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23日讯】【导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全国各个“红色根据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肃反。很多地方杀戮如麻，致使没有士兵愿意提干当班长，更不敢入党。一些军级以上的高级将领自三十年代初就永远的从中共党史上消失了，他们不是死在国民党的手里，而是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可以说，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高级干部，远没有共产党自己杀的多。
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据《萧克将军回忆录》记载，中央苏区肃反累计屠杀了10万红军。 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1931到1935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50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70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70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毛死后的1983年，江西有238844肃反被杀的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 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其中AB团被害7万多人、社会民主党6352人、改组派2万多人。
（接上期） 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肃反
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初期，在原4方面军鄂豫皖总部的驻地湖北麻城湾点修建农场，挖出了张国焘在1932年肃反杀人时的数千具尸骨，在当地的纪念馆里，保存着肃反时被无辜杀掉的村干部和普通村民的名单。一位原来的保卫局肃反人员回忆：“每天被杀掉的有一百多人，一人一刀，就是没死，也压死了。坑满后，土封起来又挖一个坑。”49年以后，在原川陕根据地的所在地通江洪口场，挖出了有大约5千具尸骨的“肉丘坟”，这些都是被张国焘杀害的无辜者。张国焘经常亲自审讯，严刑拷打、刑讯逼供，张国焘杀人的最主要帮凶和最得力助手就是陈昌浩，其他残忍的杀手还有高敬亭，戴季英。
张国涛1931年4月进入鄂豫皖苏区，同年9月就开始杀人。仅1931年的9—11月的两个月间，当时在他直接指挥下的红军指战员被杀掉十分之一，达到2500多人。［10］但据徐向前的回忆录说：被杀害的干部战士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实在杀不过来了，就用机枪扫射。1932年春，大批的抓人、杀人，达到高潮，红25军原有1万2千人，43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6千人。其中，仅在1933年3月，一次就逮捕3千9百人，马上就杀掉2千5百人。
1931年11月中旬，张国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下令将红1军军长许继慎（建国后中央军委确定的解放军36名军事家之一）勒死在河南新集政治保卫总局机关的一间房内。同时遇害的还有周维炯（被用乱棍活活打死）、王培吾等。曾经威震敌胆的红军杰出将领许继慎就这样含冤离开了人间，年仅30岁。他的夫人王望春是12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遭到严刑拷打后被抓发砍头，年仅20岁。王望春的哥哥王鄂峰（黄埔三期生，原红12师参谋长）也未能逃脱。［11］
张国焘主持的肃反不仅杀人过多，且刑讯逼供也是非常残酷的。杨克武在回忆肃反那段经历时说：“张国焘搞肃反时，我在四方面军政治科任科长，专搞肃反，杀了一些人。刑法也是很残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非要你承认是反革命，还要你说和你说话的也是反革命。譬如，我俩在一起说过话，我给抓去了，苦打成招，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这还不饶，非要说你也是反革命组织的人，这样又把你抓去，如法炮制，株连一些人，然后一一给杀害了。战士们年轻，爱玩，走路拣石子打着玩，看到了，这叫“石头队”。那时生活艰苦，战士们打地主的东西，在一起吃一顿饱饭，说这是“吃喝委员会”。仗没打好，说是对反革命手软。从团长到马夫、火夫都说不好，也都不得了。总之，无奇不有，随便安个名堂都可以杀人。”
政治保卫局在审理案件时只重口供，不重证据，更没有调查研究。为了急于得到口供，对所谓“犯人”动用各种酷刑。有的人受不了折磨，就乱招乱供，造成株连一片的恶果。据记载：“中共六安县委，除两个炊事员外，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全部被杀；中共霍丘县委机关干部也全遭屠戮；赤南县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共四十八人，被捕杀四十五人；英山县苏维埃十一个委员，有十人被杀害；红安独立师，在一个晚上杀了二百多人；六安独立团有二百余人以反革命罪被一次逮捕；红山警卫团第八连从战士到连长一百余人一次被杀光；白雀园区赤卫军团长彭开尧被杀，三个营长两个被杀，九个连长有七个死于张国焘手下。”［12］
张国焘在主持肃反的同时，还发动了鄂豫皖根据地各级党政机关、地方武装和群众团体的肃反运动。政治保卫局手握肃反大权，横行乡里，为所欲为，使地方肃反发生了滥杀乱打的严重问题，几乎达到了县县肃反、区区肃反、乡乡肃反、村村肃反的程度。仙居区的干部全部抓了起来，进行公审，当场杀了两个。并且捉了11个乡的干部，共100多人，有嫌疑的都逮捕了，没有嫌疑的也都停止了工作。据《红安革命斗争史》记载：“三月八日，保卫局奉命在禹王城召开群众大会，将徐德聪等六十三名干部群众扣上‘改组派’的罪名，一次杀害。”
仅河南白雀园一地，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就有2500多红军官兵惨遭杀害。张竞回忆：白雀园大肃反，主要是杀军队干部。白雀园河湾、砖桥、新集是杀人地点，在白雀园大河湾里杀人杀不及，用机枪扫射。1932年农历正月初五，商城第三次打开。红军总医院分出一个分院到里罗城，不久又分出一个分院到城东何店。一个医生、八个护士，杀了七个，我因年纪小和李院长爱人没杀，但我陪了两次绑。谢医生（东北人，是国民党军医转投过来的）是何店分院惟一的医生，到何店来，当天晚上就杀了。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从9月13日到11月中旬，逮捕杀害的红4军中的高级干部就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皖西军分会主席姜镜堂、秘书长陈翰香、红1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红4军10师副师长程绍山、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4军参谋主任范陀、第11师师长周维炯、红1军军长许继慎、第12师政委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10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柏元、副师长程绍山、参谋长潘皈佛、第28团副团长丁超、政治委员罗炳刚、第29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奚石、第30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第32团政治委员江子英、第33团团长黄刚、王长先、政委袁皋甫、第34团政委吴荆赤、第35团团长王明、红12师参谋长兼红36团团长魏孟贤、第38团政委任难，以及十二个团的政治处主任等人相继被害。仅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名录》内，所载的团以上干部由于受肃反扩大化之害而牺牲者就有75人（此处不包括张国焘后来在川陕苏区和长征途中所杀害的团以上干部）。红30团一个团，被杀的就有500多人。张国焘当时在会上公开宣称：“就是有一万二万也不奇怪。”
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掀起的肃反狂潮之中，根据地的早期著名领导人也未能幸免，这其中有原中共鄂东北特委书记徐朋人，红4军政治部秘书长王秀松，红11师政治部主任曹学楷，红四军警卫团长戴克敏，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舒传贤，红10师师长陈奇，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文教委员会主席陈定侯，麻城县武装总指挥王宏学，鄂豫边特委委员郑新民，六安县指挥长毛正初，麻城县委书记雷绍全，中共皖西北特委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方英。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三个月的‘肃反’，红四军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四军不过1.5万人，足足肃掉了六分之一！之后，继续扩大肃反，并在转战中又杀害了很多的高级将领。1933年6月，红25军第一任军长邝继勋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四川通江县洪口场（用绳子勒死），时年36岁。
1935年，政治保卫局审讯科长胡底在红军长征途中惨遭杀害，年仅30岁。1933年春红4方面军总经理部主任余笃三受诬陷，被杀害于四川省通江县洪口场。红4军军长曾中生（建国后中央军委确定的解放军36名军事家之一）因为在红军中的威望很高，所以不敢公开的杀。1935年8月长征途中被秘密杀害于卓克基的密林中（也是用绳子勒死），时年35岁。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在张国焘所谓“发现一万二万改组派也不奇怪”的奇怪逻辑下，给党、苏维埃、红军、根据地造成了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对此，中共中央曾表示赞赏，并将鄂豫皖的所谓肃反经验加以肯定和推广，使之对其他革命根据地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60页，作者：杨奎松
［2］《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477－78、480页
［3］《七军工作报告》（1931年4月29日），载中共中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党的文献》1989年第3期
［4］《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作者：贺彪
［5］《历史教训要讲清楚》，作者：庄东晓
［6］同5
［7］《难忘的岁月》、《贺龙在川东南》，作者：谷志标
［8］《对湘鄂西肃反扩大化的回忆》，作者：黄远新
［9］《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作者：萧克
［10］《陈昌浩回忆录》，作者：陈昌浩
［11］《许继慎将军传》138—13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作者：鲍劲夫
［12］《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简编》21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完）
原标题：在肃反中被血腥屠杀的共产党人 （文章有增节）
文章来源：《凯迪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