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从新快报事件看索多玛之城的法治之路

【新唐人2013年11月4日讯】所谓“扒粪运动”,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当时美国一批记者致力于追踪黑幕,揭发丑闻,让时任总统希欧多尔•罗斯福很不爽。在一次演讲中,罗斯福把这批记者比作英国作家约翰•班扬笔下的一个反派人物:他从不仰望天空,只手拿粪耙埋头打扫地上的秽物。

罗斯福对扒粪运动不爽很正常。没谁愿意自己的每个毛孔都被人曝光,干啥都束手束脚。中国如此,美国也一样。区别不在于个人感受,在于整个体制的应对。美国的体制显然很“无能”,无论罗斯福怎样不爽,都不能调动“国家队”展开有效反击,所以他的毒舌毫无杀伤性。记者们非但不怕,反而引以为乐,欣然接受了“扒粪者”这个称号,并流传到今天。

当下中国也有扒粪运动,但中国的扒粪运动不会如此幸运。最新也最生动的个案,就是《新快报》事件。记者陈永洲在他供职的《新快报》上连续发表对上市公司中联重科的“负面报导”,而遭长沙警方跨省追捕,先抓后审,再“押上”央视向全国人民自证其罪,随即全国记协谴责,《新快报》道歉。陈永洲和《新快报》,反而自己被扒成了粪。

这可能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捩点,不仅是财经类媒体的转捩点,更是整个舆论监督即扒粪运动的转捩点。市场化媒体开创了中国的扒粪时代,领军的是《南方周末》。2002年南周张君案报导,彻底激怒“各路诸侯”,他们联名上书要求对南周严加管束,便有了当年南周的改组。这不只是南周之挫,更是扒粪运动尤其调查报导之挫。各路诸侯至此终于可以松口气。

但是他们的好日子并不长,因为互联网的势头很快盖过传统媒体。尤其微博的兴起,更把扒粪运动升级为一场空前规模的人民战争。先是网路举报,随后传统媒体跟进,导致“表叔”、“房叔”纷纷落网。官场人人自危。最经典的例子,是李克强到芦山察看灾情,陪同的县官怕被媒体聚焦,悄悄把名表先摘下来藏进裤袋,但表在手腕上留下的白色印记仍逃不过线民的眼睛,结果引来更多笑骂。愤怒在官场汹涌,反弹的能量在官场聚积,扒粪运动的一场新劫难已是在所难免。

“净网行动”火山般爆发,也就完全符合逻辑了。什么意识形态,什么抢占高地,统统借口而已,各路诸侯的脑仁中哪有意识形态的位置,早被利益给塞满了。所谓“净网行动”,说白了无非是反击扒粪的还乡团大扫荡。新账旧账一起算,大V小V同时抓。网路舆论尤其微博一落千丈,原来高潮迭起的网路举报,更是风流云散,大势遽然逆转。

这根本是一场丛林战争,而且是狼对羊的战争。可能连各路诸侯自己也清楚这点,所以一方面赢了,一方面赢得特别心虚,生怕人心不服。而只要人心不服,就显然治标不治本。

就在这当口,来了《新快报》事件,给新阶段的反扒粪运动客观上提供了契机。

新阶段的反扒粪运动,最大升级是对扒粪运动的污名化。扒粪运动的最大力量来自它的道德形象,即它代表社会良心,目的是社会正义,因而天然占据道德高地。对扒粪运动釜底抽薪,就必须彻底消解扒粪的道德形象;以其道还治其身,以扒粪对付扒粪。这并非不可行,因为索多玛之城,能有几个义人?本来中国的腐败,很大程度上是全民腐败,几乎所有行业,包括历史上形象最好、最受尊重的医生、教师等行业,都整个沦陷了。传统媒体尤其游走于灰色地带的财经媒体,怎么可能例外?要反过来扒他们的粪,能有多大难度?

这招数,其实“围剿”薛蛮子时已经初露锋芒。《新快报》事件中官产警媒一条龙,组成污名化扒粪者的神圣同盟,共同发力一气呵成,迫使扒粪者按下自毁按钮。这甚至比薄熙来的黑打都更黑,毕竟薄熙来还要“公检法联合办案”,而这次电视播报即可,连法院和检察院都统统靠边站了。无怪乎有网友嘲笑说,中央电视台该改名“中央电视法院”了。

对这奥秘,《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最早说破。薛蛮子事件之初他就断言:“不能完全排除官方是在通过抓嫖娼‘整’薛蛮子。”他据此警告批评者:“自己的屁股一定要干净。你如果真有短,又逢官必反,早晚会搞砸。”一语成谶。随着《新快报》事件的“一锤定音”,污名化扒粪媒体的黑打战略正式启动。你敢扒官场的粪,官场就可能扒你的粪,把你弄到跟他们一样脏。除非你是圣人经得起扒。

这就是当下中国扒粪运动的现实困境。肉食者集体抱团,开动整个暴力机器反制民间,跟民间斗狠,跟民间比烂:我烂你也烂,彼此彼此,哪有什么正义。扒粪运动被搅成了一场泥潭混战,扒粪运动的正义性被消解,也就很难指望社会的信任和支援,不仅很多本来满怀期待的民众会失望地纷纷走开,有话语权的精英也往往闪避,生怕连累了自己的羽毛。譬如《新快报》事件,央视新闻播出陈永洲认罪的节目后,马上就有人庆幸自己没有声援《新快报》而自居英明。

自己不是完人但要求扒粪者是完人,自己不英勇但要求扒粪者英勇,这是庸众的普遍心态,肉食者制造的泥潭混战因而确实有市场。中国的扒粪运动尤其传统媒体的扒粪运动,已经走过了它的牧歌时代,不再那么理想单纯不再那么罗曼蒂克。肉食者更专业更精准的狙击,公众的狐疑,自己阵营的鱼龙混杂,所有这些问题都集中爆发并且彼此纠缠。那么出路安在?

惟一的出路,只在程式正义。如果对所有当事方都信不过,这怀疑精神并不为错,因为现实之诡异确实超出常理。但这不等于可以放弃一切信任,放弃扒粪,因为这正中肉食者的下怀。如果不信任所有当事方,请相信法治;如果不愿为所有当事方背书,请监督执法者为法律背书。当所有人都靠不住,靠得住的就只剩下程式,那么请用程式制约所有的人,尤其是掌握公权力的人。

其实,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法治,是单单靠道德理想、靠圣人建立起来的,都是满怀私心的各色人等,穷尽丛林之战之后,为了避免同归于尽,为了共存,不得已达成的妥协,不得已选择了程式正义即法治。法治原本就不是主要起源于高尚,而主要起源于晦暗难明的利益博弈。所以,肉食者用扒粪对付扒粪,把扒粪者弄到跟自己一样脏,把世上所有的高尚、所有的道德理想都涂黑,又有什么意义?这难道不是更证明程式正义即法治之刻不容缓吗?不是更证明人治之倒行逆施吗?

所以,我们原本无须相信任何人,我们最该做的,就是坚定不移地呼唤程式正义,呼唤法治,在每个公共事件上,在每个公共事件的每个细节上。

回头再说《新快报》事件,是的,这中间可能没有一个义人,可能都恶。但纵然如此,仍不能一锅煮,仍有小恶大恶之分。最大的恶,就是能够不择手段用违法方式对付所有小恶的恶,即公权力之恶。我们不是上帝,不可能同时向所有的恶开战,但我们可以而且必须集中力量狙击大恶,因为大恶才是对所有人、对公共安全最大的威胁。我们无须声援《新快报》,但我们必须在法律上死磕,必须用程式正义检验执法者的每个执法细节。这不是为了陈永洲,不是为了《新快报》,这只为了法治的尊严,每个人的尊严,归根到底为了我们自己的尊严。

没有几个义人的索多玛之城,不会有多少真正的义战,更多是恶恶相磨。但纵然是恶恶相磨,也并非没有公共意义。从恶恶相磨中精确地把握义的机遇,从恶恶相磨中拓展义的空间,通过恶恶相磨不断地趋近义即趋近法治,这可能是索多玛之城通向法治的不二法门。

这就要求我们多一些雅量和容忍,而不能过于优雅、不能那么纯而又纯、不能那么道德完美一味苛责小恶。总而言之,不能因为是恶恶相磨就都走开。因为恶恶相磨走开,因为小恶原谅大恶,甚至为大恶不择手段地对付小恶而欢呼,你就等着自己沦为口鱼的那一天吧──你也不是义人,你也不会没有一点小恶,选择性对付小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为你准备。不要等到真到了那一天,才来说后悔。

(网路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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