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21日讯】有媒体统计，自2000年以来，大多数落马贪官都与房地产有关，在长长的房地产利益链上，寄生着太多的蛀虫，包括贪官和黑心的富豪。这个统计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人们的日常感受，从广州“房叔”、陆丰“房爷”，再到张曙光和薄熙来的海外别墅，一片片土地一幢幢房产从官商勾结的阴影下被撕开黑幕，一条条利益链在涉房贪腐的浮冰下露出水面。
从曝光的腐败案件来看，官员们除了拥有大量现金或情妇之外，都会通过房地产来攫取大量财富。几乎每个倒下的官员，除了持续刷新贪腐数额的纪录外，都有数不胜数的房产罪证一并罗列，在让人大开眼界的同时，也自然让更多人黯然神伤。正如人民论坛所言：一些官员不查都是两袖清风，一查不是浑身是宝就是房产连片，谁还敢相信腐败份子只是极少数？
今年来已经公开曝光的省部级官员贪腐案件中，几乎都与房地产开发商存在利益往来。刚刚落马的南京市长季建业，被当地人称之为“季挖挖”“满城挖”、“推土机市长”，而在城市大拆大建的背后，都隐藏着大小官员的贪婪和腐败。中国房地产行业随处可见的腐败寻租现象，是导致房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原因。
兰德咨询曾为一家资产规模达500亿元的大型房地产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受董事会审计委托，对房地产开发过程进行全面梳理研究，得出结论是，共有116个寻租点。
为了彻底梳理房地产行业中的腐败寻租现象，兰德咨询按照三级市场进行分析，一级土地开发、二级房产开发、三级经营使用。大多数企业往往将此理解为房地产全价值链。如果继续细分环节，房地产全价值链最多可以分到120—130个具体环节，其中可以明确的就有116个寻租点，基本占了房地产全产业链的95%。”
房地产行业涉及的环节多，腐败寻租者也多。除各级政府、建设、规划、房屋管理、土地管理、审计税务等部门外，房地产领域的腐败寻租者还包括银行、房地产开发企业内部，甚至还包括个体经营承包者、居民户等。
以第二级房地产开发为例，从项目获取，跑各种批文，产品策划与规划、采购招标、行销、工程建设等，每个环节都存在寻租的空间。这些寻租既有来自外部政府管理机构，也有出自企业内部员工。比如从销售环节看，保险公司以及按揭银行为了争抢业务，都会暗地向企业负责人和经办人支付好处；而广告公司、行销策划公司，甚至最近几年因为限购，各种灰色的办证、倒房号的人都会给企业员工高额回扣或者好处，这在房地产行业已经是心照不宣的秘密。
房地产相关权力部门以及官员的腐败寻租现象早已受到各方诟病。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表示，腐败寻租的手段多种多样，有合法手段如企业通过谈判、游说向政府争取优惠待遇，利用特殊政策维护自身的垄断地位等，也有非法手段如行贿受贿、滥用职权等，还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寻租手段如“乱收费”、集体寻租等。
国家税务总局曾经对7省市做过一次调查，90%的房地产企业存在着偷漏税问题，偷漏税现象如此严重，与房地产商和官员们的腐败寻租是分不开的。土地供应是腐败寻租的重灾区，由于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土地供应存在多种方式并存在多管道、无序的乱象，因而房地产业已成为官员纷纷落马的黑色领域。
实际上，在房地产市场，腐败绝不是暗流涌动，很多时候已经成为公开的必要成本。有专家曾披露，中国高企的房价中至少有30%的腐败成本。统计资料也显示，国内房地产业的毛利率一直居高不下，既使扣除腐败成本，平均利润仍然远不止100%！
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充分发达而政府不干预经济活动的国家，房地产从来就不是富豪的主要来源，房地产开发平均利润率和其他工业制造业以及服务业基本上接近，更不可能出现中国这些通过大规模圈地囤地开发房地产而一夜暴富的神话。中国是个特例，一个涉及13亿民生的领域却变成了一个富豪成堆的行业，其财富的积累又完全取决于政府官员和房地产商之间的私下交易。这种交易必然导致一个结果，谁与官员有特殊关系或与形成某种默契，谁就能够获得最好的土地，并且获得巨额暴利。
在各地房价高企的今天，千千万万老百姓一辈子的收入也已经买不起一套房子了，而大大小小的官员却在城市里占有拥有大批房子，这无疑给千千万万老百姓深重的无力感和挫败感。在房子就是硬通货的现实语境里，官员们坐拥如此之多的房子，不过是再次告诉我们，房地产领域的腐败寻租，远比我们想像的更加严重更加可怕。
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贪腐案，不经意间被曝收缴了刘志军多达374套房子，这样的消息更是让舆论哗然！374套房产，按每套120平方米计算也近45000平方米，以北京四环内不低于4万元的单价来计算，其价值已高达18个亿！
曾任福州市副市长10年的杨爱金，纪检调查组在其办公室、家里一下子就搜查出3000万元现金以及17套房产证。浙江省药监局原局长黄萌有房产84套，原山东省副省长黄胜有房产46套，广东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名下有67套，广东茂名市副市长杨光亮也有房产35套，安徽黄山园林管理局原局长耿晓军拥有房产38套，山西蒲县煤炭局局长郝鹏俊在北京就有33套，上海房管局第一副局长陶校兴在上海有房产30套，山西阳泉市城区公安分局巡警大队大队长关建军在北京有房产27套，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在杭州有房产25套，原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州长杨红卫有房产23套……
这些动辄坐拥几十套上百套房子的官员，在中国官场只不过是冰山之一角。只要对全国各地所有的房子进行一次认真的普查，相信不难发现，官员拥有的房子远远超过了老百姓的想像。事实上，官员都是房价上涨的最大受益者，其拥有的财富甚至与房价息息相关，正是因为这层关系，各地所有针对房地产的调控政策往往都是虎头蛇尾无济于事，谁也不愿意真正花力气去抑制房价。
中国房价飙升实际上与官员贪腐有直接关系，虽说房子的主要属性是居住，但许多官员通过权力获得房子只是为了洗钱和套现，因而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市场越来越脱离民生的本质，当蚁族拥挤在城市的地下室为生计奔忙为未来愁苦时，官员却轻而易举就能通过权力获得大量的房子以及花不完的黑金，从而导致了今天中国日趋严重的贫富分化，以及官民对立仇官仇富情绪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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