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19日讯】1979年的一天，一位老人在浙江海宁县的一间四平方米的小屋里悄然离世。临终前，他喃喃地吟出了屈原《离骚》中的一句诗：“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他就是原中华民国最高检察长杨兆龙。
司法界的新星
1904年出生于江苏金坛县的杨兆龙，自小就十分聪明。 1922年考入燕京大学哲学系，后转入上海东吴大学改学法科。 1926年加入国民党。 1927年毕业后，受聘上海政法大学教授，并任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及租界上诉法院推事（法官）。史载，在法院任职期间，他不畏强权，秉公执法，常常与陪审团针锋相对，将有罪的洋人绳之以法。因他常在华洋诉讼之争中与外国陪审领事发生冲突，两年之后便被解了职。不过，他在任职期间所写的不少判词，都被收入了当时在国内颇具影响的《东吴法学季刊》。
1931 年，杨兆龙考入南京政府的司法行政部，未久任秘书处科长。鉴于他在中国司法界的清誉及坚实的法学理论根基，经司法行政部官员郑天锡的引荐，1934 年他被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破格录取为博士研究生，专攻英美法学。翌年5月，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司法制度之现状及问题研究― 参考外国主要国家之制度》 ，在其院长庞德及他的导师摩根主持的答辩中，以“优秀”的成绩获得SID博士学位。时庞德院长曾当面夸奖他说：“在此之前，中国人还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系统地研究中国当今的司法制度。你是我亲自主持考试的第一个中国人，东方人的思维方法，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同年，时为中国驻英大使的郑天锡赴欧考察并出席有关会议，杨应邀以“中国司法代表团”团员的身份参与，后由他撰写了考察报告。
1935 – 1936年，他转至德国柏林大学随著名的库洛什教授研究“大陆法”，并获得法学硕士学位。此时，三十刚出头的杨兆龙，已通晓英、德、俄、法等八国语言，为中国司法界与外交界所嘱目。结束了柏林大学学业，杨兆龙回国后即被聘任为国家资源委员会的专门委员。抗战爆发后，他着手研究抗日问题，并奉命起草抗战时期的国家《总动员法》 、《军事征用法》 草案。1938年，他随国民政府迁至武汉，与萧一山共同主编《经世》杂志，并与杜幸明等人组织“哄建研究会”，提倡“致革政治，实行民主，振兴实业，积极抗日”。
法学界的栋梁
刚刚30出头的杨兆龙在结束了柏林的学业后回国，被聘任为国家资源委员会的专门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他奉命起草国家《总动员法》、《军事征用法》等草案。此后，他先后担任了西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并兼任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朝阳法学院教授。
抗战结束后，他完成了《联合国宪章》的中文本翻译，并任司法行政部刑事司长，主持起草《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等。 1948年，杨兆龙被海牙国际法学院评为“比较法学”专家。当时全球获此殊荣的共50人，中国有两人，另一人是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宠惠。
因不堪国民党官场内部的矛盾，1948年底，杨兆龙决定脱离官场，去大学任教或专事法学研究。正在他向司法行政部辞职之际，却忽然接到了代总统李宗仁的一项任命，任命他为国民政府最高院检察署代理检察长。他将此事告诉了妻子沙溯，沙溯无意中透露给了自己的妹妹沙轶因。沙轶因是中共地下党员，遂将此消息报告给了中共组织。中共于是派人去说服杨兆龙接受任命，并借此营救被关的中共党员。起初，杨兆龙并不愿意，但碍于亲情，最终还是应允。
杨兆龙任职后，以“释放政治犯”可表明国共和谈诚意为由，多次去说服李宗仁。最终李宗仁同意释放了全国约万余人被关的政治犯，不少是中共党员或亲共人士。
效力中共的悲惨结局
1949年，中共占领南京前夕，国民党政要纷纷前往台湾。此时陈立夫的妻子也给杨兆龙夫妇送来了两张去台湾的机票，与此同时，杨兆龙也接到了哈佛的邀请信。杨兆龙正在踌躇之际，陈修良亲自找到他，说共产党不会忘记当年帮助过他们的人。她希望他能留在大陆，以他的所学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服务。在妻子和中共相关人员的劝说下，他还是决定留在大陆。这一决定注定了他此后的人生悲剧。
留下来的杨兆龙将国民党最高法院检察署的档案全部保存了下来，并移交给了中共解放军南京军管会。1950年，在南京大学任职的杨兆龙被选为南京市人民会议“特邀代表”，并以法学家的身份写了建议人民政府迅即起草《土改法》的议案，以规范行将展开的土改工作。然而，时任南京市委书记的柯庆施对此提出了批评，因为在其看来，一个做过国民党司法高官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对共产党“奢谈”什么“立法”。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杨兆龙被分配到复旦大学外文系担任俄语教授，原因是他以前学的都是资产阶级的法律，“不利于培养无产阶级的接班人”。他虽然很不高兴，但还是服从了安排。
1957年整风反右开始。当时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应邀出席了陆定一主持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陆于会上特别强调共产党人热忱欢迎党外民主人士的批评建议。这之后，他便在一些民主党派召集的座谈会上，言无遮拦地谈了一些有关党的工作作风及民主法制方面的问题。当年的《新闻日报》 、《文汇报》 约请他写一点有关中国法制的文章，他便将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稿整理成文。其中主要有两篇：《法律的阶级性与继承性》 、《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立法问题》 。后一篇文章交由《新闻日报》 发表时，编者替他改了个标题：《我国重要法典为何迟迟还不颁布？》 ，原标题变成副题。谁也没想到这一下子就惹了大麻烦！
这年6月，随着反右斗争在全国展开，杨兆龙这两篇文章，尤其是那篇从标题语气上似乎是在责难政府于立法上“行政不作为”的《为何》 文章，很快就遭到了诸多报刊的猛烈批判与严厉谴责。他不仅被打成了“右派”，还于1963年9月被公安局逮捕，1971年6月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直至1975年12月才获释。在此期间，他的妻子自杀，三个孩子也被划成“右派”，其中两个儿子后又以“反革命罪”入狱。真真是家破人亡！
1979年，昔日的才子、显赫的国民党高官在四平米的小屋中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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