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30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在文艺界，声望显赫的右派要数丁玲和冯雪峰。很多回忆反右的文章，都把这归结为是由于周扬与他们的宗派斗争，并且揭示出许多宝贵的第一手材料，说明这是确凿可信的。但是，许多人又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现在又有新的出土文物:
周扬是按名单抓右派
一九五七年，文艺界的许多著名人士被打成“右派分子”，每隔两三天便有轰动效应。当时主其事者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第一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周扬。后来文艺界对周扬自然是怨气声声、怒气冲冲。“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的老干部中，陆定一和周扬是大彻大悟、痛改前非的。周扬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大声呼喊，为平反冤、假、错案也出力甚多，但当年的“右派分子”对他在一九五七年的所作所为仍不能原谅。七十年代的“右派”如丁玲等人后来变成了“左派”，而八十年代的周扬在反自由化运动中却变成了“右派”，前者对后者依然耿耿于怀。
周扬是代人受过
我曾听到周扬透露文艺界反右派的一个重要情节，公诸于众，以存史实。
一九七九年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周扬是我所在的第三组的召集人。那时他已有七十好几了，而且因患肺癌动过大手术，主持会议，带头发言，却未尝懈怠。有一天，他没有来。次日，问以故。他说参加（冯）雪峰的追悼会去了。他一进灵堂就痛哭流涕，见了雪峰的照片深感“愧对故人”。
我们小组有人直率地问：“那么当年你怎么下得了手呢？”
周扬这才说出：“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账！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不知内情，谁能听得懂？
周扬是有自我批评精神的，他说：“在中宣部，陆定一和我都‘左’的不得了。即使没有主席的这个名单，恐怕也好不了多少。”
以前只知道按“指标”抓右派，居然还有按“名单”抓右派！
有人问：“这个名单是哪里来的？”周扬说不知道。
有几位自作聪明的同志说：“一定是江青那个坏女人提供的。”
我说：“不一定。江青不过是看家狗一条！”后来审判江青时，果然她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叫我咬谁就咬谁。”
我相信周扬的为人，但所说的这件事没有证据。我私下对周扬说：“这叫死无对证。”意思是提醒他，可能有人会怀疑他推卸责任。
他说：“你去看看一九五八年一月份的《文艺报》。”
我有印象，说：“好像专门登了几位作家在延安时代写的作品。”
“那就是为了翻老账。你再仔细看看《编者按语》，是不是主席的话？”
我把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出的《文艺报》第二期找了出来，《编者按语》的题目叫做《再批判》。确实，那口气非毛莫属，印证了周扬所说的情节。
后来我又从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内部发行）第七册找到了这个《编者按语》，那就是铁证了。注解中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文艺报》准备在第二期出一个特辑。《文艺报》拟的按语，毛泽东不甚满意，改写和加写了许多段落。”
《再批判》的全文如下（【……】中的文字就是毛泽东改写和加写的文字）：
【再批判什么呢？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时》，是在一九四一年发表在延安的文艺刊物《谷雨》上的，次年改题为《在医院中》，在重庆的《文艺阵地》上重新发表。
王实味、丁玲、萧军的文章，当时曾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当做反共宣传的材料，在白区大量印发。萧军、罗烽等人，当时和丁玲、陈企霞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丁玲、陈企霞等人在此后的若干年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成为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
【丁玲、陈企霞、罗烽、艾青是党员。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罗烽、艾青在敌人监狱里也有过自首行为。
【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
上述文章在延安发表以后，立即引起普遍的义愤。延安的文化界和文艺界，针对这些反党言论展开了严正的批判。十五年前的那一场斗争，当时在延安的人想必是记忆犹新的。去年下半年，文艺界展开了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和批判。许多同志在文章和发言里，重新提起了他们十五年前发表出来的这一批毒草。
【一九五七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重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两句陶渊明的《移居》诗，从此就有了新的含义。如果哪篇文章成了“奇文共欣赏”，经批判家们“疑义相与析”，必定是“毒草”，对作者则发出“打倒”的信号。故流行的成语词典都要特别注明：“现常用于贬义”。隐逸世外的陶渊明，决没有想到他的诗句会成为毛泽东进行阶级斗争的武器。请继续看《编者按语》：
【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这些文章对于我们有些什么教育作用，毒草何以变成肥料，我们发表了林默涵、王子野、张光年、马铁丁、严文井、冯至同志的六篇文章，而把每一个批判对象的原文附在批判文章的后面。当然，这个批判还是不够的。我们希望文艺界利用这个材料，在各地的文艺刊物上发表深刻的批判文章，给读者以更多的帮助。
马铁丁是郭小川。上述六位批判别人的人，后来也遭到批判，有的被打倒甚至受迫害至死。丁玲、陈企霞早在反右之前已被打成“反党集团”，“再批判”之后又加上“右派分子”帽子。（《动向》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号）
上面就是我说的“其二”，下面我再来把“其一”说一下：
简单说来，可以说是一言而尽。周扬作为丁玲的顶头上司对她进行宗派斗争，无中生有，栽赃陷害，把她和陈企霞打成“丁陈反党集团”。
复杂起来，又可以说是一言难尽。他把冯雪峰也拉进“丁陈反党集团”来，把时间追述到三十年代。详情可参看参与处理此事的当事人、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的回忆录《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炎黄春秋》一九九三年三月号）和《不该发生的故事》（《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九年第三期）以及机关党委副书记兼作协机关党总支书记黎辛的回忆录《我也说说“不应该发生的故事”》（《新文学史料》一九九五年第一期）从他们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共产党内部勾心斗角的斗争是多么残酷无情！是多么丧良昧心！是多么漆黑一团！什么狗屁“左”呀，“右”呀的！看看李之琏是怎么说的？——“对揭发的问题无限上纲是‘左’；无中生有的，颠倒是非的，就不只是‘左’了。因为处理每个案件都是由一定的人主持的……这个主持人如果经常说了不算，或朝秦暮楚，毫无定见，或以个人好恶来认定是非，或感情冲动……他就不可能处理人的是非曲直。”周扬具体主持处理 “丁陈”案件是如此；毛泽东总体主持处理一切案件也莫不如此。把刚到延安的丁玲夸成一朵花的是毛泽东，有诗《临江仙》为证: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今日又把丁玲亲手打成右派的，还是这个毛泽东。
要说丁玲“右”，可大大地冤枉了她，直到“改正”后，她还声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对毛的献媚，而且自作多情地庆幸毛没对她落井下石，其实毛对她是“推落井再下石”。不过，《三八节有感》倒可以说是她思想上民主底色的最后闪现。
同样，冯雪峰也是周扬搞宗派主义的受害者，不过，变受害者为“害人者”，这种颠倒是非乃是共产党内政治运作的常规。共产党总是把事情搞得与事实适得其反；请看，宗派主义受害者冯雪峰迫不得已所作的检讨：“我对于周扬同志等，在一九三三年的时候，已经形成宗派主义的成见。一九三三年底我离开了上海，一九三六年四月底回上海时听了胡风、周文等人的一面之词，立刻又加深了我的宗派主义的看法。因此，我没有事先同周扬同志等商量，而倒是听了胡风的意见，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这首先是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是撇开了党的做法，是我的反党行为。一九三六年七月至九月之间，我的宗派主义、狂妄自大、我个人就是党的那种最恶劣的态度和作风，发展到极端的地步。我竟至于怀疑周扬同志等，要调开周扬同志和停止党团活动，都没有成功，我就从外面对周扬同志等加以打击，也就是对上海党组织加以打击，这就是鲁迅先生的《答徐懋庸的信》和我以吕克玉笔名写的那篇文章。这是我给同志以宗派主义的打击和违背党组织原则的反党行为登峰造极的表现。”（九月四日《在作协党组扩大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的检讨》他这个老布尔什维克本可以不必自己诬蔑自己，而让周恩来、张闻天等当时作此决策的领导人出面作证，自会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但他却舍此途而取给自己身上泼污水的“下策”，足见他已看穿了党和领导人，以及党的任何“组织原则”，而对之不抱任何希望了。他不是一般的说假话，而是整个颠倒了“是”和 “非”。 这样做只是为了苟且偷生。如果谁责备他这样做法“可羞耻”，还不如说，一个参加过共产党打肿脸充胖子的所谓“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高级知识分子的下场实在是“可悲可叹”。至于“两个口号”之争，一方是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另一方是周扬、夏衍等提出的“国防文学”，这已广为人知，无需我再来赘述。
正如所有“运动”，都是一场竞赛。共产党的所有运动，上前就是比赛“谁在昧良心上表现得更无耻”？四大不要脸之首的郭沫若在会上批判道：“二十年前在上海分裂文艺战线，闹出两个文艺口号之争，完全是冯雪峰在作怪，今天被揭发了，而他却把责任全推到鲁迅身上去了。”（《人民日报》九月二十八日）鲁迅之妻（准确说是妾）猛地站起，对冯雪峰怒气冲冲地说：“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骗子！你是一个大骗子！”（黎辛《我也说说“不应该发生的故事”》）。对这样一个当年深受鲁迅本人信任，如今年高德劭，令世人敬重的文学家，她竟能泼妇骂街似的用如此污言秽语大张挞伐，实在是令人无法设想！无奈，她这是一贯的，她曾前此也利欲熏心地对遭受文字狱大祸的胡风，也是昧于事实，落井下石：“鲁迅爱人民，胡风反党反人民。划清界限，胡风绝无丝毫似鲁迅。胡风只不过是鲁迅的叛徒。”（《文艺报》一九五六年二月号）如果她作为爱徒和爱妾，真的就是鲁迅的传人，也就是说，鲁迅跟她是一路货，那么，我们对人们广为存在的下述疑问：“先生若在世，当在反右运动中作何表现？”倒可以察知一二了。
在对丁玲的批判中，玛拉沁夫在出卖灵魂方面，决不在许广平面前示弱。在所有对丁玲的栽赃陷害中之一，是说她曾提倡过“一本书主义”：“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他不倒，有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事实并非如此，她是这样对青年作家说的：“作为一个作家，首先是要写出书来，有作品；一本书也写不出来，还算什么作家呢？”前后两种说法，意思迥然相反。玛拉沁夫是清楚明白这一点的，但他却要以她的学生的身份，来作“公鸡能下蛋”的“亲眼见”的见证人。他在《文艺报》第二十二期发表《清除灵魂里的垃圾》，卖师求荣道：“据说，前年批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时，她不服气，申辩自己没说过‘一本书主义’这五个字，其实问题不在于是否说过这五个字，而在于丁玲是否有这种思想。记得丁玲在一九五四年左右，突然到处强调作家最主要的是写出来作品来，写出好作品来。初听起来，或从字面上看来，这句话本来没有什么错误，但是一次、再次老是听她讲这句话时，就使人感觉到这句话还掺杂着旁的一些情绪。（我也是老师出身，要是碰上你这号恶意地从鸡蛋里挑骨头的学生，老师还怎样开口？还怎样打发日子？——紫丹）……她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她发表作品以前，请也频参加什么聚会时，请柬上总是写‘也频先生及其夫人’，她说，一看见这几个字就生气，她说不当别人的附属物，因而拒绝出席。后来当她发表了作品，轰动了文坛，出了名时，那些过去瞧不起她的人，都开始向她巴结了，新闻记者们也蜂拥而来，要求拜见，可她以拒绝会见来给以报复。有一天，忽听有人扣她家门，她开门一看，原来又是那些记者，于是她只说一句‘我对你们说过，我不接见你们’，便‘啪’的把门一关，把他们顶了回去。在旧社会，拒绝那些庸俗无聊的新闻记者的访问，并不是什么值得指责的事。在这里我引了她这段话，是说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丁玲对前去拜访她的青年作者们，津津有味地大谈这些话，不能说是‘不过随便谈谈而已’。这话里显然包含着这样意思：当你一旦写出好作品来，身价即刻提高百倍，腰板也就硬了。将这话再与最近报刊上揭发的丁玲所说的‘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不倒你’以及她对许广平先生所说:‘你现在不管做多少工作, 都算得什么呢? 写东西才是自己的。’等等言论联系起来, 就不是一般的‘家常话’了。”
从这里可以体察到极权社会的师生关系是多么令人毛骨竦然！同时也透露出，许广平也没放过在丁玲身上争取立功的大好机会。人呀人！“坏”的甜头，勾引人在“施坏”中互相撕杀、你死我活。这对男女，一个在施坏中爬到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另一个更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都当上了。经我加上这一结尾，文章才算言之有物，放矢有的：《清除灵魂里的垃圾》。
但是，你坏他坏，千坏万坏，任谁也比不过总的坏根毛泽东更坏。他以一贯的泼皮无赖、蛮横恶霸、铁石心肠、穷凶极恶的刀笔，宣判了冯雪峰的死刑。冯雪峰任《文艺报》主编时，据说“压制”了“小人物”李希凡、蓝翎批判“权威作家”俞平伯对《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毛泽东借题发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写了一封信，说：“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 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毛泽东选集》五卷，页一三四）袁水拍闻风而动，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据《一九五七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说，这句话是毛泽东在审稿时加上去的；以下毛批冯的话，也是引自本书。三六三页）
冯雪峰挨了批评，就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从毛泽东对这篇检讨作的一些批语可以看出他对冯的意见有多么大了。例如，冯在检讨中说：“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这里“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显然是从毛泽东的原信中引来的。毛批道：“限于古典文学吗? 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毛的原信中有这样一句：“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冯即据以检讨说：“我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敏锐的感觉，把自己麻痹起来，事实上做了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的俘虏。”毛批道：“一点没有失去，敏感得很。”冯检讨说：“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毛批：“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冯的检讨里说他自己“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毛批：“应说自觉的。不是潜在的, 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
经杀人毛王这样不讲情理地一“批”，冯在政治上还有活路吗？毛真是个狠心贼，铁石心肠。说起“铁石心肠”，平常人就根本想象不出毛铁石心肠得一点也不近人情。当毛岸英在朝鲜被美机炸死的时候，他对儿媳封锁消息二年半。这期间，儿媳逢上周末或节假日，往往要到他这里来。他和她幽默风趣地谈着“岸英，岸英”的，甚至拿“岸英”开玩笑、斗乐子，好像岸英还活在人间。为父的一丝也流露不出爱子已死的气息，为妻的一毫也觉察不出丈夫已命归黄泉，两人谈笑风生，搂抱抚摸，其乐也融融。尤有甚者，他们的作派曾为江青撞见，后者便像倒了醋瓶似的骂出最难听的话，并采取防范措施，通过侍卫长，吊销了儿媳的中南海特别出入证，使公爹与儿媳的过从，中断一时。像毛泽东这种人，对自己的妻儿都能这样禽兽般地无耻，铁石般地冷酷，那就别怪他对亲密战友刘少奇、林彪那般绝情了；更别提对一般老战友、老干部了；当然冯雪峰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就更不在话下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资产阶级右派，自然是都有“可杀之罪”，只是“杀了不利”才让他们作为贱民, 得以苟延残喘，苟且偷生，或者生不如死，或者饥馁、劳累、折磨而死。当然 ，如“杀了有利”，则格杀勿论。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