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中国禁闻】完整版

北京时间：2013-01-17 00:00

【新唐人2013年01月18日讯】1月17日【中国禁闻】完整版

提要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改革？
胡紫薇被解聘内幕爆阅评员罪恶
读“富人地图” 折射中国经济邪路

《南周》刊特别更正再起风波

1月17号出版的最新一期“南方周末”刊登“特别更正”，就先前遭广东当局删改的新年献词出现的错误加以说明。

这个署名“南方周末编辑部”的“更正”声明，除了指出“2000年的大禹治水”、“众志成诚”和南方周末第“1057期”，这三个事实性的错误及错别字外，还说： “报纸编辑出版全链条的每一环，其规范流程永远需要尊重与遵守，我们前所未有的认识到这一点。”

《南周》这个语焉不详的简短声明，让已经趋于平息的“南周事件”，再次引发热烈讨论。

有网友指出，声明没有说清事件全貌、该由谁负责。而有的网友则说，这是“欲言又止，无法言语的无奈”。

也有人质问：“规范流程永远需要尊重与遵守，谁真正应该前所未有的意识到这一点？”

还有网友质疑说：“这就是最后的结果？不是非要闹得你死我活，只是慨叹那些在南方报业集团总部大楼门口被喝茶、被扣留的人，他们的抗争是为了这么个结局吗？ ”

自由之家:中共政治控制最复杂

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1月16号发布的2012年年度报告说，中国在社会“自由度”的两项主要指标中，“政治权利”一项得最低分，“公民自由”一项得次低分，整体被评为“不自由国家”。

报告指出，2012年，中共领导人还在“继续实行世界上最复杂、最老到的政治控制”。

“自由之家”的年度报告说，台湾、韩国和日本在两大“自由度”指标中，都获得最优级，整体评比列为“自由国家”类别。而香港在政治权利一项中被列为5级，公民自由为2级，整体评比列“部分自由”地区。

此外，越南和朝鲜也被列为整体评比“不自由国家”。

城管小贩冲突引发群体抗议

据《茉莉花革命》网站报导，1月16号上午10点，在广东清远市清城区，城管与一家内衣店员工发生争执，期间，店主兄弟被十几个城管围殴，导致兄长重伤昏迷。城管暴行激起民愤，近千民众包围城管，要为伤者讨回公道。当局出动一百多名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武警及民兵解围，警民对峙长达几个小时。

另外，1月15号，在深圳宝安区福永镇，也发生一起城管暴力驱赶街头卖艺的残疾人，而引发上千群众围堵。双方发生冲突，导致交通瘫痪事件。

编辑/周玉林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改革？

中国大陆近几年来，有关改革的话题，一再成为舆论的热点。未来的中国，是走西方民主宪政，或在维持中共一党专制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中共机关刊物《求是》1月16号刊发的专题文章，强调中国需要的改革，不是“另起炉灶”，不是“推倒重来”，而是要完善体制机制等，换句话说，就是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不走西方普世的价值观。这样的改革，究竟符合谁的利益﹖中国普罗大众希望这样的改革吗﹖

《求是》的这组文章《改革共识四人谈》，是由4篇文章组成，分别由4名作者评论。

首篇文章《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改革》中，作者将西方普世价值观的推崇者奚落一番，并且说，“这是在改革定义上的根本性分歧，他们所讲的改革与我们所搞的改革完全不是一回事。”

时事评论家蓝述表示，这一系列的文章跟中共“十八大”对外的公告，基本上使用同样的语言，和同样的一个思维。也就是说，中共要坚持他们所谓的“不改旗易帜”，也不走僵化回头的路。

时事评论家蓝述：“基本上所谓不走僵化回头的路，就是不走薄熙来的路；不改旗易帜，就是不走西方宪政的路。这个是中共党内各个利益集团他们最终达成的一种妥协。也就是，不改变中共的执政地位，只改变中共的执政方式的这么一种党内的改革，维持中共一党专制。”

而在《扣准社会脉搏是凝聚改革共识的重要前提》的文章中，作者说，“当前，之所以凝聚改革共识难度加大，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对我国社会基本情况的分析判断存在很大差异。前不久有人指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爆炸的临界点，‘整个社会犹如火山’，‘面临破裂溃散的危险’。这种观点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在得到一些人追捧的同时，也受到人们的质疑。”

作者认为，民众在认知上，不应让网路舆论左右自己对社会矛盾的认识。

时事评论员邢天行：“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老生常谈啦，这么多年谈来谈去，就是在中共的体制之内、在中共的一党领导之下谈改革，所谓的其他的那些名词，什么‘不照搬’哪，‘不推翻重来’啊，就是保持现有的这些他们的利益不被触动吧。”

所谓《改革共识四人谈》的文章中还提出，要抵制所谓西方敌对势力的网络渗透；同时，应该继续坚持邓小平的“不争论”思想，和摸着石头探索的精神，不要裹足于小小的争论，“先把事情干起来”等。

文章说，中国发展到现在，确实面临不少严峻的挑战，前进道路上有很多困难和问题，诸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对这些困难和问题，党和政府是清楚的。

时事评论员邢天行认为，中共既得利益集团是被目前社会发展的形势，逼到不得不谈改革，也就是说，中国当前的社会形势，对于它的政权来讲是不利的，所以他们必须谈改革。

邢天行：“但是要怎么改，这么多年改来改去的大家也看到了。其实说到底，如果说中共真正的政治体制不改革的话，就是说，它不去推翻它这个政治体制，不结束它一党独裁专制体制的话，那么它谈改革，是没有什么任何希望的。”

正如《求是》所谓：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民生等领域都有大量问题凸显出来，需要想办法解决。那么，中国人还在等待什么﹖继续让中共当局欺骗﹖或者走出中国人的另一条路来﹖就让中国13亿人自己决定吧!

采访/陈汉编辑/周平后制/薛莉

胡紫薇被解聘内幕爆阅评员罪恶

周三，原《北京电视台》主持人胡紫薇在博客上披露，她在5年前被解聘工作的内幕。再次将中共新闻审查制度及阅评员不法的罪行，推上舆论的焦点，引发大陆媒体人的共鸣及舆论的抨击。

1月16号，胡紫薇在博客中说，2007年8月，她担任制片人的栏目中，报导了一则新闻：是在她出差期间，接了一大妈的投诉电话，这位大妈购买了一台名牌冰箱，结果制冷系统出了问题，厂家没有帮她解决，栏目组帮忙找到厂家的售后部门，给大妈修好了。

但是，这则新闻却令胡紫薇被撤销了制片人职务，还被辞去了北京电视台主持人工作。

胡紫薇透露，当时正是奥运会倒计时周年，《北京电视台》被要求停止所有批评报导。阅评员定性这则新闻是批评报导，并指称，这则名牌冰箱的报导，是不负责任的抹黑民族品牌，导致这家品牌的产品在欧洲国家销售不畅和退货情况，对中国民族企业产生了不良影响，是错误的媒体导向。

胡紫薇的博客发出后，引发舆论的关注和大陆媒体人的共鸣。原《陕西电视台》记者马晓明指出，在中共严厉的新闻审查制度下，有许多媒体人遭遇类似事件被撤职。

原《陕西电视台》记者马晓明：502“我本身就是一个，因为在89民运期间，在我主持的节目里头，发了一些信息，被定罪为严重违反了党的宣传纪律，就被一落到底，就连编辑的资格都被撤消了。”

原《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编辑朱欣欣：“中国因为没有新闻法，当局完全按着他们的潜规则，他们内部的尺度，来随意的定人罪名，这完全是一种法西斯黑社会的做法，阅评员说白了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五毛党，他所干的就是罪恶的、丑陋的勾当。”

胡紫薇披露，阅评员都是由退下来的所谓资深媒体人构成，他们一辈子被管束压抑扭曲，但是在风烛残年，他们仍然甘之如饴的领受着毁了他们一生的那个势力的召唤，主动的把自己的余生，跟这个原本应该深恶痛绝的丑恶捆绑在一起，跪求豢养。

她还提到，当时辞退她的总编辑，后来因为其他原因，也离开了工作岗位。她感叹：在一个狼奔豕突的社会里，大家都是自求生路的可怜虫，或早或晚，大家都会付出代价。

自由撰稿人刘逸明指出，胡紫薇的遭遇，在中国媒体人中很有代表性。

自由撰稿人刘逸明：“在中国因为阅评员的诬告，乱定性，导致被迫下岗的媒体人，肯定还有很多很多，以前有，现在的话，还会继续有，她肯定不是最后一个，（047）我们大家所知道的一些体制内的媒体人，（知道）被迫离职的凤毛麟角，还有很多因为做了比较客观真实的报导，被迫离职的媒体人士。”

原《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编辑朱欣欣指出，阅评员实际上是潜伏在言论新闻界的特务，是中共维稳体系钳制言论，迫害新闻自由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对整个民族是个极大的摧残和压抑。

朱欣欣：337“对于这些阅评员，大家也要‘人肉’把他们都找出来，把他们的罪恶都记住，将来会给他们清算的，不能让他们作恶了，逍遥法外，要记住他们，把他们列入罪恶的黑名单，让他们有所顾忌，有所忌惮，我们如果不对他们穷追猛打，盯住他们，他们还会越来越放肆、越来越猖狂。”

新年初，一向以敢言著称的《南方周末》被删稿事件发生后，报纸编辑记者公开曝光了宣传部门的审查过程，激发了中国新闻界人士的怒火，社会各界人士纷纷站出来抗议。

朱欣欣指出，当局在表面上占据着很多媒体的资源，但是从网路上可以看出，它和整个民间舆论相比，就像一座座孤岛，在民众中早已被边缘化，所谓的主流媒体已不是主流。

采访编辑/李韵后制/王明宇

读“富人地图” 折射中国经济邪路

“中国建设银行”联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了《2012年中国财富报告》。据报告显示，在中国，北京的富人最多，而不是经济最强大的江浙、广东等省份。学者指出，这是一种极度不正常的现象，折射了中国经济的邪路。

中国财富报告调研的范围是从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中，随机抽取金融净资产达到6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1900多名高净值客户，并对他们的地域分布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被称为中国的“富人地图”。

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底，可投资资产6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家庭数量，将达到174万户，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和浙江的高净值家庭密度最高，其中北京每万户家庭中，高净值家庭数量超过200户，是中国富人最集中的地区。

无独有偶，在去年7月底，“胡润研究院”和“群邑智库”联合发布了《2012胡润财富报告》，详细剖析了目前中国大陆富裕人士的数量、地域分布情况以及消费习惯等。报告同样显示，北京千万富豪达到了17.9万人，亿万富豪约有1.05万人，排名第一。

在此之前，美国《财富》杂志中文网发布“2011年世界500强企业”最新排名，中国大陆企业入选69家，其中40多家的总部在北京，远远高于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谢田：“中国的最富的人、最富的几千个、几万个家庭，实际上都是中共的高干、中共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最高的群体、他们自己、他们本人、他们子女、他们有裙带关系的人，而这些人都是用他们的权力、用政治权力直接换取的经济财富。当然，他们权力施展的地方就是在北京。”

旅日学者罗天昊撰文指出，论经济总量，广东和江浙和山东遥遥领先，北京在全国排名不过是中下游，但财富却集中在北京，这说明中国一定是一个权贵的国家；而且还能说明中国不是市场化国家，反映出民企式微，官企坐大，实业式微，垄断坐大，这是经济结构失衡的主要表象；同时还能说明中国社会阶层贫富分化的巨大。

罗天昊认为，就国家经济安全而言，财富集中在首都也非常不合理：北京挟制了太多的全国资源，势必对地方的发展起到抑制作用。同时，在有对外战争风险的情况下，首都一旦有变，将导致全国毁灭性的灾难。目前中日争锋，未来中俄争锋，北京都处于战略威慑之下。

罗天昊指出，最多富人集中于北京，折射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畸形；最大企业集中在北京，折射了中国的经济结构畸形。他认为，这一切都折射了中国经济走的是邪路。

上海商人谢丹:“我们国家这种专制体制，政治它就要跟经济、文化、包括很多财产都要绑在一起。因为政治不是一个凭空的一个概念，它就是为了这些人捞取各种利益而服务的，所以政治的中心跟财富的重合，这跟一般的民主法治国家是不一样的。”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谢田指出，在正常民主国家，富人只跟产业有关，与政治权力无关。如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那里的富人并不多，因为官员也不敢用权力捞财富。他表示，一些国家首都富人多，首都一定也同时是经济中心。

上海商人谢丹认为，北京富人最多，同时聚集的财富也最多，这与经济规律背道而驰。这种怪现象是政治权力运作的结果，是攫取其他地区人民财富的结果，与封建专制制度一脉相承。

采访/朱智善编辑/宋风后制/萧宇

财经论坛学者呼吁撤销政法委

由大陆《财经》杂志主办的第3届财经法治论坛，16号在北京发布“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2012）”，并举行第4次司法改革学术研讨会，大陆多位法学专家和律师出席。学者提出，大陆司法改革关键，是要推动司法独立，让司法独立成为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学者并且提出“撤销地方政法委”。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表示：要铲除司法不能独立的土壤。

财经论坛学者呼吁撤销政法委。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崔敏在开幕演讲中，强调司法独立的重要性，并指大陆的问题是“党大于法，往往变成一把手专权，甚至一把手专政”。

崔敏认为，要推动司法独立，首先要撤销地方的中共政法委。

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张鸣则表示，与其说是政法委控制司法，不如说是党委在控制。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我觉得其实没有政法委他们也难以独立。党委也一样可以控制司法。一样的。不是说非要政法委。政法委实际上没有他们想像中那么大权力。我觉得还是党委在控制。政法委对法治建设，司法独立是一个妨碍。但是其实它对于整个司法，或者公检法这三个系统的操控，远远没有党委那么强。”

除此之外，“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表示，他所了解的政法委还没那么强大，政法委实际上是一个协调机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即使撤了它，还有其他机构来管这个事情。现在法院本身的行政化，检察院本身的行政化，公安机关自己的非司法因素，这些东西问题更大。3.47都听上级的，听领导的。法官也是一样，都是听院长的，院长听上级的。检察院也一样。它本身就是一个行政体系。”

那么如何改变“党在法上”的情况？

毛寿龙：“就是改变党，改变政治制度，搞个竞选。像台湾一样，民进党和国民党竞争，司法不就独立了吗？”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和“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主张，让司法独立成为政改的突破口。他们认为，司法独立在政改领域带来震荡最小，可避免暴力革命，也可减少改革阻力，并且较容易达成共识。

另外，“中国体改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特约研究员吴稼祥指出，大陆目前的反腐败是“扬汤止沸”，要“釜底抽薪”就要解决国家权力来源，如选举。

不久前，资深媒体人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分权”。向社会分权，向议会分权，向法律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