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04月02日讯】4月1日【中国禁闻】完整版
提要
党中央“喉舌论 新三反” 各界热批
绿色官员升迁难 中共官场追求GDP
下单订购心脏 西方社会界限在哪？
南通数百市民抗议给宝宝“下毒”
日前，大陆假奶粉“美素丽儿”被曝光，4月1号，数百名受害婴儿家长，到江苏省南通市政府集会，抗议政府不作为，遭到大量警察驱散，并抢夺横幅。
《大纪元》新闻网的报导说，抗议人群打着大幅标语，上头写着，“是谁让我们为宝宝喂下毒药”、“假奶粉害人、无良奸商还我宝宝健康”等，家长们要求当局解决假奶粉造成婴儿受害事件。政府官员没有出面解决问题，却派出大量警察驱散人群，并抢夺抗议者手中的横幅，双方发生激烈争执和摩擦。
报导说，假奶粉事件被曝光后，当地政府曾答应三天给家长答复，但是，五天过去了，仍然没有下文，受害婴儿父母认为又被政府欺骗，因此集会讨要说法。
网友连署：释放广州民运人士刘远东
3月29号，大陆网上发起声援广东民运人士刘远东先生签名活动，仅3天左右，签名人数已经超过500人。
据《美国之音》报导，活动发起人表示，刘远东只不过是行使宪法保护的权利，中共当局给他编织罪名是政治迫害。
广州企业家刘远东，今年2月23号在街头举牌，抗议朝鲜核爆，被处以行政拘留15天，罪名为非法集会和示威游行。刘远东在行政拘留期满后，又被转为刑事拘留，理由是涉嫌“抽逃注册资金罪”。
刘远东被刑拘，也引发网民的广泛关注，不断有人在网上或在街头举牌，呼吁当局立即释放他。
广东二千村民示威要求严惩凶手
3月29号，广东省茂名市信宜市高山村约2000村民，游行示威到信宜市政府，抗议开发商雇凶暴力征地，要求严惩凶手。
据《中国茉莉花革命》网站报导，因村民不同意将土地卖给开发商，与开发商发生多次冲突。3月26号，村民在阻止强行征地时，遭到数百名穿迷彩服，手持钢管、铁棍的人殴打，数十村民受伤，其中二十多人伤重住院。
村民要求严惩打人者，29号打着横幅，前往市政府。游行队伍还沿途向路人展示被打村民的图片。
编辑/周玉林
党中央“喉舌论 新三反” 各界热批
日前，英国媒体引述来自中国媒体的多个消息源透露，中共各级党的宣传部长都在传达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精神。有关会议定出了中共中央今后的5点宣传基调，其中包括要求媒体紧遵所谓的“喉舌论”、禁止媒体反党、反马、列、毛等，而且对于那些“新三反人员”，如果不换立场就换人。消息迅速引发外界的关注及批评。
据《中华主流文化网》、《红歌会网》报导，中共最近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媒体和媒体人员的宣传基调和方向，成了会议的重要精神。
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导，列出了有关会议定出的5点宣传基调。
1、中国的新旧媒体，都应当是党的喉舌和人民的喉舌。不允许媒体发出不同声音，否则就收回经营权；
2、不允许反马、列、毛言论公开的在媒体上出现；
3、坚持反党、反国家、反民族立场的所谓“新三反人员”不能继续待在媒体，如果他们坚持不换立场就换人；
4、要加强党对媒体的管理和引导，不能让它们总是报导负面东西；
5、不能让有“新三反”倾向的人在高校从事新闻人才的培养工作。
对于这一消息的披露，外界讨论热烈。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在微博上质问，中央宣传工作的新精神说反毛的人都得从媒体中清除。清除得了吗？而且在今天这个时代，坚持毛的遗产，不仅是不合时宜的问题，而是跟人类为敌的问题。
不过也有观点不相信中共真的能发出如此荒唐的通知。
《炎黄春秋》总编杨继绳：“我们也是网上看到的，我们不知道，真的假的搞不清楚。可能是假的吧，否则不会那么荒唐吧。不可能真的，那是倒退，倒退中国怎么可能呢？”
时事评论员林子旭则指出，这五点宣传基调，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中共对舆论宣传的管控已经力不从心了。
时事评论员林子旭：“即便是在十几年前，中共不提也没有人敢于公开批毛。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弃毛在中国社会已经成为大的趋势，中共已经很难控制相关言论了，但是最起码自己的喉舌不能跟着一起起哄批毛。”
大陆法治三老之一的法学教授郭道晖，是原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他表示，所谓的反马、列、毛这个提法，本身就不准确。
原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郭道晖：“什么叫反毛？评论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一些错误也是必要的。马、列、毛也不能搞在一块，马克思和列宁、毛泽东也有区别。特别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所以说反马、列、毛这个概念不精确。要批评检讨这个教训，这就是反吗？一般什么叫反，这很难说的。我们也看到中宣部的这个指示。”
而对于不允许媒体发出与党和人民利益相违背的声音，以及要管控所谓的新三反人员，林子旭认为，这话讲的很矛盾。
林子旭：“现在中共和国家、民众的利益已经尖锐对立起来了，中共的这些党棍恰恰是对国家、民族危害最大的人，媒体真的要是站在国家民族的角度进行报导，必然要触及中共权贵阶层的利益，说到底，其他的话都是陪衬，不要反党才是这些基调的核心。”
不过，林子旭认为，新近中央宣传工作会的讲话，与其说是中共在发出命令，不如说它是在哀嚎。
林子旭：“现在的中国人、尤其是媒体人对外部世界了解的非常清楚，人心所向绝不是中宣部的这几条规定所能阻挡得了的，中共现在连被称为‘看家狗’的喉舌媒体都管不明白了，更何况是数以亿计的民众之口。”
林子旭指出，现在中共对媒体的管控达到了一种临界状态，相信要不了多久，中共整个的舆论控制大堤就要决口了。
采访/常春 编辑/王子琦 后制/李智远
禽流感疫情 中港台政府关注三重天
全球首次发现人类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病例。上海及安徽3人感染，其中两人死亡，一人病危。由于至今未能查出感染来源，是否排除人传人的可能性也还不能确定，大陆很多民众感到十分恐慌，同时对政府延误公开病例，表示抗议和不满，有专家甚至怀疑这次禽流感，可能和黄浦江上漂流的死猪有关。
大陆卫生计生委员会3月31号通报说，3名感染H7N9新型禽流感病毒者，是上海市的两名男性患者，分别是87岁及27岁。他们在2月19号及2月27号发病，3月4号及3月10号死亡；另1人为安徽省滁州市的一名35岁女性，她在3月9号发病，目前病危急救中。
这3名病例，初期都出现与普通流感极为相似的发烧、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症状，随后发展为严重肺炎和呼吸困难。
大陆民众强烈关注H7N9新型禽流感病毒，一天之内，微博跟贴上百万，但有很多网民质疑，这次禽流感，是否与前段时间上海黄浦江上出现的大批死猪有关，香港传染病专家也认为，不排除这个可能，大陆当局有必要采集黄浦江死猪样本排查禽流感。
同时，官方的延误报导也备受质疑，不少百姓指责政府为了两会而隐瞒疫情、粉饰太平。
上海市民陆先生：“我们现在国家的体制，对老百姓什么事情都要隐瞒，像这种禽流感，包括原来的SARS他们都要隐瞒的，现在我们这个政府就是把老百姓给害了。有关对老百姓不利的事情，他们一概在媒体上不肯讲出来。包括我们这死猪问题。”
大陆官方宣称，之所以延误通报，是因为检测病毒类型，花费了很多时间，对此专家表示：根本不需那么长时间。
台湾动植物防疫检疫局：“如果要做病毒判定的话，其实不需要那么久，要在动物方面的话，我们做病毒检测的话可能几天，因为现在有些比较先进的技术。”
为了了解更多有关新型禽流感病毒H7N9的信息和防治，《新唐人》记者拨打了多个相关政府部门的电话，并以公民的身份进行咨询，结果大陆国家疾控中心、上海疾控中心多无人接听，有的卫生部门则表示：没有得到相关通知。
北京市卫生局热线：“我们这现在还没有最新的禽流感的疫情信息，现在还没有得到通知。”
北京市卫生局热线2：“这次北京这边还没有这方面报导这种疫情，应该禽流感的话都是之前的那种，现在没有报导有新型的禽流感。”
随后，记者又拨打了上海几家著名传染病医院进行咨询，得到的答复多是“我们不清楚”。甚至一家医院反问“我们没有接到禽流感病人，怎么会知道这种病毒？”
但是，官方对外声称“已部署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加强检测”、“各级政府卫生部门已采取一系列相应行动和措施”，显然与实际不符。
相反的，港、台政府对新型禽流感病毒给予了高度关注。
台湾卫生署疾病管制局：“目前据我们这边所知的，三个人感染都是因为有接触到禽鸟类。0355所以就是人接触到禽鸟类的排泄物或粪便，然后会感染的。”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透露，上海27岁的死亡病患生前是猪肉摊贩，安徽35岁女患者在发病前有禽类接触史。
台湾疾管局和防疫局还提醒大陆民众，应避免接触禽鸟类，如需接触要带口罩。一定要多注意个人卫生，最好经常用消毒液洗手。食用禽类、蛋类时要完全煮熟，以避免感染禽流感。
采访编辑/张天宇 后制/周天
绿色官员升迁难 中共官场追求GDP
新加坡一研究机构，分析了中国283个中小城市的市长和市委书记，从他们10年的政绩和升迁结果发现，中国的所谓“绿色官员”升迁难。这份研究用量化的方式，再次佐证：中共官场追求GDP和表面政绩的问题。让我们也一起去关心这个问题。
新加坡国立大学房地产研究院院长邓永恒教授，3月30号公布一项研究结果，结果显示，在中国，如果城市的市委书记和市长任期内的GDP增速，比上一任提高0.3%的话，升职概率将高于8%，如果任期内，长期把钱花在民生和环保上面，那么，升官的概率是负的数值。
邓永恒建议，中国应该改变干部考核体制。
而中央民族大学哲学和宗教学系教授赵士林指出，中共任命官员和提拔官员的标准，是不择手段的追求所谓国内生产总值GDP。因此不管生态、且不顾一切代价。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和宗教学系教授赵士林：“这个帐其实是非常简单非常好算的，你用一块钱的GDP发展，带来四元钱的环境污染，你说哪个合算？你发展了一元钱的GDP ，要四元钱来治理，非常简单的帐，难道算不过来吗？就反映了我们的急功近利，反映了我们的浮躁，反映了我们前几年的发展观有根本问题。”
赵士林又指出，中共官员给出的GDP数字很多时候是假的。他说，大陆每年各省统计的GDP数字，比中央统计的至少高出四、五千个亿，甚至有的时候高出三万个亿。
那么假政绩为什么如此猖獗？
赵士林说，因为官员这样做能迅速获得升迁，能使自己的政治前途获得保障。
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鸣表示，这种单纯追求GDP数字的GDP主义，已经在中国存在很长时间。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鸣：“花在民生上都属里子上的，比如菜篮子工程，福利，都是看不见的。看得见的都是什么修路，修桥啊，盖大楼啊就这样的事。中国有官场的形式主义，GDP主义两个结合一起算，就是这个结果。就是你要钱花在面上，就容易看得见，看得见就容易提升。关键是看它那个考核体系，关键是他们上级的这个，这种政绩价值观有问题。”
中共当局又为什么要采取这样一种饮鸩止渴的发展模式，和政绩标准呢？
赵士林指出，中共当局急功近利，只为确保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因为短时期的发展能解决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比如贫困问题和基本生存问题。他认为，很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一开始难免碰到这个问题。
但是，赵士林认为，中国已经改革三十年了，民众已经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中国必须彻底改变。
张鸣则指出，如果中国民众的意见必须纳入官员的政绩考量，那么，官员的观念必然不同。张鸣说，中共政权不是来自民众的授权，才造成今天中共官场的表现。
今年年初以来，有毒的雾霾笼罩了北京和中国北方。据大陆官媒《中国广播网》报导，有经济学家调查发现，一个地方的环保投资占当地GDP的比例每升高0.36%，当地书记的升迁机会便会下降8.5%。这些经济学家认为，没有野心的官员才会关注环境，而有野心的官员则会通过修建新路和基础设施来提升GDP。
另外，山西省的一项调查显示，有71%的受访群众认为，那些只顾经济增长而不管环境污染的官员应该被解职。但91%的官员却认为，这种官员应该继续留用。
《中国新闻网》报导，全国政协委员，作家冯骥才在两会期间指出，多个城市出现的雾霾问题，恐怕跟现在官员的政绩观念有很大关系。冯骥才说，凡是能跟政绩挂上钩的，官员就关心，跟政绩无关的事情，官员往往就不关心，或者放在一边。
采访编辑/秦雪 后制/陈建铭
下单订购心脏 西方社会界限在哪？
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3月7号刊登文章“下单订购心脏”（Herz auf Bestellung）。文章说，为了保证一个人的生命延长，另一个人必须按照合同死亡，这聼起来耸人听闻的事情，就在现代的中国持续发生着，处于权力中心的高官们心知肚明，但老百姓却被蒙在鼓里。同时，文章质疑：在血腥利益链诱惑下的西方社会，如果不愿意沾染血迹，界限到底在哪里？
“下单订购心脏”的文中，引用了北京律师韩冰在微博披露的：一位死刑犯被迅速处决的内幕。这名死刑犯虽然在几天前接到高院通知，将复核深究他的死刑，但却在医院被迅速处决了。韩冰说，显然执刑人等不了那么久，因为器官有人等着用，而且要在最好的状况把它掏出来。韩冰还透露，处决前，死刑犯被迫签下自愿捐献器官的一纸合同。
大陆民间法律工作者李向阳：“有很多人，比如说，被判了刑了，在他们家属和他本人没有意愿捐献器官的情况下，很多器官被盗用了。这也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在中国大量器官的移植都是不合法的。应该说都是盗取的，杀人取的。”
在“下单订购心脏”的文中，还引用了以色利心脏移植患者史提克利玆的例子，来说明中国从事器官移植的医生，能够提前预言捐献者死亡。
史提克利玆在以色列长期等待心脏移植，他的亲属在网络问遍其他国家，都没有找到可以移植的心脏。但他到中国，住进医院以后的一个礼拜，中国手术大夫就通知他，隔天就有一颗新心脏。对于来源，医生仅仅含糊暗示说，22岁的捐献者死于车祸。
但奇怪的是，医生怎么会提前知道，明天有一个22岁的人将死于车祸？而且他的心脏在车祸中毫不受损？还正好和史提克利玆匹配？
美国西奈山医学院病理专业王文怡博士：“他提前就知道说，哪一天我可以做手术，就有一颗器官给我。那就是说，知道哪个人在什么时候死一样了。所以只有在中国，所谓的或者是用死刑犯，或者是用最近几年揭露出来的法轮功学员的。他就是把这种人的器官拿出来，作为一个处死的手段了。”
“下单订购心脏”还指出，西方的医院和医生，对中国器官移植中心提供技术支持；西药厂商出售器官排异反应的药剂给中国；西方顾问给中共当局提供咨询，推动移植手术的变革，同时在中国追求市场利益；而且，从西方进口的交通工具，被改装成移动的执刑场。
时事评论员邢天行：“那么所以这些参与的，虽然他不是直接参与活摘了，但是在活摘这么大一个罪行面前，他们保持缄默，为了利益不吱声。其实这是对人类良知来讲，是一个很遗憾的问题。”
时事评论员邢天行还指出，活摘绝不只是法轮功学员的问题，而是对人类价值观的挑战。
邢天行：“法轮功现在在国际上呼吁停止迫害，绝对不是法轮功这个信仰群体单方面的事情，实际它就是对人类良知的挑战。对人性、人类存在价值，中共它是毁灭性的破坏。”
当然，也有西方的医院和医生从道德角度出发，拒绝染上鲜血。
澳洲布里斯本（Brisbane）亚历山大公主医院(Princess Alexandra Hospital)的主任医师Stephen Lynch，要求接受培训的应征者保证：“凡经过亚历山大公主医院培训出来的医疗技术，不得用于使用死刑犯器官的移植医疗中心”。而史提克利玆的以色利医生拉维，则推动医药保险补偿改革。自从相关法令生效以后，再没有任何以色列人为了移植手术而飞往中国。
采访/朱智善 编辑/尚燕 后制/萧宇
【禁言博客】活在“中国式求人”中你累不累？
不肯放权，改革成了搬家
“凤凰博报”有篇文章，对中共的“大部制改革”评论说： 对于“大部制改革”，我的总结就俩字：搬家。这一次，卫生部、计生委搬到一起了；能源局、电监会搬一起了；出版署、广电总局搬一起了；三个局的人搬一起组建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了；铁道部搬了几张桌子到交通部，剩下的换个牌子叫铁路总公司。从机构改革的角度看，这些搬家毫无意义。
媒体有点发呆，因为找不到角度进行歌颂。写了个《出版署官员称—没有一个国家的机构名称有14个字》的报导——真会转移视线。我们关注的是新闻出版的控制是否放松，广电总局对电影、对各电视台无微不至的“关照”可否撤去。至于名字长一些，算是个问题吗？只要实质性变动向好，30个字的名字也无所谓。
铁道部改铁路总公司，与当年石油部改石油总公司一样，翻了牌子的官企。铁道部官员可以弹冠相庆了。改为总公司后，以前那数额巨大的烂账就可以抹掉了，以后可以用公司的名义去正大光明地谋取垄断暴利了。
文章说，机构改革这么多年，改了快10次了，有什么效果？以前是换汤不换药，现在连汤都不换了，只换名字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不肯放权。中国改革30年，前十多年取得了些成效，这不是因为政府官员英明了，而是因为很多事情政府放权不管了，发展自然就好了。可是从1993年起，利益集团不肯放权、不肯让利了，反倒变换各种方式去收权，通过税务改革、通过支持垄断官企与民争利，最后造成“改革已死”。
文章最后说，人家利益集团凭什么要放权？ 70年代末肯放权，是因为经济濒临崩溃，不得不放。如今人家的日子挺好，当然不肯放权了。所以，本来就不应该对机构改革抱有幻想，没有政治变革做前提，机构改革就是利益集团对内权力斗争，对外表演的一场戏罢了。
活在“中国式求人”中你累不累？
全国政协委员周新生在政协大会发言时说：一位司局级老领导称，女儿在他极力反对下加入了外籍并嫁给外国人，女儿劝他的一句话，最终让他接受了女儿的做法。女儿说，“爸爸，您将来再不用为您的外孙在国内上幼儿园、上小学、上中学求人了”。
周新生说，我们国人的生活中存在大量求人的事，生老病死都要求人。求人者求人，被求者也求人，交织成一幅中国式求人图卷。对此，网上有篇署名李宝元的文章评论说：正值高校研究生复试时节，连我这种无权无势、但在体制内混生活的教书匠，都在校园里亲眼目睹、备受煎熬般体验着这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山者求人吃水，靠水者求人吃山”的中国式求人囧境。在没有法治传统、制度规范、契约精神和正当市场经济秩序的社会环境中，无权势者事事求人才能活下去，有权势者也要求人才能混下去，人人都是不得不求人才能办成事儿的弱势群体，人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曾经有过“求人办事，难办事、低三下四，事不成”的痛苦经历，充满屈辱、尴尬和无奈，因此，人人难有“幸福感”。
在这个意义上，前一段CCTV关于“你幸福吗”的采访，对于被采访者来说，真是太不人道了，简直就是在玩一种把人当猴耍的“逗你玩”马戏团游戏！别的不用说，只是这种不堪重负的人际关系，就可以判断出中国人幸福指数到底有多高。现在还宣称要建立什么“幸福中国”、“美丽中国”云云，这不是在忽悠老百姓就是在瞎扯淡。
观众朋友，感谢收看本期的中国禁闻节目，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