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30日讯】 近日，中国资金市场的“钱荒”问题引起国内外普遍关注。大家对引起“钱荒”的表面和根本原因似乎无法达成共识，对中国央行能否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能否强化流动性管理，以及能否促进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能否有力支持经济转型升级等政策措施的实施的成效莫衷一是。但是更多的人担心：“钱荒”蔓延或发展下去，会不会危及银行储户存款、引发银行倒闭潮，有不少专家甚至预言“钱荒”会引发更大范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况且中国这次经济危机极可能引发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即是在新的形势下，全球一体化情况下的经济危机。历史证明，经济危机往往是社会动荡的双胞胎。因此，这次“钱荒”问题使得全社会再次警觉中国大陆会不会陷入全面性的社会动荡的局面？透过现象看本质，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拘泥于“钱荒”可能引发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动荡的观点。事实上，从历史的教训和中国政府当前的行政腐败的角度来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在近期内出现全面性的社会动荡局面势在必然。
政治腐败在中国几千多年历史当中是反复出现的。政治腐败导致社会溃败，最后就出现社会动荡，导致社会生产力大倒退。新朝代的开国之君是比较精明强干的，重新建立起理性政府，然后又出现行政腐败、社会动荡，如此循环往复。虽然西方国家建立强有力的行政系统比中国晚，建立理性政府就更晚，但他们找到了解决行政腐败的一套有效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从政府内部来说，实行三权分离，代议制，司法独立，互相制约；外部有一个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在私法保护下法人的成长，实际上就是对行政权的一种约束。正是这套措施遏止了行政腐败和社会动荡，使西方国家得以超越曾经领先于它们的中国。
为什么中国当前的行政腐败达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在东亚国家和地区，不论是在蒋经国时期，还是朴正熙时期，行政腐败的严重程度都没有当下中国这么严重，怎么会出现这这种情形？这需要从30年前的转变谈起。因为中国有过一个毛泽东时代，有过一个以官僚制为敌的乌托邦构想，实际上想建立“皇权之下的群众专政”，想要完全摆脱刘少奇、邓小平直接领导的官僚集团。文革开始的时候，想搞“北京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很快就失败了。又引入了军队，用新的力量代替原来的党政官僚，幸亏出了林彪事件，毛泽东后来也觉得不能搞军人专政了。如果长期搞下去，就会变成缅甸今天的体制。毛时代试来试去不要行政官僚的乌托邦构想失败后，导致了官僚集团和官僚机制的大反弹，大复辟。
回想80年代，我们既要注意到好的方面，也要注意到坏的方面，有些事情我们当时还看不透。有“两好一坏”。好的方面，一是出了一批好官，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任仲夷、项南这些人，在文革中受到打击迫害，使他们接触到底层百姓，他们有民本意识，他们执政的时候搞了一些好政策。但是这批好官逐渐被劣币淘汰掉，现在已经凋零。二是当时体制内的改革派和体制外的民主派都想学习西方那套抑制行政溃败的措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到89年也失败了。坏的方面是官僚体制、集团、利益的膨胀，比毛泽东文革之前所说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还要厉害。
在皇权和威权制度之下，对行政腐败的控制有两个主要的机制，第一是权力要高度集中，当权者还要亲政勤政；第二是当权者要有耳目，信息通畅。80年代中国这两条都做不到了。当时权力是分散的，有“老人——大秘书长”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权力分割，党和政也是分开的，胡耀邦、赵紫阳各搞各的。真正掌握大权的邓小平既不亲政也不勤政，天天打桥牌混日子。80年代许多社会弊端苗头出现的时候，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当权者采取措施，“中梗阻”越来越厉害，基层政权越来越失控。第一个机制被破坏了。
第二个机制，过去中枢要有效控制行政系统，必须把耳目与爪牙分开，否则爪牙就不服从大脑，为自己谋利益了。没有耳目，独裁者也会被架空，无法了解社会实际情况了。皇权时代有御史台、东西厂、蒋介石时代有中统、军统。正如电视剧《纸醉金迷》，戏中军统一出手，行政官员吓得要命。这个机制在80年代到90年代也被破坏了。最明显的就是，“纪委——监察”系统属地管理，直接向皇帝负责的耳目没有了。过去，新华社也是重要的耳目。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指出：现在倒退了，难多了！过去总社记者可以下去写“内参”，分社记者也可以跨地区写“内参”，现在不行，总社记者下去写的“内参”也必须分社社长签字才能上报。涉及地方高官的内容，分社社长一般是不签发的。新华分社都地方化了，分社要考虑跟地方领导的关系啊，要地皮盖房子，很多利益都得依靠地方，哪敢得罪地方高官？分社社长和省市自治区的党政领导是穿一条裤子的，所以皇帝的耳目没有了。
传统的控制方法失效了，政治改革的努力也放弃了，行政腐败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也就不足为奇了。最可怕的是，当局失去了治理行政腐败、瘫痪、溃败的信心和愿望。
最近二十年来，当局把“社会稳定”当成了紧箍咒，天天念叨，也就是用“社会动荡”来吓唬人。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老百姓不知不觉被洗了脑，也跟着说社会动荡如何如何可怕。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些因素能够导致社会动荡，社会动荡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先要有社会分裂的形势，才可能有大的社会动荡。我认为，社会分裂有三种可能的原因。
一是先天的原因。“苏东”剧变后之后共有九个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转型——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蒙古。只有前两个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导致国家分裂。这两个国家是有共性的，苏联核心民族俄罗斯人只占人口的51%，南斯拉夫核心民族塞尔维亚人只占人口的36%。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算是理性离婚，和平分家，捷克人占64%，斯洛伐克人占 31%。还有6个国家没有分裂，这些国家也是有共性的，波兰族占人口98%，阿尔巴尼亚族占人口98%，蒙古族占全国人口的91%（其中喀尔喀蒙古人占 80%，杜尔伯特等其他蒙古人占11%），马扎尔族占匈牙利人口的90%，罗马尼亚族占人口的近90%，保加利亚族占人口的85%。这些国家都没有分裂。由于计划生育的原因，中国汉族人口有所下降，但仍占到92%，少数民族中的土家族和满族现在都超过了一千万，其中许多人是为了高考加分改了民族，只要有八分之一乃至十六分之一的血统，就算少数民族。中国和上述六国一样，有一个占人口绝对多数的主体民族，所以不存在国家分裂的可能性。拿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战乱和分裂来说事儿，对中国是无效的。
二是执政党自身份裂连带造成的社会分裂。眼前就有两个例子。一是文革，是中国共产党内“两个司令部”对立所造成的。毛泽东个人威望高，但在中央委员会中是少数，后来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时，半数以上的中央委员都被打倒了，没能参加会议。毛泽东为了把“刘少奇 ——邓小平司令部”搞下去，就得分裂党，铤而走险去发动红卫兵、造反派，重用林彪和军事力量。二是八九年那档事，官方结论也是党的分裂。关键是谁分裂了谁。赵紫阳、胡耀邦、胡启立、万里、习仲勋、田纪云、芮杏文、阎明复的党与陈云、李先念、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的党长期处于对峙状态，邓小平和杨尚昆在紧要关头站在后者一方，导致了最终的破裂。前者有党内的合法性，后者掌握了军队等要害部门。所以调动十几个集团军进京，主要不是对付学生，而是对付党的合法的领导机关——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书记处，中央书记处几乎是全军覆没。因此，这是用军事政变来分裂党。仅仅是局部的群体性行为，包括像学生运动这样的群体性行为，并不会导致大的社会动荡，只有执政党自身份裂才能造成这种动荡。
三是中国传统的社会动荡引发机制，官与民的彻底分裂，行政腐败、社会溃败导致“官逼民反”、“逼上梁山”。对于这种可能性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由于信息、交通、武器技术的革命，揭竿而起的革命可能性是下降了。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秦兵还是用铜兵器，农民用铁农具造反，还是很厉害的。现在武器不对称了，农民起义的可能性减少了。但是还有另一方面，近年来出现了黑白道融合、混流的趋势。毒品集团、走私集团装备现代化超过了官家，海关的缉私艇追不上走私集团的“大飞”，贩毒集团的侦察技术装备有时候比公安局还强。《水浒传》中的天罡星、地煞星很多也是朝廷命官出身。当现代天罡星、地煞星出现，官、匪、民混在一起的时候，传统的社会动荡模式也有可能再现。
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但是我们要说，以宪政民主为导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公民团体和公民自治活动、群体性维权活动、解决行政溃败的种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举措，都不是诱发社会动荡的因素，而是抑制社会动荡的因素。
现实的最大危险是行政腐败。在行政溃败的情况下，哪怕中央有些好的政策，也是政令不出中南海。比如“非公经济36条”，贯彻得下去吗？92年以后开始搞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本来是对行政腐败的一种抑制因素，但是在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下，各级政府对民营企业处处设卡，牢牢把控住市场准入环节，民营企业家还是要搞贿赂才能进入市场。也就是说，政治腐败必然导致全社会的动荡。
当前中国社会形势极其严峻，已经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其突出表现为：世界最坏的政治体制；世界上最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 世界上最显着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其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一切的一切，决定了这个腐败透顶的政府即将把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又一次拖入全面社会动荡的深渊。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