她女儿就在全班揭发她妈妈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九评共产党之四》《评共产党是反宇宙的力量》）
我们不禁要问：这是女儿吗？不，这不是女儿。这是敌人。这是仇人。这是养在家中的一头小狼崽子。
鲁迅用他的短篇小说《祝福》刻划了封建礼教杀人这一主题。高尔品用他的短篇小说《妈妈的爱》刻划了现代迷信杀人这一主题。就主题的深刻性而言，高尔品的短篇小说《妈妈的爱》和鲁迅的短篇小说《祝福》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
由于《妈妈的爱》对现代迷信作了入木三分的尖锐批判，所以其发表经过既漫长又曲折。脱稿以后，高尔品把它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赵水金女士，请她提意见，并说：“如果你觉得这篇稿子还可以，是否可以帮我转寄合适的刊物。”当稿子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时，正好《中国青年报》的副刊编辑老陈在场。赵水金女士和老陈一起看了稿子，觉得很好。老陈当即拿走了稿子，打算把它当作《中国青年报》副刊的重点文章发表。
但是，由于这篇稿子直接批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内容太敏感，《中国青年报》主编不敢发，稿子扣在《中国青年报》八个月也不发出来。老王只好把稿子重新退还给赵水金女士。
一九七九年二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举办全国中长篇小说座谈会，高尔品应邀出席。赵水金女士含着歉意把稿子退给了高尔品。就在这时，《北京文学》主编李清泉先生和两位编辑来到会议，找高尔品约稿。于是，高尔品把这篇稿子交给他们。他们三人与高尔品一边吃饭一边看稿。李清泉主编看完以后当场拍板，“我们《北京文学》发。”但是，考虑到主题的敏感性，李清泉主编说：“我可能要给你加一个尾巴。”
于是，《妈妈的爱》改名为《我的妈妈》，并在加上一个“光明的结尾“之后，在下一期《北京文学》（1979年4月号）上发表了。
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妈妈的爱》于一九七八年上半年及时问世会是什么情况。它会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1978 年5月11日）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解放军报》1978年6月24日）之后，成为射向“两个凡是”（华国锋1977年1月21日：“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的第三枚重磅炮弹。不同的是，这是一枚文学艺术炮弹，比前两枚政治理论炮弹拥有更广大的读者面和更广泛的影响力。
由于《妈妈的爱》在延误八个月才得以问世，关于“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尘埃落定，所以它没有机会发挥它本来可以发挥的政治作用。
五、
《我的妈妈》一发表就以其简洁的文字和深刻的内涵引起了全国读书界的普遍重视。全国最权威的文摘刊物《新华文摘》在下一期（1979年5月号）即予以全文转刊。接着，全国三十多家杂志以及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选集都陆续转载了这篇文章。一个小小的短篇小说得到这么广泛而集中的迅速转载，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不但普通老百姓爱不释手，文艺界的人士竞相阅读，许多领导同志也看了。多数读者对作者的大胆敢言都深表敬佩。当然也有人仍然把毛泽东当作他心目中的神灵，对作者肆无忌惮地亵渎神灵很不以为然。高尔品当时是芜湖市文化局的专业创作员。芜湖市新来的市委书记看了他治下的子民高尔品的这篇小说以后，凶狠地说：“写这样的小说是要杀头的呀！”
但是，广大读者喜欢这个短篇。文艺界也喜欢这个短篇。一九八○年举行了一九七九年短篇小说评奖会。《我的妈妈》获得提名，而且得票很高。评选结果报到中共的前文艺沙皇周扬那里。周扬对高尔品的一些大胆言论——包括他在全国中长篇小说座谈会上的发言——还记忆犹新。他谨慎地说：“这篇小说还是不要评奖吧。我们要保护作者啊。”
就这样，《我的妈妈》没有获得一九七九年短篇小说奖。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广大读者喜欢这个短篇小说的历史事实，也抹煞不了它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2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