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还原一九五七》(八十一)

【新唐人2013年9月26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二] 第二个特点:斗争手法集过去之大成

其一,具体作法斗狠逞凶、残无人道打砸抢抓抄是文化大革命中具有标志性的作法。

“打”是共产党开天辟地以来,所有运动,对敌我通用的家常便饭。至于在“打”中比狠:文革中把人捆绑吊打,打得皮开肉裂,剃阴阳头,戴高帽,挂黑牌,坐喷气式,推入屎尿坑里淹死或活活打死,成批量杀人,满门抄斩,人吃人;其广度,遍及全国。土改中地主富农戴高帽,用牲口拖死,用乱石击死,上望蒋台摔死;毛泽东反AB团,派遣亲信李韶九等肃反人员发狂似地连续捕捉、审讯,使用地雷公、线香火、拷打、铁烙、割乳、烧阴户等各种残酷、卑鄙的刑法(一九三零年十二月段良弼《给中央的报告》)。李韶九大搞逼供信,不但下令打人,还亲手掌刑。当时曾任中共安福县县委书记的汪安国回忆李韶九抓他AB团后审他的情况:“他摆出一副关公似的脸孔,大声吆喝说,你是AB团吗?快把你们的组织说出来!当时,桌上放了好些木棍、长竹片、烙铁、绳索等刑具,我知道这是用来对付我的。当然我不能误供我是AB 团,于是,两个大汉把我的上衣脱光,继之李韶九亲自动手,烧红烙铁在我背上腿上烙呀、烫呀,这我怎么能受得了呢?我观此情形知道,供认是死,不供认也是死,与其不供认受苦迟死,不如供得早死个痛快,就在这个思想支配下,供认了我自己是AB团。这样李韶九才把我放下来。”就是这样,李韶九在五天五夜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在省委、省苏(维埃)两机关及政治保卫队共破获AB团一百二十多名,要犯几十名。枪毙省委交通和技术书记十七人。第二天又枪毙二十四人,其中省行委七人。霎时间,江西省行委、省苏政府机关和整个富田村野,乌云密布,腥风血雨,到处弥漫着红色恐怖!老百姓惊恐不安,窃窃私语:“不得了啦,红军在杀红军,共产党杀共产党,湖南佬在杀江西佬……”

在反右派、反右倾中,据我所知,上层问题不大,下层、特别是反右倾,打得一塌糊涂。所谓“上层问题不大”,就是说,也还是有问题。比如在反右派中,毛在全国的规模上搞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对像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这样的民主政治家,储安平、丁玲、艾青、费孝通、钱伟长这样的文人学士、科学家都给骂得狗血喷头,分文不值。 至于斗小右派,拳脚相加、低头罚跪,不如此作倒是例外。又如,“庐山上批彭总的会,毛主席一般不参加。但少奇、周总理他们是在第一线工作的,不能不参加,还要主持。有时会场乱得都开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总,被少奇同志喝住。”(王光美《王光美访谈录》)你要知道,这可是最高层的会,都是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一类的人物(?)参加的,他们都“有人甚至要打”,打的又是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总”。幸亏“被少奇同志喝住”。可惜到了文革期间,“彭总”,“少奇同志”挨打时,就再也没有人出来“喝住”了。从这个“打”上也可以看出文革对反右派、反右倾的继承和发展了: 如果没有在反右派中造成的恐怖气氛和毛所向披靡的淫威,那么,随便就栽赃陷害昨日功臣“唯我彭大将军”,是可以设想的吗?同理,打倒那个毛泽东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的刘少奇,又是可以设想的吗?当然,五类分子的挨打倒是可以设想的了; 而不可思议的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长谢富治要员警同红卫兵“取得联系”,“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帮助他们抄家。有员警问:红卫兵打死人怎么办?谢答道:“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针对心有疑虑的人,谢说:“连周总理都支持。”

相比之下,较之以往,文革把这种残酷地打人的做法更普及、更上下通吃、更肆意妄为、更无法无天了。一切惨不忍睹的罪行,在“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下,在中华大地上显现出血染的我革你命的风采。毛泽东特别不可轻饶的罪孽是,让青少年孩子们从打老师做起,干这种“好人打坏人活该”的罪恶勾当!既害苦了上一代,又毁灭了下一代。

“砸”的对像是“四旧”。我的一位也是右派的老师,是清皇室后裔,家有一些珍藏。他说,他的一幅画,是郑板桥的真迹,连同其他所谓“四旧”,都叫红卫兵一火烧掉,别的再贵重的东西他说也可以不心疼。

每个家庭的损失虽说不小,但国家承受的却是损失之总和。国家损失之大不仅使当代人扼腕巨叹,而且会使民族后代滴血不止。许多名胜古迹--军阀大混战、日本鬼子侵中国,都没有遭到破坏,可是,都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给砸了个稀巴烂。有的是北京来的红卫兵,如谭厚兰领着砸孔府孔庙;更多的是当地红卫兵,他们对一切都是熟门熟道,其破坏性之大,达到了无孔不入,无微不至。我记得当时的一张传单上写着,文革顾问陶铸赞扬红卫兵破四旧的景象,是把旧世界砸了个落花流水。我记得他说“落花流水”四个字,形象得简直再现了现场。

现在文革的“砸”,固是罪孽深重,罄竹难书,其实并非今日始,而是一向如此。《浙江日报》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载:有人揭发省文联主席宋云彬(右派分子)跟他说过:“土地改革搞得糟,文化事业惨遭破坏,许多民间藏书几乎被烧光,这等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政策。龙泉拆塔事件,这是共产党破坏文物作风的沿袭。”

钻屁股蚰蜒郭沫若,无孔不入,连宋云彬也不放过。他发言的最大效应是刺激别人的呕吐神经:“革命的破坏是在所难免的。经历一次像土地改革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古书文物哪能没有一点损失!中国地方大,文物多,保护起来,很有困难。而且是否一切古物都碰不得,也值得研究。譬如城墙,在中国几乎到处都有,往往一个小市镇也有城寨。除了必须保存,可以保存者以外,我看有很多城墙是可以不必保存的。凡是古物一律都动不得的思想,是一种封建的拜物狂,偶像崇拜的思想。宋云彬把龙泉拆塔事件夸大起来,好像天下文物都被共产党破坏了,这样看问题是不合逻辑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历史和逻辑是一致的。文革中文物遭到浩劫是历史事实,但却不合郭氏“逻辑”。反倒郭的谈话合乎了毛泽东夫子自道的逻辑:“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

在反右倾中也有“砸”,这就是在全国城乡发动的砸锅炼铁。革命就是“砸”,超出物质的砸,如砸碎国家机器;反右派中有“砸烂右派的旧法观点”等;文革中砸烂公检法,砸烂刘少奇的狗头……

“抢”是文革的目的,在上为抢班夺权,在下为哄抢金银财宝,文物珍品。它是通过打、砸、抄、抓的过程实现的。我的书籍、衣物柜箱,桌椅板床,甚至连劳动的工具如平车等,都是在抄家时给抢去的。文革后也没有归还。我只庆幸小命犹存,至于身外之物就无所谓了。追溯“抢”的历史,共产党革命造反,所到之处,无不烧杀抢掠。共产党的所谓革命,实属完完全全、原原本本意义上的打砸抢抓抄。这是它的本性,只用举出老百姓把共产党叫做“红胡子”这一史实足矣。“胡子”就是土匪,“红”指共产党。可见国民党把共产党叫做“共匪”,是实事求是的,是有民意基础的。“抢”在文革中出现的新奇景观是、毛泽东鼓动群众组织抢解放军的枪。这是他号召“全面内战”后,又要为“全面内战”、抢班夺权提供物质基础。正是,枪杆子里出政权。

总计,文革中打砸抢抓抄的结果,叶剑英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有部分性披露:(一)规模性武斗事件,四千三百多件,死亡时十二万三千七百多人;(二)二百五十万干部被批斗,三十万二千七百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十一万五千五百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三)城市有四百八十一万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六十八万三千多人;(四)农村有五十二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及家属被迫害,有一百二十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

其二,批斗策略阴险,伎俩卑鄙,鬼名堂繁多。

据我之见,反右派之后,毛批斗人的策略基本上是故伎重演,其特点是老一套中耍花样。反右派和反右倾同用一套“引蛇出洞”的策略;文化大革命仍是这样,只是变了个小花样,在“引蛇出洞”前又加了个“引”字,成为“引‘引蛇出洞’”。意思是说,刘少奇所以搞“引蛇出洞”,是毛泽东“引”出来的,毛要用刘引出的蛇来咬刘。但等到毛领导文化大革命也像刘少奇“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时候,他会怎么办呢?“外甥打灯笼——照旧(舅)”。不过毛可以毫不脸红地说:“你讲我不要脸就不要脸。刘派工作组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派工宣队和军宣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尽管工作组与工宣队和军宣队的职能全然毫无二致。”

毛泽东斗倒斗臭斗透阶级敌人所用的卑鄙伎俩,是集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中外酷吏史之大成。所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论从认识上的需要,还是从实践上的需要,都具有深刻的意义。

由于个人身受,耳闻目睹的不同,在认知上就有不同的侧重。例如著名右派林希翎就对“株连法”痛恨有加:

最“致命”的,是株连家人与子女:丈夫无端地受排挤,精神大受刺激,孩子也受“左派”邻居的孩子的打骂,回家问母亲:“妈妈,为什么人家叫你‘大右派’、‘坏人’,又叫我‘小右派’?‘右派’是什么东西?”林希翎说:“我这个在各种批斗和毒刑前从未流过泪的战士,在听到我的爱子向我提出这种问题时,忍不住抱着他放声痛哭了”,“虽然我在政治上从来不吃后悔药,对我所走过的道路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都从来不感到遗憾和悔恨,然而我唯一感到万分悔恨的憾事(也是不可饶恕的过错),便是我悔不该结婚和生育啊!像我这样当过‘大右派’、‘反革命’的人,乃是这个社会中政治上的‘麻风病人’,不可接触的‘贱民’,还有什么资格成家立业?有什么权利当贤妻良母?!这真是作孽啊!”问题是,这样的株连,是制服林希翎这样的不屈的反抗者,维护“专政”的有效性的必要手段:这不仅是体现了一种伦理的残酷性,更是体现了体制的残酷性。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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