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1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三 本书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S”作证
[一] 受罪分类学
“有一个老态龙钟的劳改犯对我说：‘说到底，世界上的罪不外乎就是两种，死罪和活罪。’”（页十九）这个简短的概括，可真算是“说到底”了。除毛泽东一人而外，可以说, 劳改、劳教、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全国人民，绝无例外地。都是在这两种罪的受难下或威胁中过日子。
这本沉重的书却是从谈情说爱，“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页一）中开场的。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饮食男女在人类生活中，是古今未来、东西南北中、永久普遍存在的现象和温馨的话题，唯有共产党能使它变为一个十分沉重而血腥的话题。
男女的婚姻，要受到双方的组织根据档案材料给予横加干涉。作者夫妇经过斗争终成眷属；朋友黄代玉可就悲惨了。因抗不过组织的阻止，竟和她的未婚夫相拥跳河自尽。作者说：“黄代玉用勇敢的殉情承受了她的死罪，却把那漫长的活罪留给了我们。”（页二十）还有更惨烈的，作者在一九五零年六月下旬，正在人民解放军二野军政大学当一名学员，一天在水坝里游泳，忽听一枚炮弹的爆裂声，闻到一股血腥味，同时看到飘来的血丝和肉渣。到上游看到一位二十多岁的军人干部，来这里自杀，双脚已被炸掉。他参军前是南京某大学进步学生， 在“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中显示了出类拔萃的领导才能。一位低年级的漂亮女孩和他坠入情网，她俩一起参军，分配到一个文工团。“领导”发现了在舞台上手屈一指的漂亮女孩，就表示了“意向”。组织部门审查女孩的档案；问题不大。决定由“下级”出面代表组织找女孩谈话，说出一堆冠冕堂皇的革命大道理，说服她接受这位跟父亲年龄一般大的“老领导”当她的白马王子。女孩拒绝，谈话规格不断升级，始终得不到关键性的突破，最后二号首长亲自出马面谈，她亮了底牌，说早有了意中人，恋爱了两年多并一起参军。首长的回答令她大吃一惊：“这些情况我们早已知道，你放心，我们会给他做工作。”首长说：“为革命牺牲个人利益。”
就在“漂亮女孩”结婚的日子，这位青年军官引爆手榴弹牺牲了自己。（页一五八）这里的史料价值在于补写了人所未写的“五十年代初流行的婚姻程序”，（页一六二）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可以使社会学家长学问的空间。如果与共产党的“养二奶”上挂（毛泽东）下联（任一贪官）起来，更可资研究其成文和不成文的《婚姻法》。
第二篇《“叛国投敌”途中的点点滴滴》。是他忍受不了劳动教养的遥遥无期和野蛮的肉刑才逾狱逃跑的。一路之上，历尽了千难万险，而使他感受最为深刻的是处处寸步难行，时时一筹莫展。“那个年代没有身份证，社会管理却十分严格，不论买车票、船票或住旅馆，都必须出示你所在单位为你的旅行所开具的证明（农民由人民公社开），劳教队当然不可能为我们出具一张逃跑证明。”（页四十七）“没有户口，也就没有了粮食关系，这意味着国家供应给城市人口的那一份口粮也没有，虽然一个月就那十来斤，在没有副食品供应的灾荒年代，这点供应粮吃十天都不够？”（页三十五）他的每一步行动都会受到举报；国家对举报的材料和你的历史、社会关系，都有一本老账，即档案。组织、单位关系，户口、粮食关系，互相举报，档案、全民都戴上了铐和镣，全国就是一座大牢房。
一路目睹了民有饥色、野有饿殍，逼良为娼、逼良为盗，令人惨不忍睹、椎心泣血。他写的这一部分虽感人至深，但除了关于游民的论述，史料价值很大外，别的已不乏纪录，而他所写的劳改的史料，才是本书的重点，也是“独家旧闻”。
为了让读者看清楚这些“独家旧闻”，我们借用像生物学按界门纲目科属种的分类方法，来分门别类地叙述于下。但又为篇幅所限，所以只能花开两朵只表一枝，另一枝只好点到就算，割爱不表:
第一步, 把所受的罪分为死罪（自杀、被杀）和活罪；第二步，把活罪分为心灵的（辱骂、批斗、花脑壳、住黑监、假枪毙）和肉体的；第三步，把肉体的罪分为刑具的和非刑具的（饥俄、超体力的劳动、毒打、武斗似的批斗会、屡被推倒跌得鼻青眼肿头破血流）；第四步，把刑具的分为法定的和非法的；暂停于此, 我们来稍加分析：
法定的刑具有铐和镣：“戴手铐显然比戴脚镣高一个档次，而戴手铐又要分戴前铐还是戴背铐或者苏秦背剑铐，乃至于单手单脚铐，其中还得分为是戴洋铐子（两手之间有几个小铁环那种）或土铐子（以小铁棍穿插两铐之间），洋铐子又比土铐子‘舒服’一点（这说法并非崇洋媚外，切身体会而已）。戴脚镣也得分十斤镣、二十斤镣乃至三十斤镣。”（页一四三）如果再和“烟杆”相结合，那就成为法定与非法、两栖的刑具了。“这种非同小可的刑具叫烟杆，受刑者戴着它就像农村中的老年人嘴里含着一根叶子烟杆一样，因此而得名。其实那根貌似烟杆的铁棒并没有含在受刑者的嘴里，而是在他的后头，那里有个铁圈在受刑者的颈项上戴着，铁圈上有两个对称的孔洞, 用以和烟杆（铁棒）一端的孔洞匹配并拴连在一起，并用小锁锁上。这时受刑者的手被铁棒的长度局限着，只能作横向摆动而不能做纵向活动，其行动之困难可想而知。那烟杆的长短规格还各不相同，还得看施刑者对受刑者的仇恨深度而定，愈深则烟杆愈短。我见到最短的才二十多公分，戴着它就意味着受刑者的手只能在下巴颏附近作横向运动。仇恨浅一点的烟杆也可以换成一根长一点的，最长的可达五十多公分。如果用数学方式表达，可说成仇恨的深浅和烟杆的长度成反比，受刑者的痛苦也同烟杆的长度成反比。这几种规格都是我目睹过的，据说‘兵器库’里还有一种链接脚腕和颈项的烟杆, 只要想一下成天屈着腰杆受刑的味道，就令人毛骨悚然，别说亲自受用，幸好这只是犯人间的传闻而已。”（页一零二）
还有一种床，“床名叫刑床，它是当年那些死刑犯专用的床，全由厚铁皮制作，上身和下身两大板块合成，上身的两侧各有铁环一个，专为铐手腕而设计，下身也有两个就是铐脚腕的了。如果将此床竖立起来，手脚靠在床上，蓬头垢面的犯人，肯定与在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相像。这床的上半身可以立起来，使犯人除睡以外还可以享受‘坐’姿，只是在屁股下面有一个椭圆形的洞，该犯的大小便经由这个洞泄到体外。”（页三一六）
非法的刑具中，“捆，俗称‘挨绳子’，也是我们的国粹之一。坦率地说，我对这种酷刑深恶痛绝，也许因为我生性顽劣，我挨过的绳子的确不少？棕绳和麻绳捆起来的感觉并不一样，粗绳子和细绳子捆起来的味道更不相同，如果用细绳子捆紧后再浇水将绳子淋湿，感受更是具体（其实何需浇水，受刑者流出的汗早已将绳子浸湿, 本人深有体会）。捆的时间长短则与疼痛程度成正比（但有临界点，如受刑者已昏死倒地，则疼痛将降为零，施刑者此时用氨水置受刑者鼻下以使苏醒，顿时其疼痛度又上升为一百，本人终生难忘之体会）。而穿着厚衣服或者薄衣服乃至于打赤脚受刑者感受的麻辣汤又别具风味。在挽绳子的方法上如在胳膊上饶三圈还是两圈，从颈背后往上提升到什么高度使受刑者感到最疼、次疼和微疼又另有学问。本人对法律可谓一窍不通，只是在法律对我反复而长期的实践中得到一些感受。我见过一个姓何的成都暴牙齿在监舍门边的一棵树上被捆了一个通宵，嚎叫了一个通宵；我还见过一个姓蒋的逃跑犯被捆得上身起水疱甚至睡衣脱不下来。总之，这种强力阻止血液循环而给人的椎心刺骨，别说我辈凡夫俗子，就是李逵、鲁智深也会疼得在地上打滚，张飞、岳飞也会疼得撞墙跳岩。（页一五一）无怪乎一位老革命说：“日本人、国民党的监狱我都住过，都没有我们党做得绝灭人性。”
[二] “罪”有应得
作者自我嘲讽地说：“我先后蹲过的看守所、劳教和劳改厂矿企业、农场、医院、集训队总计十一个，时间共二十二年另七个月加十三天（自反右斗争第一日被斗之日起到收到平反裁定书之日止），他几乎占用了我充满活力的青壮年时期。如果用这些岁月读大学，估计最少可得四个博士学位。我想说的是，由于我生性好学，又被专政了这么多年，如果世界上某个国家的学术界设立一个‘被专政’专业，而我张某‘攻读’该专业二十余年，还拿不出两篇有分量的论文，挣个什么学位，弄一个像模像样的职称，那我这辈子真正是白活了。”（页一零一）
我们的这位张先痴先生，用尽自己的青春年华，对别人说是叫做“呕心沥血”，对他来说是死几死、活几活，应该叫做“斩头沥血”，致力于“被专政”的“研究”。应该说，封他为这个专业的博士生导师，是“（他所受的）罪有应得”。你单从张博导讲的《刑具学》，即可浩叹其造诣之深了。他无论讲什么都是系统成套、细致入微、高而可测、深而不奥、他打过交道的专政机关有派出所、收容所、看守所、游民改造农场、天津市火车站政法研究室和正规的劳教、劳改场所：在这些场所最受罪的是集训队（也叫严管队）；住的监房有大监房、小监房、最受罪的是黑监房（很少能活着出来）；受的刑罚, 已如上所述，不过却存缺了每日每时发生的? 就像空气那么弥漫的语言暴力、劳教劳改分子受到的、铺天盖地的语言侮辱、恐吓，使他们产生了“抗贬性耳朵”和刀枪不入的“国防脸皮”。（页一七三）
而张博导更突出的特点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实践经验特别丰富，而且身教重于言教，能够讲得“入骨四分”？这是在国际上？任何别的博导所难以企及的？比如他上面所讲“挨绳子”这一课题，就以自己的身体为教具，介绍了生动感人的直观材料，这就把活生生的现场搬到了教室:
斗争大会是在部队门口一个石板地坝上举行，指导员讲了话之后那位解除教养分子和炊事班长两位营养过剩的分子，取出一根质地精良的细绳对我实施捆绑，解除劳教分子那段时间因为协助政府惩处各类违纪分子，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捆绑经验；炊事班长心灵手巧、力大无比、配合得丝丝入扣，很快便达到入“骨”三分的理想境界。不到十分钟我已大汗淋漓丑态百出，呼妈喊娘丢人现眼，到了这个地步，那位解除劳教分子还去舀了一盅水来，浇在麻绳上，使它进一步收缩，以便入“骨”四分。
多年来，一直使我感到纳闷的只是这类可圈可点、精美绝伦的代表作，常常出自受凌辱的同类之手，干部们通常只在一旁欣赏着“狗咬狗”的表演？不知这件事是不是和古代罗马贵族在角斗场观看奴隶角斗士互相厮杀有血缘关系。总之，我被捆以后，在我两只手腕上都留下三圈血痂，后来血痂脱落，又变成三圈黑色的疤痕，历时两年多才慢慢褪净。（页四十六）
张博导循循善诱，引人深思：“他为什么纳闷？”古“文论”有言：“令人惊不如令人喜，令人喜不如令人思。”我们的博导全占了。
作者使此书成为认识“劳改”这个范畴的一部小而全的小小百科。
全书的重点，是叙述劳改（包括劳教）的制度与职能的各个方面，揭露其凶恶、邪恶、丑恶及其罪恶滔天，绝灭人性：凶恶是指残忍、邪恶是指阴险、丑恶是指无耻。书中所指出的和没有指出的，共产党的所有罪恶都是如此。无论智商高下，谁读到这里，也不能不说“住监狱真受罪啊”！可是你看：
“那天中午，我们七十六个人出工抬石头，收工回来时在哨兵眼下依次报数，结果多出一个变成七十七个。值班看守兵令我扪重报，我们只得列队再报一次，这样反复报了三次仍然多出一个。显然这也是另外一种性质的突发事件，一般的突发事件是逃跑掉一个，由七十六人变成七十五人倒偶有发生，而多出一个则简直不可思议。因为很难设想有人愿意混入劳改队来受苦受累外加受气。”
开饭以后，暂缓出工，唤来了中队长、指导员、管教干事、生产干事整套班子，再加上一个排的“战斗力”，全部聚集在操场，中队长拿出花名册逐一点名，点一个就站一个到另处。干部、士兵一个个聚精会神，目不转睛，想看一看究竟会出现一个什么奇迹。结果硬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矮个子没有点到名，铁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个“伪劣假冒”。
几天以后，有位实事求是的干部在教育犯人要知道好歹时透露，那是一个想到劳改队来混饭吃的农民。干部说：“别抱怨你们吃不饱，那个农民想吃还吃不上哩，嘻嘻。”（页三零三）
无独有偶。一个犯人名叫吴大肚。
此人寡言少语力气特大，干任何农活都十分卖力，而且是我见到的真正出自内心感谢政府判他刑的人。他在农村常年饿肚皮，他家附近有一个平泉劳改农场，规模庞大，吴大肚仰慕已久，他想进去劳改又不得其门而入。七十年代初，在他家乡的公路旁，立起了一座毛主席语录牌，上面隽刻着奉若神明的“最高指示”。在一个春光明媚的吉日良辰，吴大肚手执一把二锤，用尽全身之力，对着一块语录牌好一阵猛砸，终于将它拦腰砸断。吴大肚扛着二锤便去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最后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二十年，拿着判决书等于拿着一张二十年不致饿死的饭票，他高兴得几乎要高喊吾皇万岁。
我一直认为吴大肚是个好人，他比前叙那个想混进劳改队吃饭的矮个子勇敢得多，也果断得多。遗憾的事，他毕竟只是一个可怜虫。不过我又想，如果一个社会使人越来越蜕化成低等动物或者工具，应该遗憾的就不是吴大肚了。（页三零四）
无独有偶，鼎足而三，再三再四——我的老师是判刑二十年的反革命右派，他也曾告诉过我“农民混进劳改队”的故事，我自己所在的农场，也有此经历。
如果古人说：“苛政猛于虎”；那么，今人就该说：“极权下的生活猛于监狱”。
一切有志于中国当代史研究的朋友，应该收集利用这些难得的、全面而系统的素材，来研究中共的国家绞肉机，它的构成、运转和罪恶及其消亡。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