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07月08日讯】【中国禁闻】7月7日完整版
提要
金融危机火烧眉毛？中共向民间求助
习李掌控地方人事﹖省长半数空降
司法行政化的背后到底是啥？
抗战老兵呼吁还原抗战历史真相
抗战老兵呼吁还原抗战历史真相
今年7月7号是“七七事变”76周年，一些抗战老兵和他们的后代，在北京呼吁还原历史真相和抗战的真相。
当天，千米国画长卷《浩气长流》，在北京举行发布会，多位幸存的抗战老兵以及一些抗战英雄的后代，参加了集会。
这幅国画以抗战英雄人物为主，并且描绘了很多国民政府军的抗日将领。正是他们在战场上正面抵抗日军的进攻和侵略，对抗日战争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而中共对大陆民众几十年的洗脑宣传中，一直刻意丑化国民党的军人形象，抹杀他们在抗战中的功绩。
香港记协年报：新闻自由状况糟糕
“香港记者协会”7月7号发表了《2013年言论自由年报》，报告说﹕过去一年，是香港新闻自由糟糕的一年。
内容提到，特首梁振英上任后的头11个月，有182次用书面声明代替完整记者会，比上届政府同期多出8倍，而政府官员到基层访问，也更多采用“联合采访”方式，使得记者无法就迫切议题提问。
这份题为《乌云压城——香港言论自由面对新威胁》的报告还说，尽管去年特首选举前，梁振英签署了记协的《新闻自由约章》，但他仍未兑现有关捍卫新闻自由、和积极推动新闻资讯自由法的承诺。
报告指出，香港记者及传媒机构在香港及大陆被暴力袭击的案件，去年发生18起，但梁振英没有做出适当回应。
报告还指出，梁振英今年年初针对《信报财经新闻》的一篇评论文章，向报社发出律师函，不但削弱香港的新闻自由，也反映梁振英容不下批评的声音。
报告警告，虽然暂时没有迹象显示﹕港府将再次启动《基本法》第23条所要求的国家安全立法，但中共领导人对此曾多番提出立法要求，香港新闻业界必须时刻警惕。
据报导，现任香港特首梁振英有中共地下党员身份。目前，梁振英和特区政府还没有对香港记协的年报做出回应。
海南村民堵路 警施催泪弹镇压
7月3号，海南儋州市白马井镇高兰村村民，堵路抗议邻村的沙场偷沙。
当地边防派出所出动大量武警、和防暴队强行驱散，双方发生冲突，警方施放催泪弹，许多老弱妇孺被打伤入院。
据《中国茉莉花》网站报导，事件的起因是﹕高兰村盛产沙子，相邻的韩宅村的私营沙场，经常越界偷沙，导致高兰村河段岸堤塌陷，土地流失。村民要求赔偿10万元，被拒绝后，村民堵住路口不准运沙车通过。沙场老板找派出所帮手，结果酿成流血冲突。
编辑/周玉林
金融危机火烧眉毛？中共向民间求助
最近在中国的金融领域，一些智库和商业银行应中共国务院之邀，已经提交了十多个改革方案，而各种讨论和研讨会也在密集召开。有大陆媒体传出，为了研究方案，中共一名副总理，甚至在早晨5点召集大家开会。专家指出，当局相继出炉的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以及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等，都说明中国的金融危机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程度。那么，中共领导人的这种努力能解决问题吗﹖中国金融危机的症结在哪里呢﹖我们来看看专家的分析。
中共日前发布的一份公告显示，中共将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同时中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实际上是钱荒之际，中共措手不及，不得不向民间求助的办法。但是从中共的本质上我们可以认定，它不会真正的让民间资本进入银行，起到控股的作用，最多让民间资本参股， 只是在利用老百姓的钱，但不会给老百姓权利。”
谢田说，也不能排除中共利益集团，利用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机会，把从国有银行贪污的钱，以民间资本出现，这样，就再一次方便了他们把国有财产转变成私有财产。
谢田指出，中共恐惧一旦失去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就会失去了对中国的控制，因而不会彻底的市场化。谢田说，前一阵，中国出现“钱荒”时，中共新政又急忙拿出5个亿出来救市，就是很好的佐证。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中国金融系统是有很脆弱的一些特征，出现这样的钱荒，就说明它的市场化的程度是很低的，因为在一个市场开放的体系中，它的流动性是很重要的，假如说流动性出现很大的问题，就说明这个金融系统存在着系统性的问题。”
谢田还表示，中国现在面临的经济困境，正是因为中共当年搞所谓经济自由化时，没有引进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中的“公平竞争”、“法治”，以及“媒体监督”等机制造成的。
谢田：“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发生的危机，经济危机，包括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中共的独裁和市场化发生矛盾的时刻，现在推行利率的市场化，不改变政治体制和整个社会体制，可以肯定是走不远的。”
最近媒体出现了一个新名字“李克强经济学”。有人诠释李克强经济学政策的框架，关键点是“无刺激”、“去杠杆”和“结构改革”，也就是说，让中国经济重回市场的轨道。
谢田：“我们要问的一点是，他是为什么在做？如果是为救党的话，注定他是走不下去的，因为如果有共产党利益在其中这样一个前提，他不会真正为中国人民着想，也不会真正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救中国祇有打破共产党的一党独裁和专政的体制才能实现，这样，中国的金融才能有新的希望。”
中共国务院宣布允许私人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同时，还公开表明，民营银行将自担风险，并且将由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工商总局和法制办等组成工作机构，负责具体事宜。
谢田指出，这种做法与中共对国有银行有了危机时总是慷慨解囊，形成鲜明对比，也说明﹕中共不是真正欢迎民营金融机构。谢田表示，也正因为中共对国有银行的过分宠爱，才造成国有银行敢于乱来。
谢田还指出，在美国等民主国家，所有银行都是私人银行，因为有银行储蓄保险公司和政府担保与监管，老百姓的存款就不会出现问题。
采访编辑/刘惠 后制/萧宇
伪城镇化﹕2亿城镇居民无城市户口
大陆一项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0%以上，但另有数据表明，有2亿多的城镇常住人口仍然是农村户口，他们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各方面，与真正的城镇户籍居民相差甚远。专家警告，这种大陆特有的“伪城镇化”现象，将有可能导致社会矛盾加大，甚至发生严重冲突。
据中共媒体报导，7月5号，“大陆市长协会”发布的2012年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年底，中国城镇化率已达52.57%，显示全中国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中。
但专家指出，这并不能说明更多的农业人口，已转化成了非农业人口，因为他们的户籍没有改变。
河南农民工张小猛：“进城打工的都是暂住啊﹗没有迁户口的。有的需要的话办个暂住证，有的暂住证都没办。”
一项由中国公安部统计的数据显示，大陆城市户籍人口不足35%，多达2亿6千万的城镇常住人口是农村户籍，他们依然无法享有和“城里人”同等的社会福利待遇。
中国经贸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巩胜利：“中国的城镇化比较严峻，农村人口进了城市，表明上他是在这个城市或者城镇里面在生存着，但是他没有任何享受城镇化人口的待遇，包括医疗、保险、就业、失业，还有住房、教育。所以中国面临的问题就是人到了城镇，但是人的身份可能还在乡村。”
河南农民工张小猛：“城里的什么低保、社保肯定没有。5只要是农民身份的，福利待遇全部在农村。”
专家认为，中国大陆这种表面上人口转移造成的高增长“城镇化率”，并不能真实反映城镇化水平，充其量可以称其为“伪城镇化”。
“中国经贸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巩胜利，对目前大陆城镇化前景表示担忧。他指出，随着越来越多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户籍制度造成的阶级地位不平等将会日渐突出，并将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
巩胜利：“6中国今后的人口比例可能要达到10亿城镇化以上，就是还有3亿以上的农村人口。现在麻烦比较大，很简单，一句话，我是人，你是人，我们都是公民，但是我们公民的待遇不同。 比如说，中国最近几年，从湖北、贵州有些城镇发生了一些突发事件，就是这些人对政府处理农村的不满，所以才激起了一些包括游行示威﹗目前这样的事情在中国非常的多。”
有评论还指出，伴随大陆城镇化而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农村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一旦农民的户口性质发生了变化，原本拥有的土地就会失去，农民就会变得一文不名，从这个角度看，农村城市化的结果就是：农民被完全剥夺了财产，却没有享受到他们应得的待遇。
巩胜利：“他把这些农民的地收了以后，纳入到所谓的城镇居民，但是这些人去了城镇以后，怎么样生存下去，比如说，他有什么技能﹖你把他的地收了以后，他没有地种了，让他干什么? ”
大部分城镇户口的居民在网上表示，在他们眼中，城市户籍没有任何价值，不能像公务员一样买到低价的房产，也领取不到分文失业金，一样被上学难、治病难、养老难、就业难、住房难这“五座大山”压的喘不过气，相比之下，他们更羡慕农村人又有房子又有地。但有农民反驳说，农民进城就是因为种地收益低的可怜，甚至难以度日，现在连房子都被强拆、土地被强占。
网民哀叹：同处在大陆社会最底层的人们，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结果都是一样的“被剥削”。
采访编辑/张天宇 后制/葛雷
习李掌控地方人事﹖省长半数空降
自去年以来的中国地方换届已经结束，中国各省级人大、政府、政协，共选举产生领导官员800多人。消息指出，目前22名省长中，有11人曾在中央部委或中央企业任职，而且都是“空降”，媒体认为，这反映为习、李政权强势掌控地方人事。有分析表示，习近平为了与江派抗衡，联合团派，掌控地方局势。不过也有分析认为，很多中共官员都是为了个人利益，才站到习、李一边，一旦触动他们的核心利益，他们也会联合起来调转枪口。
近两年来，中央政府或央企官员外调，担任地方首脑已成为普遍现象。香港《南华早报》统计发现，中国大陆除4个直辖市和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外，目前内地22个省级行政区的首脑官员中，一半都是“空降”，且调动多集中在过去一年。
报导说，关注中国政治的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北京正在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对地方政府施加控制力。报导引述专家的分析表示，北京对地方加强控制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对省长的选择。过去二十多年里，党委书记都是外调，可能来自其他省份，也可能来自北京。但同时，省长多为本地成长起来的干部，或至少来自其他省份，以保证对地方事务的熟悉。但这两年，“空降”省长的状况，已与过往大不相同。
有媒体报导，习近平为了回报前任领导人胡锦涛，“空降”团派人员到地方作封疆大吏。
时事评论员林子旭﹕“事实上，习近平过去很多年一直在地方任职，自己培养的人很有限，目前只有胡、温留下来的人，习近平用的才放心，与其说是回报，不如说是胡、温、习、李互相依存吧﹗这么多年江派势力在地方上，或明或暗的培植了大量的官员，这股力量也不可小视，因此，习近平大量的从中央‘空降’自己信得过的人，去控制地方的局面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西方国家的话，它有反对党当政，当然会把前面政党的所谓政务官都给更换。但在中国，因为它没有反对党，它一直是由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执政，即使退休的领导人，他还会发生很久的余热。”
6月下旬，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告诫政治局委员，要带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香港媒体评论认为，这显示习对政治局的内讧问题甚为脑火。
林子旭﹕“习近平上位以后，与江派势力的权斗一直就没有断过，最近习近平公开抛开中共虚假的表面的所谓团结，公开讲出:政治局的同志带头自觉维护中央的权威等一番话，大有一种和江派势力有我没你、玩到底的意味﹗可以预见在未来的日子里，这种人事变动可能会更加的剧烈，甚至真的有可能真的进入政治局常委会。”
不过，林子旭认为，不管习近平掌握多少亲信和权力，就算江派势力全部瘫痪，在中共体制内，习近平即便拥有权力也很难做事。
林子旭﹕“中共的官员不管是江派的还是别的派别的，说到底，这些人都是中共的官员，他们很多人都是为了个人利益，才站到习近平一边，真的触动了他们的核心利益，他们都会联合起来调转枪口的。说白了，在中共体制的制约之下，习近平看起来好像很有权力，但是本质上也不过就是中共体制的魁儡罢了﹗”
时事评论员刘淇昆﹕“因为官员他不是民选的，不是老百姓决定，是由上级提拔的，这个官位不是老百姓给他的，因此共产党的官员不代表老百姓的利益，甚至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他效忠的是提拔他的人，为了他的升官发财，就要捞钱了，就要拉关系，就要贪污受贿，一拨人上来了，捞够了，再上来一拨人，又跟饿狼似的再捞，受苦的是老百姓啊﹗”
另外，据大陆《南方周末》统计，到上个月底，中央已向地方31个省份“空降”118名司局级以上干部，约占591名在任地方党政领导的20%。
采访/常春 编辑/周平 后制/李勇
司法行政化的背后到底是啥？
长期以来，中共的政法系统对民众的暴力“维稳”，造成社会民怨沸腾，也让中共政权危机四伏。日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对外表示，绝大多数司法不公是因为“司法不独立、司法行政化”。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司法行政化”的背后到底是什么？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台后，曾一再表示要反对执法不公、严惩司法腐败。随后，政法系统出现地震，各地政法官员纷纷落马或者自杀。但大陆司法黑暗并没有因此改观，访民、异见人士仍然被随意抓捕判刑，普通民众的正常权利根本没有保障，而特权阶层依然逍遥于法律制裁之外。
大陆媒体《中国新闻周刊》最近报导，广东法院系统正在推行一系列所谓“去行政化”的改革措施。其中深圳福田区法院、佛山中院开始试行审判长负责制，希望借此来排除行政权力对审判的干扰。
报导援引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郑鄂的话说，司法改革重心必须转向体制改革，这迫切要求顶层设计。他表示，绝大多数司法不公并不是因为司法腐败，而是司法行政化。
对此，中国法律专家、北京市律师协会“宪法人权委员会”委员杨学林，向《新唐人》分析指出，司法腐败肯定是司法不公的一个原因，但是司法腐败的根源还是体制问题。
中国法律专家 杨学林：“就是司法不独立、法官不独立，受到的这种行政干预太多。它必然会导致司法腐败。其实就这么简单。”
据了解，“去行政化”改革并不是一个新的观点。多年前，中国法律界人士已经对此达成共识，并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呼吁。但改革的困难点在于﹕在中国社会现有体制下，党委、政府干预案子的现象十分普遍。
大陆南京“东南大学”法学教授 张赞宁：“最主要的机制就是：宪法上有一句话‘中国共产党领导’。而且专门成立了一个‘政法委’，来领导公检法的工作、审判工作，这是造成司法不独立的一个根本原因。”
大陆南京“东南大学”法学教授张赞宁谈到，中国大陆的法官人事晋升、和法院的财政等方方面面，都受地方政府和当局控制，所以法官们根本不可能依法审判，而是根据后台的需要、与政治需要审判，这必然造成有法不依。
张赞宁认为，在中国，无法兑现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最主要的困难点，还是在于一党专政。
而“中国公民监政会”发起人郭永丰也谈到，中共自身不可能进行根本的司法改革，因为这等于是向腐败的官场开刀、等于是自杀。郭永丰说，中共在自身体制内的所谓改革，本质上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愚民政策。
中国公民监政会发起人 郭永丰：“治标不治本，总是做一些花样来玩一玩，来愚弄、欺骗一下老百姓。那个改革有什么意义呀？没意义的。司法独立、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包括开放报禁、党禁、民间可以自由组党，这些它敢改吗？不敢。”
在今年3月的中共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获得605张反对票、120张弃权票，创下5年来不信任票的最高记录，凸显中共司法制度的尴尬处境。
采访/易如 编辑/李谦 后制/周天
苏35战机假新闻频出炉 中共困境
赵培：苏35战斗机对中共来讲就是花姑娘，从2012年就开始追求，但是一直没有得手。2012年，中共尝试购买四架苏35回来研究研究，俄罗斯人说不行，要买就买48架，不转移技术。俄罗斯是被中共山寨搞怕了。
1992年的时候，俄罗斯很穷，中共与俄罗斯签订合同购买苏-27战斗机，并且在沈阳飞机公司组装。但是中共在2004年组装105架飞机之后，突然取消合约。为什么呢？技术偷到手了，开始耍赖。俄罗斯认为，中共的歼11-B就是苏-27的仿制品。中共不光仿制并且与巴基斯坦合作抢俄罗斯的海外武器市场。
2013年3月，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时候，央视大忽悠说，签订了购买苏-35合同。俄罗斯媒体立马出来否定，说习近平不管这个事，之前签订了框架性协议。什么意思呢？俄罗斯这一次是要把卖给中共的苏-35改装到中共没有办法仿制为止，否则就不卖。另外，俄罗斯也不愿意看到中共在东亚军事实力加强。
6月，中共的人民网、环球时报开始忽悠。这次假借俄罗斯媒体说，在巴黎航展上，中共对苏-35十分感兴趣，签订了购买100架的合同。在微博上又被网友揭穿这是个假新闻，俄罗斯媒体根本没说签约，还是意向。
6月28日，俄罗斯说，没有苏35的出口合同，但是中共、独联体、东南亚、拉美都是潜在买家。奇怪的是，中共在微博上不准谈论这个假新闻。中宣部是把假新闻当成真事来忽悠全国人民。
中共军方急于买进苏-35战机的目的还是在于发动机和雷达，虽然苏-35的雷达不是最牛的，但是发动机还是不错的。不过，中共的这种急迫心理却曝光了自己的困境。
第一，中共自己的歼20战斗机受制于国产发动机不过关，所以不能量产。中共自己鼓吹的“WS-15”发动机还不稳定。
第二，中共从乌克兰买旧技术的时代已经快结束了，乌克兰已经没有技术可以卖给中共的了。乌克兰是前苏联的军工重镇，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也不想发展军事产业，就能卖就卖。中共的航母“辽宁舰”就是从乌克兰淘来的旧货。按照这个标准看，中共现在军事技术的最高峰也超不过苏联解体时的水平。
第三，中共的空军战机到2020年也不能出现对抗美国F-35的机型。
中宣部制造购买苏35的假新闻忽悠不了外国人，就是忽悠中国人。一是忽悠国内的民族情绪，有了苏35就可以打日本、菲律宾的F35了﹔二是忽悠自己的军力强大，恐吓国内被压迫的百姓。
真实的情况是，中共在亚洲十分孤立，没有邦交。现在中共是出钱买俄罗斯来演戏。香港的军事评论人士爆料说，2005年以来，所有中俄军演的所有费用，全部由中共承担。其中包括了俄国士兵的伙食费和出差费等等。说白了，中共的军事、外交都是用钱演戏，演一场维稳的戏。
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中国禁闻，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