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18日讯】《论语•颜渊》有一个著名的段落，原文如下：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子贡三问，问得很精彩，也很刁钻，近乎钻牛角尖。孔子三答，答得很透彻，将兵、食、信三项不可或缺的基本政务排定了逻辑上的优先次序。程颐赞叹“孔门弟子善问，直穷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贡不能问，非孔子不能答也”。
“民无信不立”是这段话的点睛之笔，也是流传千古的政治箴言。这句话很简单，却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学术超女”于丹教授的“畅销”解释是：老百姓没有信仰可不行，国民失去了对国家的信仰，国家就会“崩溃和涣散”，这比没有饭吃饿死人还要可怕。言下之意，国家崩溃，人民负责，谁叫你们不信仰国家呢？照此意思引申下去，似乎可以说，当今中国宁可没有国防部、民政部，也万万不可没有中宣部，因为中宣部管信仰，管意识形态，管爱国主义啊。
于丹的解释当然不是孔子的原意。其一，她显然弄错了这句话的主语。孔子对于政治的意见一向针对为政者而发，而从未号召国民爱国。在《论语》中，无论是孔门高足子路、子贡、子夏、冉有、仲弓“问政”，还是孔子的慕名咨询者齐景公、定公、叶公、季康子“问政”，孔子的意见、要求和建议全都直接提供给从政者或有志于从政者，且根据提问者地位、能力、品德的不同，其回答也或繁或简，各有侧重，但从来没有任何一句对“问政”的答复是泛泛面向普通老百姓的。“足食，足兵，民信之”的主语相同，都是为政者而不是“民”，意即：为政者应该使民足食、使国足兵、使民信之。
其二，于丹显然也弄错了“信”的涵义。孔子之“信”并非现代人所谓信仰、信念，更非特指“国民对国家的信仰”。古汉语信从人言，即人言无欺之意，所谓“信”，也就是说话算话、言而有信、言必由衷，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信”的意思。信是孔子十分注重的品德，他关于信的格言很多，“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主忠信”，“敬事而信”，“恭、宽、信、敏、惠”。孔门后学更将“仁、义、礼、智、信”并列为儒学五大基本价值。在所有这些关于信的格言里，信不是宗教信仰，不是政治崇拜，也不是意识形态，更不是“乱力怪神”，仅仅是诚信无欺而已。
《论语》子贡问政这一段话的大体涵义是：宁可无兵无食，也非取信于民不可，因为为政者若失信于民，正常的国家统治秩序就将无法确立。是故，“不立”的责任不在民，而在为政者。孔子还说过，“信则民任焉”，“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君子之德风”，“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子欲善，而民善矣。”在上者不善待人民，不对人民守信，也就怨不得人民不信任你。
二
很不幸，如今的中华民族已经变成了一个轻诺寡信的民族，如今的中国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缺失人际基本信任的社会。上愚弄下，下瞒哄上，官欺骗民，民糊弄官，你忽悠我，我忽悠你。不讲信就不能修睦，和谐社会自然是一句空话。不诚信的社会必定是高成本、高风险的社会，比如美国人信支票，中国人只信现金；美国人信亲笔签字，中国人却要按指模打手印。在诚信问题上，中国人必须时时处处多留一个心眼，必须采取一些在外国人看来很没有必要、很麻烦、很原始因而似乎很可靠的笨办法来防范他人，为此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事情很明显，一个中国人实在很难让自己真正信任另一个中国人，如果那个人是官员、富豪，或官二代、富二代，那就更不值得信任。
人们信不过红十字会，雅安地震红会网上募捐，收到了超过十万个“滚”，因为人们担心善款变成了茅台、拉菲，以及郭美美们令人艳羡的奢侈品。人们信不过股市，因为社会主义的股金从来不是诚信投资、合法逐利的资本品，而是人人眼馋的唐僧肉，中国式招股说明书已经异化为一种以神话传说为主要内容的新兴文学体裁。人们信不过国产奶粉，虽然“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据说99%以上的国产奶粉居然是“安全”的；也信不过除香港之外中国市面上销售的进口奶粉，虽然它们的进口标签只有少数是假的。人们信不过牛肉、猪肉、鸡肉、羊肉，因为它们极有可能被注了水，被喂了瘦肉精、抗生素或激素，有的是病死肉，有的是老鼠肉冒充的羊肉，以致有钱有身份的中国人为了吃到“放心肉”而改吃候鸟，吃刺猬，吃穿山甲，吃各种“老百姓吃不到的东西”，一直吃到野生动物们也以曾经信赖中国为耻。人们信不过“砖家”、“叫兽”和“干爹”，因为他们可以毫不脸红地抄袭别人的论文，可以一本正经地诈骗病人、老人、苦命人、老实人的钱，他们最爱做的事情其实是在床上“以身作则”训导他们的女学生和干女儿。人们信不过中国的各种荣衔和证书——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学位证书，因为它们无所谓真伪，全都可以用官位、姿色和金钱换到。人们信不过“打黑英雄”和“神探”，信不过判决书，信不过信访办，因为他们制造冤假错案的本事远远胜过申张正义的能力。人们甚至信不过大街上受伤倒地急需救助的老太婆，因为她们很有可能让好心的路人从此身败名裂，陷入财务上和道德上的双重困境。
在这一切之上，最不讲诚信、人们最信不过的，当然还是“党和政府”。在官民之间，极度的互不信任已经恶化为普遍的仇官情绪和变态的维稳体制，且仇官情绪愈深，维稳压力愈重，而维稳力度愈大，仇官情绪愈烈，这是一个无解的恶性循环。
三
谁应该为诚信缺失和互不信任负责？有些人认为这要怪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要怪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全球化、“西方生活方式”，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民本来是有坚定信仰，是非常爱党、爱国、信政府的。那时候，毛主席有崇高的威信，共产党有强大的号召力，垄断权力也垄断真理，无论他们说什么胡话、鬼话、混账话，全国人民不仅全都相信，甚至达到盲信的地步——不崇毛、不信党的是“汉奸”和敌人，不在人民之列。在党的教唆和煽动之下，中国人民信暴力革命，信阶级斗争，信一党专政，信大跃进，信亩产十万斤，信“反帝反修”，信“狠斗私字一闪念”，信“除四害”，信“破四旧”，信“造反有理”，信“三忠于、四无限”，信“早请示、晚汇报”，信批林批孔批周公……那的确是一个激情过盛、信念爆棚的年代，普通老百姓即使忍饥挨饿，即使含冤负屈，也曾经忘我地“相信党、相信政府、相信人民”，“革命同志”之间即使素昧平生，也有一种基于“阶级感情”的相互信任。
但是别忘了，毛时代的信任体系全部建立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崇毛爱党的极权秩序之上。除此之外，人际信任别无支撑，传统的信任体系，甚至与生俱来的亲情互信网络均被毛式极权政治所侵蚀、所毁坏。人们不信天，不信地，不信神，不信宗教，不信圣人，不信“旧社会”，不信“旧文化”，不信宗庙祠堂，不信“封建家族”，不信父母尊长，甚至不信人性（——据说世上只有阶级性而没有超阶级的人性）……如此则一切信任只能全部归于党中央，归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了向领袖表忠心，人们公开谄媚“天大地大不如共产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生命”，情侣可以相互告发，夫妻可以反戈一击，徒弟可以批斗师父，学生可以打死老师……毛泽东、共产党竟鼓励庇护此类无情无义无礼无耻的勾当；为了争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反动家庭”的孩子竟公然唾弃自己的父母，践踏父母的尊严，以便让党相信其的确已经与父母“划清界限”。这岂止是信任危机，就连最基本的人伦道德都快要荡然无存了。
夏衍曾说，毛泽东时代所造成的损失远不止亿万生命和亿万财产，比生命和财产更珍贵、更难以弥补和恢复的，一是民国时期就已经初具雏形的现代教育体系被毛严重破坏，二是从晚清开始就艰难创建的近代法制结构被毛彻底摧毁，三是有效维持了数千年之久的民间自治和信任网络完全丧失了功能。此言极有理。共产党如今也吃到了自己的苦头，比如说，传统社会解决民间纠纷，或由共同信任的长辈主持，或由双方宗族的族长出面，就可以得到迅速圆满的解决，且无论怎么解决都不会损伤政府的形象；而现在，一件小纠纷动辄从行政到司法，从司法到信访，从基层到北京，旷日持久，劳民伤财，最后仍然得不到公正解决，或无论怎样解决总有一方认为不公，因为人们对这整套程序、整个体系早就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而原本可以代替这个体系而替官方分忧的东西已经被毛共摧毁殆尽。
毛泽东透支了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又摧毁了社会自发合作、相互亲善、相互信任的民间自治网络。某种意义上来说，毛泽东太成功了。当毛时代终结，当人们对毛、对党、对极权体制的盲信与盲从逐渐消失，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体系也就随之消失了。
毛泽东之后的“党和政府”既要维持威权、独霸政坛，又不肯公开否弃毛式话语和毛式体制，更不肯（恐怕也无能）重建被毛共破坏了的社会信任结构，结果，从《宪法》、《党章》、人大政协到红头文件、乡规民约，无一不是光天化日下睁眼说瞎话，无一不在一本正经公然作假。“依法选举”是假的；依法执政”是假的；“人民公仆”是假的；“为人民服务”是假的；“三个代表”是假的；“科学发展”是假的；“和谐社会”是假的；《人民日报》是假的；CCTV是假的；民主党派是假的；民族自治是假；司法独立是假的……除了权力、金钱、物欲，国家正式组织和公共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那些东西没有一样名正言顺、值得信赖。诚信危机正是拜“党和政府”所赐，与“资本主义”、“西方生活方式”有什么关系。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