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22日讯】随着“重庆模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薄熙来迎来了法律对他的审判。作为一名曾经的职业律师，在未见被告，没看控方卷宗和相关证据材料的情况下，揣测他的罪行、预测他的刑期均属妄加非议。这些，还是让法庭和薄的律师去考虑吧。
但，作为一名亲历重庆打黑战火，并身负重伤的法律人，我更想从另外的视角对“重庆模式”与大家一起探讨和反思。出狱后，海内外很多媒体对我的采访几乎没有间断过，很多记者都在问我同一个问题：现在重庆不少的百姓，仍然对薄一往情深，甚至把他当成大救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至今，的确有不少重庆市民和郊区农民赞美薄熙来，薄、王事件后，我多次前往雾都，无论在街头巷尾还是酒店茶楼，常常听到有这方面的谈论。出狱两年来，除重庆之外，我还和很多律师、记者多次前往铁岭、锦州、大连、沈阳等薄、王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寻访和接触那里的百姓。那么，薄、王到底是怎样的官员？他们到底给百姓带来的是福祉还是灾难？21世纪的今天，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思维去反思薄、王现象？
曾几何时，全世界都知道大连有个好市长，什么意思呢？当时甚至直到现在，大家都知道那时的市长是谁，可有几个知道那时的市委书记是谁呢？本来，媒体归属党委口，可那时的书记不谙媒体，而传媒专业出身的市长却把舆论媒体弄的炉火纯青，把自己包装的至善至美，甚至还弄出个万人空巷十里相送的壮观场面。王立军更是将自己“老婆孩子被黑社会杀害、被剥皮”的故事传的惟妙惟肖，这样神乎其神的故事，弄得他在重庆交巡警总队担任政治处副主任的老婆和后来调到北京的女儿都不好意思。
舆论的误导，至今仍然蒙骗着很多善良正直的百姓，而真正在王立军身边的人怎么评价他呢？在公安大学与王立军一同进修时的班长概括王立军八个字：变态、残暴、无情、专横。另一位铁岭公安局干部评价他：不讲原则报复心强、不学无术满口脏话、哗众取宠愚弄百姓、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巴结富商牟取私利、花钱无度生活腐败、戴名贵眼镜，坐防弹悍马……、锦州任局长五年，欠政府二个亿。这些身边人的评价，是远离他们的百姓根本看不见也听不到的。
无论在北大、清华等高校，还是在成都、上海、深圳等地，包括今年7月19日我在香港图书节上的演讲，每到一处都曾讲一个故事，希望这个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
1997年，传销盛行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找一个叫朱新年的房地产老板商量案子，他是我一个曾经的当事人，接电话后他告诉我正在一个地方听课，让我过去找他。一个不爱学习的人在听什么课呢？带着疑问，我进入他们公司一个可以容纳200人左右的会议室，一个传销师正在带领大家喊口号：共同富余！快速发财！甩掉贫穷！……大家群情激昂振臂高呼，口号是那么的一致，声音是那样的响亮，场面的热烈似乎又把我带到了儿时记忆中那个红旗招展的岁月。他们传销的是韩国产的“爽安康”，一个平躺之后将双脚放上去来回摇摆的东西，它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气血循环机。两个小时，不知不觉中过去了，散会后，稀里糊涂的我情不自禁从兜里掏出4800元购买了一个，那天，当场掏钱购买的还不止我一个人。回去一个星期，整个人都处于亢奋状态下，不能平静，逢人便宣讲“气血循环机”的理论以及它的好处。当然，循环机没用几天，就丢到地下室了。
上面讲的这个故事，是我的亲身经历，直到今天，我与在大洋对岸加拿大定居的朱新年电话中聊起这件事，仍哈哈大笑不止。
我当时为什么要一掷几千元买“气血循环机”？就是我相信了它的神奇，相信自己所看到、听到的一切是真的，相信自己的判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是听不到一丁点儿不同的声音，所接收到的只是一种信号，没有质疑，更没有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稀里糊涂地就跟着走了。这就是传销的魅力，它可以把一个人在短时间内弄得神魂颠倒不知所以。
想想重庆那几年，又何尝不是一个政治大传销呢！不得不承认，薄、王是顶级传销大师，俩人一个是社科院传媒专业硕士，一个是钟情于大场面、大制作、大镜头的人。尤其是王，与东北老乡喝茶吃饭都要有御用的“蓝精灵”摄影小组随身拍摄。他们将自己手中可以控制的宣传机器玩弄得风生水起，利用和控制这些宣传机器，包装、美化自己，遮罩掉所有质疑和批评的声音。久而久之，百姓脑子里只储存了一种信号，就是薄、王才是重庆的大救星。在这种传销模式下，人们很难独立思考，更不要说甄别良莠了。
薄、王是怎样用践踏法治的手段遮罩掉不同声音的呢？重庆有个年轻人叫彭洪，重庆渝北礼嘉镇人。“唱红打黑”期间，看见天涯网上一幅重庆打黑漫画《保护伞》，这个小伙子只点评了一句“这把伞好怪哟”，顺手把滑鼠一点，转发了出去。结果出现了让他意想不到的一幕：电脑右下角当即弹出对话字条“立即到网监总队自首”。你说这多可怕，在家里不经意地转发一条微博，就惹祸上身了！虽然去了公安局投案，最终仍被处劳教两年。一句话，仅仅五六个字，就被劳教两年，都说自由价更高，算算平均一个字，小伙子就付出100多天的自由做代价，世上还有比这更昂贵的文字吗？
“李庄案”就暂且不说了，那时的重庆，谁敢批评薄王？别说批评了，开个玩笑也会招来灾难。重庆市民方洪，网名“方竹笋”，2011年4月22日，就“李庄漏罪案”撤诉在腾讯微博发帖：“勃起来窝了一坨屎，叫王xx吃，王xx把这坨屎端给检察院吃，检察院端给法院吃，法院端给李庄律师吃，李庄说，这坨屎太臭了，谁窝的谁吃。” 结果方被劳教一年。要以自由论代价，这肯定也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一坨屎”。方洪之子方迪，为救父亲主动与袁裕来、斯伟江等律师联系，结果也被牵连入狱。这样的例子当时在重庆有很多，比如黄诚成、任建宇、谢苏明等等，他们都是因在网上跟帖、转帖被劳教的，真是一段荒唐得不能再荒唐的历史。
我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件事，那是我在重庆南川监狱服刑的时候，2011年5月的一天，晚饭后我像往常一样，在七监区的二楼走廊看重庆新闻，镜头中出现了一个画面，薄熙来在一个县视察，和蔼可亲地他拉着一位农民的手，动情的说：他们（指县领导）干得好，你们就鼓鼓掌，干得不好，你们可以直接来找我。话毕，掌声一片。如此的“亲民”包装，怎能不令旁边的百姓连声叫好。
去年“两会”期间，王已经投奔了美领馆，薄熙来在镜头前不是仍以廉洁勤政的形象示人吗？什么为了支援他的工作，妻子把开得红红火火的律师事务所都关了，在家做家务……什么儿子读书全部用的是奖学金……，他就是这样操弄话语权的，把一个杀人凶手的老婆，美化成贤内助，把一个贪腐家庭说得干干净净。这就是薄、王善用的技巧，绞尽脑汁营造自己的正面形象，而对不同的声音，彻底扼杀。忽悠百姓、愚弄民众，他们从来不含糊。
薄到重庆后，瞄准了改革开放以来贫富悬殊这一时弊，抓住了民粹者仇富仇官的心里，适时提出了“唱红打黑”、“缩差共富”的重庆模式。几年来，在红歌的伴奏下，“平安重庆、森林重庆……共同富余、均分蛋糕”等口号喊得震天响……。确实，重庆的银杏树多了，马路宽了，草坪绿了，鲜花开了。廉租房建设、小学生每日一杯奶、交巡警平台……这些“惠民”政策、民生工程，也确实让百姓得到了一些实惠，再加上严格控制的舆论，屏除一切杂音，使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呈现在了山城民众的面前。但，这一切景色似雾里看花，让人晕晕乎乎，背后的代价是什么》为此付出的昂贵成本是多少？却很少有人去关注。
这些民生工程是怎样操作的呢？据统计，现在的重庆负债3460亿，是2007年之前的好几倍，如果从一个公司经营的角度来分析，重庆已经借了几十年的债，濒临破产。
几年来，打掉成百上千的黑社会团伙，大肆抓捕了成千上万人。人们不禁要问：突然之间，哪来的那么多黑社会。
把龚刚模、黎强、李俊、管串、彭治民等民营企业家包装成“黑社会”，尚未审判，就把他们的财产处理掉，而且不给任何查扣清单。部分民众在欢呼雀跃赞扬薄、王“惠民政策”的同时。很少有人思考“钱是哪来的”？是靠发展经济创造出来的？不是，是抢来的、借来的，抢来、借来的钱花完了怎么办？再去抢？再去借？
在一个研讨会上，我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假如，我们现在没有肉吃，有一个强人跑到村里，把最有钱的两个财主杀了，将其全部家产归为己有，然后拿出其中的零头给我们买了几年肉包子，我们该不该歌颂此人？他到底是不是救星？
我从未否认重庆有些民营企业家有一些原罪或现罪，但“罪刑法定”是刑法的一项原则，他犯了什么罪，比照法条对号入座即可，怎么可以将他人持有的巨额资产作为打击目标，而强行给其戴上“黑社会”的帽子予以鲸吞呢。
把这些民营企业家不该抓的抓，不该杀的杀，用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方式予取予求，以砸烂蛋糕店的手段蛋糕。这样的地方还有明天吗？今天，众人可能吃上了一顿肉，明日怎么办？恐怕连糠都吃不上！
那些富有的企业家被杀的杀，跑的跑，没杀没跑的在坐牢。可悲的是，不少善良的民众还蒙在鼓里为其叫好。以至于有些记者和学者在重庆街头调研和考察时总能听到“善良”之音，因为，他们在重庆街头很难找到那些优秀的、有瑕疵的、有前科的企业家了。
为了实现个人的政治目的和野心，不惜践踏和掠夺他人的生命和财产，不惜以牺牲法治、牺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甚至以牺牲明天为代价，这样的人到底是功臣，还是罪人？难道非要伤及到我们自己或我们的亲人才能醒悟吗？
希特勒时代与我国的文革时期，都是人类历史上社会治安最好的时期，可那样的法治状况，又是以什么为代价呢？就是恐怖控制，无法无天！
文革之伤，痛在几代人的心上。面对重庆那场“小文革”，作为薄、王主导的重庆模式的亲历者、受害者，以及所有有良知的法律工作者和人文学者，都有责任站出来揭露“重庆模式”的罪恶。我们揭露和反思那段历史，就是为避免民众再被蒙蔽和愚弄，避免十年浩劫的历史的悲剧再次重演，避免民主与法治、经济与文化的再次倒退！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