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1月2日讯】马上要召开十八大了，市国保已打过多次电话，说要过来找我。我说，有什么事就直接电话上说吧，该配合的我一定配合，何必专门跑一趟呢？
但他们还是很“敬业”，10月24日这天下午3点多钟，他们专程来找我。这可是我被迫搬家后，第一次在新落脚地接待他们。想起清贫如洗的自己，经常被这些国保驱赶，如同流浪狗一般漂泊不定，无法让妻子孩子过比较安稳的生活，这着实让我很恼火。
他们说还是在辖区警务室见面，我说就不要在警务室了吧，在随便别的什么地方都行。他们常常没事找事，动不动就约我到警务室喝茶谈话，我对之早已厌倦。我是无辜的，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可他们每到某些关键的日子，总要来“关照”我，不厌其烦，这实在让我受不了。所以，我只要一接到他们的电话，厌恶与烦躁情绪就会油然而生。
他们一般都是带着任务而来的，当然这是领导的安排，否则他们也懒得理我；对于他们而言，他们只是为了那份很不错的收入。这些人多有高学历，有的还读过硕士，前些年他们曾对我说，他们现在每月拿两万元，如果有人多给一万元，他们也愿意跳槽。
他们靠纳税人养着，却专门整治我这样一个优秀正派的公民，甚至是有意制造灾难，迫害我。按常情，他们整人时，应该有所不忍，但时间长了，他们竟然也越来越麻木了。但他们总觉得是我与他们过意不去，故意给他们制造麻烦，因此就“理直气壮”地打压我。每次的谈话，他们都像审判犯人，仿佛他们都是正义的化身、最公正的执法者，可是实际上，他们的一切做法都不敢公开，每次找我谈话时，都不让旁人靠近。
而我也放开了，每次见面都会调侃：“腐败领导又安排你们限制我什么来了？”他们轻微一笑，然后一本正经地给我一条一条地细说他们的要求；每说一条，后面都有严厉的威胁，比如不这样就怎么怎么的，并且还以我遭遇过的拘留、劳教、砍杀为例，简直让人冷汗嗖嗖。这种感觉过去比较强烈，但现在我有点无所谓了，习以为常嘛。
这次他们来了两个人——还有一个没来，自2005年底以来，他们已与我打交道有7年了。因为是新住地，这次见面，他们还是把我拉到了警务室，并且也拉来了片儿警和村官。我一向很豁达，畅所欲言，面对两位陌生人，我先自我介绍，并申明我的主张：公民监督政府及官员；彻底铲除腐败，还社会公平正义；鼎力支持温家宝倡导的政改；不反政府不反党，但坚决清除腐败。我对他们说：实际上，我是在捍卫国法尊严，维护共产党的形象，我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可是腐败权贵则把我当成被管制和维稳的对象；你们打压我，就是帮凶。
他们听了，不置可否。接下来，市国保便给我说起“配合条款”：第一，不能再见山东维权人士杨林先生了；第二，不能见广州来的郭春平，因为他是很危险的人，经常上街举牌搞活动；第三，不能参加深圳的聚餐活动，也不能去其它地方；第四，从今日起不能再往海外投稿，一旦被他们发现，就会立即做出处理；第五，可以继续写文章，但不能评论习近平和江泽民，文章要等十八大结束后才发表；第六，不能公布辖区民警和国保的电话，等等。
以上谈话，让我最忧心的是不让我投稿，因为我靠稿费生活。我当时就反驳：如果不投稿，那我的生活费怎么来？我写作只是为了谋生，而且发表一篇文章非常难，你们说，关于我的生活费该怎样补？他们对此不做任何解答。
最后，他们很客气地说：“如果你有什么困难，需要社区提供帮助，就直接告诉我们。”我说：“除了钱，还需要什么帮助！”他们问我要多少钱，我说给两万，保证不写一篇文章。他们听了，只是一笑。
谈话就此结束，我也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可是很不幸，和他们才说好，我的网便被断了。由于国保的要求，深圳电信局拒绝将我的电话和网线迁移到我的新居，我好不容易找人拉了一根网线，才用了不到半个月。27日上午、中午，我的网线用得好好的，下午3点多，我带孩子出去玩，晚上回家后，却发现我的网线被切断了。立即打电话问原因，对方本来要帮我马上恢复，可当我报了号码后，他突然改口，说政府切断了全村网线，要半月之后才能开通的。我说：这怎么行，如果你不能保证服务，那就退钱吧！对方很爽快地就答应退款。
没有了网线，那么我就只能使用移动或联通了——但如果这样，加上设备，我总共要再花2000元左右。我没有固定收入，这笔开支对我太大了，我实在承受不起。很明显，国保对我的收入完全掌握，他们就是要用这种办法掐断我的脖子。面对如此强大的国家机器，我也实在太脆弱了。深入想一想，在如此流氓专政的国家，如果没有政治靠山，谁又不如此呢？
政治权利是最大的人权，如果公民没有政治权利，其它所有的人权都不可能得到保障——即便是亿万富翁，一夜之间也可以成为穷光蛋；即便是高官显贵，一夜之间可以沦为阶下囚。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唯有逃到国外才得安生。此论有重庆事件为证！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