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29日讯】日前写了《领导干部大多不是贪官吗？》，批评“戴立言”6月6日发表在《新华每日电讯》上的《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吗？》一文。不料，我的文章遭到读者的强烈质疑，我否定“戴立言”的“贪官是少数”，多数留言的读者则否定我的“贪官是多数”，认为现实的情况是“全部都是贪官”，没有例外。
在专门分析中国腐败问题的《中国不一样》一书里，无官不贪确实是我的核心论点。在《领导干部大多不是贪官吗？》一文里，我只是为了直接针对“戴立言”的文章，才把题目立在“大多数”上。我在那篇文章里说：如果100个官员里有67个腐败了，我们查出了10个，“腐败比例”是10%，可“查处比例”也只有15%，中国的“腐败比例”低只是因为“查处比例”也低；如果67个腐败的都被查出，“查处比例”达到100%，那么，“腐败比例”就不是10%而是占三分之二“大多数”的67%了。
67%当然只是一个为了解释问题的数据，这说明中国的官场腐败，问题在“查处比例”而不在“腐败比例”。但是，确实还是有读者评论说：你也没数据直接证明“领导干部大都是贪官”呀？这种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都拿不出过硬的数据来，这不是假定和推理能解决问题的事。
这个评论咋看言之有理，其实却大错特错了。为什么？因为，关键不是谁有什么数据，关键是人们信的是什么。用数据证明和反证“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都行不通，因为你不可能从没抓着的贪官那里得出数据，你手里的数据一定是贪官落网之后才得到的数据，而且还要假定你统计对了。
所以，问题必然是由人们在生活中“不靠腐败能否办事”的经验来决定，而更重要的，是由这种生活经验所形成的信念。不幸的是，“贪官是少数”已经没人信了，现在就连“贪官是多数”也都几乎没人信了。不要说“腐败比例”的数据没人信，即便有“查处比例”的数据也没人信，在这个问题上迷信数据定然是错的。而如果调查人们“信什么”，我调查出来的数据确实是“大多数人相信无官不贪”。
“生活经验所形成的信念”是非常可怕的，它所决定的是人们的“预期”。现在大家的“预期”是：我们最多只能说领导干部“大多不是大贪官”，我们最多只能说领导干部“大多是没有被揭露的贪官”。既然无官不贪，那么，所有的区别就只是大贪还是小贪而已。
除了“大贪还是小贪”的问题外，还存在一个“腐败的门槛不断抬高”的问题。所以，现在大家的“预期”是：既然“无官不贪”，那么“小腐即廉”；贪完有办事效率，又不太过分，那就是好同志。可见，大家恨的是大贪，或者是大贪完了又不好好办事的官。人民群众对一般的腐败如此容忍，实在是因为现在的贪官越来越大了，即便刘志军也会很快被认为“你算老几啊？”。
“小腐即廉”的关键依据是：人情世故的腐已经不被当成腐了，而公权力涉及的范围和利益那么大，谁心理平衡得了呢？你当官会不贪吗？你不贪能当官吗？少数不贪还能生存吗？换句话说，大家的信念是建立在“大贪还是小贪”和“是否给逮着”上，根本不是“贪不贪”的问题，不贪的早被淘汰掉了。
在“人人反腐败，人人想腐败”的时候，我们的官场还能不是蛆虫乱爬的粪坑？至于如何决定“是否给逮着”，那就要看谁倒霉到被“隔墙扔砖头”砸中了。贪官与超人的区别是：超人把裤衩穿在外边了；领导干部与贪官的区别是：贪官被抓了。谁不敢公开财产，谁就可能是大贪官；但敢于公开财产，也未必不是贪官。洁癖可能很好，但现实的情况还能不是“在腐败中前进，在前进中腐败”？
“戴立言”还曾经在《真的是“越反越腐”吗？》一文里否定“越反越腐”，“越反越腐”真的没道理吗？我们可以来看一看下面这个故事：
某村庄为了根除鼠害，奖励村民灭鼠，灭鼠后交上老鼠尾巴，有奖励。本意是按灭鼠的数量进行奖励，可结果，村民交上来的老鼠尾巴越来越多，原因是，村民发现灭鼠能领钱，就私下开始养老鼠。
灭鼠导致了更多的老鼠，仅仅是因为养鼠能够有利可图；灭鼠的奖励制度有问题（公权范围广、利益大、制约低），养鼠的道德文化也有问题（规则人情、道德信仰、规模博弈、集体本能），这当然就是“反腐越反越腐”的逻辑。扬汤止沸，不“越反越腐”反倒会是出鬼了。用网友的话说：“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你贪我贪，是官就贪。十个官员三十个贪，另外二十个是老婆和小三。”但最好别漏了，其实中国是“无官不贪、全民皆腐”。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