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 】文革中的青春之歌 – 评《华彩》 (下)

【新唐人2012年12月30日讯】(接上期)

这里的“情敌”味儿,呈现到意识的反思层面,表明步子已跨进爱情的门槛。爱情有自己独特的规律,是绝对不能与他人分享的,这叫做“排他性”。如果有一种感情,可以与他人分享,任你说它是什么“情”也好,反正绝对地不是爱情。当她俩互相推让的时候,爱情是处于真空的情况的:对于舒丽,从名分上是这样;对于甜甜,从实际上尚未开始。这里面,看似简单,实乃复杂。舒丽由于上当受骗,行动越出雷池一步,但她是一个有好心眼的姑娘,她不要捷明吞下因她的失误而造成的苦果,既怕玷污他,又不想伤害他,自己忍疼割爱,力劝德、才、貌三全其美的甜甜去爱他。这也算是一种她所能做出的、对捷明的最佳补偿吧!这叫做“不爱之爱”。起初,甜甜打根儿就没有介入的丝毫念头,直到她认为打破了的镜子再也无法重圆时,才萌生了“爱、怜”兼具的心思。两个姑娘都是心好、命不好。其实,捷明呢?妈妈呢?好人所以命不好就是因为他们是好人。坏人当道,好人受难。

后来,妈妈和家人就都看出了甜甜和捷明关系暧昧的迹象。妈妈翻来覆去的告诫她的是一个意思:“甜甜,捷明是哥哥,你对他要稳重。”

“妈妈又用一种十分惨淡的声调对我说;‘别和他好,听妈妈的。把他当哥哥,当亲哥哥。这样,他就还可以和我们在一起。妈妈无论如何是不能同意你们的……’

“‘甜甜,你不能骗我。’妈妈看着我的眼睛,忽然伤心地说,‘妈看出来了,你喜欢他。’”

“斩钉截铁地说:‘你要永远把他当成哥哥,他不会爱你的,不会的。’

“忽然间,一个奇怪的想法掠过了我的心头——妈妈为什么不许我和他好?还说他一定不会爱我?从舒丽跟他吹掉的那天起,妈妈就告诫我要把他当哥哥,对他要稳重?这是为什么?


“妈妈,你待他比待自己的儿子更亲,更有感情,那不是连我也嫉妒过吗?你还说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天才的音乐家、演奏家,因而你绝不能眼看着他为今天所埋葬,你的话不正是在我的心田里撒下了爱慕的种子吗?五年了,五年来,你为他耗了多少心血?受了多少冷眼与讥笑?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可是,你还是执拗地爱着他。为什么你却不容许我爱他,还说他不会爱我?妈妈,你是怎么了?难道,他不是你心中最最合心的,合心的……

“我的脸顿时火烧火燎起来——我为什么会想到在我这个年龄还不应该想到的事?难道我真的已经爱上他了吗?不,绝不,这都是妈妈把我逼出来的呀!妈妈,今儿早晨,你要是不说那些话该多好!你把我罩着心灵上的那层朦胧的影子驱赶开了,把我还混沌不明的心挑明了。妈妈,难道这能不怪你?——我懂得什么呀!”

勤于动脑又善于思考的甜甜,发出了一连串的疑问。她受到哥姐的反对,虽恶毒犹可谓。妈妈为什么也这样起劲地反对呢?甜甜蒙在鼓里,她困惑、她苦恼,他问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妈妈知道底细,却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问题的症结,是关系无法真正地界定。所谓关系界定,就是对关系下的定义,凝结了它的内涵。“哥哥”是一般的称呼,还是真哥哥?妈妈说的“亲哥哥”是取喻,还是事实?如果是后者,“爱情”将胎死腹中,成为命定的悲剧。在甜甜,窗纸未被戳破前,虽然大致上是在相爱,但从感情上仍无法界定:是爱,还是怜?是恋人,还是兄妹?她同时还始终不知道,或者说,捷明始终对她“犹抱琵琶半遮面”、犹抱葫芦不开瓢;也未明示不爱舒丽了,倒是相反的信号不断隐隐出现。小说中写爱情,可以把人物的精神风貌、道德品质、内心秘密,一览无遗。作者把甜甜放在如乱麻似的百般矛盾中。对舒丽先爱后恨,爱其品貌兼佳,恨其变得如此短见、见小,不值钱;原本是真实的好友,现又成假想的情敌;置身于情敌的处境,又真心要成人之美;与他们的关系,既着力成全,后又插上一脚;既然想爱又不敢说;妈妈不让爱,既无言以对,又内心不服;一则不理解,她爱他为什么就会“让妈妈伤心”呢?简直是莫名其妙!二则自己不好下决心,不爱吧想爱,爱吧又不敢明确表态,这里又有个两难之地:如果仅是哥哥、姐姐,甚至于妈妈阻拦,她已抱定决心全然冲决过去,但她却偏于假定他是不爱她的。他要是宣称:“我爱你,甜甜!”该是多么大快人心啊!可惜,相反。而家人在反对她与捷明恋爱上,现在又组成了统一战线。一个强大的对立面,庞然摆在甜甜面前。我们的作家竟忍心把她放在妈妈、哥姐、舒丽、捷明的拉锯中,游走于友情、亲情、爱情的钢丝上,这样来折磨自己的人物,把她放在火上烤烧,只是为了取信于读者:确信甜甜是一块真金!真金是不怕火炼的。

看统一战线是如何向她开战的吧!

“甜甜,伟伟和我反对你跟他好,是为了你。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妹妹,能不为你着想吗?将来我们一定给你挑一个出身好、思想好、又聪明又能干的人。伟伟说他有点资产阶级的所谓才华。要知道,这种人在我们这个社会是不会吃香的!妈妈虽然喜欢他,可是,也不同意你和他好,还叫我劝劝你!你不是最爱妈妈,最听妈妈的话吗?”。姐姐打出了妈妈的王牌。这的确会让甜甜腹背受敌,倒抽一口冷气。雨不大,湿衣裳;话不多,伤心肠。

第一,在道义上,使甜甜处于“失道寡助”的地位。

他们不是是你的敌人,是你的亲一堆儿,都是为了你。你要一意孤行,落得个众叛亲离,就是既不明是非、善恶,又不识亲疏、好歹、香臭。同样的意思,哥哥是这样说的:“甜甜,我是你哥哥,有权告诫你。你以后少跟他来往。他妈妈在外国,爸爸是死叛徒,走资派,还是里通外国分子。他自己也不是个好东西。你要小心他!连舒丽都不愿睬他,你还要跟他好?你别跟妈妈学。妈妈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耳朵又聋了,外面的事她又听不见。你别听妈妈说什么他有才华,如今越有才华的人越容易反动,越要倒楣!”

甜甜大义凛然,不为所动。“我的事我自己管,用不着别人来教训我,连妈妈也在内。”

第二,从恋爱观上,灭资兴无。

姐姐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了她的选人标准,并充斥着善意,说要替她找个好的。然后“轻轻地搂了我一下,说:‘他现在是市文化局革委会主任了,今年才二十八岁呢!’惠姐的声音里像浸透了糖水似的,甜甜地说了下去:‘他个儿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长得很帅,还戴副眼镜,很有风度,你见了他一定会喜欢的。而且,他还是工人出身,是大学里造反派的头头,最近又纳了新。真的,有时连我也嫉妒他,为什么好运气全叫他给遇上了?可是,我心里明白,这正是他出身与咱们不同, 自己又肯进步的结果。一个人不是关键在自己吗?你不知道他多肯上进!还有,他对爱情也十分忠诚。我在乡下,他不但不嫌弃我,还说更加爱我。甜甜,从他对我的爱里,我才真正明白了爱情的崇高、纯洁、伟大,小说里写的那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爱情,怎么能与这样的爱情相比呢?’”读者很清楚,这和甜甜的爱情观正好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

“姐姐不单用她软绵绵甜丝丝的声音搅得我心烦,而且漂亮的脸上,还洋溢着无限幸福甜蜜的表情。好像那个臭男人真地已使她幸福无比一样。”

“此刻,我讨厌身边的姐姐,心里埋怨着妈妈,干脆耍开了脾气,一下子站起身来说:‘我的事我自己管!我才不要那种只会造反的革命家呢!谁爱谁要,反正我不要!’”

第三,对社会的看法。

姐弟俩都说了这样的话:“你别听妈妈说什么他有才华,如今越有才华的人越容易反动,越要倒楣!”这里面,对于“如今”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越有才华越反动,一层是越有才华越倒霉。有才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愚民政策无所用其计;而在愚民(如姐姐哥哥)身上,则卓有成效。在有才华的人眼中,看穿了共产党所干的一切“革命”(这次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大复辟、大破坏、大倒退,政治上极权专制,经济上剥夺全民、实行党有制,文化上一个思想统一全国,形成最黑暗、最落后、最残暴的奴隶社会,工怒、农奴、文奴,全民皆奴。有才华的人能不反动吗?越有才华越反动,实际是对毛泽东“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活学活用。如果政治开明,则会知识越多越拥护。这不是浅显的道理吗?第二层,一个坏社会,必然是越有才华越倒霉。反之,一个好社会必然是越有才华越吃香。邓小平在骗取人心的时候,都知道提出“尊重人才”的口号。邓小平的假好,更揭露出毛泽东真坏!好人倒霉,坏人吃香。作为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符号的、禽兽不如的“姐夫”,倒是王八走了鳖运,官运亨通。这就是“如今”的世道。作者并没有这样讲,作者只是将生活文学化、音乐化,即艺术化,然后再让艺术返璞归真,即生活化。作者不谈政治,却让读者想到了政治。我再举一个与此类似的情节:

当红卫兵答应她,允许捷明住那间小破屋时,“她说:‘孩子,好人还是有的……’当妈妈说这句话的时候,也仅仅是微微激动。”但她说的是一句什么话呢?很普通:“好人还是有的……”那潜台词就是,即便在此极权社会,好人也不会死绝。一般说,在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阶级、政党、社团、宗教等群体里,好人总占大多数。这在统计学上叫做“常态分布”。可在这个社会呢,好人竟成为 “有”、“无”的问题。可以推想,在发生这件事情以后,妈妈才有此重大“新”发现:“好人还是有的!”这是否意味着即便有、也已成了濒临灭绝的稀有动物了呢?而在此事发生之前呢?那就更不堪设想了。这不是在指着鼻子、骂这个社会是绝灭人性的黑社会吗?呜呼噫嘻!难怪“最高”有指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骂人再厉害,还有比这戳透虚皮、直达骨髓更令人疼痛的吗?骂娘不是艺术,更非战斗。“小”说比“大”论还厉害,就在于它有艺术性,艺术性越高、“毒害”越大。毛对此咬牙切齿,命名曰:“毒草”。正如上面作者用了曲笔,看似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理直气壮地在讲革命大道理──如哥哥、姐姐都给甜甜说过捷明这样的话:“如今越有才华的人越容易反动,越要倒楣!”这是个什么“如今”啊?这不就揭露了这个社会的本质是专与文明作对,“革命”的本质是“反动”吗?作者不是让这个傻小子把自己的母老虎妈妈──党,凶恶、邪恶、丑恶、罪恶的本质,暴露得赤裸裸吗?

第四,各异的性格,跃然纸上。

这里没有肖像或心理活动的描写,但他们鲜明的性格却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姐姐是多么柔声细气、循循善诱啊!“待我又长大了一点时,就发现妈妈不大喜欢哥哥和姐姐。妈妈曾喃喃地对我说过,‘甜甜,他们不像我。’”妈妈这话不尽合事实。就事实来说,姐姐这一番话是何等的温存、温柔、耐心啊!还会比这更柔情的吗?她不活脱脱的是妈妈的“柔情似水”的翻版吗?至于在坚韧、刚强方面,也有与妈妈和妹妹同出一辙之处。“她虽然功课平平,可是革起命来却虔诚得很。运动开始的那年,她也不知受谁的撺掇,竟然回家给妈妈贴了一张大字报。幸亏妈妈早就退职,大字报又贴在家里,要不它所带来的灾祸还能提吗?那以后,她非草绿色的军装不穿,袖子不卷到胳膊上不算气派,抄别人的家她带劲,抄自己的家她更是走在前面引路。因为哥哥当了二年工人,她凡事就听哥哥的,说是要跟‘领导阶级’站在一边,直到人家不把她算成‘红五类’时,她才伤心地大哭了一场,临了还写了一份要求参加‘红外围’的申请,请革命的红卫兵组织在革命的烈火中考验她,结果真从‘黑七类’变成了‘红外围’,游行时,走在红卫兵们的旁边或后面,不戴臂章脸上也觉光彩,用她的话说,总和‘狗崽子’们不一样……”这一股不屈不挠、锲而不舍,不认输的倔劲儿,不是和妈妈、妹妹的气质一样吗?气质是遗传的,他们(包括哥哥和捷明)好像都得到了这一遗传。气质无所谓好坏,只是一个事实存在;当它发挥作用的时候,就表现出性格,就有了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文革语言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方向问题”;姐姐只是在阶级立场、政治方向上才与妈妈和妹妹都背道而驰的。她们之间,“同”是小同,“异”是大异。说“两个阶级”,可是一点不假,妈妈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阶级斗争无处不在,家庭,甚至饭桌都能成为阶级斗争的战场。   

姐姐的爱情观是被误导的,自认为的伟大、光荣、幸福,在实际上是适得其反的。惟其是受到了欺骗,她所表现出的热情和真诚,就既是可怜的又是可感的,因为“她既易满足,又蠢劲十足,是个典型的没有思想的姑娘。”所以罪不在她。一个人爱上一个人,不管是好人、坏人,也不管是上当受骗,受骗者在不知是受骗的情况下(比如是你,你敢确定你当下不是正在受骗吗?),她的表现只要是真诚而全心全意的,那就可以通过思维的过滤,把坏的成分抽象掉,而提纯出爱情的圣洁性。是的,一点也不会贬低它的圣洁性。抽象掉的部分,罪恶归于骗子,缺点属于她的性格。

甜甜是继承了妈妈“外柔内刚”的两面,而且内更刚,比妈妈还刚。妈妈多半是不动声色、持久的沉默。她却是不够沉着、不太沉默,相反,是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妈妈基本上是以不变应万变,他却是一计不成再来一计,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次妈妈让姐姐劝她不和捷明好,她就不以为然。更使她感到不以为然的是后来让她求告姐夫:“妈妈忽然贴住我的脸哀求似地说:‘听妈的话,求求他。为了捷明,为了他的前途。要知道,一个演奏家,在乐队跟不在乐队,大不一样。好甜甜,就说你不和他好了。这样他们就不会赶他走,就不会的……’”在舒丽尚未告诉她姐夫是禽兽的情况下,在母女俩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她这样想:“难道为求得捷明不被辞退下放,必须以牺牲我的爱情作代价吗?”难以设想,如果她这是发生在她们知道实情之后,她将会如何像点着火药桶般地大爆炸、特大爆炸!那么,妈妈是应该受到责备的吗?不!不不!即便她知道他坏,也料想不到他能坏到禽兽不如的程度!别说她当时,就是直到今天也不能说人人都知道了:毛泽东及其徒子徒孙们的坏是没有底线的。

当舒丽告诉她:“捷明就是他解雇的,是他逼下乡的,我也是给他,给他,害了……你姐夫,是禽兽……”“甜甜,告诉惠姐,叫她千万别上他的当。还有,你要真心爱捷明……”这之后,她才摸清了他的底细,“就在这时,惠姐说道:‘甜甜,他已经决定把你招到文工团当歌唱演员,你应当听他的话。’”这可真是难能可贵、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美好差事,并会带来美好前程的呀!对于年轻人来说,还有比“前程”二字更富有刺激性和鼓动性的吗?当时舒丽付出了那么巨大的代价,诱饵也才只是个临时工。可是甜甜,“竟突然大声嚷道;‘我不,不要!’”--这就是甜甜!比难能可贵更难能可贵的,是她的那颗钢锭般纯正、金子般高贵的心!

这说明,他们既都受到妈妈的影响,又各有不同,特别是价值取向上大异其趣。大凡,子女与妈妈的关系,是,也只能是:“娘生身,自长心。”

三,家庭是主战场

上面说的是,下面说的仍然是,整个事件是:甜甜是主角,爱情是主题,音乐是伴奏,家庭是主战场。

爱情的情节,仍在举步维艰地进行着。甜甜思前想后:

我想起了在已经过去的那些日子里,我与他之间发生的事。

我第一次吻他,自己喊着我是妹妹时,他脸上突然露出的惊惶神色;

“大清查”那天夜里,我抚摸着他的面颊时,他那愣愣的眼光和突然转过身去写起曲子来的情景;

还有,当妈妈发现我们俩时,他的窘迫劲儿与欲诉难诉的情形……

我的心又像被什么扎了一下。他不爱我,不爱我,从来就没有爱过我!爱我就不会是这样……我的心在无力地嘶叫着……

我忽然想到他为什么又不明白地拒绝我的爱,并且立刻找到了答案——那是因为他怕对不起我的妈妈……舒丽也是。

我多么委屈,又多么羞愧啊!他并不爱我,可我却发了疯似地爱着他,还以为他也同样在爱着我。啊,妈妈,你怎么知道他不会爱我的?

我直到现在才想起妈妈从一开始就不同意我爱他,想起妈妈哀求我不要和他好的情形,想起妈妈近来时常失神的样子……可是,妈妈,你为什么一边不同意我爱他,一边对他那样爱怜,比对你的亲生女儿还要关切?

我突然迸发了要报复的念头。我也要说我不爱他!我对他好,只是可怜他!也是看在妈妈的份上。我从来也没有爱过他,我连什么叫爱情还不懂呢!

我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要问他爱不爱我?为什么我就不能问他?要是他说不爱我,那我就一定听妈妈的话,也不爱他,一定!

甜甜的内心受着痛苦的煎熬。现在她体会到了舒丽说的“你已经恋爱了,你就会明白的。”── 这话的滋味。

甜甜思前想后,想当初妈妈把捷明领到家的时候,就曾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我永远忘记不了的是那天晚上,妈妈忽然像哭过一样,领着—个人回到了家里——我认识他,他就是那个院长的儿子,虽说已经十七岁,可是长得瘦瘦弱弱的,就像个小姑娘一样。他没有妈妈。

“他的爸爸死了,家也被封了。”妈妈忽然轻轻地说。我忽然感到枕巾变湿了。

我睡不着,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要把他领回家来。他不是“特务”、“走资派”的儿子吗?可是,我从来没有违拗过妈妈,何况我也可怜他。

谁想,第二天,哥哥和姐姐一回来,就嚷起来了。说妈妈不想让他们活了,把一个与我们家无亲无故的走资派的儿子领到家里,是嫌楣倒得不够大!

妈妈坐在捷明的小床上不吱声。虽然她听不见,可是,姐姐与哥哥的神情她还是能看清的。

我站在妈妈身边,心里矛盾着呢。我讨厌他俩,可是妈妈这么做——合适吗?噢,我太小了,还想不明白。

哥哥的脸都紫了,嚷了一句;“我非写信告诉爸爸不可!”然后转身就走了。走过他的身边时,还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姐姐却走到了他的跟前,说:“我们家不欢迎你,你走吧!”

我的眼睛在对她说道:“妈妈,留下他吧!”

几年过去了,哥哥姐姐的吵闹,爸爸偶尔回来时的冷眼,都没有动摇妈妈的心。

本来这个家庭就存在着哥哥姐姐的“无产阶级傻冒”与妈妈的“资产阶级情调”的矛盾,领来捷明后,矛盾就时不时地爆发为冲突。比方在买钢琴这件事上:

讨厌的哥哥却走了进来,他一进来,就没好气地说:“甜甜,你少给家里找麻烦,这种时候买那种破玩意儿,是想请人家来抄家吗?我不许!”

他真鬼,什么都知道。

“你管不着1”我嘴巴一嘟,说。我真恨他。

“我就要管!别瞧妈妈宠你,她都要听我的!”哥哥大声说。

“反正我不要你管!”我也大声说。我才不怕他呢!

“你——”他生气了,那张圆乎乎的脸一生起气来,就只剩下了一堆疙瘩肉,连眼睛眉毛都给挤到了一边。

“哼!”我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压根儿就蔑视他这个自封的权威。

妈妈看着我们,努力想了解我们在争吵些什么,可是,看样子她没有懂。

哥哥气呼呼地走了。哥哥一走,妈妈忙问我:“他吵些什么?”

我话到嘴边,又忍了回去,我不愿说给妈妈听。

兄妹到一起就有戏,姊妹到一起戏更多,家庭是一个性格冲突的舞台。甜甜的刚、柔两面都得以展现。这里,对哥哥针锋相对;但又为什么“不愿说给妈妈听”呢?自是为了减轻妈妈的心境,是对妈妈的一片温存。也同时说明,甜甜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事该做;什么话和事、不该说和做;并不是率性而为。至于妈妈的表现,总是冷静而沉着,静观待变,即便别人把洋相出到天上,她仍是我行我素,见怪不怪。在搞“全省统一政治大检查”的夜晚,造反派砸坏了钢琴,“谁想就在这时,哥哥竟出现在门口。他对我们和那架被砸坏的钢琴看了一眼,脸上顿时露出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儿。”也露出他二百五的一副颠相。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捷明一下拉开房门,充满喜悦地叫了一声:“甜甜!琴没有被砸坏,你听妈妈弹的……”这也使读者的心理如释重负。

日子很是不好过,特别是捷明,可以说是“风刀霜剑严相逼”。吃顿饭也是在吃人家的眼角食。

妈妈端来了早饭,其实也就是汤饭和咸菜,还有点儿难得吃上的榨莱。

惠姐又坐到了我和他中间——天下就有这样的姐姐!

姐姐的脸冷若冰霜。突然,我听见筷子被重重地拍在饭桌上,还有碗掼在桌上的沉重声音。我猛一偏脸,是哥哥!是他掼下筷子,将还有小半碗汤饭的碗掼在桌子上,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站起身来,使劲把自己坐的凳子一踢,转身就走。

姐姐的脸色更难看了。她居然也扔掉碗筷站起身来,不言不语地走了。

我再也忍不住了,猛地偏过脸来看着捷明。我看见他正手握筷子和碗,愣愣地盯着桌面,脸一道红,又一道白,眼睛却特别亮……

只有音乐没有抛弃他们,成为他们生活的伴侣和精神的支柱:喜怒哀乐--音乐!酸甜苦辣--音乐!善恶美丑--音乐!爱恨情仇──音乐!甜甜说:“音乐,多么奇妙的音乐啊!它陶冶人的性灵,给你美好的感情。可是有的时候你欢乐,它会更加增添你的欢乐;你痛苦,它又会更加增添你的苦痛。它将你置身在一种意境里,向你显示它的力量,挑动着你的感情,你的心,宛如鲜血催动着你的血管、你的心一样……”甜甜说:“他拉得多美,他那颀长瘦弱的身子里,蕴藏着怎样的激情啊!家破父亡没有摧垮他,炎凉世态更没有冷却他那颗年轻的心;他不因孤苦伶仃而放任年华兀自沈沦,却因饱受凄凉冷落而更加奋发向上;他用琴声追索人生的真谛,又在琴声里追求着未来的光明……”拉得美,人更美。捷明具有的这些美好的气质,是和甜甜、妈妈,甚至和姐姐、哥哥所共有的,如前已述,只是与后者发挥作用的大方向不同而已。这里面好像蕴含着让读者猜想──妈妈所以要甜甜叫捷明“亲哥哥”的潜在原因。

音乐、钢琴、风琴、小提琴,对于他们,不仅是知识、是素质,是表情达意的工具,又是联系的纽带,还闪着形象的光辉。他们创造和丰富了音乐的形象,音乐也彰明了他们的形象。而作家,处处都把音乐既当成道具来创造人物形象,又使它具有生命力,成为独立的美的形象。它不仅是客体,而且又成为主体去感化人。他们很幸运,上帝(实际是作者)赋予他们音乐的天赋。音乐在他们手里变成生活的美,他们在生活里体现了音乐的美,音乐化人性与人性化音乐,便是他们人生的内容与形式、手段与目的;音乐成为他们性格的组成因素。从他们任何一个人身上去掉了音乐这个元素,她(他)就不是她(他)了。小说本身也变成了一支歌曲,一支文革中的青春之歌,一支凄美的、沁人心脾的《十年畅想曲》。可以说作者不是在写小说,读者也不是在读小说,而都是在演奏小说。音乐以情感人,具有浓郁的感染性,感人至深且永;具有弥漫性,放之则弥六合,天地之间无处不有它。例如,树叶更钟情于倾听“风之歌”,听之不足,感而起舞。至于人与音乐,我可以这样把话说得绝对点儿,有人在一生中与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无缘,却都与音乐结了下不解之缘,无人在主观和客观上会摆脱音乐的熏陶。我是教学和研究教育原理的,音乐属于美育的范畴。前苏联有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人怎样看待美与丑,就决定着他在社会上的行为。如果说妈妈、甜甜、捷明的心灵美、行为美,以及这篇小说的艺术美,是展现了音乐的功能,当不为过。

他们这个家庭终于解体了。

姐姐说:“甜甜,我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他也参加了。我们一致决定,要你和他断绝关系。他应该和我们家没有丝毫关系,一点也没有!他自己也愿意马上离开我们家,反正他就要下乡了!”

“一点瓜葛也没有,他是他,我们是我们,两不沾!”哥哥恶狠狠地说。

妈妈说:“我和他们一起下乡,甜甜我带着,好在她半年之后就该下乡了。除了这架破钢琴,这个家全丢给你们,随你们的便吧!”这是最后的亮相。前面说过,这个家庭分三拨,她们母女和捷明作为一拨去重建家园。这个现场,是贴在人生历程纪念册里的、一张光彩照人的、新家庭的全家福。

他们要一起下乡了。“我看着妈妈,心在向她喊着:妈妈,女儿爱着的时候,你反对;可是,女儿不能再爱的时候,你竟同意了!从今以后,我就要和一个并不爱我的人在一起生活,还要在他面前装作不知道他的心,在你的面前装作爱他的样儿。啊,我这颗少女的心承受得了吗?”虽然这又是一场误会,但却让甜甜发表完她的爱情宣言。这里又补充上了第三点:爱贵乎诚,诚是爱的生命。如果不真爱而要装做爱,那才是活受罪。至此,在爱情的发展过程中,人物在成长,性格在成熟,形象在与假、恶、丑的具体比衬中体现了真、善、美。

这是一支文革中的青春之歌,各个时期有不同的青春之歌。在中国知识界几乎无人不晓的、杨沫的《青春之歌》,写的是林道静这班男女愤青,如何为在中国建立共产极权而火中取栗。共产极权建成了,轮到她的儿子写青春之歌了,他儿子老鬼写了《血色黄昏》,道尽自己苦难的青春历程。她说该书是在控诉无产阶级专政,遂将原稿偷去,老鬼不得不凭记忆重新写过。就算杨沫,也为她奋斗的这个“新中国”付出了代价:在文革中被残酷斗争,丈夫还检举她是假党员。她自己在写交代时,把曾赞扬过《青春之歌》一书的国家元首刘少奇,写成“刘少狗”。“新中国”呀“新中国”!成了什么世道?成了什么人间?

另外,我认为红极一时的《红岩》,该算是《青春之歌》的姊妹篇。其中的英雄人物江姐,有在狱中绣制五星红旗的英雄事迹。这个红旗实际上不是江姐绣制的,而是周居正和《红岩》作者罗广斌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时,立即欢欣鼓舞地撕下被面,缝制而成。“文化大革命”中该书被诬蔑为“叛徒文学”成为禁书,1967年2月5日,红卫兵闯入罗广斌家将其绑架,5天后罗广斌在关押地坠楼身亡,时年42岁。周居正1948参予和领导“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要自由”的反蒋独裁运动和“组织民变武装”被捕,在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他们又对监狱看守人员做策反工作。在这枪林弹雨,命悬一丝的越狱脱险中,他不顾自已身体瘦弱,冒着生命危险,仍帮助难友郭德贤背出一个4岁男孩(此孩现已是总工程师在天津工作),表现非常英勇。他于1957年划右派,服刑期间又被罗织罪名,被“新中国”用毛巾堵塞着嘴、枪毙了,时年34岁。这个“新中国”对人民、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罄竹难书,就连创立“新中国”的所谓功臣,也照样下场悲惨。这样的法西斯专政就是“新中国”吗?《华彩》--“文革中的青春之歌”的作者,辛灏年先生把写小说搁置一旁,专心致志于研究历史真相,发现,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所建立起的、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才是真正的新中国。中共冒牌的“共和国”是专制复辟。历史巨著《谁是新中国》擦亮了中国人的眼睛,为重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大中华民国,指明了正确的政治方向。

(全文完)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三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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