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6日讯】【导读】在广州，大概无人不知北郊有个因南湖而得名的游乐场和豪华宾馆群。但是，在1971年之前，从政府官员到一般市民，却谁也不知道广州有个南湖。准确地说，从1971年5月之后，“南湖”二字才开始出现在高度机密的大比例尺内部地图上。难道这是新开凿的人工湖吗？不是。其实它是白云山北麓早已有之的一个天然湖泊，本名磨刀坑水库。它之所以改名，是因为1971年在这里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几位重要领导人修建住所而引起的。
（接上期） 四、“揭批查”运动中 南湖工程再次成为焦点
1976年10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倒台。一年后，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算“四人帮”罪行的“揭批查”运动。“四人帮”一贯敌视军队，把军队视为他们夺权的最大障碍；广州军区更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中央文革小组和“四人帮”多有抵制，尤为“四人帮”所忌恨，因而军区机关广大干部对揭批“四人帮”热情很高，大家特别想弄清“四人帮”的核心人物江青插手军队内部事务和几次来广州时作威作福以及进行阴谋活动的情况。当大家听说中央和军委主要领导也来到广州，同军区领导谈揭批“四人帮”问题时，更对这场运动寄予很高期望，希望彻底查清江青等人在广州的罪行，希望3年前因江青插手而弄得是非颠倒的军区“批林批孔”中的问题得到澄清。
然而结果却令众人大失所望。上面认为“广州军区 ……问题比其他单位多”，是“重灾区”。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广州军区出了黄永胜、温玉成、梁兴初、丁盛”，“还有刘兴元”，“路线斗争是两次，实际上‘四人帮’、林彪是一伙的。”军区机关干部多数人的印象和看法是：对黄永胜的问题不好说，他到北京之后的事情不清楚；丁盛在广州工作的时间不长，他离开广州后同“四人帮”有什么来往也不了解；至于温玉成，他离开军区已经10年，他在广州的问题大家比较清楚，和“四人帮”搭不上界，如果他到北京后有重大问题，为什么还要算到广州军区账上？而刘兴元和梁兴初，大家都知道他俩与“四人帮”没有任何瓜葛和私谊，他俩的思想、作风同“四人帮”格格不入，为什么非要把他们往“四人帮”那边推呢？
有了上面的定调，许世友在动员大会上宣布：军区的“揭批查”运动，基本任务还是要清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问题；揭批林彪一伙，就是揭批“四人帮”。他还说，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眼看就要揭开军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盖子了，但由于“四人帮”的干预，运动半途而废。听了许世友的动员，许多干部私下议论：1974年7月29日的纠偏电报，明明是根据毛泽东的意思以中共中央名义发的，怎么能加到“四人帮”的头上呢？还有，1974年1月江青给许世友和赵紫阳写信，这是件大事，为什么就不查一查，向大家作个交代呢？
因为存在许多疑问，又有了“批林批孔”的经验教训，多数机关干部在运动中头脑比较清醒。虽然这次运动有上面的全力支持；运动中又不断鼓劲加温；还采取了一些重大组织措施：1977年9月21日，军区政委孔石泉调往成都军区，12月23日，一天之中又下令将军区副司令员吴纯仁、邱国光和参谋长孙干卿、政治部主任于厚德调离广州军区，而同时又从总部和外区调进多名领导干部，广州军区的领导班子实际上已经彻底改组；1978年5月13日，又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有数千人参加的广州驻军干部大会，宣布“英明领袖华主席”对军区机关几名“拒不交代所犯严重错误”的军、师级干部停职审查的决定。这些措施，确实对一些所谓“重点人”“知情人”造成不小压力，但是，他们越是按“党性要求”打消顾虑、老实交代，却越交代不出上面需要的材料。虽然不乏紧跟领导的积极分子，却曲高和寡，很多人的所谓揭发批判发言，都是官话套话或者雷声大雨点小，纯属应付差事。运动没有再出现1974年“批林批孔”那种狂热气氛。运动的领导者自然很不满意，却也无可奈何。
在劫难逃
既然要继续清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问题，就要再深入追查南湖工程的性质和用途问题。许世友又提出两点疑问：
第一，1971年5月，军区成立了师级招待处，为什么林彪一死，当年12月底招待处就匆忙解散了？说明刘兴元、丁盛等人心中有鬼，因此，招待处就是接待林彪的！
第二，为什么要将广州至从化的公路改线，而且在新选的线路上开了一条可供隐藏飞机的隧道，还计划修建一段可以迫降飞机的路面？
关于招待处的成立与撤销，前面已有交代。关于广州至从化公路改线工程，最早的倡议者是刘如。广州至从化公路约60公里。把修建南湖工程时新辟的一段通往从化的公路称为广从公路改线工程，其实并不确切，刘如建议修建的不过是从广州沙河至太和一段长约10公里的迂回路。据刘如说，他在受领组织修建南湖工程任务之后，感到这里紧靠广（州）从（化）公路，车流量很大，既不利于保密，噪音也大。因而他建议，在原有公路以东，利用已有的土路，修筑一条避开南湖通往从化的迂回路。军区领导采纳了他的建议。在计划新修的路段上距南湖约1公里处，有一座小山。刘如考虑，如果修盘山路，弯多坡陡，行车不畅，而且从山顶可以眺望南湖。他建议：干脆打隧道，虽然工程量和难度大些，也要多花点钱，但从长远看，好处很多。刘如是主管作战的副参谋长，每进行一项基本建设，他都要考虑对未来战争的影响。他觉得这段新修公路可以把战时需要考虑进去，做到平战结合。他看到，这条路大部分地段地形比较开阔，于是建议选择一段路面拓宽加固，可作为战时飞机迫降的简易跑道；再将隧道加高加宽，迫降的飞机可进入隧道隐蔽，也可作为汽车的防空洞。他这两条意见也被军区领导采纳。刘如随即根据刘兴元的指示，请广州市革委会负责施工，军区工程兵给予技术支援。由于修隧道和飞机迫降路段工程涉及空军，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根据军区指示到现地作了勘察。而“九一三事件”后，顾同舟被定为林彪死党，这便使事情复杂化了。
刘如还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情节：当“九一三事件”发生时，这条隧道工程只完成了切口，整条隧道是1973年才打通的，说这项工程是为林彪武装政变准备的，在时间上就无法解释。刘如还有没说出来的意思：南湖工程刚开工时，林彪还是写在党章上的接班人，那时候谁能想到他和毛泽东会变成不共戴天的仇敌？再说，稍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明白，即使林彪真的跑到广州发动武装政变，一条短短的隧道在战略上有啥作用？
刘如的一切陈述都被斥为狡辩。至于王庆林、张小军等人对南湖几组房子修建来历情况的说明，非但全然无用，而且被认定是“为林贼开脱罪责”。惟一的出路只能是老实“认罪”，起码要承认自己阶级斗争观念不强，路线觉悟不高，上当受骗，帮坏人干了坏事，接受“群众”批判，听候组织处理。
在经历近半年的批斗之后，1978年5月13日，在中山纪念堂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刘如被宣布“经英明领袖华xx批准”罢官接受审查，向“专案组”交代问题。专案组的两名负责人都是他原来的部下。这一审查又是一年零两个月，这期间不得自由行动。结果什么罪行也没查实，最后以“说错话办错事”不了了之。
刘如是13岁参加新四军的小知识分子，一表人才，胆大心细，又肯学习，很快便脱颖而出。抗日战争末期，他曾多次化装潜入敌占区甚至敌人阵地，测绘地形地貌，标注敌人的阵地编成、兵力部署和火力配系，对战斗胜利起了重大作用。1949年向华南进军途中，时任39军116师作战科长的刘如调任第四野战军作战处参谋，以后任副科长、科长，副处（部）长、部长，直至副参谋长。是几十年从事作战工作的不可多得的人才。1983年，刘如向新任军区政委王猛上书，陈述自己的冤情并要求工作。王猛看后情绪激动，亲自打电话安慰刘如，并表示他一定负责尽快为刘安排工作。王猛把事情看简单了。他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他的意见非但无用，反而给他自己惹来不小麻烦。王猛因对刘如爱莫能助而深感遗憾。以后刘如被安排了一个闲职。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就这样凋谢了。
在司令部受审查者中，王庆林、张小军的遭遇和结局与刘如相似。王庆林在靠边晾了多年之后，正式宣布免去作战部副部长职务，当了一名不知道要研究什么的研究员。如果说广州军区是“重灾区”，王庆林所在的作战部就是重灾区的“重灾户”。这个部的部长和几名副部长都被定为“重点人”，遭批斗后作了组织处理。其中最冤枉、最离奇的当属副部长葛新。
1972年8月，江青在广州接见美国女作家维特克，缠着这个外国人为她作传，想在国际上出风头，扩大她的影响。为了炫耀她的光辉历史，她向外宾大讲解放战争史和她如何协助毛泽东指挥作战。为此，她要求汪东兴通知总参谋部为她提供若干幅重大战役经过要图。总参谋部一位副总长指示测绘局长张清化到广州受领任务。张清化一人来到广州，在江青处接受任务后，他通过军区领导要求军区机关按江青要求绘制这批要图。任务落到司令部作战部。作战部副部长葛新是测绘专家，又与张清化相熟，任务是军区首长交代的，题目是张清化根据江青要求定的，资料也大部分是张清化提供的，他没有丝毫怀疑，更不敢有丝毫懈怠，组织几名测绘员，昼夜加班，按时完成了任务。却不料，打倒“四人帮”后，江青接见维特克定性为“卖国求荣”，葛新竟因而成了江青卖国的帮凶！奇怪的是，派张清化到广州来的领导人并没事儿，张清化在说明情况之后也不作为问题，惟独把葛新奉命行事这个本来十分清楚的问题，弄得神秘兮兮，列为广州军区“揭批查”的大案之一，穷追猛打，最后将葛新从作战部扫地出门！
在清查南湖工程期间，几位参与其事受批斗者，除了想方设法搜集材料、找证据以证明自己的无辜外，仍然期盼北京了解南湖工程来历的负责人出来说明情况，这种急迫心情真如大旱之望云霓。他们尤盼此时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出来为他们说话。但不知为什么，这位汪副主席依然一言不发。
未了的尾声
广州军区的“揭批查”运动从1977年11月正式开始，于1978年底结束。如果不是广西边境发生战事，几十万大军出动，也许运动还要持续下去。在军区司令部，运动的主要成果是把十几名师以上干部作了组织处理，其中就包括南湖工程的几个主要经办人，他们的罪名是为修建林彪发动武装政变的伪中央工程效力。所有被处理者都不得参加对越作战。这是对军人的最大羞辱。受处理者个个满腔愤懑。南湖工程的几个主要经办者始终弄不明白：这项工程从筹划到完工，过程清清楚楚，而且军区领导在“九一三”前就向毛泽东作过报告；房子修好了，江青、周恩来和打倒“四人帮”之后的几位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去住过，都对房子的周围环境和房子的设计、施工大加赞赏，这些房子的来历和用途一清二楚，为什么竟没有一人出来为它正名，说句公道话，不惜让一些人长期蒙冤受屈？
王庆林是个受不得委屈的人。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他几乎每年都向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军委纪委、解放军总政治部还有汪东兴写一封申诉信，而且，语气、措辞一次比一次尖刻。但是，每次都是石沉大海。2005年，王庆林又给汪东兴写了一封长信，希望他主持公道，向有关方面反映一下与南湖工程有关的问题。此信托一位元帅之女直送汪家。据说汪东兴看了信后不胜惊讶，他说：“我对王（庆林）部长印象很深，这人很能干。南湖的房子当然是给毛xx和中央首长修的嘛，怎么会弄到林彪头上了呢？”话讲得很好，可惜晚了30年。
1973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由广州调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丁盛，与“四人帮”既无历史源渊，对他们又无好感，但在“四人帮”倒台后却被莫名其妙地定为“四人帮分子”。丁盛晚年被安置在广州军区司令部干休所，他对军区机关一大批中高级干部受他株连而遭处理，心中十分难过。他尤其对司令部的作战指挥系统横遭摧残，对刘如、王玉振、王庆林等人被赶出作战系统而痛惜不已。他征战半生，深知组织一个精干的作战指挥班子是何等不易！1998年，一位有心人对他进行录音采访。这时他已没有多少顾忌，侃侃而谈，直抒胸臆。谈到南湖工程，他气不打一处来，对汪东兴在“九一三”前后的表现，他连讲了三个“我很愤慨”！他说：“你自己叫人家干的，到了这个时候，你不出来作证，明明是给毛xx他们几个人修的，那些人说是给林彪修的，你汪东兴出来说话呀！”“咱们到北京去，当面和汪东兴对质，是不是你讲的？你怎么不认账？你还是个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一段，汪东兴还是中央副主席呀！”
不就是承认南湖工程是为毛泽东和中央几个领导人修的，承认对几个经办人整错了，了不起再对挨整者做点补救工作吗？而且是由组织出面，不需（也不可能）追究哪个人的责任，为什么这样一件并不太困难的事情竟如此艰难呢？
王庆林在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担任作战部副部长，挨整后赋闲多年。这期间，当年不少靠胡编乱造整过他的运动积分子超越了他，有的当上了将军。而王庆林则在安排了一个闲职后，弄了个不伦不类的“相当于部长待遇”，他自然心里很不平衡。第十五届中共中央军委一位副主席上世纪60年代后期曾与王庆林共事多年，这位副主席当时任广州军区作战部作战科长，王庆林任副科长，两人关系不错。这位副主席对王庆林的问题了然于心。一次，两人在北京相见，很自然地谈到王庆林在运动中的遗留问题。这位副主席诚恳地对王庆林说：“庆林同志，对你的问题，现在我们也只能解决到这种程度了。”王庆林见他似有难言之隐，也就把话打住，不愿难为这位老上级了。
（完）
原标题：广州南湖毛泽东住所工程风波解密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