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3日讯】【导读】《血的神话》是一本描写文革时期，湖南道县大屠杀的报告文学。作品记录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发生在中国湖南发生的一段被当局刻意隐瞒的历史。作者谭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对文革期间发生在湖南道县的大屠杀进行了深入地调查。被调查者以“一字不实，砍头示众”、“若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的保证提供了大量真实材料，在此基础上作者完成了这本五十多万字作品。由于人生际遇，作者也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官方资料，并采访了几乎所有与大屠杀有关联的重要人物，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记录者和民间采访者的双重身份，能够较完整地呈现了这一历史真相。尽管这是一段让中国人深感羞耻的历史，但是为了让这个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去了解它。
(接上期)
第八十章 “九•二三大武斗”
华国锋接见以后，黄义大等人每天都要跑到省革筹打听情况，两天后，亲眼看见发给中央文革和零陵军分区、道县武装部的电报稿，经华国锋和黎原修改并签了同意发出的批示以后，这才稍方宽心，准备回程。
之后又在长沙市逗留了几天，主要是拜访老领导，观察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学习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经验等等。九月十八日，一行数人离开长沙，踏上了回道县的归程。
到了零陵，遵照华国锋的指示，黄义大等人与郭治安等人见了面，研究解决道县问题的措施，然后急着赶回道县。郭治安告诉黄义大，道县农村拦关设卡尚未撤销，封锁仍然很严，双牌大坳根本过不去，走陆路危险甚大。因此决定走水路回道县。这条水路原为道县通向外界的最主要的一条通道，即沿潇水穿过紫金山，经双牌至零陵萍州而入湘江。据《道县志》载：“从州治东行沿江而下四十里，地名江村，有庳亭庙记神像。其下曰漫滩，舟行至此谓之入泷，至零陵界之泷泊（今为双牌）滩，谓之出泷。势极险恶，春夏水涨往往为舟害。宋知军州事林致祥命工沿泷凿山开道，自庳亭达之雷石，行者遇险则舍舟登陆。去州治八十里有麻滩、流滩、大家滩，皆为舟行所戒。”解放后，潇水河道多次进行治理，使水势平缓而水道畅通，舟行不再艰险。一九五八年前，出入道县多走水路，零道公路修筑通车后，因公路交通更为便利，走陆路的人渐多，而走水路的人渐少。此时因道县“杀人风”水路运输已经停航。黄义大一行人乘车到江村，在这里安排了一只小船，溯流而上去道县。当年阳城是沿着这条河流去道县的，寇准也是沿这条河流去道县的，当然，已经不是同一条河流了。其时，道县“杀人风”已基本趋于平息，但潇水河中，依然水臭风腥，沿河的汊道和河湾，仍然漂浮着成堆的尸体。大水已经开始退去，岸边的鬼柳和一些其他杂树，根须都露出水面，像瘦骨嶙峋的手，强悍得怕人，一只手拚命地伸进岸边的泥土中，仿佛垂死挣扎般把每一块粘土，甚至每一撮黑色的腐植质死死地抓住不放，另一支手则把一具又一具肿胀的尸体挽留在自己身边，让他们在这块生养他们的土地上多滞留一段时间，甚至长久地留在那里。小船犁破水面，艰难上行。黄义大坐在船头，心头无比凝重，叹息道：“像这么样杀人那还行吗？”明明是蓝天丽日，他却感到阴风惨惨，彷佛有一种什么东西在这里不断地沉淀，不断地凝固，不断地板结……忽然两具腰身胀得有浴桶那么大的尸体顺流而来，船上的人一片唏嘘，船老板若无其事地用篙杆戳着尸体的肚皮，用力将它压向水下，噗，肚皮破了，一片被水浸泡成浆糊样的物质顺着篙杆滋上来，粘到船头上。这时，船尾又有人发出惊叫，原来另一具尸体挂到了船尾上。船老板探过身子，伸长篙杆，轻轻一拨就将尸体拨开了。黄义大只觉得胸口打鼓，喉头阵阵欲呕。
不停流淌的潇水波光潋滟，将夹岸的青山揉得恍恍惚惚。风来掠起鱼鳞般的微波，风去不回头，这才是真正金风啊！
黄义大回到道县后，首先作了三件事：
一、旗帜鲜明地反对杀人，反对武斗，支持“革联”的革命行动。而“革联”也像“红联”对待熊炳恩那样，称他为“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 。
二、遵照华国锋的指示，通过找熟人、打电话、写信、当面约谈等形式，向一大批县委、县政府干部传递省革筹和四十七军领导的讲话内容，促使他们发表声明，反对武斗，反对杀人，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一边来”。使得一些过去态度暧昧的干部态度明朗起来，一些曾经有过错觉的干部，也不再支持那些杀人的主张和言论了。
三、协助六九五零部队做通了“革联”的工作，督促他们当着六九五零部队领导和“红联”代表的面，将枪支弹药清理登记并封存在二中的一间教室里。
一位道县文化大革命过来人说：“我们道县文革，就跟煎饼子差不多，煎了这面煎那面，煎了那面回过头又煎这面（其实全国各地都差不多），前一段时间是‘革联’受煎，现在轮到‘红联’受煎了。”
应当说“红联”的头头对这一点非常焦虑，为了展示力量，争取在以后的斗争中，取得更多的发言权，（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红联”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大游行。
游行队伍通过二中门口时，黄义大发现有两个从前与自己关系不错的干部也在其中，一个是县委副书记欧阳××，一个是县委统战部长李××，他想起华国锋接见自己时的指示：“要挽救一批干部，让他们迅速地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省里就有这个教训，有的人跑到河西那边去，成了‘高司’武工队的政委……而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境地。”这两个人，黄义大一直在找他们，一直没有联系上，就告诉“革联”的人，赶快把这两个干部请进二中来。结果“革联”的头头采取了一个比较鲁莽的行动，派了几个人，把这两个干部从游行队伍里拉出来，拖进了二中。“红联”群众看到“革联”到游行队伍里来抓人，骚动起来，在一些“红联”头头的指挥下，冲进二中要把人抢回来。情况有些失控。个别“红联”头头乘机鼓动群众冲向封存枪支的教室，想趁机“把枪抢回来！”
但是——他们低估了刘香喜对枪支安全的警惕性。他在封存枪支弹药时多留了一个心眼，不但安排专人看守，而且枪支和弹药并没有完全分开封存，部分枪支配有子弹，以防不测。看到“红联”的人冲过来想要抢枪，“革联”负责看守枪支的人员开枪了，当场打死十二人，打伤几十人，整个道县为之震动。
“九•二三大武斗”在道县城乡引起巨大的混乱。
但，并没有引起杀人。从道县文革杀人时间表上可以看到，之后几天杀人为零。
“杀人风”还在进一步平息。
此时，湖南省革筹和四十七军支左部队态度渐趋明朗，“红联”开始分化瓦解。特别是省革筹和四十七军九•二七联合通告发出（通告内容见第五十二章，艰难的制止）和飞机散发传单之后，“红联”基本上分崩离析。
一位道县老干部（不是黄义大）说：“杀人风平息以后，那些杀人的刽子手，特别是大屠杀的幕后黑手，如丧家之犬，惊恐万分，有的潜逃到他们的家乡和亲友那里，有的销声匿迹，根本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只有少数人还在负隅顽抗，比如原六区的武装部长郑有志就带着一部分人员和枪支跑到了都庞岭下的大坪铺农场。整个道县的混乱局面已经得到了完全平定，不断地向好的方向转化。”
十月底至十一月初，驻道六九五零支左部队，发出通告，号召各单位的领导和干部一律尽快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原县委机关的一些领导和干部陆续返回县城，集中在豆子街老县委招待所内，准备集中学习一段时间，让大家谈谈对近一段时局的看法和感受，做他们的思想转化工作，教育和挽救绝大多数人。
一些“杀人风”被害者家属，特别是一些因参加“革联”而被杀者的家属和部分“革联”人员，在情况尚未搞清之前，认为是大屠杀的头目回来了，冲进招待所，对少数领导和干部进行鞭打和批斗。驻扎在县物资局仓库的六九五零部队闻讯后，迅速派出干部战士将招待所保护起来，才使事态未进一步扩大。尽管如此，仍有少数县委领导和干部遭到了毒打。
八十一章 大屠杀揭盖子学习班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十七军支左部队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举办了湖南省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个学习班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为湖南省各县、市革命委员会选配领导干部。黄义大作为道县代表参加了这期学习班，学期为两个月。
学了大约不到十天，一天晚上，省革筹副主任华国锋把他找到省卫戍司令部谈话，华说：“根据道县驻军支左办的要求，目前道县没有领导干部抓工作，希望你回去主持一段工作，你回去配合部队好好地抓一段吧。”征求黄意见如何？黄说：“省领导对我的信任我很感谢，但感到回去的困难太大，很多问题自己无力解决，很难胜任省领导的要求。”华国锋说：“有什么困难就当面讲吧，能不能胜任的问题就不要讲了，省革筹已经作了研究，还有当地驻军支左部门支持你。你就讲讲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吧。”黄义大说：“文化大革命搞了这么多年，县里领导干部全被打倒了，职能机构也都瘫痪了，现在要做大量的恢复工作，首先就要有人去办，各方面的责任必须要各部门去承担，光靠少数几个人和支左部队显然是不行的，所以我建议道县能早一点把新生政权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以便有一个领导核心，再逐步地把一批干部扶起来，让他们大胆工作……第二，道县被杀了这么多的人，将人杀了以后，就将全家的衣服、粮食全部抄光了，房子也被强占了，这些被害亲属现在均流落在四方，据反映全县被迫跑出去的不少于两万人，这些人在外无衣无食，无家可归，到处流窜，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我作为道县的父母官，回去以后，必然要想办法解决，但是现在冬天来了，这些人回来吃什么？穿什么？住哪里？实在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第三，道县在短期内杀了这么多人，群众义愤很大，特别是广大受害亲属，迫切要求严惩杀人凶手，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不处理不行，处理不好也不行，我的意见是：杀四类分子的先放一放，以后再说，现在首先要把那些报复杀人、杀夫夺妻、杀父夺女、强奸杀人、谋财害命、亲自开口杀人和幕后指挥杀人的追究责任，绳之以法，情节恶劣者，必须严惩不贷！”华国锋说：“关于成立权力机构的问题，你们可以快一点，我看你们就不必搞什么筹备小组了，可以做好工作，直接成立革命委员会，两步合成一步走算了。关于杀人的处理问题，待你们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将情况搞清楚，将各种类型的底子摸清，看看要依法处理的面有多大，你们写一个意见报上来，当前除了那些继续危害人民和那些罪大恶极准备逃跑的个别人外，一般的暂不要动他，以后待制定好一个政策再统一处理。关于将那些被害者亲属找回来，并妥善予以安置好，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又很现实的问题，我看不管怎么样，首先要尽快地将他们找回来，不要让他们在外面再流浪了。至于目前的生活困难问题，你就带点救济款回去吧，你看要多少钱？”黄义大大胆地说了一句：“先要四十万。”（当时四十万，已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华国锋二话没说，就叫秘书给省民政厅负责人写了一张条子，同意如数拨款。就这样黄义大到学习班办了离校手续，于一九六八年的元月六日回到了道县。
回去以后，除安排了专人班子处理被害亲属的救济和安置工作外，黄义大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深入广大农村，了解农民在生产中的困难，帮助恢复生产，作好春耕生产的准备工作，以便来年不饿肚子。为此将各区、社抓生产和工作的领导班子建立起来。第二件事，下决心将全县人民都关注的大屠杀的盖子揭开。
这时驻军六九五零部队，主要精力集中在抓道县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上。经过紧张繁忙的筹备工作，道县革命委员会于一九六八年的三月一日正式成立，黄义大被任命为道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革命委员会主任由驻军六九五零部队政委孙润清兼任。革委会整个权力机构仍属军管性质，委员会下设机构的各负责人，正职由部队同志兼任，副职是地方的，而且也是由军方直接指定的。
县革委会成立后，三月下旬，黄义大与六九五零部队领导在县三粮库（东门县委党校）召开了有各单位领导与两派群众组织代表以及与杀人有牵连的二百五十余人的揭盖子学习班。六九五零部队参加主持和领导的有副参谋长，县革委会副主任刘兆丰、股长吴荣华。学习班上本着摆事实、讲道理、不打不斗、不搞逼供信，实事求是的原则，让大家揭发检举，在杀人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也允许平等的、充分的申辩自己的意见和揭发别人的问题，与此同时，各区、社均成立了专案小组，会上揭发出来的问题再拿到下面由各区、社的专案小组分头调查核实。
大屠杀揭盖子学习班召开的消息很快传开，参加会议的人越来越多，有的用亲身的事实进行了揭发控诉，有的从边远山区赶到县城来进行血泪控诉。
据原六九五零部队副参谋长、县革委会副主任刘兆丰回忆：“杀人风平息后，我们发出通告，限令‘红联’、‘革联’将枪支弹药全部上缴，促使两派群众大联合。一九六七年三月底到四月初，为了做好善后工作，我们与县革委会一起办了一个学习班对杀人事件进行调查。我们专门抽出两个连队，深入到每个生产队、每个自然村进行调查、落实、安抚工作。要求各公社、大队逐人作出登记。基本上核实了那次杀人大约有六千多人……”
这次学习班，由上到下，再由下到上，整整开了二十一天，经过上下核实，初步查明全县被杀人数在六千人左右。并根据调查结果，制出了《道县大屠杀数字统计表》，《关于道县人武部几位领导制造大屠杀的言行》、《道县大屠杀情况的调查材料》等学习班文件，上报零陵地区革委和省革委。在这次学习班上，除了大量被害者家属的揭发材料外，还有部分“红联”头头的检讨揭发材料，极个别县委领导在会上受到批判，如原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安生因亲自开口指示杀人，在会上与揭发人青口公社立山坪大队支部书记唐芳明等人当面对质，并当场低头认罪。笔者在前文中披露的大量杀人案例，有十例出自这次学习班，当时被称为十大典型案例。
“揭盖子学习班”召开期间，出了一件意味深长的小插曲：学习班召开不久，县武装部靠县委会的间墙上，出现了一张醒目的匿名打油诗，这在旧社会叫做揭帖：
小小公鸡莫耍雄，
哭的日子在后头；
左手拿你砍一刀，
右手抓你进鸡笼。
看到这首打油诗，主办学习班的人都很震撼。黄义大找到六九五零支左部队的领导说：“这次大屠杀，杀人人数这么多，手段这样残忍，简直无法无天，像这样不经上级机关批准，随便将人抓起来就杀，比捏死个蚂蚁还容易，这还了得？如果不彻底揭露，严肃处理，不仅丑化了我们党的形象，还会给子孙后代留下祸根。现在这帮人还是这么猖狂，不把大屠杀的盖子揭开，我们决不收兵，大屠杀的事实真相一天不搞清，我们这个会就一天不散。”六九五零部队的领导对此亦深有同感。
刘香喜作为县革委常委分管财贸工作，对这个学习班本来不太感兴趣，因为他认为自己对道县的文化大革命贡献最大，对杀人风抵制最得力，但是革委会成立只让他当了个常委，心里很有些失落感，不想再多管闲事。看到这首打油诗以后，气得老毛病犯了。他找到黄义大说：“义大书记，还等什么？……赶快整材料上报，把这帮家伙杀他几个，关他几个，撤他几个……”黄义大说：“现在首先还是查清问题，提高认识，处理人的事放到运动后期再说吧。”刘香喜说：“义大书记，你就是太心慈手软了。”黄义大说：“香喜同志，我不是心慈手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处理人的问题要慎之又慎，人头不是韭菜砍掉了还会再长。再说国锋同志也指示了，处理人的问题放在后一段由省里统一拿一个政策出来。你放心，有这些材料摆在这里，铁证如山，跑不掉的。”
黄义大为什么这么大意呢？做了初一，不做十五呢？
我曾就这个问题问过他。他面有戚戚焉，呐呐道：“唉！就是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了……”
我又把这个问题问过一位与黄义大十分熟悉的道县老干部。该干部说：“这个问题后来我们也想过很久……分析起来，不外乎这么几条：一是以为材料在手，铁证如山，随时可以拿出来；没想到，真实情况我们虽然清楚，但上级领导不一定清楚。二是当时‘地富组织黑杀团杀贫下中农，贫下中农反过来杀地富……’这个谣言没有从根本上破除，把杀人事件的本质歪曲成了贫下中农的过激行动。三是当时杀人时打着保卫红色政权的旗号进行的，杀人的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党的依靠对象，被杀的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党的革命对象，在这一点上，我们首先就输了一着。四是对党内路线斗争的本质和残酷性反复性缺乏认识，认为大局已定。五是对这帮杀人者的社会能量估计不足。六是黄以大本人受孔孟之道影响太深……总之一句话，当时太幼稚，想死理，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看不穿。”
（待续）
文章来源：阿波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