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密档案】翻译家傅雷之死揭密

【新唐人2013年2月7日讯】1966年9月3日凌晨傅雷和他的夫人朱梅馥在上海寓所双双自杀身亡。谁也不知道傅雷夫妇在赴死前的最后几小时里商量过什么,他们死后,警察发现了一封由工笔小楷誊写而成的遗书:

人秀: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 ……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 ……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傅雷其人

傅雷,字怒安,号怒庵,一代翻译巨匠。1908年生于上海南汇。幼年丧父,在寡母严教下,养成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性格。

1924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中。次年参加“五卅”运动,192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文科学习艺术理论,得以观摩世界级艺术大师的作品,大大地提高了他的艺术修养。1931年春应“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邀请,在罗马发表题为《国民革命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的著名讲演,抨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同年秋回国,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讲授美术史和法文。

1934年秋,与叶常青合办《时事汇报》周刊,任总编辑。因不愿从流俗而闭门译书,几乎译遍法国重要作家如伏尔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重要作品。数百万言的译作成了中国译界备受推崇的范文,形成了“傅雷体华文语言”。他多艺兼通,在绘画、音乐、文学等方面,均显示出独特的高超的艺术鉴赏力。抗日战争期间,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后,与马叙伦、陈叔通等发表宣言,筹备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并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中共建政后,被选为第一、二届全国文代会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

傅雷之死

1966年9月,58岁的翻译大师傅雷服毒而亡,夫人朱梅馥自缢随君而去。在那样一个人命如蚁的年代里,“自绝于人民”的事是经常发生。当女佣周菊娣失魂落魄地将二人亡故的消息报告给当地政府后,几个警察经匆匆讯问便决定火化,甚至连近在北京的傅敏(死者的次子)也来不及向父母的遗容告别,就匆匆地掩埋,像送走一盆过时的盆景。

而在这对夫妇临终前的最后几天里: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他们先是被罚跪在地,继而被人拉到长凳上戴高帽;……但这一切丝毫没有影响到傅雷有条不紊地书写他的死亡文告,甚至连火葬费,保姆可能需要的生活补助,姑母首饰的赔偿额都一丝不苟地抄出。这位翻译巨匠面对死亡表现出惊人的冷静。

傅雷在遗书中自称自己是“旧社会的渣滓”早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并说“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如此谦卑而自渎似的陈述表明,这个东方文人并非是对时局绝望而选择死亡。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个人坦然赴死?

“家国”梦的破灭

可以肯定的是,傅雷并不是一个叛逆的文人,相反傅雷一直热烈的歌颂那个“新生”的中国。他这样写信告诉远在波兰的儿子:“想想有这样坚强的党、政府与毛XX,时时刻刻作出许多伟大的事业,发出许多伟大的言论,无形中但是有效地鼓励你前进!……照着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

以此就可以看出,傅雷是有着明显传统的士大夫气质的中国文人,他有着一腔真诚为国奉献的热情。但是,他的此种热情却遭到了怀疑和莫大的侮辱。

1957年,傅以“亲美”、“反苏”的罪名被上海市作协开会批判凡十次之多,但因拒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无法戴帽。但到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傅却再也无以幸免。在一次专门为他召开的批判大会结束后,傅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然而,在人格尊严饱受摧残之后,这样一个坚守家国信念的老人,晚年还遭到了儿子“出逃事件”的打击。在傅雷家书中,教是教导儿子如何“爱国”之类言辞。而傅聪的出逃彻底宣告了傅式“家国”教育梦的破灭。

据传记资料显示,他有整整两昼夜粒米未进,痛苦,震惊,忧虑,寝食惧废。毫无疑问,一个一心渴望“精忠报国”的旧式父亲无法容忍自己苦心教导的儿子竟然跑到“敌国”深造。家与国,亲情伦理与国家伦理在傅雷心中形成了紧张对抗。

至此之后,傅雷开始闭门不出,这位翻译巨匠还开始用大量的时间研习书法,搜求碑帖、字画和各种小古董,并专注于嫁接艺术,酷爱月季、玫瑰,并培育出五十多种英国玫瑰。然而这位在“家国梦”破灭之后,欲修身养性不再问任何世事的老人最终还是未能逃离毒打和辱骂。

士可杀不可辱

在傅雷夫妇临终前几天,为了搜寻“反革命证据”,戴红箍的“红卫兵”挖地三尺、煞费苦心,傅雷辛苦培育的玫瑰被连根拨掉。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傅雷夫妇先是被罚跪在地,继而被人拉到长凳上戴高帽。四天之后,他选择了将一杯和有毒的药水仰脖吞下。

实际上傅在此前已多次透露了死亡的消息。1958年在专门为他召开的批判大会结束后,他见到夫人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不是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1966年,傅雷对来家探望的周煦良明言:“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而当“运动”才开始一月,他就向朋友们喃喃自语:“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

也就是在1966年,经过四天三夜的查抄、罚跪和变着花样的辱骂、殴打后,这位老人失去了最后值得在这个人世逗留的理由。然后,让后人庆幸的是,这位翻译大师的遗骨得以入土为安。

在听闻傅雷死后,江小燕,傅译名著的一个普通爱好者,从傅家保姆周菊娣那里得知,当时凡自杀身亡的“黑五类”,一律不准留尸骨,就毅然冒险来到寄存骨灰的万国殡仪馆。那里的工作人员被这个从天而降的傅雷“干女儿”的泪水打动,答应把骨灰交给她。她从殡仪馆的登记簿上,她查到了朱人秀的地址,在朱的帮助下,她买了一个大塑料袋,将傅、朱的骨灰装好,并以“怒安”为名,寄存于上海永安公墓。

之后,她回到家中,提笔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详细地报告了傅雷夫妇负屈身亡的经过,希望能昭雪英魂。可信一寄出,她就立即因替“老右派”鸣冤叫屈被打成“反革命”,十几年一直过着一种含辛茹苦、宵衣旰食的悲惨生活。

文章来源:《星岛环球网》

相关文章
评论
新版即将上线。评论功能暂时关闭。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