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15日讯】【导读】1948年，国共内战正酣之际，第一届院士共81人在烽火硝烟中诞生了。国民政府要迁往台湾了，在那个决定中华民族未来命运的历史时刻，也决定着这些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精英的人生命运的关键时刻，何去何从，他们陷于了痛苦的抉择之中。傅国涌《1949 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一书，将他们的不同选择及之后不同命运记录了下来。
离开大陆的二十二位院士
中研院里14个单位，成建制迁台的只有管理机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占中央研究院14个单位的14％，其余11个自然科学研究所以及社会学所，全部留在了大陆。至于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的去留，去台湾的10人，去它国的的12人，留在内地的近60人。下面是81名院士名录，个个赫赫有名：
数理组院士28人：姜立夫，许宝騄，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吴宪，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朱家骅，李四光，翁文灏，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竺可桢，周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鸿勋，萨本栋。
生物组院士25人：王家揖，伍献文，贝时璋，秉志，陈桢，童第周，胡先骕，殷宏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李宗恩，袁贻瑾，张孝骞，陈克恢，吴定良，汪敬熙，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蔡翘，李先闻，俞大绂，邓叔群。
人文组院士28人：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
去台湾的有李济、董作宾、袁贻瑾、王世杰、傅斯年、朱家骅、李先闻、王宠惠、凌鸿勋、吴敬恒10人；陈省身、李书华、吴宪、林可胜、汪敬熙、陈克恢、李方桂、赵元任、吴大猷、萧公权、胡适、萨本栋（1949年1月在美去世）12人远走海外。
民国政府的“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1948年12月初，国共内战接近尾声，战局对国民政府十分不利。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长的陈雪屏，奉蒋介石之命由南京紧急飞往北平，召集北大清华校长梅贻琦、胡适等教授开会，秘密商讨“抢救学人”的实施办法。与此同时，蒋介石亲自指派的飞机也冒着解放军的炮火飞抵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待被“抢救者”登机南飞。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由蒋介石手谕指令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制定，并在具体执行和实施上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负责具体“抢救”事宜的研究谋划和具体操作。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此计划中以下学人是要必须“抢救”出来经南京送赴台湾的：一是大陆各大专院校的负责首长；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须限令离开大陆的高级知识份子；四是在国内外学术上有杰出贡献者，等等。于是，一份经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三人共同商议拟定的“抢救”的名单很快出炉了，名单上几乎全是清一色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份子。
然而，在北平的大多数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份子人各有志，许多人不准备去南京跟蒋介石赴台，而是愿意留在大陆。 1948年12月14日，“抢救大陆学人”的飞机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候了两天时间，才有胡适、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少数著名教授登机，大部分机舱座位都被空闲着。 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也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0几位教授。到达南京后的梅贻琦，当着蒋介石的面为不能多载几人前来南京而表示惋惜。
据资料统计，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共拥有81位院士，仅有10位院士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12位远走他国，而有近60位院士选择继续在大陆。选择离开的知识份子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选择留下来。比如，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就被列为“抢救”名单，但他没有选择离开，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依然不为所动。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决心留下来，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被他断然拒绝。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陈垣天真地认为：“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 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
据中国科学院估算，当时散居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大约有5000余人，到1956年底有2000余名科学家陆续返回大陆，但后来的遭遇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
选择留在中国大陆的院士们的命运
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知识份子之所以选择留在大陆，以及后来大批留学欧美的科学家放弃舒适环境和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其原因很多。原因之一是，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都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无法自拔地爱，都怀抱着对国计民生地殷切关怀，或是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或是对国民党统治感到失望等。但是，促成他们留守大陆或是回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对共产党印象颇好，对共产党的统治抱有希望和幻想，那么这种希望和幻想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
陈寅恪（1890-1969）。一代大师陈寅恪，他学贯中西，通晓十余种语言，甚至包括梵文、西夏文和突厥文，被称为“中国最博学之人”。文革开始后，他家被大字报覆盖，远望如白色棺材。红卫兵还把几个高音喇叭放于其床头，使双目失明且患心脏病的他彻底崩溃。 “革命者”见效果初成，乃加大攻伐力度与强度，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身处困厄绝望的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他认为爱妻–几次被登门的“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曾昭抡（1899-1967）。曾国藩侄重孙，与妻子俞大絪，都是民国知名学者，1949年两人滞留于香港，蒋介石欲抢救二人去台湾，两人断然拒绝，归来报国。文革时红卫兵将俞大絪教授上衣剥除，用皮带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愤难抑，是夜仰药自尽。 4个月后曾昭抡也被含冤折磨死。
叶企孙（1898－1977）.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1949年春，北平解放，出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文革”中因为他的学生熊大缜的冤案，身陷囹圄，遭到迫害，1977年1月悲惨死去。
吴宓（1894-1978）。 1948年人文组院士，文革中，一次批判大会上，已经72岁的大师吴宓被勒令下跪，跪了两个多小时。批斗会结束后，有人偷偷问他身体可吃得消，他说“跪着比站着好些”。以种种罪名蹲入“牛棚”，到平梁劳改，受尽苦难。 76岁的老人干不动重活，还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来跌断左腿。之后又 遭断水断饭之折磨。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 1971年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内障严重，就只好让他回重庆养病。批林批孔时，吴宓不肯批判孔子，说“没有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并说“宁愿杀头也不批孔”，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1977年吴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终于得到了一些兄妹深情的照顾和温馨，延至1978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终年84岁。
饶毓泰（1891-1968）。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1948年当选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拒绝登上南京政府接名教授去台湾的专机，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打击和迫害，饱受折磨，1968年10月16日“清理阶级队伍”时，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1号上吊自杀身亡。
谢家荣（1898-1966）。地质矿床学家、地质教育家，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 1957年-1966年，被打成右派，文革开始即因是反动学术权威而受批斗打击。因不甘屈辱，夫妻双双饮恨自杀。
翁文灏（1889-1971）。中华民国政治人物，著名学者，辅仁大学教授，是中国最早期的地质学家之一。 1948年更曾任担行政院长，不过在任期间推出金圆券，引起金融混乱和恶性通胀，声名大坏而下台，1948年12月被中共列为第12号战犯。 1951年从欧洲回到中国内地，后来在大陆曾经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1971年病逝北京。
钱端升（1900-1990）。一度身为民国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无数次国民参政会会议上，钱端升曾与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一道，成为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当时的报纸称，“这四位教授，虽然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都痛恨腐败、独裁，力争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纵然蒋介石身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的总司令，依然不得不有所收敛。” 1949年后，作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30名“典范”，钱端升于1951年发表了《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1957年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检讨，后被打成右派。 1972年，好友费正清访华，提出想与老友钱端升叙旧。在宾馆客房里，钱端升闭口不谈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即使单独聊天时，依旧用一种“加强式”的语气强调“中国将在今后5000年内遵循马克思主义！” 在“几近空白的30多年中”，钱端升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没人知道了。即使是家中四合院被一伙人以红卫兵的名义挤占，一家五六口人只能挤在旧宅的一部分里， 也从未有人听到钱端升一句抱怨。
胡思杜，胡适幼子。北京沦陷前夕，蒋介石派专机接胡适，胡思杜不愿随行，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他们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1950年，胡思杜发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骂胡适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 1957年，胡思杜被划为右派，“畏罪上吊自杀”。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也不知其子已先他而去。
刘盼遂，北师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 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招生，以一甲名次考入，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 1928年毕业后执教于北京女师、清华大学、燕京、辅仁大学。 46年起任北师大教授。 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
王荣瑸，潜艇专家、船舶工程专家，第一代潜艇研发核心，曾在英德美三国学习，1949年积极参加“反搬运反疏散反破坏”斗争，留住了许多本想前往台湾的技术人员，1969年被打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美苏双重特务，关入牛棚，遭残酷批斗和抄家。 1938年冒生命危险从德国带回国的潜艇资料底片也被抄走遗失。
丰子恺，漫画大师，于1975年9月15日含冤去世。他在文革中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黑画家”，遭严重迫害。如《昨日豆花棚下过，忽然迎面好风吹》一画，被认为是欢迎蒋反攻大陆。 “好风”者，好消息也。 《炮弹作花瓶，人世无战争》本倡导和平，结果被认为是迎合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
萧光琰，化学家。中国最早从事石油化学研究的科学家。他1920年就移居美国，读了博士并工作。 1949年，他花几千美元购买翻印器材，花一年时间搜集、翻印和整理他认为祖国需要的资料，然后几经波折回到国内，在文革中被关押，遭遇日以即夜的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身亡。三天后，其妻子和15岁的女儿 自杀。
董铁宝，力学家、计算数学家，中国计算机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之一。抗日时曾冒着日军轰炸参加抢修滇缅公路桥梁，1945年赴美获博士学位，后参与第一代电子计算机eniac的设计编程。 1956年放弃一切，绕道欧洲，花费三个月辗转回国，任教北大，在1968年清阶运动中被指控为特务，隔离审查，上吊身亡。
周寿宪，1951年26岁时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并留美从事研究工作，1955年冲破阻挠回国，任职于清华，参与筹建计算机专业，是中国计算机科学的创建人之一。文革中被送到江西鲤鱼洲清华五七干校，被长期摧残后患上精神病，但军宣队员说他是装的，常拳打脚踢谩骂侮辱，后因病情严重送回北京，1976年跳楼自杀。
虞光裕，中国航空科学元勋，曾在美国和英国飞机工厂从事设计工作。 1949年拒绝赴台，辗转香港和南朝鲜，历时三个月艰难回国。 1956年成功主持研制中国第一台喷气发动机，并主持建设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文革遭迫害，在车间劳改，拆卸旧锅炉时被跌落的通风管道砸死。
钱晋，1944年毕业于北大，领导研制成功多种高级炸药、塑料粘结炸药，为两弹一星的研制作出巨大贡献。文革时被打为反革命，被逼交代子虚乌有的“国民党西北派遣军”问题。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钱晋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结果被活活打死。
詹安泰，古典文学家，书法家，词学造诣最深，有“南詹北夏，一代词宗”称誉，任教于中大。 1957年被打为右派，文革遭批斗，多年文稿被烧毁，其子曾每天偷藏几张手稿带出去埋在地下，保住少数心血。 1967年4月淋巴癌复发，医院不肯医治，凄凉离世，家人随后被中大赶至集体宿舍居住，其两室藏书后被贱卖。
董坚毅，哈佛大学博士，52年回国，55年支援大西北。 57年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劳教。 60年饥荒袭来，董亦不能幸免。其妻顾晓颖（也为留美生）来探视， 待寻得其遗体时，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仅剩头颅挂在骨架之上。夹边沟劳教人员2800多人，饿死2100多人，死难者掩埋草率，累累白骨外露绵延两公里。
原题目：81位民国院士60人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命运 有删节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