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22日讯】【导读】1966年8月18日，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红卫兵。当年19岁的北外学生王容芬在广场上百万疯狂的红卫兵当中，意识到中国如此发展下去必将大乱。王容芬之后上书毛泽东：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震惊了北京，也给她的人生带来彻底转变。
1947年，王容芬出生于北京海淀，童年在海淀培元学校读小学，1957年考入北京101中学。 1966年8月18日，北京外语学院德语专业四年级19岁学生王容芬，参加了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集会活动。在王容芬的记忆中，45年前的“8.18”，是一场反人类的示威。执政党中央军委两个主席接见在北京的100万红卫兵暴力分子和刑事犯罪份子。这场“暴力秀”里有三个角色：毛泽东、林彪和红卫兵。她虽然不是红卫兵，但也在广场上。
这次活动的中心内容是林彪讲话。讲话一开头，他就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宣布支持红八月暴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此作了现场直播。所以广场上好多大喇叭。林彪声嘶力竭的讲话，他也是个病人，好像服了兴奋剂似的，就从多个大喇叭一起放出来，听着就像好多流氓打群架一样，那天的气氛就很不对头的。
毛泽东那天言行不多，但他是总策划，所以非常重要。第一是，他那天突然穿上了军装。军装是临时找的，他那么胖，没有合适他身材的，找来最大号的，还绑到身上似的。他穿军装是突出了他是军委主席的身份。毛泽东那天是国家暴力的代表。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给他献上红卫兵袖标，他戴上后说了三个字“要武嘛”。在百万人齐呼“万岁”的浪潮里，毛泽东抬起带着袖标的那只手臂，说“红卫兵万岁”。这一天，他把国家暴力和人民暴力就接到一起，向8亿中国人宣了战！
再说红卫兵的角色。那天主席台上、广场上几乎都穿军装。红卫兵的武器是带钉头的皮带。给毛泽东献袖标的宋彬彬当时是北京师大女附中革命造反委员会的三个头目之一，他们学校的红卫兵在“8.18”之前，8月5日，用钉头皮带活活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 “8.18”之后，宋彬彬本人改名宋要武，66年8月20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刊登了署名“宋要武”的文章，叫“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宋彬彬在文革中的角色是红卫兵代表，恐怖份子头目。宋彬彬们“奉旨”“要武”后，一场杀人游戏就开始了。那时候公检法还没被砸烂。据北京市公安局统计：从8月20日到9月底40天里，被打死的有名有姓的北京市民和教师有1,772人，就是每天44个人……死在红卫兵皮带下。最残酷的暴力集中在7所高干子女所在的中学，包括宋彬彬、刘婷婷、邓榕所在的师大女附中，以及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北京四中，美国红卫兵卡玛所在的101中，还有北外附中，在红八月里，有多名老师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广场上的王容芬没有迷醉和狂热，而是将眼前景象，与纳粹德国行迹对比无异，悲哀地想：“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脏，不能再活下去！” 从广场回来后她感到：一丘之貉，全不是好东西！刘少奇也坏，毛泽东也坏。当时社会上的整人、打砸抢现象，人都像疯了一样。 “8.18”之后，她知道暴力的根源在哪了，就是军委两个主席，所以她给毛泽东写信说：“文化大革命不是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文化大革命要把中国引到哪里去？”
9月24日，她具真姓名真地址，给毛泽东寄出退团信，如下：
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
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
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她又用德文抄写此信，带在身上，买了四瓶DDT杀虫剂，来到苏联驻华使馆附近，服毒自杀。她想让苏联人发现她的尸体，把她以死反抗文革的消息传出去。那知未及毙命，被北京公安医院救了过来。关押十年后，判无期徒刑。1981年王容芬33岁，终获无罪释放后，被历经坎坷古道热肠的的费孝通先生推荐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从事研究工作，后来成为著名的研究韦伯思想的专家，译介了大量德文社会科学名著。 1989年6月她前往德国定居。
王容芬的命运有三个令人惊叹之处：一是在举国痴狂之际，竟能独具慧眼以不怕死的勇气戳穿“皇帝的新衣”；二是竟能坚强并幸运的活下来，目睹“文革” 的破产，按当时“标准”，王容芬如果被执行了死刑，决不令人吃惊，林昭、遇罗克、张志新、李九莲等都因在揭穿过“皇帝新衣”而被处以死刑，许多人听了王容芬的故事，先入为主地断定她已经“壮烈”了。三是王容芬受尽非人折磨之后，精神竟没有崩溃，而能在理性严谨的学术领域中取得钜的大成就，以一颗平常心面对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